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明代为岳飞故事作品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本文以三部长篇小说为中心，考辨明代岳飞故事小说的演变轨迹。于华玉《岳武穆尽忠报国传》、托名邹元标的《岳武穆精忠传》皆据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改编而成。《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产生间接受到《精忠
摘要：明代为岳飞故事作品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本文以三部长篇小说为中心，考辨明代岳飞故事小说的演变轨迹。于华玉《岳武穆尽忠报国传》、托名邹元标的《岳武穆精忠传》皆据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改编而成。《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产生间接受到《精忠录》的影响。而《精忠录》最早成书于“土木堡之变”后景泰年间汤阴岳庙成立之时。诸本间流变关系大体可描述为：景泰本《精忠录》—弘治本《精忠录》—正德本《精忠录》～嘉靖本熊氏《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于氏《岳武穆尽忠报国传》、托名邹氏《岳武穆精忠传》。从中可见，明代政治时局变化以及官方褒扬对于岳飞故事作品的产生和繁荣影响深远。
关键词：岳飞故事;《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精忠录》
明代是岳飞故事作品的繁荣时期。以数量而论，产生了戏曲《宋大将岳飞精忠》、《岳飞破虏东窗记》、《精忠记》、《精忠旗》、《续精忠》等，短篇小说《续东窗事犯》、《游酆都胡毋迪吟诗》等，长篇小说《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岳武穆精忠传》、《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存目戏曲《关岳交待》、《救精忠》、《后岳记》、《阴抉记》、《金牌记》等，数目之多，约占岳飞作品故事一半。以质量而论，《精忠旗》当之无愧占据岳飞戏曲首位，并以其精湛文艺、深厚内蕴而入选中国古典戏曲十大悲剧。熊大木所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以史为纲，兼采野史传闻，创建“熊大木模式”，昭示一个以书商为中心的小说时代的到来。上述二作，不管是在岳飞故事系统中，还是在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作品数量之众多、质量之提升皆说明在明代岳飞故事进入了繁荣昌盛的时代。
一、《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题署熊大木撰。熊氏名福镇，字大木，号钟谷，福建建阳人。此书现存最早刊本为明嘉靖三十一年杨氏清白堂刊本，首有熊氏自序，末附李春芳编辑“精忠录”后集三卷。正文共八卷八十四则。此书版本众多，有万历问周氏万卷楼刊本，万历间余氏双峰堂刊本，万历间余氏三台馆刊本，万历间仁寿堂刊本，明内府抄本，明天德堂精刊本，吴门萃锦堂刊本，清初映秀堂刊本等，名称亦不一，实为一书。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初刊本：“卷一第一行题： 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其余七卷俱作：‘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笔者所见日本内阁文库藏万历问周氏万卷楼本之影印本，诸卷端皆题：“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第一卷卷端题署：“鳌峰熊大木编辑”、“书林双峰堂刊行”，第二卷卷端题署：“鳌峰熊大木编辑”、“书林万卷楼刊行”，第七卷同二卷，其余各卷同一卷。孙楷第先生认为：“此书自余氏双峰堂本出。”共八卷八十则，其中卷一第四则“许翰请用种师道”、第五则“师中大战杀熊岭”、卷二第十则“宗泽大捷兀术兵”、卷七第九则“周三畏鞫勘岳飞”则目列于目录，正文中却未单列，而是与前则相联，实际正文七十六则。卷末附“附会纂大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卷之九”、“之十”二卷，题署“赐进士巡按浙江监察御史海阳李春芳编辑”、“书林余氏双峰堂刊行”。卷九为各种“古今褒典、古今论述、墓志、庙记、碑记、序言、古今赋咏(古风、绝句、词、歌行)”，卷十为“律诗”共计一百五十七首。从内容可见，李氏所编之《精忠录》为宋以来至明初的有关岳飞题咏的资料汇编。书末附序言“叙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题署“正德五年岁次庚午秋八月哉生明”，“赐进士巡按浙江清戎监察御史海阳李春芳谨序”。
至于熊大木序言中所提及清白堂主人杨子素带来的“浙之刊本”《武穆王精忠录》小说，究竟是什么，学界有不同意见。研究者或认为《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后所附李春芳重编之《精忠录》后集即是，但《精忠录》后集的资料汇编性质实在与“小说”相去甚远。或认为石昌渝先生近年于日本发现的朝鲜古铜活字《精忠录》较近似。朝鲜古铜活字《精忠录》共五卷，其中也仅有二卷为叙事性文字，其余三卷“武穆著述”、“古今褒典”、“古今论述”、“古今赋咏”为相关的资料汇编。并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后附李春芳重编《精忠录》后集极相似。笔者未见朝鲜古铜活字《精忠录》，但据石昌渝先生的介绍文字，推测李春芳重编《精忠录》后集与朝鲜古铜活字《精忠录》，二者所依据的本子应为同一底本，即有弘治十四年陈诠序、赵宽后序，依据旧本翻刻的重刊本《精忠录》。只不过《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附李氏重编本，既署“后”集，只收录了五卷中后二卷。