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自从新文化运动地位确立之后，民国大学的教育体制也得以借助行政立法逐步建立，随之而来的是文学及学术制度都日渐趋于成熟。由于京派文人大都接受过较为系统、严格的教育，很多甚至有出国留学背景，是当时中国社会知识精英阶层的代表。因此他们在20世纪二三
自从新文化运动地位确立之后，民国大学的教育体制也得以借助行政立法逐步建立，随之而来的是文学及学术制度都日渐趋于成熟。由于京派文人大都接受过较为系统、严格的教育，很多甚至有出国留学背景，是当时中国社会知识精英阶层的代表。因此他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纷纷进入中国知名学府担任教职，有的甚至担任中文系、外文系等行政领导职务。这些外在的环境使他们有机会参与到大学文学课程的讲授和改革当中，进而在中国大学的文学教育中留下深深的历史烙印。
民国文学论文投稿刊物：《民国春秋》创刊于1987年，是江苏古籍出版社主办。设置栏目有：研究报告、文献综述、简报、专题研究。
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大学的体制已经完全确立，许多具有作家、批评家身份的学者开始在大学聚集，因此大学课程体系中新文学的因素不断凸显出来。1921年，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中就提出将来要开设“新诗歌之研究”“新戏剧之研究”“新小说之研究”等三门涉及新文学内容的课程①。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设想竟然在北京大学被搁置了十年之久才得以实施。北京大学国文系这种重视传统文学科目讲授的课程体系在全国的大学国文系中是很有代表性的。实际上，中国大学新文学课程的建设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才有了实质性的突破，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京派作家杨振声担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期间的功绩是分不开的。1928年，杨振声应清华校长罗家伦的聘请来清华担任文学院院长和教务长。
上任不久，杨振声就开始在中文课程的规划、设置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大大增加了大学课程中新文学所占的分量。1928年12月7日，杨振声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对他的办学理念和设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他首先批评了当时国文系课程体系的不科学，没有充分显示文学的性质。杨振声随后指出，研究文学真正的宗旨是“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大学国文系课程设置的关键是研究新文学、创造新文学，培养更多的作家：“我们国文学系的课程，一方面注重于研究中国各体文学，一方面也注重于外国文学各体的研究。”按照杨振声的设想，清华大学国文系的重头是各体文学的研究，“如上古文，汉魏六朝文，唐宋至近代文，诗，赋、词、曲、小说以至新文学等都于此二年中养成普通的知识。”“到了第四年，大家对于文学的各体都经亲炙了，再贯之以中国文学批评史。”
②可见，杨振声主导下的清华国文系课程体系把文学(包含新文学)放在了相当重要的位置，这和当时中国其它大学国文系的课程有明显的区别，这当然和杨振声本身具有的新文学作家的背景有很大关系。1929年3月14日，杨振声在参加中国文学会第一次常会上做会务报告，对中文系的课程设定标准定下三个途径：一、注重中国课程之博观;二、注重西洋文学;三、创造新时代的文学。这几点都体现出杨振声国文课程改革的核心内容。作为制度建设的重要环节，杨振声主持的国文系课程表规定：“大一大二英文，都是必修。
三四年级有西洋文学概要，西洋文学各体研究，中国新文学研究，当代比较文学及新文学习作也都是必修。选修课程中又有西洋文学专集研究。这在当时的各大学中清华实在是第一个把新旧文学，中外文学联合在一起的。”③在杨振声等的努力之下，清华国文系的课程建设的确焕然一新，初步奠定了现代大学中文系的课程基础，课程改革也取得了初步成效。不仅如此，杨振声还亲自在国文系开设“当代比较文学”“新文学习作”的课程，并和朱自清合开“高级作文”等课程。虽然杨振声不久离开了清华大学到青岛大学任教，但清华国文系的继任者朱自清萧规曹随，在清华大学又开设了“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基本维持原来的格局。杨振声回忆说：“民国十九年秋，我离开了清华，朱自清先生继任系主任。课程虽有损益，我们商定的中国文学的新方向始终未变。”
