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关系网络普遍存在于各类组织(包括企业)之中，有强弱之分。 自1914年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夏瑞芳遇刺身亡，到1929年鲍咸昌病故于总经理任上，此十多年间，张元济与教会派主要人物高凤池之间围绕人事问题进行了长期博弈。 高凤池等教会派人士倾向于
【摘要】关系网络普遍存在于各类组织(包括企业)之中，有强弱之分。 自1914年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夏瑞芳遇刺身亡，到1929年鲍咸昌病故于总经理任上，此十多年间，张元济与“教会派”主要人物高凤池之间围绕人事问题进行了长期博弈。 高凤池等“教会派”人士倾向于依靠强关系网络(人情网)来选拔人才，所进中高阶人才多与“教会派”沾亲带故，这在早期曾促进商务印书馆迅速起飞，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人情网逐渐成为其发展的桎梏。 张元济则致力于制定一系列基于弱关系网络的制度，以科层制消除人情网的负面效应，并引进王云五，实现了弱关系心态的代际流动。 张元济的关系网络心态是中国出版业现代化转型在个人身上的投影，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国近现代出版企业制度的基础。
【关键词】张元济 科层制 关系网络 商务印书馆
张元济(1867—1959年)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张元济研究也成为出版史领域的热点。 在中国知网上以“张元济”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所得文献有400余篇; 在读秀数据库以“张元济”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以张元济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多达数十种。 既有关于张元济的研究，主要从现代教育、图书馆建设、古籍整理与出版、学术思想等广义文化维度进行论述，成果相当丰硕。
相对而言，从企业经营管理角度进行论述的文献则较少。 张元济在出版文化上的光芒太盛，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杰出出版企业家的身份。 笔者认为，张元济对中国现代出版业开创性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以现代出版促进现代教育，形塑了中国社会文化的新面貌; 其二是奠定了中国现代出版企业制度的基础，其影响延续至今。 鉴于此，本文对杰出出版企业家张元济的关系网络心态进行了专题考察，旨在具体呈现张元济对于中国现代出版企业制度的奠基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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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切入视角是关系网络心态。 所谓关系网络，指“人与人之间相互连接所形成的一个整体结构，它并不是一张平面的网，而是立体交错的空间网络”，[1]关系网络心态则指人们对此的态度。 关系网络普遍存在于各类社会群体和组织(包括企业)之中，有强弱之分：强关系网络指那些基于信任和情感的多重社会关系(如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可将其理解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情网(如无特殊说明，后文中的强关系网络和人情网可相互替换); 而弱关系网络则指那些基于业务分工的非人格化关系网络，可将其理解为韦伯所谓的科层制。 与之相对应，人们的关系网络心态也有强弱之分。 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场域，会有与之相对应的关系网络，与现代企业相匹配的是弱关系网络，即科层制。
在商务印书馆(下文或简称商务)的关系网络方面，一条主脉络是张元济致力于破除强关系网络(人情网)对商务的束缚，并以身作则，进而建立一系列与作为现代出版企业的商务相匹配的弱关系网络及其相关制度(科层制)。
一、张元济与“教会派”的关系网络心态博弈
商务印书馆馆史上曾有过“教会派”与“书生派”之争，时间大致是1916年(高凤池出任总经理)至1926年(张元济、高凤池双双退休)，双方间的冲突主要围绕人才问题展开。 “教会派”的代表人物是高凤池，“书生派”的代表人物是张元济，两人冲突的根源在于彼此对关系网络的态度存在重大分歧：前者主张基于人情网进用人才，倾向于延揽与己沾亲带故之人; 后者坚持以非个人化的科层制方式面向社会选聘人才，严格遵循制度，不拘亲疏。
