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下面是两篇社会科学期刊论文范文，第一篇论文介绍了时空意识与老派市民家国观念的更生和嬗变，批判战争与“感谢”战争的反讽理念，丰富和拓展了抗战文学的内容。第二篇论文介绍了非政府组织的志愿性与专业性抉择，确保政府公共开支与社会慈善捐助资源分配的社
下面是两篇社会科学期刊论文范文，第一篇论文介绍了时空意识与老派市民家国观念的更生和嬗变，批判战争与“感谢”战争的反讽理念，丰富和拓展了抗战文学的内容。第二篇论文介绍了非政府组织的志愿性与专业性抉择，确保政府公共开支与社会慈善捐助资源分配的社会公正性。
《时空意识与老派市民家国观念的更生和嬗变》
摘 要：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是老舍反映抗战的扛鼎之作，也是现代中国文学中最优秀的抗战文学作品，其中以祁老太爷为代表的老派北平市民和一般市民，原本没有民族国家的宏大意识而只有家与家族意识，而这与他们时间和历史意识的短视、空间意识的狭窄密切相关，是传统的老中国文化和北平市民文化与社会导致他们精神动物世界的闭塞与短視。但北平和中国其它城市与地域的次第沦陷，侵略者占领时间的漫长，家族与民族接连不断的灾难，迫使他们不断获知了时间与空间的知识与意义，促使他们睁开了民族之眼，历史辩证法使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历史之恶，被动地唤醒、延伸了北平市民的时空意识和世界，进而催生出家国同构的民族共同体思想认识，批判战争与“感谢”战争的反讽理念，成为小说复调主题和内蕴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丰富和拓展了抗战文学的内容。
关键词：四世同堂;老派市民;时空意识;家国观念
作者简介：逄增玉，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024);逄乔，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毕业，传媒业者
一
安德森在其名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论及了欧洲与世界各地的现代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的起源，其中谈到时间的同一性和空间的同一性，是欧洲民族主义的起源之一。在工业革命以前的前现代社会，欧洲各个公国和国家内的乡村农民，没有统一的世界观和时间观，有的是地方世界、田园和庄园空间，对更为广大的外部世界是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的。
而时间观念也是自然性和地方性的，按照四季变换、日出日入安排生产和生活，而每个地域、地方的自然时间是有差别的，没有一致共同的时间观念和意识。是工业革命、工业化和城市化逼迫农民离开土地和乡村、地方，变成工业人、城市人，按照工业化和城市化要求的时间同时工作和休息，强迫性地造成和形成统一的时间意识，同时脱离乡村和田园的迁徙和都市化、工作要求的调动和派遣，也造成他们生活地域和空间的扩大、见识的扩大和地理观念的扩大，这种时空世界与观念意识的变化和统一化， 以及工业生产和生活的均质化、单一化带来的“事件”的一致化，既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强调的阶级和阶级意识的诞生，也造成了民族的共同性症候和认同，以及工业化必然带来的殖民扩张的帝国意识和民族意识。钱钟书在小说《围城》里写那些中国留学生乘坐轮船回国途中，一位来自法国的士兵，本来只是法国的一位原本没有什么地位的普通乡巴佬，但是一旦被派往海外殖民地任职，便马上具有了高人一等的殖民者的民族帝国的意识和可笑的自豪感。
以此种视角来关注老舍小说中的守旧的、老派的、甚至落后于时代的市民形象，也会惊奇地发现，在他们身上，之所以保守落后和极端缺乏民族意识，只知道有家、家族而没有国族和国家意识，是与他们的时间和空间意识的滞后，存在着相当的关联性和同构性的。
《骆驼祥子》里的祥子，原本在乡村务农，他的世界就是乡村田野，进城后拉车，最远的也就是被拉夫拉到了城外远郊，再远的地方都没去过也不知道。更可怕的是城市生活不仅没有带来他世界和空间观念的扩大，反而使他由生活世界形成的空间世界更其狭小和窄化，他遗忘了广大的乡村，受到虎妞的“骗睡”和被怀孕“逼婚”后，一度六神无主的他想一走了之，逃到城外和乡下。
