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关键期

　　摘　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各民族走向新的国家进程的开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茁壮成长的开始，也是民族矛盾演化为“国内区域民族矛盾”的开始。如何看待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间“汉化”“胡化”发展到“华化”的过程，就是如何准确看待中华民族诞生的过程，就是如何正确看待中国“汉民族”的民族性，就是确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起点。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民族;“胡化”;“华化”

　　一、魏晋南北朝的“汉化”“胡化”到“华化”

　　“中华文明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魏晋南北朝时期之所以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占据关键位置，是因为它是秦汉一统天下后出现的各族立国纷争时期，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一统天下前的第一轮列国争雄，那么，经秦汉统一后出现的这一轮列国争雄，则是第二轮，它完全不同于战国时代。秦汉与隋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中极具开创意义的时期。

　　民族论文范例：民族歌剧戏剧性语境下的艺术形象塑造

　　此前中国境内的古代民族尚难分难辨，共同缔造了早期中国的国家形态，但从秦统一中国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以后，尤其是秦长城的竖立和阻隔、汉匈长期的对峙与征战，导致中华民族历史的演进被局限在“长城内外”，生产方式也处在游牧与农耕的自然界线两边，造成“夷狄与中华”的区隔。

　　304年，南匈奴之裔刘渊建立“汉”，其族子刘曜改国号为赵，史称汉赵或前赵，这是“胡族”建立的第一个中原式政权，至隋灭南朝陈国的589年，前后出现了二十多个民族政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诸胡列国”时代。由于这些政权多立足于黄河以北传统的中原地区，“侵占”了所谓“华族”的世居地，故而史籍中称之为“五胡乱华”。

　　“五胡”一般指匈奴、羯、氐、鲜卑、羌，实际上“诸胡”不止此五种，“五胡”乃是概称。战争是古代民族间交往的正常途径，世界上没有一部民族国家史中没有战争，正是通过战争，不同民族间的沟通了解成为必然，先进战胜落后，强大战胜弱小，逐渐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就是在相互征战中写就的，因此，从“汉化”到“胡化”和从“胡化”到“汉化”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一个力量和智慧交替成长、最后达到交流融汇的“华化”过程。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化”和“胡化”的情景是交叉出现的，这恰恰证明了“华夏与夷狄”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兼收并蓄的情况。相对来说，“汉化”的胡族王朝更好理解，因为他们也用汉制国号来称呼所建立的王朝，如胡族建立的“前赵(304—329)”“后赵(319—351)”“前秦(310—394)”“前燕(285—370)”“西燕(384—394)”“南燕(389—410)”“后秦(312—417)”“西秦(329—431)”。

　　以上胡族建立的王朝称谓前面添加的“前后东西南北”都是后来为史作传时加上去的，是为了更好地区分王朝代续。“汉化”的胡族王朝比较好理解的根本原因在于，历史发展的趋势是胡族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逐渐融汇于中原汉族王朝的正史规范当中，成为中华文明史的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割据政权后，也使用“以汉制汉、以夷制夷”之策略进行统治。其“以汉制汉”之方：一是仿侨置州郡县之制。西晋亡，东晋建立后，为安抚中原南迁之世家大族，曾有“侨置州郡县”之制。魏晋南北朝时期，建立前燕的慕容廆在辽东崛起，正值西晋八王之乱，有许多中原士大夫世家豪族率乡里、部曲、佃客投奔慕容廆，他对来归汉人以原来的地望，在辽东另设相同地名以处来归者，与侨置州郡县法同，使来归者有宾至如归之感。二是重用汉族文人，提倡儒学等。历代以来说到这个问题时，都强调胡族对汉文化的仰慕，却未能深入了解“以汉制汉”与“以夷制夷”的异曲同工之妙。

