本文摘要：[摘要]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翻译始终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这种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上世纪之交将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及民主的概念引入中国，更体现于促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诞生。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摘要]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翻译始终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这种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上世纪之交将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及民主的概念引入中国，更体现于促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诞生。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及改革开放进程中，翻译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并且仍将借助于翻译更为广泛地在全世界传播。在当今时代，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文化和文学也在努力走向世界，进而为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学的重新绘图作出更大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在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全球化”，以及将中国文化和人文思想推向世界的进程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翻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全球化
1.引言
毋庸讳言，一个国家要想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就必然向先进的国家学习先进的东西，而翻译则是最重要的手段。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翻译的中介进入中国的一种重要的思想理论学说，它在进入中国之后，也经历了一个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过程。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翻译始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种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上世纪之交将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及民主的概念引入中国，而且还体现于使中国跻身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马克思文学论文： 马克思异化概念的理论渊源、特质及其内涵
在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以及在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翻译也一直发挥了巨大的和有效的作用。毋庸置疑，在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目前正经历着某种“脱贫困化”(depovertizing)和“去第三世界化”(de-third-worldizing)的过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的文化和文学也在努力走向世界进而为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学的重新绘图作出更大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说来，翻译在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全球化”，以及将中国的文化和人文思想推向世界的进程中扮演了或将继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实践
从跨语言、跨文化的角度来比较研究不同文学的尝试既是一种语际翻译，同时又是一种文化翻译。按照沙特尔沃斯(Shuttleworth)和考威(Cowie)的定义，“翻译通常的特征是具有隐喻性的，在众多比喻中，常被比喻为玩弄一种游戏或绘制一张地图”(ShuttleworthandCowie，1997:181)。
显然，他们在这里所说的翻译并非那种居于语言文字转换层面的“文字翻译”(verbalrendition)，而是一种具有文化协调和变异层面的“文化翻译”(culturaltranslation)。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经历了这样一种“文化翻译”，并且与译介者的主观理解和阐释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里，翻译这一术语更带有文化和隐喻的特征，而较少带有语言文字转换之意，因为在我们看来，翻译激发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去进行革命，当然这种革命并非仅体现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命，同时也包括语言和文学上的革命。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与新文化运动(1915-1923)的爆发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在那场以文化为旨归的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也伴随着各种国外的先进科学和文化思想进入了中国，同时也预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开始。
在新文化运动中，那些重要的思想家和人文学者或者在西方或日本受过教育，或者是有着深厚的西学造诣的学者，例如胡适、陈独秀、鲁迅、蔡元培、钱玄同和李大钊等，他们为了打破旧的传统，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发起了“反传统、反儒学和反文言文”的思想文化运动，试图通过这场运动达到全面促使中国步入现代化的目的。他们充分运用了翻译这一有效的武器将当时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理论思潮统统介绍到中国，从而大大地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那场运动中，或者说甚至在那之前，这些知识分子就已经帮助发起了大规模的翻译西学的运动，诸如尼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这样的欧洲思想家在中国学界高视阔步，其著述频繁地在中文的语境下被引用和讨论，几乎当时所有主要的中国哲学家和文学家都受到他们的影响和启迪。
我们一般说，新文化运动从西方引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如果说科学和民主的引进主要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科学和民主进程的话，那么“胡先生”(humanism)的引进则直接促进了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性。人文主义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条重要线索。陈独秀这位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亲自创办了进步杂志《新青年》，专门发表一些介绍或翻译当时先进的西学思想的文章，旨在启迪中国人民的觉悟，推进中国的科学技术及人文思想的发展。他们的努力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规模介绍和传播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此外，新文化运动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的创立。
因此就这一点而言，翻译扮演的是一种启蒙和拯救大众的角色，起到了将中国人民从黑暗和愚昧中解放出来的作用。鲁迅作为率先将西方和俄苏的现代思想观念引入中国的先驱者，在文学革命中也充当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他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直言不讳地认为，自己的小说创作之灵感“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鲁迅，1989:512)，此外什么准备都没有。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的创作灵感绝不是来自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而是来自外国文学，因此他身体力行，在文学创作之余，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我们从今天出版的《鲁迅全集》不难看出，这些译著在其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因为在鲁迅看来，只有大规模地将外国文学和人文学术著作翻译过来才能促使中国文学和文化更接近世界。另一些五四时期的思想家和作家，如胡适和郭沫若等，也通过大量地翻译西方文学和理论著作强有力地解构了传统的中国文学话语:胡适通过为《新青年》编辑易卜生专号而率先将易卜生及其剧作介绍到中国，并翻译了他的一些剧作;而郭沫若则将一些重要的西方作家，如歌德和惠特曼等的重要作品译成中文。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都充分利用翻译为工具来启迪人民大众，并且在各自的领域内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翻译本身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原先力求忠实地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纯技术层面的转换演变成为另一种形式的作用更大的政治和文化层面的翻译甚至阐释。