可是在京城里转了半天的祥子，坚决不想离开北京、北京的胡同街市和北海的白塔，因为他的世界就是北京，北京城就是他全部的世界和空间。而在时间上则是一天天拉车、挣吃喝，他看到最远的那一天就是能够独自有车拉车，一个普通车夫的生活，再无远大的理想，当然也不会去想更远的事情，他的脑袋和心思不是干这个的。
《离婚》里的张大哥代表的旧市民亦复如此，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活在北京，城里有几所可以自住和出租吃瓦片的房子，在这样的房子里娶妻生子，全部的时间意识就是生命和种族的延续，当父亲和爷爷或老太爷，儿孙满堂，这是他们世界里最大的时间长度。全部的空间就是北京和家、衙门，只有家的意识而几乎没有国家和民族意识，甚至虽然是衙门职员，也只知有官府衙门而没有国家，用老舍的话说，北平人的理想都不大，时间和空间世界及其意识都是那么狭窄短视，都是那么惊人地平庸和平凡。当然，这些人主要是老北京市民。
这些人里最典型的，是《四世同堂》里的祁老太爷。一辈子勤俭持家、谨慎做人、礼数周全、经历了清末拳匪之乱和民国军阀混战的祁老太爷，从生活经验里得出的结论，正是几乎所有老北京人的认识：北平是块福地，而小羊圈胡同及祁家宅院，就是福地的福地，“北平城是不朽之城，他的房子是永世不朽的房子”，他一辈子的空间世界，就是北京城里的小羊圈胡同及胡同外的寺院和戏院，连北京城外的地界，他都很少去，也不愿意去。至于北京城外的外省外界，更广大的中国的地理地界，他既没有去过也不大知道和关心。而他的时间意识和长度，就是三个月，当年北京城闹义和团洋人进城的庚子之乱，祁老太爷的法宝是用装石头的破筐顶住大门，三个月后就平安无事了。“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连皇上都跑了去，也没把脑袋掰了去呀!八国都不行，单是几个日本小鬼还能有什么蹦儿?咱们这是块宝地，多大的乱子也过不去三个月!”到了民国
近代以来的北京，经历了戊戌变法、庚子之乱、辛亥革命、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二次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清废帝离宫、五卅事件、军阀混战、北伐革命、国民政府成立等一系列事变、动荡、变革和事件后，这些巨大性事件几乎无一不在刺激、唤醒和培育民族国家意识，不断巨变的时代、外患与内祸纷至沓来的社会变迁，都极大地刺激和唤醒了中国人的时间意识与空间意识，改变了在天朝大国梦幻中沉睡已久的中国人的中国观与世界观，从开眼向洋看世界到学习和接受西学，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新文化运动到改造国民性，从文学革命到政治革命，从五卅运动到“九一八事变”，一连串的外患内乱都在唤醒和制造中国人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把历史上具有文化同质性的泛中华观念，改造和制造为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强化着民族主义的思想和激情，救亡救国就是近现代中国思想与政治的主旋律和最强音。
二
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中国，日本人占领了北平，对这样一场近代中国遭逢的最大的外寇入侵和巨大的国家民族灾难，以祁老人为代表的老北平人还糊涂地以为像过去一样，顶上大门，准备好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就能应付过去。这样可悲的对于灾难的认识和短视无知的时间意识，在现实面前当然会被碰得粉碎。
三个月后日本人没有走，而是呆了八年，这样长的时间已经远远超出了祁老人和老北平人心理所能承受的灾难时间长度。在这样长久的时间里，祁老人的三孙子远走了，儿子受尽侮辱后自杀了，最喜爱的重孙女妞妞饿死了，邻居家钱诗人的儿子死了，钱诗人离家下落不明了，车夫小崔死了，小文夫妇死了，时间的每一天的延长都连接着苦难、灾难，都令人难以忍受还得忍受，时间似乎成为侵略者的帮凶，具有了苦恶的性质，每一天的日子都是一种苦恶的延长，而过日子就成为一种“抗恶”，具有了一种与侵略者及其帮凶的作恶潜隐地对抗的质素，漫长日子的绵延，就有了比试民族忍耐力和抗恶力的善的性质，这是一方面。
