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历史论文楚文化女性思维的形成

　　本篇文章是由《文史月刊》发表的一篇历史论文，是具有40年办刊历史，记述中国包括山西近百年来历史大事的文史类杂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变迁，深刻揭示发展运作规律，积极而又生动具体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论文摘要]楚文化中的女性思维源于其特殊历史背案和独特的地理环境。本文考察了楚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独特的地理环境，论述了楚民族在迁徙过程中受到南方和西方女神崇拜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本民族的女神原型，阐明了女性思维对我们重新解读传统文化尤其是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

　　[论文关键词]女神崇拜　女性思维　楚民族　性别孤独　楚文化
 

　　女性思维，相对于男性思维而言，是指在观察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时站在女性的角度来认识、分析和研究，从而得出与男性思维不一样的结论。通常我们把女性思维的形成过程追溯到远古时期的母系社会。在那样一个特定的社会时期，女性创造了比男性更多的物质文明成果，因而女性思想就成为那个时期的主流思想，所留下的物质文明中也就自然渗透着女性思维。然而，母系社会留给我们进行研究的实物实在太少，文字则更少，要去分析她们的思维，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好在那个时期留下了众多神话传说，今天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神话传说去慢慢梳理那个时代人们的思维，从中带给我们有益的启迪。

　　在我国早期的历史中，存在着许多关于母系社会的神话传说，如果我们按照地域来分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在“西方”，其具体地点大致在我国西域及更远的中亚一带;一类在长江流域，其具体地点大致属于后来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还有一类具体地点不明确，从有限的资料中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估计在北方或者黄河流域。“西方”的女神主要是昆仑山上的西王母以及由她衍生出来的太元玉女、九天玄女以及诸多女儿等，长江流域的女神主要是巫山女神和盐水女神以及由此衍生的其他女神。地点不明确的女神主要是女娲。

　　在上述女神的传说中，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除《山海经》外，其它的，要么是传说的编篡者，要么是其中出现的女神，大都与楚地相关。对此，我们不得不问：中原的文化比楚地更为发达，保存的典籍也更为丰富，为何很少有关于女神的记载?相反，在历史进程发展较缓慢的楚地却保存了许多有关女神的记载?难道这仅仅是因为“南方哲学则显得浩大渺远，……旨远义隐，纵而后反，寓实于虚，肆以荒唐谲怪之词，茫乎其不可测”的原N~q?t笔者认为，除了地理位置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楚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先人)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关于丹阳的所在地，《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归州巴东县东南四里归故城，楚子熊绎之始国也。又熊绎墓在归州秭归县。《舆地志》云‘秭归县东有丹阳城，周回八里，熊绎始封也”’，认为秭归就是古丹阳，楚的始封地。但是清人宋翔凤却认为“丹阳在商州之东南，阳之西当丹水、析水人之处，故亦名丹析。”_2宋翔凤认为楚人最初是生活在丹析，即今天的丹江口市一带。据《史记·楚世家》里记载：“熊绎生熊艾，熊艾生熊，熊胆生熊胜。熊胜以弟熊杨为后。熊杨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日：‘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宜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宋翔凤认为楚人生活在丹析一带，就是根据《史记·楚世家》中“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这段记载而来的。但是，这里有三点疑问：一、熊渠是否是熊绎的第四代后人;二、该记载与《舆地志》所说的“秭归县东有丹阳城，周迥八里，熊绎始封也”相矛盾;三、《史记·楚世家》中说熊渠三子“皆在江上楚蛮之地”与“江上”的地理位置不合。在当时的楚国，“江上”当指巫山一带。《史记·集解》中记载：熊渠之孙，熊挚之后被分封在巫山一带，这与江上是相吻合的。另外，江是长江，汉是汉水，江汉合称是指江汉之间的广大土地，这在《史记·楚世家》中的记载也是很清楚的。所以笔者认为，宋翔凤的看法并不正确，《史记·正义》中所引的《括地志》和《舆地志》的记载更准确。熊渠把三个儿子分封“在江上楚蛮之地”，说明那一带对楚人很重要。再根据《括地志》和《舆地志》的记载，我们不妨得出这样的结论：长江上游的巫山一带是楚国受周王朝正式分封的领地，所以楚人十分看重。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引《史记·楚世家》中楚文王三十九年的记载来证明。该记载说：“(楚文王)灭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为什么夔不祀祝融、鬻熊，就要灭掉呢?《集解》引服虔的话说：“夔，楚熊渠之孙，熊挚之后。夔在巫山之阳，姊归乡是也。”原来熊挚之后被楚君分封在夔，因为不祭祀祖先，所以被灭掉。关于“庸”和“杨粤”的地理位置，《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房州竹山县，本汉上庸县，古之庸国。昔周武王伐纣，庸蛮在焉。”古庸国的地理位置大概在今天的湖北房县一带。而“杨粤”的地理位置，《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邓州向城县南二十五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其地理位置大概在今天河南省南阳的西峡县一带。