事实上，自1914年夏瑞芳离世至1929年鲍咸昌离世，商务印书馆在治理制度上一直存在着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教会派”所建构的强关系网络(人情网)势力强盛，高层人员的选聘很大程度上基于裙带关系，而非面向社会、基于真才实干选才，由此导致商务在一段时期内绩效不佳，饱受文化界有识之士诟病。
1. 人情网助力商务印书馆发展壮大
人才之于公司的重要性，张元济和高凤池都有深刻认知。 张元济认为人才“为公司成败存亡所关”; [2](680)高凤池认为“凡公司或事业由小而大，由盛而衰，其成功、失败，理由虽殊，然而用人得失，十居其六七”。 [3](8)虽然两人都重视人才，在如何选用人才方面，却存在着根本性差异，这在前文已有论述。 在十年的共事过程中，两人因理念不合而龃龉不断，彼此精神上均感痛苦。 张元济在1926年8月致高凤池的一封信中曾表明心迹：
十年以来，公与弟亦尝互相舍而互相从矣。 彼此所感痛苦，不可明言……使弟亦有公之资格，为公司之发起人，为耶教教徒，与创办诸人皆有亲孳之谊，则弟未尝不可起而兼任，而无知弟皆无之。 此弟所以毅然去职，以明示其与人无争，使公得以放手办事。 [2](123)
上文亦可佐证商务印书馆内强关系网络势力之盛。 20世纪一二十年代，除编译所外，商务其他组织机构中“教会派”的势力甚为强盛。 强关系网络主要基于血缘和亲缘关系而建立，商务的创办主要就是基于强关系网络。 商务的原始股东有八位：沈伯芬(2股共计大洋1 000元)、夏瑞芳(1股计大洋500元)、鲍咸恩(1股计大洋500元)、鲍咸昌(1股计大洋500元)、徐桂生(1股计大洋500元)、高翰卿(半股计大洋250元)、张蟾芬(半股计大洋250元)、郁厚坤(半股计大洋250元)。 [4]
相互之间织成了一张盘根错节的强关系网络：鲍咸恩与鲍咸昌是亲兄弟; 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张蟾芬是清心学堂同学，而夏与二鲍又是郎舅关系; 鲍咸昌与郁厚坤也是郎舅关系; 鲍咸昌与高凤池又是儿女亲家; 张蟾芬与沈伯芬是电报总局的同事。 [5](20)这张关系网还有一层宗教底色：除徐桂生资料不详外，其余七位股东均为虔诚的基督徒。 他们在信仰上相同，又都接受过西式教育，各人的社会资源可实现互补。
鲜为人知的是，商务的“教会派”在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上占有重要席位。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基督徒人数的增加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信徒自主办教的意识有所增强，这一时期中国信徒自主办教活动中较有规模的主要有三支，以商务印书馆“教会派”为主体所创办的中国基督徒会就是其中一支。 该会成立于1902年，创办人有13位：高凤池、夏瑞芳、王亨统、龚伯瑛、谢洪赍、曹雪赓、黄家楠、张桂华、宋曜如、邬挺生、李恒春、徐维绘、俞中善。 这些人多为与基督教有关的出版单位、书院、青年会等的负责信徒，前两次集会时推举高凤池为会长、宋曜如为副会长。 [6]其中有一半供职于商务印书馆，且彼此间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夏瑞芳善于统筹全局，高凤池人脉广泛，王亨统、谢洪赍精于编撰西式教科书。 商务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强关系网络所提供的强力支持，一个例证就是当时的教会学校普遍选用商务的教材。
上述关系网络对于商务早期的知识创新起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商务印书馆开办之初只是承接印件，不到一年便涉足出版。 商务的第一位作者是近代知名的基督教翻译家、苏州博习书院教师谢洪赍，他为商务编写的《华英初阶》《华英进阶》于1898年出版，这套教材面世后，迅即畅销全国，之后常销20多年，至1921年已出至第77版。 事实证明，这套教材在教育界和出版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内容和形式上具备了近代英语教科书的范式，为后来中国人自编英语教材开创了先例。 [7]鲜为人知的是，鲍咸昌与谢洪赍也是郎舅关系。 [5](20)
2. 人情网弊端凸显