与时间意识相关的落后与先进、现代与传统、文明与野蛮的意识，就在灾难岁月的艰难时世里滋生在祁老人一类老北平人心里。中国的历史与文明是悠久漫长的，老北京城就是最好的说明，可是这么长久文明和“有文化的”国家，却被打败和占领了;日本人从老北平人的角度看，是没有好的和野蛮的，可是他们现在的军队和武器却是比中国强，所以他们一时半会地会打败中国，占领北平。
日本人的侵略既使祁老人“三个月”的时间意识发生了变化，也使他的空间意识不断地改变。初始他知道了小羊圈胡同不是整个世界，他的三孙子就偷偷离开北平到外面的世界去抗日战斗，他知道了外面的世界还有不一样的人们和面貌，邻居钱默吟为复仇而像独行侠一样离开胡同和小家，昼行夜出于城内外，他的出走和行为使祁老人也知道了外面还有更大的世界和不一样的人们。
更可怕和可悲的是，日本的侵略不止于占领北平，他们还要灭亡全中国，随着他们侵略中国的战争的扩大，他们一步步占领了保定、太原、郑州、武汉、南京、广州……随着他们的所谓“胜利”和中国土地与城乡的沦陷，在北平的日本人和汉奸不断地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宣传他们的胜利，还驱使汉奸们举行一次次的庆祝中国各地沦陷的游行、演出和活动，而汉奸们——包括祁老人的二孙子瑞丰，一次次跟随主子庆祝中国城市的被占领，宣示日本的大东亚圣战的战绩和“辉煌”。正是在这样一次次的所谓广播宣传和庆祝仪式中，祁老人和北平人一样，痛苦地知道了北平外还有那么多的空间、地域、城市，中国的山河和地理还连接着、坐落着那么多的好地方。
当然，北平人还包括邻居中当了汉奸的大赤包冠晓荷一家，以及家人里的二孙子瑞丰和他的媳妇胖菊子，这些个汉奸们虽然也是中国人，但他们的汉奸本性使他们不但不对中国的广大土地山河的被侵占感到痛苦，反而感到欢乐，因为这些个数典忘祖的汉奸们只要有官做，才不管哪国哪朝当主子，亡不亡国他们才不管，被占领的中国的城市和地域在他们那里没有任何地理的空间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帮日本人庆祝的意义——庆祝仪式越多他们帮凶的资质和“价值”才会得到主子的赏识，才会被主子封官加爵，陷落的城市和地域没有任何国家民族意义，只有利用价值和在庆典上表现和“邀功”的价值。
这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冠晓荷及其老婆，他们也是地道的北平人，但在他们眼中，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时间只是吃喝玩乐混日子，活得自在滋润，他们没有时间中包含的历史观念，因此朝代和时代的变化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意义和不同，不论前清、民国、军阀统治还是日本人占领，只要有官做、有钱捞，就是好时代、好时候，不管什么人的官位都行，时间和时代只有利用和使用价值，而没有其他价值和意义。空间也没有什么地理的文化的民族国家的价值，历代不断被强化的官本位政治与文化，强调和认同的是“千里做官，为的吃穿”，千里万里还是近在咫尺，这种空间地域在他们眼里也只有与做官联系起来才有价值——利用的价值。汉奸的本性之一就是没有时间、空间观念，因此也没有民族
与国家观念，这是老舍在小说中第一次深刻予以揭示和描写的。在其他抗战作家的描写中，这样的揭示和描写还很少见到，即使有，也没有《四世同堂》揭示描写的那么全面和深刻。
三
老舍小说描写的祁老人一类老北平市民，是北平被侵略者的战略和占领、是中国不断被占领的帝国主义的铁蹄和战争，被动地唤醒、启蒙了他们的时空意识和随之而来的国族与民族国家观念，就像近代的中国是帝国主义大炮轰开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迫和被动地觉醒，从而启动了艰难曲折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一样。
當然，我一再强调指出老舍不是感谢日本的侵略及其战争，最新从美国发现的《四世同堂》的英文手稿，《四世同堂》的结尾不是过去的描写抗战胜利到来后小羊圈人们的平静中的高兴和欢聚，而是以钱默吟狱中的所谓“悔过书”收篇。在这个悔过书里，作家老舍通过钱默吟的思想言论，系统地表达了对侵略战争的反思和控诉，指出日本的历史、宗教、文化、民族性格等各方面的原因，导致他们军国主义的崛起和发动征服欺压其他民族与国家的侵略战争，而这样的思想与行为其实使得日本不是所谓的文明进步国家而是从文明的退化和野蛮化，最终也必然会毁灭日本自己——事实也证明了钱默吟狱中书简的预言性和真理性。
