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师专业身份挑战与建构

　　摘要：人工智能与教育的不断融合，在重塑教育生态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教师”等问题的讨论。研究基于知识技术、制度和伦理三个层面，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专业身份所面临的挑战。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专业身份形成机制强调过程性与建构性，表现形式凸显意向性与道德性，维持机制强化情感性与利益性，发展状态呈现相对稳定性和发展性。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师要成为精神引导者，学会与人工智能协作分工，构建以“人机协作教学知识”为核心的知识基础;要成为教学行动者，将知识教学转化为德性教学;要成为道德示范者，坚持立德树人，提升“道德示范力”。

　　关键词：人工智能;教师专业身份;精神引导者;教学行动者;道德示范者;教师知识结构

　　如果说“学校消亡论”或“教育的终结”之类的学说，仅仅是在学理层面质疑学校教育或当下教育学的有用性，那么人工智能第三次浪潮取得的诸多突破性进展及其应用，则从实践层面逐步压缩了传统教育模式的生存空间，乃至取代传统的教育形式。在此背景下，教师们是收拾行囊，准备走向人类的“职业博物馆”或“职业史教科书”[1]20，还是成为“‘行动者-网络’中的一个实践终身教-学的行动者”[2]?无论是“潇洒离开”还是积极转变，传统的教师专业身份特质都将面临重塑乃至“清算”。换言之，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在迎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将面临身份危机。

　　人工智能论文范例：计算机网络教育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值得庆幸的是，决定教师能否被替代的不是人工智能，而是教育的本质，是学生的需要[1]22。无论是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和强大理性的人，一个有着丰富心灵世界和情感体验的人，还是一个终身处在未完成状态的人，都决定了教育和教师必须也必定存在。对于教师而言，这一逻辑背后所隐含的更深刻的问题是：教师为何以及怎样才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专业性?人工智能对教师专业身份带来了哪些挑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又应该如何认识、理解并建构教师专业身份的应有内涵?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作逐一分析。

　　一、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专业身份面临的三重挑战

　　一般而言，身份是人们对于“某人是谁”的理解，是人赋予自身以及被外界所赋予的各种意义[3]。因此，教师专业身份可以理解为教师在课堂实践或学校社群语境中，教师自身以及外界对于“教师是谁”的认识与回答[4]。

　　教师自身的回答体现了教师专业身份的个人向度，外界的回答则涉及教师专业身份的制度和社会层面。因此，教师专业身份得以确立需要获得来自三个方面的认同：教师的自我认同、制度认同和社会认同。教师专业身份的形成，首先需要教师个体认定自己属于教师这个群体，这是教师对其专业身份的自我认定，主要与教师掌握的专业知识技能有关;作为社会分工的一种，教师专业身份的合法性需要通过法律予以确认，这与教师是否符合制度规定的标准有关;教师专业身份还体现着一种伦理秩序，这是中国古代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和“官师合一”的教育制度综合作用的结果，教师专业身份的伦理属性十分突出。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领域的深度融合，将在这三个层面对教师专业身份带来挑战。

　　(一)人工智能在知识技术层面对教师专业身份的挑战

　　教师专业身份的自我认同与其所具备的知识和教学技能有关[5]。人工智能在知识的丰富性和教学的精确性方面已经对人类教师形成挑战，并凸显了传统教师专业身份的现代知识困境。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解构了教师专业身份的传统内涵，使教师专业身份建构面临“窄化”和“泛化”的风险，并导致教师专业自主权遭到不断侵蚀。教师在专业身份建构中所形成的知识通常是建立在科学知识基础之上的，这种知识观只承认自然科学知识是真正的知识，而否认那些默会性的和个人性的知识。

　　在这种知识观指导下，教师专业身份只能建立在一种静态的、陈旧的、“死”的知识基础之上，教师工作被狭隘地理解为客观知识的传递，教师仅仅是人类知识的搬运工。于是，教育活动就表现为施予性质的知识灌输，教师的工作重心即在于传授教材中的知识。教师专业身份的“泛化”也是这种知识观的产物，因为这种知识观将教师看作是知识的占有者和传授者，只要具备相关的学科知识就可以胜任教师这个职业。