　　有学者根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左传·宣公十二年》云：“训之以若敖、蛤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史记·楚世家》云：“子文王熊货立，始都郢”，以及《史记·正义》引杜预注云：“国都于郑，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是也”，认为“至于熊绎居荆山，应该是后来的事了”。并进一步说：“荆山在今湖北省江汉平原南漳县西，漳、沮二水上游，熊绎从丹阳地区南下进人荆山地区，直到若敖、蛤冒时期，楚人可能还主要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山林之中”。这样的看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根据前面的考证，楚人的发祥地应该是长江上游的巫山一带，在熊绎的率领下，楚人站住了脚。到周夷王时期，周王朝逐渐衰弱，诸侯之间相互征伐，熊绎的第四代子孙熊渠趁势占领北方的庸和杨粤一带，由于这一带自然环境相对于长江上游的巫山一带要好得多，所以楚发展得很快，随后沿汉水而下，领地扩大到江汉间这一广袤的土地。楚文王时期，楚人活动的中心才逐渐转移到了长江中游的湖北江陵地区一带。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理解楚人为什么对巫山神女如此眷恋，笔者认为，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历史的影响。闻一多先生在《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的“高唐与高阳”中说：“夏、殷、周三民族都以其先妣为高襟，想来楚民族也不会例外。因为我以为楚人所祀为高裸的那位高唐神，必定也就是他们那‘厥初生民’的始祖高阳，而高阳则本是女性，与夏的始祖女娲，殷的始祖简狄，周的始祖姜螈同例。”H闻一多又在同文的“云梦与桑林”一节中说道：“桑林之神是住在桑山上，与云梦之神住在巫山上同类。”由此看出，巫山神女以及其神女体系就是楚民族的始祖。楚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迁徙到了西南的蛮荒之地，因而被当时的中原诸民族看成是蛮夷之乡、化外之民。但是楚人本身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始终把自己看成是黄河流域诸民族中的一部分，他们总是恋恋不舍地向人们诉说着祖先的光荣历史，“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就是楚人真实思想的写照。

　　其次是地域的影响。如果我们从楚民族的发源地以及历史形成过程进行考察，就清楚地发现楚人是靠水而居、沿水而徙。在楚民族生息、繁衍和壮大的历史中，“水”的滋养之功、阴柔之美成为这个民族的精神力量，这也是以“女神”作为楚民族始祖的自然前提。产生于楚文化土壤中的老子哲学以及稍后的屈原、宋玉的辞赋，作为楚民族的精神家园和形上之思，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这个民族当时的：生活痕迹，从而在他们的哲学路径和文学构思中反映出以水为载体、以女性特质为基点的思维方式。