( 责任编辑：李亦婷 )
《非政府组织的志愿性与专业性抉择》
摘 要：作为非政府组织属性的体现，专业性与志愿性是其不可分割的组成要素。然而，X机构在提供0-6岁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专业服务的过程中，由于其体制外地位，非政府儿童康复机构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得不到认证，报酬偏低，造成人员的流失和师资不稳定，进而影响了机构的专业化发展。同时，由于缺乏稳定和制度化的社会资助，致使机构的志愿性错位，造成康复训练专业人员的志愿性特征。该机构通过普遍提高学费和提供个性化、选择性服务的方式解决发展困境，但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非营利性组织属性。针对上述问题，为了维护弱势群体家庭自闭症儿童平等享有的康复训练权利，必须确保政府公共开支与社会慈善捐助资源分配的社会公正性，从政策层面加大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力度，调动和协调不同部门力量，保证不同群体自闭症儿童早期康复训练需要的实现。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志愿性;专业性;儿童自闭症
作者简介：方 巍，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浙江 杭州 310032)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自从70年前美国儿童精神病专家Leo Kanner将自闭症作为一种独立的症状以来，自闭症患者的数量不断上升，目前达到1.1%。在发达国家，自闭症发病率同样不可忽略，有证可查的数据达到0.5-0.8%①。我国自1982年首次在专业文献上报道自闭症案例②迄今，儿童的自闭症患病率预测也高达0.097%③。尽管对发病机理仍然缺乏深入的认识，但是社会上基本已经形成了儿童自闭症早期干预成效更为显著的共识。
在社会服务的供给方面，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非政府部门的作用。一方面，非政府部门被视为解决政府部门失灵的重要对策萨拉蒙：《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赵黎青：《非政府组织： 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江海学刊》1999年第6期;刘大红、李华振：《政府失灵语境下的第三部门研究》，《法学评论》2005年第6期。
在非政府部门的发展过程中，志愿性与专业性始终是不可分割的组成要素。非政府组织离不开公民一定程度的人力与物力投入。在西方国家，早期非政府组织的发起人往往都是出身富家的志愿者，志愿者迄今仍然是非政府组织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当代社会服务组织的社会地位又与非政府组织的职业化、专业化紧密相关，其发展经历了从早期的慈善服务到当代的专业服务转型。
恰当地处理志愿性与专业性的关系是非政府组织有效提供服务、实现其职能的重要保证。近年来有关儿童自闭症问题的研究文献急剧增加，但绝大多数文章是有关康复训练方法的研究，其次是关于教育融合的研究。在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的社会政策与服务研究方面，雖然一些文献分析了自闭症儿童的社会支持体系，进而注意到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功能和作用，也有研究将焦点集中到儿童自闭症康复机构的青年志愿者问题、教师培训问题和发展改进问题，但是仍然缺乏自闭症康复机构发展的专业性和志愿性关系的全面研究。那么，现实中的非政府部门儿童自闭症康复机构又是如何处理志愿性与专业性关系的，其结果具有哪些社会政策方面的启示呢?