　　“胡化”主要是指本身虽为汉族，但接受胡族文化，这样的人建立的王朝也有“胡化”特征。如北魏时的高欢，已彻底鲜卑化，其后人所建北齐，也为鲜卑化王朝。南北朝时期，北燕为汉人冯跋所建，“以其太子永领大单于”，是“汉人”而称大单于的特例，可见其本人胡化程度及其治下实行胡汉分治之情形。魏晋南北朝时类似胡化汉族的王朝如：“北燕(407—436)”“冉魏(350—352)”“北齐(550—577)”。当然，所谓“胡化”没有一个量化标准，“汉化”其实也没有一个考核标准，因此，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种现象称之为“华化”更为准确，即中原汉族与北方诸胡相互征服，在中国土地上相继建立同时拥有汉族和胡族的王朝，并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共同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魏晋南北朝后的隋唐两朝是“华化”的结果，因为创建隋朝的杨氏和创建唐朝的李氏，其家族都仕于北周王朝，被北周胡族统治者赐姓杨氏为“普六茹”、赐姓李氏为“大野氏”;隋唐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也颇有胡族色彩，有史家直接将此二朝归为“胡化王朝”。正是经历“汉化”“胡化”阶段，到隋唐时代建立起的就是真正的“华化”王朝。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从“独居”“混居”到“聚居”

　　“五胡十六国”和北朝各政权的建立者，绝大多数是说阿尔泰语人群，“他们迁入长城以内或靠近长城地带，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甚至可以追溯到东汉前期，其中相当一部分早已深入到中原政权的腹心地区。这些游牧民族先是作为魏晋王朝统治下多族群社会的个别单元而存在，在西晋末年的政治动荡中扮演了直接推翻西晋朝廷的角色。正是这些有鲜明部族特征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把晋朝的政治和军事存在驱赶到了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中国南方，由此开始了北方中国的十六国时代。

　　十六国以及紧随其后的北朝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建立政权的群体、各政权统治集团主要成员，其民族背景多与内亚阿尔泰人有关。这些进入长城以南的内亚人群及其后裔，基本上都没有退回到草原上去，而是变成了农耕定居地区的人口，成为北朝末年开始的获得具有族群意味的‘汉人’的一部分。”表现在人事任用上，以本民族为先，次为其他胡族，再次为汉人。以北魏为例，将相中胡族占75%，汉族占25%。金朝统治中原百年，三品以上京官共158人，其中女真101人，占64%。“内亚人群不仅在政治上主导了这一历史过程，而且正是他们主动的文化选择，型塑了北朝和隋唐‘汉人’的文化面貌。源于北朝内亚成员的后裔，成为随后数百年的‘汉人’社会里的精英阶层。”这种旧传统、旧族群认同的消失和新认同、新群体的出现，实际上就是新中华。自东汉末年以来，南匈奴附汉，款塞而居，此后陆续有北方“胡人”近边入塞。到西晋时，今天的山西、陕西、甘肃甚至河北一带定居者中已是胡汉各半。随着两晋政权不稳，天下大乱，诸胡的活动区域和定居点不断向中原扩展，这是北族王朝出现的地理条件。

　　近代以前的民族征服史是无法用现行道德进行评价的。某种意义上，这是古代人类交通史的必然方式，尽管对局部群体来说就是野蛮的杀戮，但征服的目的是占有物质财富和人口，所以，对先进文明和文化来说，文明程度低的征服者往往最终被文明程度高的被征服者所征服。265年，司马氏取魏而改国号为晋。晋初，又有西北等地邻边匈奴等二十余万内附，《晋书•北狄匈奴传》记载这些所谓的“匈奴胡”有19种之多：“屠各种、鲜支种、寇头种、乌谭种(乌檀)、赤勒种(赤勤)、捍蛭种(捍蛏)、黑狼种、赤沙种、郁鞞种、萎沙种(蒌莎)、秃童种(秃重)、勃蔑种(勃茂)、羌渠种、贺赖种、钟跂种(钟跋)、大楼种、雍屈种、真树种、力羯种，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根据刘学铫先生的研究，史籍记载“羯”为匈奴别部是错误的，而所谓“羌渠之胄”的说法也不准确。

　　《晋书》所谓匈奴中有羌渠部，这是因为“羯”并非来自某一族群，而是匈奴中由西域诸国的青壮年组成的一部，他们称善战勇健者为“拓羯”，其所居地因而被称为“羯室”，匈奴时“羌渠部”集中在上党(今山西长治)居住，久之即以“羯”名之。羯人源于西域，与匈奴、鲜卑、汉人在体质特征上有别，“深目、高鼻、多鬚”。