　　“人工智能教师”这种称谓即是教师专业身份“泛化”的结果。教师甚至都不能被称为“专业”，因为人人都可以以“教师”自居，并对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发表意见，甚至强迫教师接受。人工智能教师教学功能的实现，缘于各种智能技术集成的机器学习与结构化语义知识库(知识图谱)的结合[6]，而这种知识图谱正是各种客观性知识的集合，其知识类型主要是科学知识，这些知识涵盖了传统教学活动的内容、设计、组织、评价及教学决策等诸多方面。相对于人类教师而言，人工智能教师因其知识的海量性、重复性技能的精准性以及工作精力的旺盛性而具有压倒性的优势[7]，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完全可以替代教师完成传统意义上的全部教学活动。由此而言，人工智能已在知识技术层面对教师形成了巨大挑战。

　　(二)人工智能在制度层面对教师专业身份的挑战

　　在法律意义上，教师专业身份已经取得了制度层面的合法性。我国《教师法》明确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这表明教师专业身份在制度层面的合法性在于教师能够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已经能够部分取代人类教师的教学职能。从教育职能出发，国家意义上的教育始终意味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传递。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是教育在国家语境中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因此，教师专业身份的制度认同，意味着教师必须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递者，这正是国家层面赋予教师教育职能的本质内涵。

　　(三)人工智能在伦理层面对教师专业身份的挑战

　　社会对教师具有一种意向性的身份期待，它体现在教师专业发展的各个方面，并对教师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伦理发挥效用[15]。这种意向性的身份期待，体现的就是公众对于教师专业身份的社会认同，并常常通过隐喻的方式生动地加以体现，如“蜡烛”“人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备受推崇的神圣称谓，现在仍然用来指代教师。人工智能在伦理层面对教师专业身份的挑战体主要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加速消费社会对教师专业身份伦理属性的解构;二是侵入教师伦理身份形成的教学场域，解构传统师生伦理关系。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当今社会，传统教育价值观因受到消费主义的强烈冲击而被逐渐消解。

　　在以高考为核心的各级升学考试这一中国教育实践背景下，那些将“明德修身”作为形成师者风范重要手段，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自己神圣使命的教师，被异化成专注经济价值的功利实体。从教师专业身份的演进逻辑来看，教师与其他职业一样都被纳入劳动力市场的运作之中，教师身份与其他职业的边界愈加模糊，因而丧失其身份的独特性[16]。人工智能的强大算力远超人类大脑的计算能力，能够处理数据量超大的问题;人工智能依托大数据技术，能够进行多维度的分析与模拟，从而实现学习的私人定制。

　　二、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专业身份的内涵与特征

　　社会对于教师的意向性期待很大程度上导致教师专业身份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与模糊性，人工智能则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了“肃清”，从而更加表明教师专业身份的本质要在知识、制度和伦理三重维度的重新审视中予以确认。对教师专业身份的形成机制、表现形式、维持机制和发展状态的分析和解读，有助于我们把握人工时代教师专业身份的内涵与特征。

　　(一)教师专业身份形成机制强调过程性与建构性

　　教师专业身份揭示了个体与社会、教师群体与其他社群之间的权力关系。在知识社会学视角下，权力与知识又总是相互关联的。教师群体是否具有特定的知识体系，决定了教师群体是否具有专业地位;教师个体具备怎样的专业知识①，则决定了其能够发挥怎样的专业影响力。因此，教师专业身份的形成过程就表现为教师获得专业知识的过程。

　　(二)教师专业身份表现形式凸显意向性与道德性

　　教师专业身份具有鲜明的意向性特征，是在教育实践过程中不断调整、丰富和建构的。教师专业身份既是作为多个“我的身份”(i-po-sition)之间的协调，需要教师以多种方式跟自己进行对话和交流，并处理好不同身份之间的冲突[24]，也是教师所秉持的一种价值承诺与职业期待[25]。在专业身份建构过程中，教师以个体的自我认同为起点，以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和谐统一为目的，以自身的价值认同感、效能感、义务的履行、知识的获得、专业提升的信念等为表现，最终得以改善教育教学实践。教师的核心使命是“养子使作善也”，帮助学生获得“学以成人”的各种方法，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与道德追求。