二、研究方法
诚如上面提到的，自闭症的发现历史不长，在我国大部分人比较陌生，对研究者来说也是一个崭新的领域，这也增加了对从事这方面康复训练的社会组织的研究难度。现有的文献数量较少，这就使得研究者很难在研究之初形成假设性的认识，进而对研究对象进行定量的研究。在项目立项之后，我们咨询课题组医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领域的自闭症专家学者，试图探讨形成初步的观点。为了能够对研究课题获得深入和详尽的了解，进而获得较为准确的研究结论，从2013年起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对康复组织和培智学校等各类机构的负责人、教师、工作人员以及自闭症儿童的家长进行长期的深入访谈，并将初步的认识结论在后续的经验研究过程中反复检验和论证，以便获得具有一定普适性的研究结论。可以说，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现代定性研究的设想提出(ideas)、理论确立(theory)、研究设计(design)、数据收集(data collection)、材料分析(analysis)和结论形成(findings)等步骤及其相互之间的螺旋式关系 Berg， B. L.，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Boston：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4， p.20.。
本研究范围覆盖杭州、深圳和南京等地的儿童自闭症康复机构和培智学校。调研涉及六家康复机构的负责人8人、工作人员17人、自闭症儿童家长28户。从2015年起，课题组又对上述部分自闭症儿童家长、机构负责人和员工进行回访。本研究主要以其中的X机构为研究个案，访谈涉及的机构负责人2名、机构工作人员8人、自闭症儿童家庭10户，其中回访3人次。具体访谈对象情况见表1和表2。全部访谈均予以录音，然后转化为文本进行分析研究。
三、研究发现
(一)多元福利背景下的非政府康复服务机构
从政府层面来看，自闭症的诊断及其康复训练正愈益受到重视。2006年，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将自闭症划归精神残疾统计对象，贫困患者列入国家抢救性治疗和康复的对象。2010年，卫生部颁布《儿童自闭症诊疗康复指南》，对自闭诊儿童的诊断、治疗和预后等制定了规范性标准。教育部、民政部、卫生部、人力资源部和中国残联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的意见》，明确将自闭症儿童纳入九年制义务教育体系。2009至2011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补助资金，资助实施“中国残联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为此，中国残联还相应制定颁布了《中国残联贫困孤独症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实施办法》，提出三年期间每年为1200名贫困自闭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服务，总计补贴康复训练经费3600万元。到2012年底，中国残联已在全国建立了30个省级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机构，1.1万名自闭症儿童在各级机构获得了康复训练(残联发〔2013〕3号)。
同一时期，浙江省也在全省范围内推出0-6岁自闭症患者抢救性康复项目，提出在“十二五”期间建立健全新生儿疾病基本筛查制度，2015年起经济发达市县有康复需求和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的康复服务率达到90%，并对有康复需求和适应指证的0-6岁自闭症儿童全部目标对象每人每年给予1.2万元的康复训练补贴(浙残联康复〔2012〕76号)。从访谈情况来看，具有本省户籍的0-6岁自闭症儿童，只要申领残疾证，根据其家庭经济状况，一般都能不同程度地获得政府的康复训练专项补贴。在补贴的经费数额上，不同地区略有差异。相对而言，宁波的补贴额度最高，最多可以获得4万元。杭州市的最高补贴经费数额目前也达到2.4万元。这对于促进自闭症儿童的早期康复训练，减轻其家庭的经济负担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当前盛行的福利治理话语体系之下，不同服务供给主体的协同作用得到重视鲍威尔：《理解混合福利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彭华民：《福利三角：一个社会政策分析的范式》，《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在自闭症儿童的早期康复训练过程中，政府试图通过对服务对象的现金补贴实现服务购买，借此促进民间自闭症康复机构等社会力量的参与，间接地满足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的社会需要。
政府对抢救性康复训练的现金补贴，其策略显然是希望借此市场的选择功能促进服务发展及水平的提高。因此，如何促进自闭症非政府康复机构数量的增长及其专业水平的提高，便成为影响当前抢救性康复训练成效，特别是弱势群体家庭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成效的关键。
(二)非政府组织的专业化诉求与进程
