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1949年11月到1952年7月是邓小平主政西南的时期，在这两年零八个月里他开始了从治党、治军到治国理政的转变。在此期间，邓小平以其个性鲜明的方式贯彻执行党中央下达的任务、部署和决策，带领中共中央西南局恢复和发展了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
摘要:1949年11月到1952年7月是邓小平主政西南的时期，在这两年零八个月里他开始了从治党、治军到治国理政的转变。在此期间，邓小平以其个性鲜明的方式贯彻执行党中央下达的任务、部署和决策，带领中共中央西南局恢复和发展了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其中许多思想方法与领导艺术同“七五整顿”后邓小平治国理政的领导方法和艺术一脉相承。通过剖析邓小平主政大西南的事迹，挖掘其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个方面的领导艺术与才能，能够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研究添砖加瓦，同时对中共现今的执政建设也具有一定启示。
关键词:大西南,领导艺术,邓小平
党政方向论文投稿刊物：《党建与人才》主要介绍研究党建理论，交流党建信息，开发人才资源，指导基层工作。主要读者对象： 各级党委和党委工作部门，企事业单位、农村、机关、街道、学校、部队等党的基层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思想政治工作者及宣传工作者，各级党校、团校、干部学校。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同志就极具前瞻性的预见了未来的形势变化，决定成立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西南局负责解放中国最后一片土地、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据点，因此，邓小平参加完开国大典就奔赴下一个任务地点———中国西南地区。在这里，邓小平运用他的学识、智慧与人格魅力，运用他出色的领导方法解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难题，在矛盾复杂、百废待兴的西南地区成功建立了新生人民政权。
一、军事后勤领导艺术
邓小平曾经说过:“我是一个军人，打仗才是我的老本行。”[1]进军大西南的成功实践，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西南局全体同志遵循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精心筹划和周密部署的成果;是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在军事上卓越的领导艺术。
(一)高瞻远瞩，虑事周全
进军大西南前要完成的准备工作千头万绪，邓小平指出首先须在思想上做好准备工作，意识指导实践，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是前提。刚接到中央下达的任务时，刘邓所领导的二野部队，除陈庚带领的第四兵团正在参与第四野战军指挥的华南作战外，剩下的三、五兵团处于待命状态。
接到进军西南任务的二野将士们大多是整装待发，为即将迎来的全国解放而雀跃，但不可忽视的是军中也出现了一些消极怠慢的声音:一部分干部居功自傲，认为二野此前吃的苦多、出的力多，要求给予更好的待遇，同时嫌西南地处偏僻，山高路远，地贫民穷，害怕回不了家等等。
邓小平了解到军中这些“错误”思想后，及时将思想动员与政治教育结合，要求各部队及各级党委与政治机关对将士进行充分的、不间断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及时关心战士的思想变化，耐心说服，指明进军西南的重大战略意义以及存在的困难、解决困难的办法。1949年7月，刘邓签发《进军大西南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克服怕苦怕累、骄傲懈怠的错误思想和不利倾向，坚定地完成毛主席交给二野的光荣任务。
8月邓小平又亲自作《迅速夺取全国胜利》的报告，从“困难对比”、“西南的重要性”、“工作位置”三方面解释进军西南是必要的、光荣的，进一步提高了全体人员的政治觉悟，为部队顺利解放和建设大西南奠定了思想基础。“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2]
二野全体将士不仅担负着解放大西南的任务，还要在消灭国民党势力的基础上重新经营建设大西南，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这就要求二野成为军事上是能够打败敌人的战斗队，工作上是能够经营西南的工作队。根据新解放区的工作经验，每解放一座县城最少需要75名干部负责地方工作，而要想经营建设广大西南地区至少需要五万多名干部参与工作。