学者们关注翻译不仅因为它是一种语言的技能，更因为它是一种推进革命事业的文化变革策略和政治武器。甚至在当今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一些主要的学者依然十分重视通过翻译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文学成果介绍到全世界。因而在当今时代，翻译的功能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显得日益重要和必不可少。就文学和文化而言，正是由于大规模的翻译运动才使得中国现代文学越来越接近世界文学。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思想史上，翻译无疑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角色，但是这种翻译形式不同于传统的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转化，它实际上更是一种通过语言的中介而实行的文化变革。
通过这样一种文化翻译，一种新的文学和文化诞生了，它既不同于自己的传统，也有别于同一时期的西方文学和文化。它应该被看作是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流与碰撞的一个产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共产党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最终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著作从德文原文全面地译介到了中国。但是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马克思主义就已进入了中国。而且马恩著作早期的翻译并非从德文原文译成中文，而是通过日文或俄文的中介。
早期翻译马克思著作的译者包括熊得山(1891-1939)，他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将马克思的一些著作从日文译成中文。他于1922年2月15日创办了《今日》杂志，由北京新知书社发行。他本人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了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手段。他翻译的马克思著作包括《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的社会学说》《国际劳动同盟的历史》等。熊得山曾一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随后不久便脱党。(胡为雄，2013)因此我们今天在党史中就将他的名字屏蔽了，但是无论我们如何评价他的功过，至少他在将马克思的学说译介到中国是立下汗马功劳的。
另一位译者朱执信(1885-1920)也是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的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早在1906年，他就从日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述。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等理论有着独特的理解。(胡为雄，2013)与此同时，他基于自己的能动理解和阐释，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可惜的是朱执信英年早逝，未能在这方面有更大的贡献。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积极地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热情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他于1919年为该杂志编辑了一个专门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专辑。在这本专辑中，李大钊发表了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早在1918年至1921年建党前，他就发表了数十篇(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或著述，对马克思主义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陶亚非，2003)他首先在文章中交待了他本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我平素对于马氏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今天硬想谈“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僭越的很。但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
“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若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误解。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极其贫弱，而自一九一八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
(李大钊，1919)确实，在当时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虽然有一些但对之的研究并不多的情况下，向广大读者介绍马克思主义对他来说也并非易事。这一方面是因为李大钊十分精通日语，英语也懂一些，但德语不行，他只能借助于翻译成日语和英语的马克思的著作再次译述。其次，李大钊认为，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各国学者对之研究的积极性也大为提升。第三，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发挥它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撰写这篇文章就更有必要。
可以说，在当时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介绍性著述中，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实在是凤毛麟角，它“全面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并全面深入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张国，2018:7)，因此所起到的启蒙作用和所产生的社会反响自然不言而喻。李大钊(1919)在简单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弊端后指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因此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如何重要，也就可以知道了”。
显然，李大钊是接受马克思的这个经济学观点的，对其主张也是十分赞同的。他的这篇文章除了客观忠实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思想外，还对支撑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基于自己理解的阐发。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
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 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为主动;属于人类意识的东西，丝毫不能加他以影响;他却可以决定人类的精神、意识、主义、思想，使他们必须适应他的行程。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即生产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李大钊，1919)我们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介绍来看，他并非简单地译介，而是带有自己的主观理解和能动性阐释，因而表现出他本人鲜明的倾向性。就李大钊当时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的地位和影响来看，他的这篇文章对所有对马克思主义有些兴趣但并不了解却又很想了解的人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虽然李大钊并非阅读马克思的德文原著，但是他凭着自己敏锐的理解力，比较准确地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核心，并且影响了同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青年毛泽东，使他以及他的那些不能阅读外文原文的青年同伴们接触到马克思的著作。因此我们应当说毛泽东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或通过李大钊等人的翻译和阐释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特征就在于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教义与儒学的一些教义在一定程度上加以结合，形成了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晶就是毛泽东思想。
3.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成果