商务创办人之间的这种人情网，对于商务的知识创新活动和经济绩效来说是一柄双刃剑，随着商务的发展壮大，其弊端逐渐显现。 以张元济为代表的“书生派”和以鲍咸恩、高凤池为代表的“教会派”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屡起争执，关键就在于双方对于人情网的心态存在巨大差异。 鲍咸恩、高凤池等“教会派”元老在心态上极为亲近强关系网络，极力将子弟安排进馆内，毕竟创业元老间的人情网对商务的发展壮大曾起过关键作用; 而张元济则对此极力反对：“满清之亡，亡于亲贵; 公司之衰，亦必由于亲贵。 ”[2](848)皇族内阁无能而间接导致清政府灭亡的殷鉴未远，张元济因此对于商务内部的人情网极为警觉。 此种心态分歧自1916年(高凤池任总经理)至1920年(高凤池、张元济双双辞职改任监理)体现得最为明显，其对商务的管理体制和知识创新活动产生了持久而强烈的影响。
此外，“教会派”在选择企业接班人时，也倾向于从创业元老的子弟中进行选择，夏瑞芳之子夏筱芳、鲍咸昌之子鲍庆林均曾被当作接班人来培养。 [8](141)夏筱芳曾留学美国，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才干较为突出，进入商务比较顺利。 1922年9月，时任印刷所所长的鲍咸昌拟将儿子鲍庆林招入印刷所，按照商务之规定，各所进用普通员工，权力在各所所长。 张元济则认为不妥，当面劝阻不成，又写信劝阻：
弟近来主张公司职员子弟不宜入公司，宜在外就事养成资格一节，亦无非为公司大局起见。 不料昨日晤谈，吾兄词色愤懑，甚不谓然，弟深为惶恐……昨承面告，拟招庆林世兄再回印刷所……弟原可以不问，惟以二十余年与吾兄既以友谊询商，弟即不能不以诚心相待……人人都有儿子，将来都要进公司，恐不成话。 [2](449-450)
最终结果是反对无效，鲍庆林进入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后来又引进次子鲍庆甲。 在鲍咸昌、高凤池等高层人员的带动下，人情网在商务内部炽盛一时，父子兄弟共事一处的现象比较多见，如包文德、包文信兄弟，郁厚培、郁厚坤兄弟，庄俞、庄适兄弟，而杜亚泉一家五人均供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9]早期，这种强关系网络对于商务的知识创新活动大有助益，如以杜亚泉一家为主编撰的理化教科书就曾畅销一时，但后期则成为知识创新活动的掣肘，文化界对其守旧做法批评甚多。
二、关系网络心态的代际流动：从张元济到王云五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商务印书馆在文化声誉和经济绩效方面都造成了很大冲击。 文化界诸多知名人士如陈独秀、罗家伦等人对商务《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刊物未能及时响应新文化运动甚至站在文化对立面，做了尖锐批评。 商务陷入如此困境，部分原因在于“教会派”多属创业元老及其亲朋故旧，偏向保守和固守本地小圈子，在人事上过于偏重强关系网络，人员结构老化严重，企业知识创新严重不足，因而在面临新文化运动大潮时，显得尤为迟钝。 张元济深感自身的知识结构落后于时代，已不再适合主持商务印书馆大局，遂积极寻求具备新文化知识结构的人才。 王云五便是在此背景下由张元济延揽入馆，他在张元济的基础上，进一步破除商务的强关系网络，试图建立科学管理制度。 以科层制对抗人情网这种心态，在张元济和王云五之间实现了代际流动。
1. 关系网络心态代际流动的起因与经过
20世纪20年代，人员的新陈代谢成为决定商务印书馆知识创新活动成效的关键因素，在此情形下，“教会派”代表人物高凤池在人事上仍主张维持现状，认为“得罪旧人，旧人必将寒心，公司必受其影响”，即使要对人员进行调整，也应基于增量改革原则，“以新人辅助旧人，以旧人监督新人”。 [2](116)而张元济对此则万难认同，坚持裁汰不合格之旧人，并广引社会贤才入馆，以促进知识创新。
1920年4月，由于与高凤池(时任总经理)间的矛盾几至不可调和，张元济愤而辞去经理职务，此举给当时的文化界投下了一枚震撼弹。 梁启超、胡适等人纷纷致信张元济，问询此事。 张元济在回复梁启超的信中道：“弟之辞职确有其事。 缘与总经理高君翰卿宗旨不合。 弟意在于进步，而高君则注重保守。 即如用人，弟主张求新，而高君则偏于求旧。 隐忍五年，今乃爆发。 ”[2](657)于此时辞职，实在是以退为进：辞职前，他与高凤池达成一同辞职的共识，并请“教会派”中相对开明的鲍咸昌任总经理。 张元济与高凤池共同辞职，客观上为商务印书馆人才代际更迭及知识创新留出足够空间。
1925—1926年，上海工潮迭起，商务印刷所工人也发起数次罢工，而涣散的商务管理层应对无措。 经此系列事件，张元济深感强关系网络对公司危害之深，遂主动提请辞去监理职务，并致信董事会，呼吁公司高层打破强关系网络对公司的桎梏：
元济愚见尤必须用科学的管理、友谊的待遇，勿以喜怒为赏罚，勿以恩怨为进退……不能不破除旧习，不能不进用人才。 人才何限，有已在公司成效昭著者，固宜急为拔擢，勿以其匪我亲故而减其信任之诚; 其有宜于公司之用而尚未为吾所得者，更宜善为网罗，勿以其素未习狎而参以嫉忌之见。 此为公司存亡成败所关。 [2](679-680)