渡江战役前，邓小平就从老解放区抽调了一批熟悉地方工作的干部随军南下用以建设西南地区(实际用于华东新区)，后来陆续通过培训班、培训学校等形式，吸收大中城市的学生、失业工人、技术人员等参加，解决新区缺乏干部的燃眉之急。由于干部的紧缺是当时全国新老解放区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央在统筹抽调的同时要求二野和四野抽取自身能力强的干部担任地方工作，邓小平接到上级指示后，积极贯彻的同时，结合实际情况号召民众自发组织起以学生干部为代表的西南服务团。
为了让同志们将来更好的担负起建设西南的艰巨任务，邓小平提议给西南服务团先进行两三个月的集训，做好这次“小长征”的思想教育工作。邓小平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自给全体学生干部做了《论忠诚与老实》的报告，教育学生干部将来要虚心向地方的老干部学习，取长补短，切勿“猪鼻子插葱装象”，用通俗易懂、充满趣味的语言给大家上了一堂有关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课。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新中国诞生之初，交通运输条件差、经济市场混乱，而西南又地处偏僻、群山环绕，徒步远征西南无疑是一个艰辛而繁重的任务，其中尤为重要的便是后勤保障问题，主要包括粮食、鞋子、冬衣是否有保障。
针对将士们普遍担心的三个问题，邓小平、刘伯承等人就此科学谋划，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经费问题上，由华东局筹发，备以现洋减少困难;鞋子数量上，每人4双胶鞋、3双草鞋，利用一切空闲时间编草鞋，多走大路，雨天少走或不走;冬装问题上，由汽车追送或后期追补;后勤保障上，健全后勤机构的同时组织先遣队保障粮食、住宿等事宜，号召各级干部亲自督促，加以重视。这样详细周到的安排部署解决了全体干部的后顾之忧，为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和物资保障。
(二)军事结合政治，分化瓦解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这句俗语就形象的反映了我国西南地区矛盾的复杂性。由于西南常年处于军阀割据的局面，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且他们各自拥有较多的枪支与一定的武装力量，因此解放西南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土匪、地主、国民党残余势力和流氓是中共要面对的主要敌人，在这一敌人众多的严峻形势下，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要懂得去分化敌人，不要孤立了自己才是对的，要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不团结，通过军事上的灵活作战兼之以政治上的攻势，将其分化瓦解。
在二野等部强大的军事打击下，国民党残余势力节节败退，在打开四川大门之际，邓小平等领导人展开政治攻势，于1949年11月21日向西南地区国民党人员发出四项忠告:(1)国民党军队应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2)国民党政府机关各部门工作人员……听候接收，其属下中高各级职员……分别录用或适当安置。(3)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
(4)乡保人员应听从人民解放军的安排，维持地方秩序，为人民解放军办差事。[3]同时，要求各部队通过写信的方式，使敌人通晓《四项忠告》，借以动摇军心，从内部瓦解敌军。在邓小平、刘伯承等人的部署下，人民解放军排头部队利用喊话、分发传单等宣传方式，向国民党军提出忠告，劝其勿再执迷不悟，立即缴械投诚。在征粮剿匪战中，由于党政领导机构的不健全，各级领导班子只顾完成自己的任务，而不能配合完成剿匪作战的任务。
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后，邓小平借鉴抗日时期党政军民一致抗日和川东军区剿匪的成功经验，抓住长期受到压迫、剥削的西南人民同地主、土匪之间的这一矛盾，从军事、政治、群众三方面着手，建立起剿匪斗争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剿匪作战打到哪，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就做到哪。1950年5月7日，邓小平在西南军区高干会上提出一个号召:“枪换肩，发动群众，剿匪自卫”[4]即号召将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枪换到我们可靠的贫下中农的肩上来，领导农民组织自卫队同土匪作斗争，并决定改变作战部署，以我军之集中对付敌之集中，以我军之分散对付敌之分散。
至1949年12月27日，历时两个月的西南战争，共歼灭国民党势力90万左右，其中投降俘虏、起义人员共占百分之八十多。剿匪战争历时两年半，共歼灭土匪约一百一十万余人，十人以上股匪被全部消灭。在我国历史上，西藏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独特，易守难攻，再加上民族与宗教因素的影响，仅仅依靠军事斗争是无法妥善解决西藏问题的，往往需要军事与政治并举，二者相比，政治更要重于军事。