毋庸置疑，在促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最为卓越的贡献，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中发展了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使之形成了独具特色并有着广泛世界性影响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在西方以毛主义(Maoism)著称，实际上指的就是毛本人的思想和理论。
只是西方学者建构出来的“毛主义”与我们所用以作为各项工作指导方针的毛泽东思想有着很大的差距。(WangNing，2015)它也是一种经过“翻译”和阐释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从中国语境中发展建构的毛泽东思想到西方语境中建构出的毛主义的发展演变，自然也离不开翻译的中介，同时更离不开译者的主观阐释、发挥和建构。就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而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应该是他的代表性著作和指导中国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批评的纲领性文献。虽然毛泽东主要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但是他在强调建设革命文化的同时并不否认新的文化应当继承和发展古代的和外国的进步文化。
毛泽东从不反对学习外国文学，但是他关心的是中国应该引进什么样的外国文学。由于他的外语能力有限，他不可能像马恩列斯那样广泛涉猎世界多国文学作品，他不得不依赖翻译，而且即使通过译文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也十分有限。在整个《讲话》中，他仅简略地提及了一部俄苏文学作品，就是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迎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毛泽东，1991:848)显然，较之马恩列斯等经典马克思主义者，他所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确实不多，因而在他的著作中很少引证外国文学作品，而是大量地旁征博引中国古代的文史著作和典故。即使如此，他仍然坚持要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他的态度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总之，在新中国诞生前后，翻译外国文学及理论著作主要根据国内的需要。在旧社会，当中国处于贫穷落后状态时，中国文化和文学也被看作是落后的，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几乎不占有什么地位，因而作家和人文学者便号召大量地将外国文学作品译成中文，以促使中国现代文学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并最终走向世界。
而现在，这种情形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中国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很强大，因而对知识分子来说一个当务之急就是重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这样翻译在促使中国文学和文化更接近世界文学和全球文化主流方面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然而所不同的是，此时的重点已经从将西方文学译成中文转向了将中国文学译成世界上的主要语言。虽然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启迪下形成的，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也经历了一次反向的旅行，即从中国走向世界，从而实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在整个20世纪，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与毛泽东相比。毛泽东思想不仅影响了法国的阿尔都塞、萨特等法国理论家，即使对波伏娃这样的女权主义思想家和巴迪欧这样的毛主义者也有着极大的启迪和影响。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结构主义理论家和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谈到毛泽东及其新中国的成就时，满怀深情地回顾了她首次访问中国时的观感和对中国的好奇和兴趣，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景仰和崇拜。(尹庆红，2010:318)此外，毛泽东的学说也吸引了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他每次到中国来访问讲学，都要寻访毛泽东的足迹，以便表达对这位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敬意。
在今天的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毛的崇拜者更是数不胜数。这不仅与他的个人魅力有关，更是因为他的思想和理论对这些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影响。在中国的所有外译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中，毛泽东著作的外译数量最大，所涉及的语种也最多。
据不完全数据显示，除中国之外已有数十个国家建立了近百家专门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机构。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版的毛泽东研究论著已达1600多部，论文超过了一万篇。中国的外文出版社也不遗余力地在全世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各种版本，但是大多数毛泽东著作的外译还是国外学者主动发起并承担的。他们之所以关注毛泽东及其著作，主要是为了通过对毛的了解来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展，进而从中国现象来看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
4.“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
90年代初，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全球化在中国登陆，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既然全球化也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一个概念，因而它本身也带有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简单地推断:全球化就是西方化，而西方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化，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有着最强大的经济和最有影响的政治和文化的西方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错的，但是持这种看法的人却忽视了另一个明显的因素: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帝国的霸权思想文化通过翻译迅速地深入到非西方社会;而另一方面，非西方的文化观念和价值标准也通过翻译缓缓地渗入到帝国的中心。
如果我们今天重新审视五四运动的正反面经验教训的话，我们便会得出一个暂时的结论:五四作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在大量引进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和理论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将中国文化和文学推介到世界上。我们今天不仅需要严复、林纾、傅雷这样的致力于外译中的翻译大家，我们更需要辜鸿铭、林语堂、杨宪益这样的以中译外为主的翻译大家，因为他们的努力和辛勤耕耘使得中国文化和文学为世人所知。
这也应该是中国的比较文学和翻译学者研究的课题，因为对于比较文学学者而言，翻译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但是至于如何将中国文 学译介到世界上，尤其是译介到西方或英语世界，则不同的人抱有不同的看法。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翻译者，我们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译介到世界上，从而向全世界谋求发展的民族和国家提供中国的宝贵经验，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双向旅行:从西方来到中国，然后从中国走向世界。可以说，毛泽东所创立、并经过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发展起来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经历的“全球化”进程也值得我们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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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ang，Ning.Introduction:GlobalMaoismandculturalrevolutionsintheglobalcontext[J].ComparativeLiteratureStudies，2015(1):1-11.
作者：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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