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良好社会风尚的培育和树立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亦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和保障。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废旧立新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促使社会秩序、社会风气、社会心理和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
[摘要]良好社会风尚的培育和树立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亦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和保障。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废旧立新”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促使社会秩序、社会风气、社会心理和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与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成为人们的共同心理，爱党爱国、平等团结、和谐友爱、勤劳奋进、科学健康、文明进步等新风尚、新气象在全社会逐渐形成，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建设发展创造了良好“硬环境”和“软环境”。这既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成效的集中体现，更是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坚实基础和强大动力。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社会建设,社会风尚
“社会风尚是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社会成员在某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共同性，是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它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某一跃居突出地位的社会风气所产生的一种文化效应场。”[1]它无疑也是这一特定时空社会成员核心价值观的直接反映。培育和树立良好社会风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亦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和保障。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除恶务尽、荡涤污泥浊水、治理社会问题等“废旧”运动与发展社会事业、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建立社会新生活的“立新”举措，根本改变了社会生活，重建了社会秩序，重塑了社会风气，转变了社会心理，形成了新的社会治理体系;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与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成为人们的共同心理，爱党爱国、平等团结、和谐友爱、勤劳奋进、科学健康、文明进步等新风尚、新气象在全社会逐渐形成，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建设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这既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成效的集中体现，更是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坚实基础和强大动力。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重温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培育和引领的社会新风尚，对新时代树立和弘扬社会新风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风尚塑造之魂：培养主人翁意识与新的政治认同
“任何一种政治统治只有在获得广泛政治认同的条件下，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2]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人民政府除旧布新的种种举措，从根本上铲除了旧社会遗留的各种社会问题，在巩固人民政权、重建社会秩序、重塑社会风气的基础上构建了崭新的社会生活体系，促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以持续改善，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政治觉悟也相应得到不断提升，其心理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由此发生转变，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和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因此而形成。
诸如，通过对社会问题的治理、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改造了旧的意识形态，培养了新的意识形态，如对妓女、游民乞丐、旧人员等进行救济和教育改造的过程，也是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改造其旧的思想意识、培养其新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过程;通过学校教育、工农业余教育、扫盲教育，对广大青少年和工农群众开展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等，培养了他们新的思想观念和新的社会意识。
通过《婚姻法》的颁布施行和宣传教育，重塑了妇女的身份，提高了妇女的地位，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全社会形成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新风尚，促成人民大众尤其是妇女群众对党和国家的由衷拥护与政治认同;通过土地改革、厂矿民主改革、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举措，切切实实让工农大众体验到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通过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具体措施，使人民生活发生根本变化。
人民群众在新旧生活境遇的强烈对照中自觉产生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感激、拥护和爱戴之情与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领导核心地位因此得到人民群众的极大支持和拥护。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除恶务尽、荡污涤垢的一系列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举措中，在革命力量和民主改革运动的共同作用下，社会秩序得以重建，社会结构得以重塑。