邓小平告诫进藏部队，西藏问题的解决可能需要一定的军事力量，但主要是政策方面，要靠政策走路、吃饭，在《解放西藏政治动员令》中，西南局正式提出18军要学会利用政策拉拢，尽量避免军事冲突。1950年5月，在部署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的同时，西南局积极进行政治工作，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可能，邓小平主持起草《十项基本原则》充分保障藏族人民应有的各项权益，针对少数民族问题专门成立研究室，还派出志清法师入藏劝和。尽管如此，西藏反动当局仍然拒绝和谈，中共被迫发起昌都战役打开进军西藏的大门。昌都战役的顺利加速了西藏当局势力的内部分化，1951年4月中央派出代表团同西藏当局进行谈判，5月23日，西藏最终和平解放。
(三)自力更生，积极应变
要想经营好大西南，一批熟悉地方工作的干部是必不可少的。渡江作战结束后，随着华东和华中各地中心城市的解放，负责领导华东地方工作的饶漱石向邓小平提出，将随二野南下原意用于西南新区工作的地方干部尽数调往福建。从争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大局出发，邓小平同意了，但二野手中也因此再无多余干部可前往经营西南，这成为进军西南准备工作中的一大难题。一方面老解放区已无大量多余干部可以抽调，另一方面从已接管地区来看，南下的一部分干部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并不能很好的满足地方的需要。
面对如此窘境，邓小平结合中央指示提出，要解决当前西南干部缺乏问题必须结合实际创造性地执行，南京、上海等率先解放地区，经济基础较好，文化水平较高，可以吸收这些地区的大中学生、青年职工及技术人员，再加上较早解放地区的骨干和军队里有能力的干部，共同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直接隶属于二野政治部领导。
邓小平号召城市青年学生、职工技术人员组成地方工作队伍的创举，不仅成功解决二野干部缺乏问题，为党中央排忧解难，还在帮助部分群众解决了就业困难和再就业问题，密切了党群关系。1949年5月27日二野前委致电中央，提出进军西南物资、兵员不足问题，30日，中央军委复电“兵员、牲口不足之数，除华东局能解决者外，原则上不补，到四川以后自行解决。估计四川、黔没有严重的作战，减员不会很大，占领长江上游以后可以就地筹补，从长解决。”[5]
考虑到当时国内各地的物资均紧缺，调度艰难，邓小平指示二野各部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自主筹备进军西南所需物资及后勤保障等工作，如派遣先遣队前往修复桥梁、安排住宿、筹措粮食、解决乘车等问题，健全后勤机构部署沿途物资供应、卫生防疫等问题，加上中央统筹协调与各地支持，仅仅几个月时间，60余万人的行军和作战物资就筹集完备。9月20日，为给西南服务团的学生干部做好思想准备工作，邓小平亲自召开动员大会，会上指出:二野及地方工作的同志，将要去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这是一个很大的任务，也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眼睛不要光看上级和银行，光靠发行钞票是不行的……有困难，就要正视，一定要认识，一定要克服。[6]
那么如何靠自己解决困难呢?邓小平给了大家三个办法:首先要团结党内同志、其次密切联系西南人民、最后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这是解放军胜任西南地方工作，解决将来可能遇到、难以预料的问题的重要法宝，也是邓小平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的重要工具。1949年成都解放后，整个中国大陆就剩下西藏地区尚未解放。
西藏是一个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宗教力量很强，同时地处高原，雪山遍布，对外交通几乎断绝。考虑到西藏地广人稀、物资不足，如果解放军大部队消费地方的物资，很有可能会引起当地物价飞涨，破坏市场秩序，也会引起群众对解放军的不满，因此毛泽东指示进藏部队要做到自力更生、“不吃地方”。1950年，二野排头兵历经千难万险抵达藏地甘孜，由于随身携带的食粮有限，他们随时面临着断粮的危险，一方面要遵从党中央的指示不购买当地粮食，另一方面又要依靠不多的粮食完成修建机场、接应后续部队的任务。如何解决这个看似两难的任务?先遣部队响应邓小平的号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每人每天的粮食从一斤逐渐减到四五两，同时积极开辟公路以便辎重团尽快运送粮食进藏。