　　第三：是苗文化、巴蜀文化的影响。楚人到达丹阳以后.逐步展开了领土扩张。在西面径直往巴人的地域进逼，从前面楚文王灭夔就可以看出来，楚人已经越过三峡到达了四川盆地之内。对苗族栖息地的攫取主要在长江中游以及长江以南。楚武王时，就“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史记·楚世家》)，楚成王熊恽时，楚国逐渐强大，周天子对他说：“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史记·楚世家》)。楚人在向苗、巴领地进逼过程中，.自然吸收了苗文化和巴文化的成分，而在这两种文化中，女性都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楚人的思维不可能不受女性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西方神女体系对楚民族的影响。在楚人的许多作品中都提到西方女神，如《庄子·逍遥游》中的邈姑射之山的神女，屈原《离骚》最后的“乱日”中的西天神游、《河伯》中的“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和《天问》中的“昆仑县圃，其尻安在?”无不充满对西方女神的崇敬心理。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充满浓浓女性思维的老子《道德经》中，却并没有明确地提到西方女神。对此，笔者认为，作为一部纯形而上思考的哲学著作而言，没有必要对每一个所要表述的文字的来龙去脉说得太具体、太准确。但是，当我们追述老子本人生平的时候，却可以发现老子深受西方女神的影响。据《史记·老子列传》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日：‘子将隐也，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宋裴《集解》引《列仙传》云：“……(喜)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巨胜食，莫之其所终。”虽然司马迁对老子生平的记载语焉不详，但是，通过“乃遂去”、“(喜)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司马迁至少给我们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即老子既受到楚国文化的熏陶，又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老子那个时代的人，已经懂得语言在表达人的思想的时候所产生的遮蔽作用，而同时也懂得通过借助某一物象所产生的喻义，将所表达的思想外延扩大。正如《周易·系辞上》总结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日：‘圣人立象以尽意”虽然《道德经》没有明确地提到某一位具体的女神，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定老子哲学思想的女性思维特征，而这一思维方式在庄子、屈原的作品中都有明确的表现。

　　楚人何以对远在“西方”的女神产生浓厚的兴趣?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西方”游牧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与东方的农耕民族融合，成为华夏民族的重要成分。《史记·匈奴列传》中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日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后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司马迁认为匈奴人是夏王朝的后裔。《史记·匈奴列传》还说道：“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即在夏朝的后期，后稷的后代公刘率领族人迁徙到西面泾河流域戎族的地区，变成了戎族，后来又在此建立都城“豳”。类似的相互交往在《史记》中的记叙还有《赵世家》i“穆王使造父御，西巡守，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又《邹阳传》：“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前者指周穆王西征西域事，后者指秦用西戎人东征诸侯事。通过历史的记载，我们可以得知，东方与西方的不同族群在长期征战过程中共同构成了华夏民族。楚人作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自然吸收了来自于西方的神话传说。