在农村，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长存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阶级被消灭，农民翻身成为土地的主人。在城市和各工矿企业，清除封建把头和反革命分子的民主改革运动根除了封建等级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一些罪大恶极的封建把头被绳之以法，压迫、盘剥工人的管理制度被废止，新的民主制度建立起来;工人参与民主化管理，其合法权益得到维护和保障，主人翁地位得以确立，工作热情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如搜身制被废除后，“工人群众都热烈欢庆自己的解放，更加爱护工厂，更加增强了国家主人翁的意识与提高了生产积极性”[3]353。
社会风气和社会环境因此得到一次彻底的净化，正如一些工人所言：“解放是第一次翻身，民主改革是第二次翻身。”[4]至此，官僚买办阶级、地主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旧中国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被彻底摧毁，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人民将新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有了极大的提高，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和社会基础。
人民大众的主人翁意识和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养成的过程，实际成为新政权合法性基础得以重构和走向稳固的过程，而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最终需植根于和落实在不断满足和提高人民群众的基本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实践及成效之中。因此，党和人民政府治理社会问题，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系列举措，更加强化了人民群众对党和人民政府与新政权的认同和拥护。
新中国成立初期，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而实现这一首要任务的根本基础无疑在于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因此，党和人民政府通过整顿财政金融、平抑物价、稳定市场、调整工商业等多种强有力措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稳定和保障人民的物质生活，并不断丰富和提升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改善人民生活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194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不足100元，至1952年增加到156元，增长56.8%，特别是“一五”时期，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254元，比1952年增长62.8%，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48.5%，年均增长8.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49年的44元增加到1957年的73元，增长66.6%。[5]与人民收入的增加相生相伴的自然是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1956年，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从1952年的154元提高到212元，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从1952年的65元提高到81元。[6]
14人民群众生活的切实改善，自然促使他们思想观念和心理态度发生转变，对党和国家的拥护、认同感油然而生。党和人民政府在治理社会问题、发展社会事业方面的种种举措及其取得的成就，更是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新政权的认同。
如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颁布实施，使广大工人的生、老、病、死、伤、残等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工人群众对照新旧社会，都感慨万千地说：社会主义好，生老病死有“劳保”。有的工人说：“从来工厂都是养少不养老，年轻力壮，要你干活，老了干不动了就叫你滚蛋，哪里有过老了每年发给养老金的事。”许多职工把《劳动保险条例》比作农民在土改中分得的土地，喜庆生活有了保障。有的职工把准备养老用的积蓄，全部捐献给国家购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有一女工说：“我做了5年工，4次出厂进厂，生了孩子滚蛋，孩子死了再来。现在生了孩子有8星期假期，照发工资，还有生育补助费，真是做梦也没有梦到的事。”当工人们将他们过去的生活境遇与《劳动保险条例》对其生活的保障两相对比的时候，喊出“人民政府万岁”“毛主席真是我们的救星”的口号，完全是很自然的。[7]
632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后，各阶层人民都在不同岗位上，对这一决定表示拥护与赞扬。许多在生产岗位上的工人说：“这个决定的公布，鼓舞了我们的劳动热情。我们相信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失业人员对此更是深受感动。一个失业店员说：“人民政府真有办法，能解决旧中国多少年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祖国的伟大、可爱。”[8]
旧军官刘喜云说：“我过去以为我这一辈子都完了，这一下可好了，只要好好改造，一样可以就业。”失业知识分子也一致认为《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是一个大的福音和喜讯。有的说：“过去感到生活无着，前途茫茫;现在看见这个决定，有了希望。”有的说：“过去自己仿佛是站在国家的圈子以外，自己没有工作机会;现在看见了决定，感到靠拢政府，靠拢了共产党。”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先生看见《决定》照顾到年老力衰和流浪儿童，感慨地说：“人民政府真真要做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的地步。”[9]
人民群众对人民政府处理全面劳动就业问题显示出来的感动心情和热忱拥护可见一斑。党和人民政府对失业就业问题的处理，正充分显示了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中国新社会里，“大家都有按各人能力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按各人劳动领取劳动报酬的平等权利”。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解放前遗留的严重失业问题，党和人民政府用短短三年的时间，不但解决了大量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就业问题，而且使素来不参加劳动的地主、无业游民以及还乡生产的旧军官都参加了劳动，就业的人数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这不能不令人为之兴奋鼓舞”。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者，都逐步重新就业或得到保障其基本生活的救助。“中国历史从来不能解决的问题，终于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获得全面解决。
在新中国，已就业的人永远不会为失业所苦恼，失业的人也将一个个在共产党的教育改造下，愉快地迎接新的工作。”“而且在劳动就业的正确方针下积极地从发展生产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单纯从救济观点出发———我们不仅看到失业者重新就业，而且可以看到旧军官、旧官吏、游民、乞丐、老弱残废通过教育改造，有了正常出路。这又不能说不是社会面貌的又一改革。特别是有计划地使用剩余劳动力，将更有益于未来的伟大建设事业。