前面已经提及，职业化和专业化是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方向，而我国传统社会服务的行政性、半专业化特征令专业化成为我国社会服务发展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相对而言，这一课题对于自闭症康复服务机构来说显得更为重要。作为一种在情感、交往、语言和行为方面存在全面发育障碍的疾病，儿童的自闭症在康复训练内容上涉及心理、语言、交往、統合和日常生活等多方面的治疗和训练，在治疗和康复训练方法上又有音乐、游戏、沙盘、社会故事、“地板时光”、人际关系发展干预等多种手段。正因如此，师资的专业化是这类非政府组织发展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目前自闭症康复机构的教师学历普遍都在大专以上。除了一些体育、音乐等师范专业的毕业生以外，主要是特殊教育专业的毕业生。并且，这些毕业生在到了康复机构之后，往往还需要经历一定时期的岗位培训。至于要受到学生家长的信任，成为资深专家，更是需要一定的实践磨练。
除了一般的师资，管理人员的专业化也是提升机构服务水平的必要保证。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目前的自闭症非政府康复机构的发起人，相当部分是自闭症孩子的家长或具有宗教背景、热心慈善的人士。X机构的发起人就是自闭症孩子的母亲，在创办机构的过程中，她不仅辞去了原来工程师的工作，甚至将自己的住房都作为投入用于机构的运行开支。
尽管X机构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了专业化与职业化发展的诉求，但实际上发展过程并不顺畅，遇到了一系列的发展障碍。由于体制外属性，机构的专业化追求无法获得制度的认同。尽管机构培训人员从事着与其他特殊学校教师相同的工作，但是由于不属于教育系统，这些机构的培训人员就不能像其他老师那样参加职称评定，从而导致他们的专业资格无法得到认可，影响了他们职业的专业化发展。虽然培训人员可以参加一些开放性的职业考试，如社会工作师，但在目前的條件下X机购也没有将其作为重要的考核标准，资格证书对其薪资的影响不大。
(三)志愿性发展的困境及其错位
与机构的专业化进程面临的困境相对应的，是其志愿性缺乏必要的社会氛围，以及由此应对过程中产生的错位。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慈善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与社会的志愿性投入密切相关。这种捐赠既包括物(资金与物品)的直接投入，也包括志愿人员在机构运营和管理层面的参与。不同于政府部门基于税收的财政拨款与营利性部门的市场性收入，非营利性部门的资金来源更为多元，社会捐助是其不同于其他两类机构的特色所在 Anheier， Helmut K.，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heory， Management， Policy， London： Routledge， 2014. 。
由此可见，目前自闭症非政府组织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志愿性的错位。在应该具备职业化和专业性特征的机构人员方面呈现出志愿性，要求他们的职业选择建立在志愿性奉献的基础上，而社会的人力和物力志愿性投入则有没有得到应有的保证。
(四)基于市场的发展对策及其效果
面对环境制约，自闭症非政府组织该如何应对才能维持其生存进而实现其职能呢?当我们2016年来到X进行回访时，一个最大的感觉便是机构的老师对职业和收入的满意度提高了，不但离职的人减少甚至还有其他机构转入的。一位老教师更是将自己的工作称作朝阳产业，对现状满意且对其发展充满信心。那么，这两年里X机构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们调查发现，不仅是X，有关机构普遍都采取了提高学费和提供课外个别训练等方式来提高职工的待遇并改善机构的运行状况。
以X机构为例，2014年初我们第一次做访谈时它的全天学费是每月3800元，半天2800元。但是当年该机构便调整了学费，常规化的培训班学费是半天3800元/月，全天4500元/月。除了传统的家长陪同的康复训练班，还提供了差别化的选择。参加个性化康复训练的孩子不需要家长陪同，同时机构配备的师生比也要高于常规的模式。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培训费用的成倍增加，每月的学费可达9000元。由于学费增加，该机构不但有望在今年实现自负盈亏，而且教师的收入也有明显提高，一些资深教师的月收入也由3500元上升到5000多元。
但是，总体上来说目前自闭症康复机构的薪资并不高。在X机构，刚刚入职的教师的月收入不到3000元。那么，为什么两年间X机构教师的满意度有这么明显的变化呢?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一些自闭症康复训练非政府组织允许老师在课外为学员提供个别化的训练。在X机构，这些所谓的家长点课，每小时的费用可达150元。如果一个老师的教学效果受到家长的肯定，只要肯吃苦、愿意课后加课，那么点课收入完全有可能超过机构的正常工作收入。在我们的访谈对象中，一位工作仅仅一年的老师，她从机构获得的工资为2000多元，加课收入1000多元，总的月收入可达4000元。另一位在X机构工作了六年的教师，由于资历较深家长点课较多，加课价格也比年轻老师高。即使每天加课1小时，每月也可以有3000多元的加课收入。谈到目前的收入状况，这位老师显得比较满足，并且认为状况还在不断改善。
(五)社会企业新定位及其隐患