为了保障十八军在坚持“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原则下的后勤补给，西南局提出生产粮食与修建公路同样重要，指示进藏将士就地耕种生产，做到自给自足，将发展生产作为长期的中心任务，通过精打细算、在西藏拉萨的西郊地区进行生产开荒、打通西藏同内地和印度地区的贸易往来三项举措，部队的粮食供给难题得到了解决，其他工作也得以顺利开展。
二、政治领导艺术
经营大西南是解放大西南的必然结果，在情况特殊、矛盾复杂的广大西南地区如何推翻国民党旧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是邓小平等人将要面对的新难题。在总结接管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刘伯承等同志提出“同时接管城乡，将主要力量放在城市”的政治路线。然而政治路线的确定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如何处理众多不同类型的矛盾?如何解决政策同现实之间的冲突?如何保障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等?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才是经营、建设好大西南的前提，邓小平卓越的政治领导艺术既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也是从中诞生的重要理论成果。
(一)抓重点，统筹兼顾
建国之初，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西南局在经营建设西南地区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政治方面，这片地区曾是国民党势力在内陆的最后巢穴，蒋介石败逃台湾后，这一地区仍然潜藏着的大批反革命力量，他们同土匪、地主、恶霸狼狈为奸，引起暴动，扰乱社会秩序。
因此中共不仅面临着众多敌人，同时还要理清盘根错节的矛盾和复杂的社会情况。经济方面，中国共产党接手的西南地区呈现出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的骇人局面。在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之下，西南五省经济市场混乱、投机倒把盛行、各地生产萎靡不振、百姓民不聊生。新建的人民政府能否稳定经济形势，恢复生产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从而在这里站稳脚跟，这对刚刚执掌城市政权的中共党人来说是更加严峻的新考验。
民族关系方面，西南是中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最复杂的地区，如何实现西南地区的解放，而又不侵犯各个少数民族的权益，同时消灭大汉族主义，帮助发展地方经济，维护边疆稳定?这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西南局需要面对的新课题。更为严峻的是，在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党内有一部分同志滋生了居功自傲的情绪，不愿去贫困地区工作，看不起地方老干部，与当地地下党员相处不和谐，接管西南地区的干部数量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如何才能解决困境，顺利执掌城市政权?
中共党人今后面对的挑战比此前的军事斗争要棘手得多。在复杂事物自身包含的多种矛盾中，每一矛盾的重要性和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因而各类矛盾又可区别为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同一矛盾的不同方面也不是完全对等，解决复杂矛盾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能够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
针对这些盘根错节的问题，邓小平敏锐的指出:在农村逐步深入反封建斗争，改造六十万国民党军队和二三十万旧人员，以及整理破碎的人民经济生活，这三件大事同时压在我们身上，要我们联系起来解决。[7]同时确立了“集中力量于中心城市的接管工作”和“先城市后农村、先接收后管理”的具体方针。城市的接管主要依靠随军长征而来的西南服务团的干部，加上发动当地群众，充分利用旧有人员，实行军管会和保甲制(1950年4月始陆续废除)，这样不仅能够解决西南局工作干部不足的问题，同时还能够充分发动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政治、经济上的平稳过渡。
至1950年4月西南各地大中城市的接管工作大多先后顺利完成。农村的接管上确立剿匪征粮为巩固农村政权的第一步，1950年初，西南局召开会议告诫全体同志“剿匪已成为西南全区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8]