　　其次，楚人的祖先本身就是从西方迁徙而来的。这涉及到目前学术界争议的关于楚人的族源问题，对此笔者不想赘言。但是有一点是各派学者所认同的，即秦、楚同宗。屈原在《离骚》中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史记·秦本纪》追述秦的祖先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日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史记·楚世家》也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秦、楚的祖先同是颛顼，自然同宗。另外，楚先人曾在今陕西歧山一带居住过。《史记·楚世家》：“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世，而封熊绎于楚蛮……”这充分说明“前11世纪，楚族男性酋长鬻熊率族迁人今陕西岐山一带，与强大的姬周氏族为邻，充当周之‘义子’氏族，所谓‘鬻熊子事(周)文王’。1977年，岐山县凤雏村出土周原甲骨，有‘今秋楚子来告’(H11：83)、‘楚伯迄今秋来，台于王其侧’(H11：14)等语。据有关学者研究，‘这卜甲的时代，应在周文王迁丰以前，说明商末，楚是依附于周的”IL。据此可知，楚人在被周王朝分封到楚蛮巫山一带之前，曾依附周人在今陕西或甘肃的陇南一带居住过，而这一带正是商周时期戎夏混居的地方。那么楚人又何以认为巫山一带是他们的发祥地呢?笔者认为，楚人在分封之前，长期处于漂泊迁徙之中，而楚蛮巫山属周王朝正式分封之地，所以楚人把巫山一带看成是自己的发祥地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第三，“西方”的母系社会与楚人所处的楚蛮巫山一带的母系社会都解体得较晚，这自然对楚人产生影响。《史记·楚世家》也在追述楚人的祖先中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按：宋裴在《集解》中不解“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之语，故而云：“先儒学士多疑此事”。但是由于在远古传说中类似的记载较多，并言之凿凿，这犹如众多史料上所记载的“鲧腹生禹”一样，所以裴驷不得不又说：“余亦尤其生之异也。然按六子之世，子孙有国，升降六代，数千年间，迭至霸王，天将与之，必有尤物乎?”裴驷的解释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甚至连他自己对这样的解释都没有信心。其实，关于“男人生子”的传说，是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时期的一种特殊制度——产翁制演变而来的。据《史记》和其它文献资料的记载来看，陆终生活的时代是在夏朝末年，而根据一些学者的考证，产翁制的出现也刚好是在夏朝。产翁制这一现象在南方的部分苗族中一直延续到唐以后，以至于宋代编成的《太平广记·蛮夷·獠妇》引《南楚新闻》中还说：“南方有獠妇，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饮食皆如乳妇。稍不卫护，其孕妇疾皆生焉。其妻亦无所苦，炊爨樵苏自若。又云，越俗，其妻或诞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晌婿，婿拥拎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其颠倒有如此。”楚人南下后，自然与南方苗人混居通婚，受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而产翁制的出现，标志着以女性为主的血统传承逐渐被以男性为主的血统传承所替代，当男性取得血统传承的霸权之后，由于男性本身并不能直接进行生育，而女性生育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于是，早期的人们在追寻自身的来龙去脉时，就自然产生了对女性的崇拜，并由此产生出对女神的崇拜。

　　综上所述，女性思维产生于遥远的母系社会，当步入男权社会以后，男性思维逐步取代女性思维，以致女性思维渐渐被人遗忘。然而人类社会毕竟由两性构成，虽然男性在很长的一段发展时期中取得了独尊的地位，甚至也取得了思想的霸权，但是不绝如缕的女性思维却通过楚民族的文学艺术放射出人类智慧的光芒。当我们看到《道德经》、《楚辞》以及后来许多站在女性角度来审视天地万物的作品时，不得不折服于作者们新颖的视觉和丰富的想象。

　　通过以上论证，我们得出两个结论：

　　一，神话传说中女性地位的提高与当时现实社会中女性地位的下降是成反比的，究其原因，主要是随着女性地位的日益降低，逐渐被沦落为第二性，这时男性因高高在上而呈现出一种孤独状态，郁积于内心深处的感情得不到正常宣泄，尤其是在男女之情方面。于是男女互补的自然规律失调，男性内心的性别孤独感日益上升，因而在男性的潜意识中深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女性情结，其中特别是蕴藏着丰富感情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们最为突出，如老子、庄子、屈原、宋玉、曹丕、曹植、陶渊明以及无数站在女性角度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文学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十分明显地表现出内心深处对优秀异性的平等对话的无限渴望。

　　二，当我们在理解这些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的思想时，除了要站在作者的时代背景、人生经历和个人特质等方面来分析外，还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作者的性别思维方式，否则我们就很难把一些问题的来龙去脉分析透彻。例如我们在理解曹植的《：洛冲赋》时，虽然可以通过“原型说”来进行解释，“把洛神与高唐神女的母题和原型，追溯到上古的神话和仪式”J。但是这样放在一起对比，难道就能清楚说明文学作品中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神：相恋”?难道就能清楚说明曹植为什么把宓妃描写得如此完美无缺吗?假如我们通过性别思维的方式，则可以清楚地理解这里面所蕴涵的是男性内心的性别孤独，就能重新解读大量站在女性角度来描写人物思想感情的文学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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