④杨振声的这种说法在朱自清的回忆中同样可以得到佐证。朱自清说：“本系从民国十七年由杨振声先生主持，他提供一个新的目的：此就是‘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我们并不看轻旧文学研究考证的工夫，但在这个时代，这个青黄不接的时代，觉得还有更重大的使命：这就是创造我们的新文学。”⑤因此，清华文学院1932年底通过的《中国文学系改定必修选修科目案》中与新文学有关的课程还有“近代散文”(部分内容涉及现代白话文)、“习作”、“歌谣”等。清华国文系的这些加强新文学的举措直接影响到其他大学国文课程的改革进程。
1931年秋天，北京大学国文系的课程表开始出现“新文艺试作”的字样，选课者分为散文、诗歌、小说、戏剧四组，担任指导教师的有胡适、周作人、俞平伯、徐志摩、孙大雨、冯文炳、余上沅等。这些授课教师都是活跃在新文学园地中的重要作家，而且很大一部分是京派的成员。陈平原经过对比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课程发现，到了193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具有文学性质的课程多达19门，其中新文学内容的课程包括冯文炳的“散文选读”“新文艺试作”、胡适的“传记专题实习”、朱光潜的“诗论”、魏建功的“民间文艺”等。“这与20年前的总共四门文学课程相比，简直是天上人间”⑥。
在新文学进入大学教育的历史进程中，周作人也是一位有着重要贡献的人物。虽然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很高的知名度，但他在北京大学的境况并不十分如意。对于周作人的这种尴尬角色，胡适深为同情，他劝周作人离开北大，另立门户。当然，胡适的用意也包含了他让周作人在外校开设新文学课程、扩大白话文影响的用意。1921年，胡适就给周作人写信，极力推荐燕京大学。
当时的周作人曾经在燕京大学兼课，讲授过“圣经与中国文学”的课程，这正好和燕京大学教会性质相符合。周作人负责燕京大学中国新文学部主任后，在燕京大学一共开设了四门课程：他和许地山共同开设“国语文学”，此外还主讲了“文学通论”“习作”和“讨论”。周作人亲自担纲的这些课程在性质上已经不属于传统国学的范畴，新文学的特征比较明显。周作人在燕京大学国文系担任新文学的课程长达十年之久(1922—1931)，对燕京大学国文系的发展起到的作用不言而喻。周作人一方面广揽人才，使得不少新文学的作家直接加盟到燕京大学国文系，如沈尹默、俞平伯、冰心、许地山等，进一步巩固了新文学的地位。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其声望已经达到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驾齐驱的地步。与之相伴的是，在周作人的主导下，燕京大学国文系所开课程中新文学的比重越来越大。
据《燕京大学课程一览(1928—1929)》所提供的信息，燕京大学所开课程具有新文学属性的有“名著选读”“近代文学之比较”“新文学之背景”“修辞学与作文”“习作”“近代文学”等⑦。如周作人担任主讲的“新文学之背景”课程的介绍是这样写的：“选录文章说明中国文学革命以前的文艺状态，并略述世界潮流，使学者明了‘新文学发生之原因，考察‘新文学’上传统之因革，与外来影响之调和。”杨振声担任的“近代文学之比较研究”课程介绍则这样写：“此课纯粹系研究班性质就各种文辞中如戏剧、小说、诗歌散文等，择取欧洲各国之名著与中国之作品作比较研究，其目的在参证外国文学作品以求中国新文学之创造。”冰心担任的“习作”更是把研究的对象限定在白话文：“每星期习作一次，以白话文为限，如日记诗歌小说戏剧等。其余两小时则选读中外优美文学作品，以资模范。
”由于周作人学贯中西的文化背景，他非常重视对外国文学的介绍以及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文学，他自己担任了“日本文学史”课程的讲授。另外许地山也主讲了“梵文选读”。另外，文学习作也占有较为重要的位置，这些都是燕京大学国文课程的独创。如果对照此时北京大学国文系和清华大学国文系的课程，可以说周作人在燕京大学的课程改革已经先行了一步，新文学学科在大学国文系的地位初步得到明确的确认。对于这些课程的意义，有人评价说：“这是中国新文学首次在中国取得学科建制并开设具体课程，其意义非同凡响。”⑧
二
京派文人不仅在一些大学国文课程体系的建设中扮演领导角色、发挥了主导作用，使得新文学能够合法地进入到大学体系之中。而且他们更多地在大学担任文学主讲的工作，切实推进了大学文学教育，提升了学生的文学兴趣和水平。如朱光潜主讲的“诗论”“文艺心理学”;周作人主讲的“近代文学”“欧洲文学史”“日本文学史”;杨振声主讲的“新文学习作”;沈从文主讲的“新文学研究”“各体文习作”“现代中国文学”;废名主讲的“新文艺试作”“现代文艺”等课程，内容纵贯古今中外文学历史，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