很快党政军民的一元化剿匪斗争展开，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在改变对敌战术，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剿匪斗争的基础上，剿匪斗争的局势逐步由初期的被动转变为主动，1951年末，随着各省市剿匪的胜利，西南地区的艰巨的征粮任务也得以顺利完成。与此同时，各省各级人民政府相继建立，基层政权不断完善，在邓小平等人的正确领导下，西南地区人民政权的建设开始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展开。
(二)宽严并济，灵活处理
邓小平在干部的管理和使用上，既讲原则，严格要求，又讲灵活，酌情以适当照顾，面对部下对上级政策的不解，一方面严令按时完成任务，另一方面耐心做好解释说服工作。1949年，邓小平与参加贵州接管、负责地方党政干部领导工作的五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申云浦等人的谈话中，就第五兵团和拟将前往贵州工作的干部中出现“愿到四川，不愿到贵州”去的畏难情绪，严厉批评:“县级以下干部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不通是可以原谅的，县以上干部，不仅组织上要服从，思想上也得服从，不服从就得强制。
原因很简单，你吃共产党的饭太多了”。“县以上干部思想上、组织上都得解决，不解决就强制，原因就是吃党的饭太多。至于区以下干部，就不必强制，照顾到他的自愿，照顾到老区的工作。有些身体弱的，思想上难于打通的，作用不大的，就主动的用组织的名义调回老区工作”。[9]
见申云浦低头不语，邓小平缓和语气说明贵州其实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是一个值得开发，富有远景的好地方，至于野人莽兽等传言更是无稽之谈。邓小平最后还关切的问道是否还有什么困难，并爽快的一一应允多带一些“钢洋”、雨具、白面等要求。
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坚决果断的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关键时期端正干部的错误思想，不乏威严与宽容，一语中的，一针见血的批评了错误思想的同时提出了相应解决办法。在面向农村的征粮工作中，邓小平结合中央及西南地区开展工作的需要，制订了征收40亿斤公粮的任务，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目标。
在西南地区的农村进行征粮，任务是相当重的，原因有三:一方面，前一年蒋介石在西南五省许多地区已经征收过粮食，频繁征粮必然会引起农民的不满;另一方面，即使原本留有余粮的人家也大多卖给了商贩，现在庄稼正值青黄不接之际，他们只能选择重新购买食粮上交，低价卖出高价买进，普通百姓难以负担这样的亏空。
此外，当时的征粮遵循“地主交粮，佃农不交”的原则，虽照顾了贫雇农的生活，田主却承担了一半以上的重担，再加上群众“斗地主”的心理，给他们的正常生活造成困难。针对在川西等地征粮工作难以展开的局面，部分同志滋生畏难情绪，在一些干部中还流传“要讲政策就完不成任务，要完成任务就不能讲政策”的错误言论。为端正党内这些错误思想，顺利完成征粮任务，邓小平竭尽全力向大家做解释说服工作。
1950年2月底，邓小平召开同党外民主人士的谈话会，对任务过重的事实不加掩饰，同时解释原因以求谅解，“西南有7000万人口，如果每张口一寸长，那么就有70万丈长的口要吃饭，如果这些口没有饭吃，那就会天下大乱。所以‘粮食就是政策’，没有粮食，我们就要被撵出西南去。”
“只要有了粮食，我们就可以赢得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布置恢复国民经济的事情”[10]并且表示，希望他们能够帮助共产党向人民做好解释工作。在征粮剿匪动员大会上，邓小平严厉指责要求减轻负担的同志，并直接点名没有征上粮食的领导人:“征粮任务没有完成，你李大章、彭涛、杜义德、郭影秋要负责，再完不成任务，我要给你们算账，算历史账，新账老账一起算，算总账!”邓小平还态度坚决地说道:“什么是政策?当务之急是把粮食拿到手，完成征粮任务就是政策。
站不住脚跟，还有什么其他政策可讲!”[11]通过加强对具体方针政策的指导，对民主党派人士耐心说服、解释，对党内同志严厉督促，逐渐打开了顺利征粮的局面，为在西南地区建立崭新的政权打下基础。
(三)以人为本，团结群众
一项任务的顺利完成包括政策指导、运用恰当的方法两个方面，其中以人为本是历久弥新的重要途径，常言道“得民心者得天下”。群众路线不仅是邓小平教育和倡导各级干部经常要使用的工作方法，也是邓小平等中共党人一贯坚持的领导方法。群众路线的内涵包括对人民的态度和领导人民的方法，如倾听民意、为人民服务等，这些主要体现在党内工作和中共自身的做法上。部队挥师西南前，邓小平就召开动员大会，给服务团的团员们做好思想工作，会上要求“到西南去的干部人人都要抱着为西南人民服务的态度去工作，不是去当统治者，不应以解放者自居。”[12]