从机构上述发展来看，目前的X机构已经不是非营利性机构，而是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追求公益目标的社会企业。应该说，X机构的这种转型无可厚非。一方面，这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也是目前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的需要。但是，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种转型带来的隐患，那就是弱势群体家庭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需要的满足问题。
尽管政府在自闭症儿童的早期康復训练上投入了大量财力，但是这笔经费是借助对服务对象的现金补贴通过市场来实现的，这就使得目前的自闭症康复机构像X一样，严格来说都是通过市场性收费来实现其公益目的的。即使是省残联系统的康复机构，除了用房和少数人员的事业编制补贴，其他费用相当部分也依靠市场性学费收入，这就使得部分家庭条件较差的自闭症儿童家庭难以承受康复训练的经济开支。上文中所提及的杭州以外城市来杭州进行康复训练的家长所承担的额外经费负担，也是这一问题的体现，他们的相应负担和康复风险也应引起注意。
应该说，即使在原来机构学费没有提高的情形下，我们许多访谈对象仍然觉得长期参加康复训练经济负担较重。甚至夫妻都是大学毕业、从事专业工作的本地家庭也觉得康复训练负担大，长此以往会“扛不住”。我们在X机构的第二次访谈时，就发现部分第一次访谈的家庭中途退出了康复训练。那些坚持参加康复训练的家长，尤其是课外选择点课的家庭，一方面是因为觉得大班课无法达到最佳效果，另一方面家庭条件不错，同时还可以得到政府的补贴。那么，在目前的收费水平下，是否会有一些家庭因为经济压力而无法参加抢救性培训康复训练呢?我们在X机构和其他机构反复向机构负责人、培训教师和家长询问这一问题，其结论是肯定的。对此，我们将另文进行更为详尽和深入的分析。
四、讨论及发展对策
如何满足弱势群体的基本需要始终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政府成为社会保障的第一道防线 Wilensky， H. L.， Lebeaux， C. N.， Industrial Society and Social Welfar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5.，20世纪50年代的福利国家运动更是将国家的作用推向极点。伴随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石油危机而引起的经济结构调整，新右派在社会福利的供给方面占据了话语主导权，它们大大削减政府在社会服务方面的开支，推行社会福利的私营化，强化市场在社会服务方面的功能。然而，新右派关于公共部门低效的指责缺乏可信的依据。
通过上面的访谈及分析，我们了解到当前一些自闭症非政府康复组织、特别是X机构的生存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措施。应该承认，X机构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现实的困境，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赢得了空间。但是，该机构的措施并没有摆脱非政府组织发展中面临的志愿性错位及其对职业专业化发展的制约这一根本问题，同时这些做法与非政府组织的慈善救助属性并不完全一致。可以这样认为：当前自闭症非政府康复机构的发展面临两难的抉择——如果强调慈善与公益性，其机构的专业化水平便无法保证;如果借助市场化渠道提升专业化水平，又可能影响其慈善救助目标的实现。我们在南京调查的某机构，因为担心访谈引发他们教师的不稳定情绪，直接拒绝了我们与他们员工的接触。
要想解决非政府组织偏离慈善救助发展方向问题，正确确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抢救性康复服务的重点对象并切实采取有效对策就应该成为当务之急。我们调查发现，确实有部分家庭具有较强的经济承受能力，甚至为了避免领取残疾证给孩子带来不利影响而自愿放弃了政府补贴。有需求就会有市场，这部分自闭症儿童家庭的需求以及相应的营利性服务机构的发展不需要我们过多关注，只要做好对市场的规范工作即可。
因此，如果我們既想保持非政府组织的慈善属性，同时又促进职业专业化发展，首先要针对不同服务对象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在满足市场的多样性需求的同时，重点关注通过市场渠道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的特殊群体，确保政府的公共开支和社会的志愿性捐助优先落实到弱势群体自闭症儿童及家庭。为此，政府部门应该发挥在社会服务方面的主导作用，在保证弱势群体家庭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基本需要的同时，发挥在社会政策制定方面的引导作用，加强政策的落实，促进不同部门社会服务的发展及其协同效应，切实满足不同阶层家庭的不同层次需要。为此，一方面要鼓励市场性服务组织的发展，引导部分非营利性机构向社会企业甚至营利性市场部门发展或转型，丰富社会服务供给，进而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独特作用，促进其利用社会慈善捐助或通过政府购买，实现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社会保障职能。
(责任编辑：薛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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