今存朝鲜古铜活字《精忠录》题署“会纂宋岳武穆王精忠录”，《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附李氏重编本题署“附会纂大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二者名称的相似也证明，二书似由一书改编翻刻而来。而熊氏所见之“浙之刊本”，根据其序言中讲述的既为“小说”，又“著述王之事实，甚得其悉”的特征，应不是仅仅有“古今褒典”、“古今论述”、“古今赋咏”之类赋赞内容的李氏重编二卷本《精忠录》“后”集，而是包括“宋史本传”、“武穆事实”、“武穆御军六术”等叙事内容的五卷本《精忠录》，或为弘治本，或为弘治本之其它翻刻本。但也不应该排除另一种可能，即熊氏所依之“浙之刊本”即海阳李春芳重编之《精忠录》，该本亦为包括叙事内容的五卷本，而熊氏在刊刻《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之时，为了避免《精忠录》的事实叙述与自己正文内容重复，故只采纳五卷中二卷诗文赋咏部分作为附录，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文后所附《精忠录》“后”集。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编写原则，如熊氏自序所言：“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熊氏以史书为纲，采取史书编年的体例架构作品。第一卷卷首题：“起靖康元年丙午岁。止建炎元年丁未岁，首尾凡一年事实”，之后每卷卷首皆类似，明显模仿《通鉴纲目》的体例。既以史书为据，且以史书为模仿对象，《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处处显现“崇实”的痕迹。书中的大部分人物和情节都有史书来历。
熊氏作为一位文化水平不高的书坊主和通俗文学编纂者，在写作方式上最大的特点是模仿。编纂体例模仿《通鉴纲目》，写作方法模仿《三国演义》、《水浒传》，甚至宋元话本，他模仿《三国演义》收录诏旨、奏章、书信等历史文献，模仿《水浒传》运用成段韵语作形容渲染，模仿宋元话本二句韵语运用。不管模仿的结果是否成功，但模仿在使小说快速成篇方面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熊氏另一编纂成书的快捷法宝是广泛杂录他书文字。《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一第二则“李纲措置御金人”的后半部至第六则“宋康王泥马渡江”之间的长篇文字，几乎完全抄录自《大宋宣和遗事》。而最后两则“效颦集东窗事犯”、“阴司中报应秦桧”则基本抄录自明宣德年间赵弼《效颦集》中卷之《续东窗事犯传》。书中另有许多情节来源于史书，如关于岳飞出生与少年时学射周同事，岳飞破杨么事，岳飞孝亲事，岳飞婉拒美人事，岳飞责子事，高宗御赐“精忠”旗事，岳飞对高宗“良马对”事，以及大小诸次征战，皆据《宋史·岳飞传》加以铺叙繁衍而成。该书初版本序言题署“《武穆王演义》”，实际上岳飞事迹只占全书二分之一多，书中夹杂大量南渡初期其它将领，如韩世忠、杨沂中、刘锜、李世辅、王德、吴玢、刘子羽等人的征战事迹，其内容基本以《宋史》各人本传为基础，稍加铺叙而成。而熊氏既以《精忠录》为改编底本，自然《精忠录》辑录的大量有关岳飞的文献资料——奏章、题记、檄文、书信、诗词也被作者收录进作品。作品中的一些断语抄录自《续资治通鉴纲目》。一些情节如岳飞访道月长老、周三畏挂冠来源于戏曲《东窗记》、《精忠记》，东窗事犯、疯僧扫秦来源于此前的笔记、小说、戏曲。总之，只要是相关的材料，不管是史书文字，还是小道轶闻，熊氏都将其收为己用。在以史实为基础的原则下，旁收许多野史传闻。全如其序言所称：“至于小说与本传互有同异者，两存之以备参考。或谓小说不可紊之以正史，余深服其论。然而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若使的以事迹显然不泯者得录，则是书竟难以成野史之余意矣。”
经过这样的综合杂糅，整部作品显得情节松散、枝蔓杂芜，加之以史实为主，趣味性、文学性都较弱，情节平淡寡味，难以引人入胜。然而，经过这样的大综合，有关岳飞的情节事迹基本被网罗殆尽，《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也成了第一部以岳飞为主、情节完备、篇幅巨大的长篇小说。
二、《岳武穆尽忠报国传》
《岳武穆尽忠报国传》，于华玉撰，七卷二十八则。现存明末友益斋刻本，封面题“重订按鉴通俗演义精忠传”，版心题“尽忠报国传”。卷首有金世俊序言，及于华玉“凡例”六则，首卷卷端题：“卧治轩评。”从序言和凡例得知，“卧治轩”即于华玉的号，于华玉为书之实际编纂者。于氏字辉山，金坛人，明崇祯十三年进士，崇祯十五年任义乌知县。本书当为其义乌县任内所刻。
于华玉此书，实为熊氏《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改编之作。熊氏之书，内容已基本近实，而于华玉仍嫌其“俗裁支语，无当大体，间于正史，多戾繇来，几以稗家畜之”，而进行“特正厥体制，芟其繁芜”的工作，以期达到“与正史相符”的效果。在此编写原则下，于氏大加删改。熊氏原著共八卷，每卷十则。第八卷主要为岳飞死后的一系列传说故事，包括何立寻道月长老、疯僧扫秦、秦桧冥报、胡迪骂阎游历地狱等情节。于氏认为这些都属齐东野语、鄙俚不堪，而加以删节。所以于氏所编本为七卷。且每卷被压缩为四则。基本上熊氏本每十则在于氏本中节略为四则，具体的办法通常是两、三则合并为一则，如卷三之“苗傅作乱立新君”、“张浚传檄讨苗傅”、“韩世忠大破苗傅”三则合并为一则“张韩剿讨苗傅”，卷五之“诏岳飞征讨湖寇”、“岳飞定计破杨么”、“牛皋大战洞庭湖”三则合并为一则“岳飞计破杨么”，卷六“金熙宗废谪刘豫”、“议求和王伦使金”二则合并为一则“秦桧主和误国”，等等。而一些则目和情节，如卷一“金粘罕邀求誓书”、“宋徽钦北狩沙漠”等可能被作者认为是枝蔓之节而直接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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