邓小平同时提出三个解决难题的办法:团结党内同志、密切联系西南百姓、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这三点皆是以群众路线为基础，以团结为纽带，以人民群众的力量为攻坚克难的保障。西南服务团，顾名思义，就是为广大西南人民服务的组织，他们之中有来自大江南北的学生、干部，为了全国的胜利解放，他们响应党的号召，背井离乡来到地处偏远的西南地区，为解放西南的广大劳苦群众，为经营建设好大西南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9年11月1日，解放军出其不意地采取大迂回、大包抄的战术，声东击西巧胜蒋介石，历时50多天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广大川、渝、康地区后，西南局的主要任务也随之发生了转变，邓小平将其概括为:“依靠60万、改造90万、策动6000万”。
依靠60万，指我党在西南的60万人民解放军;改造90万，指改造国民党残余的90万官兵，通过编入人民解放军或令其参加地方工作，将他们改造成为能工作、能生产、对新中国有建设的人;策动6000万，指西南7000万人口，其中有6000多万民众是共产党可以信任依靠的基础，我们要充分把这6000多万人民组织起来，实行土改、组织生产、恢复经济。在城乡工作的接管上，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西南局不仅确定了“先城市后乡村，先接收后管理”的方针，还强调接管工作只能走群众路线，发动人民群众、组织原职人员进行生产和管理活动，从而稳定社会生产、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邓小平的群众路线方针不仅仅指依靠党内人士和广大的底层群众，还要求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具体包括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以及投降起义的国民党人员。刚刚获得解放的西南地区，社会动荡，生产停滞，经济混乱，新生的人民政权根基还不稳固，此时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巩固政权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
1950年4月11日，邓小平在报告西南工作情况中说:我们到西南后的主要工作方法是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13]各级各界代表会议成为联系群众最便利、最主要的方式。为贯彻落实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要求，既要与非党人士沟通交流党的政策观点，又要使他们有职有权，西南局接收、录用许多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管理工作。
我们可以看出，在政府的人事安排上，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西南局广纳社会贤才，不仅包括党内同志还包括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旧国民党人员。此外，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来自部队的将士、来自学校的学生干部等等，形成了以党中央的领导为核心的，由各界代表人士组成的，广泛代表最[14]广大人民声音的统一战线组织。
邓小平主政大西南的两年零八个月灵活运用群众路线这一领导方法，并将其贯穿到工作的方方面面，从解放大西南到经营、建设大西南;从征粮剿匪、“三反五反”运动到清匪反霸;从军事、政治、经济到文化工作。
三、经济领导艺术
恢复经济，稳定秩序，整治市场金融，是中共中央西南局建立并巩固人民政权的基础。1950年1月4日，邓小平在重庆市召开的军管会上指出:“……想要巩固政权还需做多方面工作，如肃清特务、土匪及反革命分子等等。但任何政权巩固的基础都在于经济的稳定。”[15]
(一)抓要害，纲举目张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西南地区自古交通不便，严重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自晚清以来，四川人民呼吁当权者修筑成渝铁路的呼声从未停止过，以四川保路运动为导火索爆发的辛亥革命成功后，西南地区虽然先后设立了“铁路筹备处、工程局”等机构，但铁路建设直至刘邓挥师西南时仍止步于工程图，尚未铺设一根一轨。身为四川人的邓小平深知四川人民的铁路梦，他们希望以此改变长期以来交通落后的面貌，在接到解放和经营大西南的任务之初，邓小平便开始思索成渝铁路建设的动工。
前往西南之前，他专门请陈修和一起入川并帮忙挑选有修建铁路技术的人才。在陈修和同志的帮助下，负责二野兵工技术的陈志坚同志不仅获得了一份二十多名卓有声誉的兵工技术人员名单，还详细了解每一位的性格、特长、家庭情况以及拜访他们的办法、所需安家费用数额，仅用了几天时间，陈志坚就确定了前往西南建设的人选。