由于大多具有新文学作家的身份，京派文人非常关注中国现代文坛的动态，把中国新文学作家作品的评价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沈从文。沈从文曾受邀在上海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主讲新文学的有关课程，他的这些讲义内容涉及对许多现代作家作品的评价。如作者早年在中国公学主讲的“新文学研究”的课程，重点放置在新诗的评论。
沈从文这些讲义涉及中国新文学初期不少诗人如闻一多、徐志摩、汪静之、焦菊隐、刘半农、朱湘等，有些诗人在当时还颇受争议。对于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沈从文大体上给予了正面的肯定。他评论说：“ 《蕙的风》出版于十一年八月，较俞平伯《西还》迟至五月，较康白情《草儿》约迟一年，较《尝试集》同《女神》则更迟了。但使诗，位置在纯男女关系上，作虔诚的歌颂，这出世较迟的诗集，是因为他的内在的热情，一面摆脱了其他生活体念与感触机会，整个的为少年男女所永远不至于厌烦的好奇心情加以溢美，虽是幼稚仍不失其为纯粹的意义上，得到极大的成功。”⑨这些评价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也是比较公允的。由于沈从文本身兼有作家的身份，他的这些讲稿不同于那些高头讲章，不玩弄名词，不故作高深，而是把重点放在对作品的欣赏和感悟上，因此也较容易被学生所接受。
难得的是，沈从文的这些评论大多具有文学史的意识，常常把作家放在更宽广的文学史的背景中去理解，增加了它的学术含量。沈从文在评论徐志摩的时候，首先就从五四新文学初期的诗歌谈起，进而突出了徐志摩的独特成就;在评刘半农的时候，则用了很大的篇幅谈到中国新诗最初的运动和成就。越到后来，沈从文这种文学史的意识越强烈。到了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担任“各体文习作”的课程时，所写的讲义也大都涉及对新文学的评价。
他的《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由冰心到废名》等文章在谈到中国新文学作品抒情化重要特征的时候，基本上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比较详尽地论述了由鲁迅、周作人、徐志摩、冰心、朱自清、俞平伯、许地山、废名等努力实践的抒情化道路。因而沈从文在评论废名的时候，就很自然地把废名纳入到这样的文学格局中去评论：“继承这种传统，来从事写作，成就特别好，尤以记言记行，用简朴文字，如白描法绘画人生，笔下明丽而不纤细，温暖而不粗俗，风格独具，应推废名。”⑩这对于扩大学生的学术视野无疑很有帮助，如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对沈从文开设的“各体文习作”课程印象深刻，对他后来走上文学道路起到关键作用。
三
在关注新文学作家作品的同时，京派文人的文学课程更为关注文学的理论建设，试图从更高的层次和更宽的视野上来探讨新文学的成败得失，回答新文学发展中所面临的许多紧迫的问题并作出理论的概括和升华。朱光潜开设的“诗论”“文艺心理学”;周作人所讲授的“新文学的源流”、废名主讲的“谈新诗”等课程都较有理论深度，学术的成分也更为持重。朱光潜从海外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大学等校讲课，“我除在北大西语系讲授西方名著选读和文学批评史之外，还拿《文艺心理学》和《诗论》在北大中文系和由朱自清任主任的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班开过课。后来我的留法老友徐悲鸿又约我到中央艺术研究院讲了一年的《文艺心理学》”。
可见，朱光潜对于这两门作为大学教材的讲稿用力甚多。朱光潜长期从事文艺理论的研究和翻译工作，这两部著作集中体现了他早年对于文艺理论有关问题的思考，在当时的学术界有很大影响。《文艺心理学》是朱光潜采用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的一次尝试，他借助西方美学理论，对美感经验中的“形象的直觉”“心理的距离”“物我同一”“移情”“内模仿”等现象都进行了分析。虽然作者的创见并不是太多，基本上是对西方美学观点的介绍和阐释，但该讲稿作为教材在大学课堂上使用却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和思维方法，难怪它得到了朱自清高度的评价。朱自清说：“他不想在这里建立自己的系统，只简截了当地分析重要的纲领，公公道道地指出一些比较平坦的大道。