这使人亲切地感到在新中国大家都能劳动就业，大家都能美满地生活的幸福、愉快。”[10]综上可见，“当一般民众常规生活被外部力量所更改、提升以后，人们从翻身的愉悦之中获得了对生命之外强大力量的感知，这种力量最初可能是以毛泽东等富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为载体，但最终都扩展到对新政府和国家的认同”[4]。广大人民群众经过新旧社会天壤之别的生活境遇、体验和社会地位的对比，他们对新生人民政权以及党和国家形象的强烈拥护和认同油然而生，且自觉内化为一种稳定而持续的心理归属感，这无疑有利于形成新生政权得以巩固和稳定的合法基础和内生机制。
二、风尚塑造之核：构建平等团结、和谐友爱的人际新关系
新中国的诞生，人民政权的建立，从根本上结束了劳动人民被欺压、被奴役的历史。世代贫穷、社会地位低下、忍辱负重的被压迫阶级获得了做人的权利。移风易俗、破旧立新的伟大变革，进一步促使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的人际关系与诚实热情、团结友爱的道德风尚在新中国新社会的土壤里茁壮成长。
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执政党的党风和国家机关的政风建设，号召全党干部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普遍进行为人民服务的教育，要求国家干部做人民的公仆。因而，党的干部和人民军队，继续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本色和作风，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甘做人民群众的公仆。
这种作风受到人民群众的称颂和信赖，被全社会效仿和推广，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平等互助的人际关系，团结友爱、互相关心、助人为乐的精神风尚在全社会逐渐形成。旧中国不但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而且很多职业被看成是下贱和卑微的。很多体力劳动者，如剃头和修脚的工匠、奴仆，甚至艺人等被称为“下九流”，备受凌辱和歧视，所遭受的痛苦无法历数。新社会砸碎了套在下层百姓身上的枷锁，大力塑造“只有从事职业的不同、没有尊卑贵贱之分”的观念，提倡“劳动光荣”的思想。
如获得全国表彰的劳动模范大多是旧社会的苦出身，他们曾经处于社会的最下层，生活贫苦、被人瞧不起;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内心深处迸发出对中国共产党、新中国以及党和国家领袖朴素而炽热的情感。[11]而妇女地位的改变更是平等和谐社会风气的直接反映，旧中国男女不平等，新中国广大妇女获得解放，享有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权利，其思想观念、心理态度和行为方式因此逐渐发生转变，从而逐渐养成适应新中国新社会的意识和能力，其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亦随之不断提升。
国家力量的主导和支持与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成千上万的妇女开始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参与新中国的生产和建设，有了管理国家、创造新生活的权利，因而有了女拖拉机手、女火车司机，女劳动模范、女干部等称号，“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当时流行的口号，成为妇女翻身的写照，亦成为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平等化的缩影。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不论哪个社会阶层，不论从事什么职业，不论男女，人与人之间一律平等，而语言、称谓的变化成为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变化的直接反映。诸如，在家庭关系中，反映男女平等的“爱人”一词代替了“夫”、“妇”或“妻”，得到大众的认同并广泛使用;在社会关系中，什么“大人”“老爷”“下人”“老妈子”等旧中国带有封建等级色彩的称呼都被废弃，人民大众通常使用的一些称呼都明显呈现出平等化的趋向和特点。
如称“保姆”为“阿姨”，称“邮差”为“邮递员”，称“汽车夫”为“汽车司机”等等，而“同志”称呼的普遍使用更是反映了新社会成员之间的既平等又亲切的关系，而且也体现了人们在政治上的相互认同。同时，各种旨在培养人民文明礼貌和行为规范的法规制度相继出台，平等融洽的人际关系和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使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三、风尚塑造之髓：培育爱国奉献、勤劳奋进的精神新风貌
爱国主义、勤劳奋进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新中国的成立使人民大众第一次真正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对党和国家的拥护与热爱成为人民群众油然而生的心理共鸣和情感归属，爱国主义传统因此得到进一步的彰显和发扬，从而鼓舞着人民大众为建设新国家新社会而积极进取、忘我奋斗。
争当劳动模范、为国家创造更多财富的愿望成为工人群众的精神追求;农民群众经过土地改革、扫盲运动、业余文化教育等，物质生活基础获得保障、思想觉悟得到提升、劳动生产的热情空前高涨，互帮互助之风日盛，自私狭隘之气渐淡，对党的感激、对新中国的热爱达到顶点;广大爱国知识分子面对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经过思想改造运动，也进一步明确了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方向，思想觉悟有了极大提高。
四、风尚塑造之本：树立科学健康、文明进步的社会新风气
烟毒、赌博、娼妓等社会恶习的根绝，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促使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条件与日改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思想文化素质不断提高，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逐渐发生变化，一种科学、健康、文明、进步的社会新风尚随之形成。
由此，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到两三年的时间，我们就改变了旧社会那种极端腐败的社会风气，树立了具有优良道德品质的新的社会风气”[18]220，“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1959年以前“那十年，我们的风气相当正”[18]290，“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赞誉”[19]105。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步骤和重大成效，亦为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展开创造了良好“硬环境”和“软环境”，为构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并逐渐实现其现代化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强大动力。
社会科学论文范文：社会主要矛盾变迁与新时代行政法治的发展
[摘要]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意味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新时代，也意味着行政法治体系必须作出相应变革以服务于新时代。为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行政法治体系必须进一步规范配置公共资源的权力，从而推进公共市场开放以实现充分发展，同时又要进一步规范政府配置公共资源的权力，从而解决民生问题以实现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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