马克斯·韦伯认为科层制会产生非人格化精神，非人格化精神指没有憎恶或激情，没有爱或狂热，不管什么人都要服从形式上的平等待遇，严格履行义务的概念就是最高准则。 [10]张元济所主张的就是具有非人格化精神的弱关系网络，商务的管理者应依照制度选拔人才，科学管理，不被个人情感和人情网所左右。 王云五正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商务新陈代谢之际经由胡适推荐，再由张元济引入馆内。
金炳亮认为，张元济和王云五两代出版人是商务精神共同的奠基人和光大者，他们在紧密而曲折的出版交往中，实现了商务精神的传承创新、价值标识、守望光大。 [8](140)张元济与王云五在对待强关系网络时均采取强力破除的心态。 不仅如此，王云五还将其转化为制度——在馆内全面推行科学管理制度，这是一种典型的科层制心态。 当然，王云五的改革并非一蹴而就，他自1921年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此蛰伏近十年，直到1930年王云五出任总经理后，才在根本上打破了商务的强关系网络。 王云五的科学管理制度并非本文重点，此处不再展开论述。
2. 关系网络心态代际交流的结果
王云五与商务诸位高层非亲非故，在此之前也籍籍无名，他得以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很大程度上是张元济上述心态所导向的结果。 王云五自1932年开始在馆内全面推行科学管理制度，强力破除强关系网络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此举可视作对张元济公司治理心态的进一步发展。 张元济坚信自己的此种心态及其实践有益于增进知识创新成效和经济绩效，这便是关系网络心态代际流动的结果。 正如他在1919年8月致高凤池的一封信中所言：“弟敢言公司今日所以能有如此成绩者，其一部分未始非鄙人喜新厌旧之主义之所致……弟在公司垂二十年，对于公司责任亦自谓不轻……以弟之主义施之公司，实已有成效。 ”[2](117)揆诸史实，张元济在用人心态上突破强关系网络的束缚，广从社会引才，此举对于商务的发展至关重要。
此外，研究历史人物应避免掉入完人陷阱，从张元济日记中看到的是一个杰出出版企业家的形象，这符合张元济的历史形象，但也应采取多元视角，将其他人尤其是与张元济意见相左之人的看法纳入考察范围，以呈现更为真实客观的人物形象。 高凤池在1935年所记的日记中有一段人物评语，虽无指名道姓，但应指张元济：
余与某公共事多年，钦佩其才略智能，因其爱护公司之切，望治之殷，慕才若渴，有饥不择食之概，加以性之卞急，一般巧佼急近，持有片长者，乃效毛遂自荐，争露头角，伪媚饰非，初则如鱼得水，相见恨晚。 惟某公系饬躬励行，亢直端严，若辈又轻率浮躁，骄矜好名，大似齐王好竽，客乃善瑟，格格不入，枘凿日甚，求时相见恨晚，拒时唯恐去之不速。 观人之难，用人不易，犹如此哉! [3](13)
高凤池上述评语中所指人物若是张元济，亦可反映两人十年共事过程中，所起冲突主要是为公事，无损于私谊，两人对于商务印书馆均秉持真诚的爱护之心。 [11](189-190)企业治理知识尤其是关系心态带有较强的个性化色彩，同样是股份公司，企业面貌却千差万别，原因之一便是企业家的个性化知识(如管理风格、气质、心态等)存在差异。
综上所述，强关系网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严重桎梏了商务的发展，基于此，张元济坚持用科层制破除人情网，大胆引进在当时尚无名气的王云五，并悉心培养，最终实现了弱关系网络心态的代际流动。
三、关系网络心态的制度转化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实施，其中非正式制度指企业文化、企业家精神(包括心态)等，那么张元济的关系网络心态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商务印书馆的非正式制度。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间有着复杂互动关系，前者往往成为后者的前提和基础。 张元济之所以热衷于此，因他深感人情网对于商务的长远发展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须以基于弱关系网络的成文制度，最大限度地消除人情网的负面效应。
1. 人情网的巨大惯性
晚清民国时期，实业界强关系网络与弱关系网络间的博弈，实则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与西方股份公司文化两种经济知识体系间的斗争投射在了实业界。 1910年，梁启超曾撰文探讨股份有限公司的性质，认为中国旧有之私人营业已有数千年历史，其运行主要依靠延续数千年的商业习俗; 而股份有限公司的运行，则须得有政府层面的相关法律和企业内部的成文制度，经营者不能将公司视为个人私产，而应将公司视为全体股东之公产，公共观念与责任心乃是公司经营者的灵魂。 [12]股份有限公司为全体股东共有，这在当代已成经济常识，但在当时，以家族制和合伙制为主的商业习俗延续了数千年，惯性极其强大。