这正是眼前需要的基础工作。”如果说《文艺心理学》重在介绍西方美学理论的话，那么朱光潜另一部的讲稿《诗论》中则更多表现出朱光潜理论的独创性，因此学术价值更高。《诗论》是朱光潜多年对于诗歌理论研究的结晶，他本人对于这部书稿也极为珍视。《诗论》作为讲稿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正是中国新诗的发展面临重要的一个十字路口，许多新诗的理论问题没有得到廓清，诸如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关系、新诗与西方诗歌的关系、新诗的格律化问题、新诗的节奏、音韵等等。同时一些白话诗也流于平庸、浅薄，缺乏生命力等。
作为一个有深厚理论修养和丰富艺术感知的美学家，朱光潜立志在自己的著作中回答这些问题，他认为非常有必要对诗歌的发展规律和艺术特点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进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学的语境中重新阐释和发现它的生命所在。他说：“当前有两大问题需特别研究，一是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影响有几分可以接受。”朱光潜的《诗论》是一部结构严密、逻辑性也很强的理论著作，同时也始终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中审视中国诗歌的理论问题，具有开放型、跨学科的学术意识，与同时代的诗歌理论著作比较起来，有其自身独到之处。该书作为讲稿曾经多次不止一次地再版，也反映出它受欢迎的状况。与朱光潜类似，周作人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文学课程中也经常关注中国文学发展的理论问题，尤其是中国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关系，周作人后来的这些讲义取名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出版。
虽然这部讲稿是在辅仁大学当作讲义后于1932年由北京人文书店印行，但书稿内容的酝酿已经很久了，在燕京大学讲课的时候周作人就讲述过相关的内容。在周作人看来，“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所走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像一道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周作人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潮流，即“言志派”和“载道派”。“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便成了中国的文学史。我们以这样的观点去看中国的新文学运动，自然也比较容易看得清楚” 。
由于崇尚自由主义的文学理想，周作人本能地排斥一切阻碍文学独立的外在因素，他极力推崇“言志”或“即兴”的文学。在周作人看来，明代以公安派为代表的文学潮流正是对于“载道派”的反动，具有进步的意义，而中国新文学运动可以看作这场运动的复活。周作人把这两次运动做了比较：“那一次的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很有些相像的地方。两次的趋势和主张，几乎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许多作品也很相似。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显然，周作人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并不是彻底地要和传统决裂，相反，传统文学中的某些成分可以转化为新文学的资源，最大限度地凸显新文学的合法性，周作人转向传统去“寻根”的努力其实也是一条极其重要的路径。
四
京派知识分子大多具有海外学习的背景，因此他们在大学的文学课程中更加注重对外国文学的介绍，以此来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并作为参照来寻找中国新文学的方向，诸如叶公超、梁宗岱、李健吾、李长之、朱光潜甚至周作人等人的讲稿都有这方面的强烈意识。叶公超早年在美国爱默思、英国剑桥等大学学习，结识了T.S.艾略特等知名作家。他回国后曾经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暨南大学、西南联大等校任教，开设了多门介绍西方文学及其理论的课程。叶公超在课堂上把西方许多著名的诗人、作家如庞德、朱儿·拉佛格(Jules Laforgue)、叶芝、哈代、瑞恰兹、爱伦·坡、弗吉尼亚·伍尔夫、T.S.艾略特等介绍给学生。