　　虽如此，石勒本名匐勒，其“石”姓来自伙伴汲桑，或许与其来自西域“石国”有关。而石勒发家时的十八位伙伴即所谓的“十八骑”，也是胡汉混杂。307年，也是刘渊称汉王初年，石勒带队伍投靠刘渊，被刘渊封为辅汉将军、平晋王。此后随着石勒势力的不断扩大，汉赵政权给予他的封号与封地也水涨船高，直至加封赵公，更欲有赵王之封。但石勒选择“赵王、赵帝孤自取之”，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赵王，国号赵，意在取代汉赵，史称后赵。329年，石勒在高僧佛图澄的帮助下，活捉刘曜，灭汉赵。

　　石勒次年正式继皇帝位，建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其中匈奴族属的有屠各、贺赖，赤沙或亦是;赤勒即敕勒，与丁零/高车同;羌渠、力羯，为羯胡属。匈奴分布区域的变化：东汉时呼韩邪单于内附，其汗庭设在西河郡的美稷(今内蒙古准噶尔旗北)。此后陆续安置的匈奴大概分布在北地(宁夏青铜峡南)、朔方(内蒙古磴口)、五原(包头西)、云中(托克托北)、定襄(山西左云西)、雁门(山西代县西北)、代郡(山西阳高)。 人口约四五万人。数十年后，人口增长四五倍，达二十余万。

　　三、如何看待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间从“胡化”到“华化”出现

　　“五胡十六国”是秦汉时期先进政治经济文化对周边民族地区“辐射”的结果，特别是汉朝击溃北匈奴的同时，也把汉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国家治理意识传播到北方的游牧民族那里，及至魏晋时代，北方游牧民族逐渐强大起来，随之逐鹿中原，主动吸纳接受汉族前朝留传下来的政治经济文化，试图改变本族在政治思想和制度文化上的单一性。

　　就封建制度而言，统一的封建专制制度无疑是先进的，中国自秦建立统一的封建专制制度以来，秦汉帝国的强大和影响力遍及亚欧大陆，统一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世界历史上创造了封建时代的辉煌，这对当时亚洲内大陆特别是东亚地区产生巨大吸引力。因此，当时周边民族和区域国家学习先进，模仿中原王朝，甚至试图入主中原地区，建立本族王朝，而魏晋之后的国内政治局势为群雄崛起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曾经在谈到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指出：“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与英国殖民统治印度不同的是，这个伟大的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关键期是从周边少数民族主动建立“胡族王朝”开始的，时代的发展为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舞台，到隋唐时代第二轮一统天下，中华民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

　　日本学者川本芳昭在《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一书中，从长时段——即从包括汉至唐在内的更为宏观的视野出发，考察这一时期中国南北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历史变动时，摒弃了所谓“汉化”论的观点，而是提出了“中华化”的概念，并认为：“由于这一时期人口的大量迁徙，在中国北部形成了‘胡化’，与此相同，在中国南部也可见到‘蛮化’的现象;并且，这一时期胡化、蛮化、汉化同步进行，逐渐形成了一个有别于秦汉时期的新的‘中华’世界;伴随着上述现象的产生，从其他国家迁徙至中国北部的非汉民族超越了一直被强加给自己的‘夷狄’观念，开始主张自身即为‘中华’;与此同时，开始出现将这些民族建立的王朝视为中原王朝或正统王朝的主张。”

　　相对落后民族和地区的人口与财富流向那些发达的地方，这一运动造成的后果是发达的越来越发达，落后的越来越落后，使民族繁荣与民族落后同时存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阶级利益开始高于民族利益，尽管有时这两者的关系呈现出复杂交错的情况;国家的统一开始高于民族的统一，尽管一个民族也可以组成一个国家，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组成的，这是由于很少有单一民族达到构成国家所必备的人口数量和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由于国家在区域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和在军事力量上的强大，使独立的民族国家不断得到加强，国内各民族的统一和融合得到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强力支持，这预示着新的统一的民族成为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新主题。

　　当然，从普遍的世界各民族发展的共同性角度看，每个民族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有自己的特殊性，正是这些特殊性决定了他们是“这一个民族”而不是“那一个民族”。在研究中国各民族发展的特殊性时，我们发现，中国各民族发展史最突出的特点是“内向性”，而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主要民族发展的“外向性”。究其原因，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特殊性与中国各民族发展史的特殊性是有机统一的，这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根本。

　　作者：吴楚克1，王　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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