“教会派”诸人如高凤池、鲍咸昌等的心态具有中西糅杂色彩，既有西方的宗教伦理心态，又有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且后者对企业经营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影响。 当时的实业家，有相当一部分在企业经营中受到宗族观念的影响，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心态。 若将张謇与张元济做比较，则更能勾勒出“公”“私”两种心态之分野格局。 1937年2月，张謇的智囊刘垣在致胡适的信中曾对二张做过比较：
季直先生性情坦白，器量恢扩，其人格之高尚为我平生所仅见，惜乎封建思想过于浓厚，彼首创之公司不免希望子孙能掌实权，大生纺织公司成立不久即引用其兄为助，儿子孝若方在青年求学时期，不令其入大学习专科，而听其参与公司及地方事务，所谓揠苗助长，匪徒无益，而又害之也。
鄙人见办理实业传之家庭者，首推寿州孙氏，但孙氏子弟恒先令其留学国外，有相当成绩，然后回国担任业务，故比较尚能维持，然视公司为其世产，前途如何，殊为疑问。 因此我联想到张菊生之于商务馆，叶揆初之于浙江兴业，其局面不及南通而能为为事求人，殊为可佩也。 [13]
不同领域、不同阶层的经营者对于关系网络的心态，不同程度上受到这种惯性的影响。
2. 张元济以制度破除人情网的影响
张元济本人其实也非常重视宗族，高凤池在1930年所记日记中的一段可为佐证：“张菊生君来托介绍其远族孤孩至孤儿院读书……菊翁对宗族极为重视，闻其谱牒系、祠堂、祠产等事，因修辑整理，颇费心力。 ”[14]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在经营商务印书馆期间，基本上摆脱了强关系网络的影响，如拒绝儿子张树年进入商务。 张元济以惊人的毅力和高洁的操守将商务塑造为行业典范，其彰显了文化(出版物)与制度(企业经营)两个层面的知识创新。 研究者在评价张元济对于中国现代出版的贡献时，往往侧重于出版文化(如策划出版新式教科书、整理出版古籍、创办东方图书馆等)方面，而忽视了企业制度层面。 事实上，可以认为是张元济奠定了中国现代出版的制度基础。
翻阅张元济日记，可看到从1902年加盟商务印书馆到1926年辞去监理职务的20多年间，他多次主持或参与制定制度，对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极为重视。 据张元济之子张树年回忆：“父亲常常戏称自己是制定规章制度的‘专家’，商务印书馆的许多规章条例都由他亲笔起草，一手创建。 他常以所起草制订的规章条例严密、逻辑性强而自豪。 ”[11](86)据张元济的老部下曹冰严回忆：“他为公司建立和健全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当时所有各项办事规则，甚至应用单据的格式，几乎完全是他参与拟定的。 ”[15]一个例证就是人事回避在1932年终于被写进商务的企业管理制度之中：
甄选时采用回避制度，即凡一家中父母、兄弟、夫妻、子女已有一人在本公司任职者，其余不再进用，其理由有二：
(一)本公司“一二八”前旧同人颇有父母、兄弟、夫妻、子女一家四五人同受雇用者，复业后雇用人数较少，而待用之旧人极多，倘一家有两人以上之进用机会，则他家仅有一人者其进用之机会必少，在雇用者固未尝偏袒，而待用者总有不平之感。
(二)一家有二人以上共同办事，易于瞻徇情面。 例如举行考试时，必易发生运动请托情事; 又遇升调奖惩，亦必感觉种种为难，使办理人事者艰于应付。 [16]
只有成文的制度显然不够，成文制度(物)与制度实施(人)共同决定企业的经济绩效，[17](76)揆诸史实，张元济既是一位优秀的制度制定者，也是一位优秀的实施者。 商务印书馆企业制度内容之完善及实施之规范，堪称当时业界的执牛耳者。 当今出版史学界一般认为张元济是中国现代出版第一人，这并非基于时间维度所做的评价，而是基于他在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文化和制度等方面所做出的开创性功绩，其影响延续至今。 传媒业的英雄人物对于社会现实的建构显得至关重要，张元济这位旧翰林在关系网络心态上超越了同时代的大部分企业家，致力于建立与股份公司相契合的新制度，进而以商务这一平台传播和建构新质文化。 这也符合熊彼特对于企业家的期许：企业家的天职就是实现创新，制度创新是其中一维。 [18]
结语