叶公超在西方接受的长期、系统的文化教育使得他能较为直接、清晰地接触西方现代文学尤其是先锋文学思潮;另一方面使得他能够突破单一文化模式的限制，进而借助于西方的异质文化对中国文学走向进行深刻的观察和反思。叶公超在大学课堂上的介绍不仅使学生眼界大开，而且进一步推动了他们的研究兴趣。如叶公超当时花了不少精力向学生介绍以瑞恰兹为代表的“新批评”理论，结果曹葆华等就翻译了瑞恰兹的著作。叶公超推崇T.S.艾略特的诗歌和理论，也直接促使卞之琳、赵萝蕤、曹葆华等对T.S.艾略特的翻译和研究。叶公超不遗余力地在大学课堂中译介和诠释西方的文学理论，为中国的读者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的繁荣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叶公超较多关注英美文学有所不同的是，梁宗岱关注的重心则是法国文学尤其是法国的象征派诗歌。梁宗岱长期讲授“西洋文学名著”等课程。梁宗岱学识渊博、个性鲜明，在大学校园里是一个很受瞩目的诗人、学者。柳无忌回忆梁宗岱在南开大学授课的情形说：“在宗岱的主持下，系中教授轮流主讲自己所喜欢介绍的西洋名著，但讲演最多的还是宗岱，对这门功课他的贡献也最大。我还记得，《浮士德》是宗岱所选的名著之一，也许即由此引起他后来从事翻译这部歌德杰作的兴趣。”梁宗岱在法国留学期间对以法国为中心的象征派产生了较大的兴趣，很早就撰文介绍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瓦雷里等人的象征诗，并试图以此为参照改变中国新诗的贫弱局面。
1933年梁宗岱在北京大学国文学会上发表的演讲《象征主义》可以视作他这方面的理论代表作。在梁宗岱看来，象征主义是当时世界诗歌最具现代性的思潮，也代表了文学的最高境界和理想，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发展前途。如果要在根本上改变中国新诗苍白、贫乏的面貌，就必须全面引入西方的象征主义。除了全面、系统地阐释西方象征主义，梁宗岱还重点介绍瓦雷里的纯诗理论，以此来矫正中国新诗的某些流弊，梁宗岱的这些工作同样开阔了学生的视野。
朱光潜的文学课程则是把对西方文学理论尤其是美学理论的介绍放在重要的位置，这很大的原因在于中国长期缺乏这方面的理论自觉以及对理论的轻视。朱光潜说：“我现在相信：研究文学、艺术、心理学和哲学的人们如果忽略美学，那是一个很大的欠缺。”在《文艺心理学》的课程中，朱光潜比较系统地把西方美学中克罗齐的“直觉美学”、布洛的“距离说”、立普斯的“移情说”、谷鲁斯的“模仿说”等介绍给中国的学生。
此外，该书还附录了三篇《近代实验美学》，对西方近代心理学家的美学成就和历史进行介绍，所收录的资料十分相近，对于增加学生的文艺心理学的知识背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由于考虑到授课对象，朱光潜的这些介绍文字大都深入浅出，让人在愉快的阅读、学习中领悟到美的世界。如朱光潜在谈到移情的现象时说：“在聚精会神的观照中，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回流。
有时物的情趣随我的情趣而定……有时我的情趣也随物的姿态而定，例如睹鱼跃鸢飞而欣然自得，对高峰大海而肃然起敬，心情浊劣时对修竹清泉即洗刷净尽，意绪颓唐时读《刺客传》或听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便觉慷慨淋漓。物我交感，人的生命和宇宙的生命互相回环震荡，全赖移情作用。”京派文人在大学文学教育中的这些做法，较为充分地彰显出那一代学人的文化气度和开放的胸襟，对青年一代的文学生涯和学术生涯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当下学术界普遍认为，民国时期中国的大学进入到一个黄金时期，学术水平也达到较高的水准。而京派的知识分子相当一部分是在当时北京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以及天津的南开大学等高校任教。他们大都具有通过大学的新文学教育来改造大学课程的使命意识，因而他们努力使大学的文学教育课程体系日趋完善和科学，进而产生较为显著的效果，在更深远的意义上改变着中国文学的面貌和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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