　　苏格拉底在对雅典青年进行精神助产的过程中，实践了培养“爱智者”的教育追求，成为了一名哲人教师;孔子坚定地实践“学以为己”教育理想，将培养具有仁义礼智信品质的君子作为儒家教育的最高追求，成为“参赞天地之化育”的圣人。人工智能无法成为哲人或圣人，因为人类是在情境中直接把握意义，其不断熟悉、改进自己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的基础，在于人类的身体存在。

　　而人工智能没有人类所特有的、体现其在世方式的“身体-意识”[26]，即人工智能缺乏意向性，没有事先的所指内容，因而也就无法构想、调整、丰富和建构作为教师的身份。教师作为哲人或圣人还表明，教师专业身份具有别于其他社群的伦理道德属性。无论社会文化还是制度规范，都要求教师成为社会的道德表率。这是因为“人是唯一必须接受教育的被造物”，而且“人只有通过人，通过同样是受过教育的人，才能够被教育。因为在教育背后，存在着关于人类天性之完满性的伟大秘密”[27]。

　　教师承担着立德树人的重大使命，教师关注的是人的智慧生成和实践美德，教师要让人的灵魂上升并接近可理解的美好事物[28]。这一使命的实现需要师生在教育活动中形成平等的交往关系，而交往关系的形成需要以语言为中介，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人际往来与对话或情感交流以及为达成一致的相互理解[29]。人工智能尽管也具备人机交流(human-machinecommunication)功能，但与人类之间的交流相比，人机交流缺乏不确定性与创造性，人类对人机交流的社会表现预期和偏好也更低[30]，人工智能教师无法通过语言与学生形成主体间的交往关系，它们所能承担的基本工作是知识传递。

　　三、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专业身份的建构

　　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已势不可挡，必须正视且接受这一现实。人类与人工智能不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人机共存才是常态。教师必须重新思考教育，认真审视自身，明确作为教育者的责任与义务，这样才能实现通过人机协作共同促进学生发展的目标。

　　(一)教师作为精神引导者在词源学的考察中，教育(education)的词根为“edu”，意味着“对内发性的无形精神生命的成长予以引导并使之外显化”，而“educa-tion”则指的是“专门性的引导活动”[32]。教师自然地被赋予了精神引导者的身份。这一身份要求教师必须关心儿童的心灵世界，关注儿童的精神成长。作为世界先来者的教师，除了承担卫护或照料作为新来者的儿童的使命，为儿童享有美好世界和美好生活创造条件，还要将儿童引入这个世界，引导儿童享用生活、教育和世界，使之精神获得转化，主体性得以生成[33]。

　　四、结语

　　教师是准备培养出能够创造并享用美好生活的行动者(actor)，还是训练出会被机器所取代的劳动动物，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难点在于，如何使我们所期望的和所实践的达成统一。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工智能可以收集和处理的教育数据会越来越多，甚至能够代替人做重要的决定，因为“算法系统对你的了解会超过你自己”[40]。此刻，教师无论是选择在对数据的迷信和技术的崇拜中，放弃作为教育者的智慧，“制作”标准化的儿童，还是选择坚持成为一名主动的、自主的教育行动者，都需要审慎地思考，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接纳乃至悦纳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成为积极适应时代变革和教育发展需要的教师。

　　参考文献：

　　[1]李政涛.当教师遇上人工智能[J].人民教育，2017(Z3)：20-23.

　　[2]吴冠军.后人类状况与中国教育实践：教育终结抑或终身教育?———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哲学思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1)：1-15.

　　[3]卢乃桂，王夫艳.当代教师教育改革与教师专业身份之重建[J].教育研究，2009(4)：55-60.

　　[4]卢乃桂，王夫艳.教育变革中教师专业身份及其建构[J].比较教育研究，2009(12)：20-23.

　　作者：王超，田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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