1950年2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做出通过修建成渝铁路助力巴蜀经济恢复，并以此带动其他行业发展的重要决策。由于解放初期，各项工作尚未完全展开，铁路建设所需的人员、设备、材料等紧缺困难，邓小平作出从军队中调出部分士兵组成筑路队推动铁路工程的开展，而后再进行宣传征集工人、失业者的决策。这是邓小平等人在西南工作中的又一创举，既能够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又能替老百姓省下一笔钱，毛泽东同志也复电表示“甚为必要，望即着手布置进行。”[16]
在抽调人民解放军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军区各5个军工筑路总队一共30174人后，部队于8月底前分赴铁路沿线开工，他们一手拿镐一手拿枪，修路的同时也负责护路的工作，有力的保障了成渝铁路的顺利完工。
西南五省陆续展开接管工作之后，为了解决城市大批工商业工人的失业问题，又吸收了大量失业工人和城市贫民参与修路，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又增强了人民对新政府的信赖。从1950年8月1日到1952年6月13日，经过两年多时间，在28646名军工，18981名失业工人和70177名民工的共同努力下，开国以来首条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主建设，就地取材，总长505公里的铁路正式竣工。在筹备川渝铁路修建的过程中，川藏公路的建设也提上了日程，只有打通西藏地区对外联系的通道，才能真正促进西藏的经济发展，改变落后面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加强藏族同胞对中共的信赖，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川藏公路原名康藏公路，全长2255公里，分为雅安—甘孜—拉萨两段路程建设。西藏素有“世界屋脊”之称，修建康藏公路不仅面临人员、物资供给等后勤保障的问题，还存在技术上的种种难关需要攻克，且路途危险，需要翻过十四座高山，跨越数条江河，在修筑过程中，3000多名战士、工人、干部献出了生命。1954年，11万名解放军战士、工人和技术人员耗费四年时间建成的川藏公路顺利通车。成渝铁路及川藏公路的修建，为四川和西藏地区的经济建设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在领导修筑成渝铁路的过程中，邓小平也愈加深刻的认识到交通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其改革开放中经济思想的逐步成熟奠定基础。
四、文化领导艺术
在新区政治、经济各项事业逐步铺开之时，西南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也被提上日程。改革不适应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旧思想和封建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教事业，是在新形势下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设新中国的重要任务，也是促进政治、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动力。
五、结语
邓小平的领导艺术是其智慧的体现，具有个性鲜明的特点，既讲规则性又讲变通性，既是科学的又是有人情味的，既有大格局又有小方法。实践证明，邓小平的领导艺术是行之有效的，是能够获得民心、驾驭大局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二年七月，邓小平与西南局带领二野全部及其他野战军的部分将士和工作干部，取得了解放中国最后五省———云南、贵州、四川、西康、西藏的胜利，成功地在情况复杂、矛盾交织的西南建立并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
虽然邓小平主政西南时间不长，但这八个月时间所创造的成就却是其领导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毛泽东发现邓小平的政治能力，称赞其文武双全的重要原因。总结把握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时期的领导方法与艺术，有利于深入探讨邓小平治理整顿党和社会各方面的杰出能力。
此外，主政大西南是邓小平一生由治党、治军到治国理政的重要转折点。他将群众路线、宽严并济、自力更生、经济建设为中心等要求贯穿于执政的实践过程中，向西南人民展现了一位共产党人的领导风貌、执政风采。
通过剖析邓小平主政大西南的事迹，挖掘其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领导艺术与才能，能够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和执政风格研究添砖加瓦，同时对新时代下加强党的执政建设也具有一定启示。
参考文献:[1]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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