关系网络是社会学的热门研究领域，同时在经济学、教育学、新闻传播学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得到了广泛运用。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共同话题，因此关系网络可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通用研究视角之一。 关系网络研究大致可分儒家社会的立场、社会学的立场、人类学的立场，[19]其中人情网是儒家社会关系的典型特征，晚清民国时期的实业界，延续了千百年的人情网的惯性极为强大。 上文论述了张元济如何以科层制来破除人情网对商务印书馆的桎梏，还涉及近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问题。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一项浩大而持久的系统工程，包括关系网络的现代化转型。 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近现代出版企业的领跑者，是中国出版业现代化转型的一个缩影，企业制度是商务现代性的重要维度。 根据诺斯的制度理论，企业制度应当包括正式制度(成文的企业规章)、非正式制度(企业文化、企业家精神等)以及制度实施(对上述两种制度的执行)。 [17](65)商务印书馆早在1903年就由合伙制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这是正式制度方面的现代性; 而在非正式制度和制度实施方面，商务的现代性则要复杂得多，关系网络是其中的重要变量。 实际上关系网络作为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本身也是一种非正式制度。
人情网曾是商务得以迅速起飞的关键助推力，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人情网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原因在于：五四运动加速了知识结构的现代化进程，而馆内大多数“老人”的知识结构已然落后于时代，这些“老人”又大多聚于人情网之中，新式人才难以进来，商务的知识创新活动成效不显。 1901年，张元济加入商务时，曾与夏瑞芳约定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可知，张元济是将商务作为促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一种装置，但人情网一度使得装置低效运转甚至失灵。 为解决危机，张元济致力于制定一系列以弱关系网络为基础的制度，以消除人情网的负面效应，至为关键的是他坚持面向社会选拔企业接班人，使王云五得以进入商务。 王云五之于商务的意义，相关论著颇为丰硕，笔者认为王云五开创了商务的新时代，最为显著的方面在于他在商务全面推行科学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之，使得商务彻底摆脱了人情网的束缚，而商务的知识创新绩效也较之前显著提升。 弱关系网络心态在张元济和王云五间，实现了代际流动。
有学者认为：“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的工作母机，是近代出版人才的熔炉。 像后来的陆费逵等都得到他(张元济)的帮助，挑选王云五也算是一例。 ”[20]民国时期五大书局，即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后四家的创办人皆曾在商务工作过，不同程度上受过张元济的影响。 商务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近现代出版的工作母机，重要的一点在于张元济的关系网络心态，本文正是基于此而认为张元济对于中国现代出版企业制度有奠基之功。 还应注意，人情网在企业文化精神和凝聚人心方面也有积极作用，而基于弱关系网络的科层制也存在着将人异化为工具人的潜在危险。 对于出版企业中人情网与科层制的关系，应当依据其所处的具体情境来辩证地看待。
总而言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元济极力破除强关系网络(人情网)对于商务印书馆的负面影响，其目的主要在于疏通并拓宽商务印书馆的知识交流与整合通道，从社会广纳贤才，及时将社会新思想、新潮流引入商务，使商务印书馆成为一座活水不断的知识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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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欧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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