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社会化进程中的领导社会角色期待及其重塑

　　摘要：数字技术社会化的过程，也是领导角色社会建构的过程。数字技术社会化的全场域数字化社会建构，革新性地提出了知识型、法理型、创造型、责任型、艺术型的领导角色期待。然而，囿于组织结构惰性导致的领导社会角色建构固化、技术社会化导致的领导社会角色结构性替代、社会科层制管理导致的领导社会角色压力超载等困境的限制，数字技术社会化过程中的领导角色面临多重社会困境。鉴于此，可以依据数字技术本身所具有的技术功能，破解阻碍领导角色重塑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困境，继而推动并实现与数字技术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型领导社会角色。

　　关键词：数字技术;领导角色;技术社会化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社会结构中的领导角色一般可被定义为一定社会场域中的社会精英。相对于社会场域中“一般技术工匠角色的知识与技艺一般性及总体性升级需求”[1]，社会结构变迁对于领导的社会角色期待，则呈现为与社会结构相适应的领导角色重新建构。不可否认，当下的社会生活世界正在数字化，一个可见的社会事实就是数字技术社会化正在使数字社会的建构成为可能。在这一建构过程中，由数字技术社会化而引致生产力与劳动力结构的升级，正在不断催促劳动者自身的发展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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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数字社会化的社会变迁中，领导已经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个体角色的概念。数字技术社会正在使传统意义上大工厂时代的工人群体缩减，掌握高新技术的工人群体不断增加，高新技术产业不断诞生。人们对数字技术社会化进程中的领导者有新的角色期待，领导者也必须重塑自己的社会角色。在这种整体性社会变迁的社会大趋势下，已有学者从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宏观层面做出了有益的探讨[2]。然而，对于更为基础层面上如何实现与数字技术社会化过程相适应的领导角色期待及领导角色建构，则有待于更进一步解析与阐释。

　　一、数字技术社会化与领导角色期待

　　概念层面的数字社会最初是未来学学者们基于计算社会、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等概念框架对于社会形态变迁的理解与阐释。而在具体的社会建构层面，数字技术社会化的社会实践使数字社会成为触手可及的社会现实。什么是数字技术?技术层面，一般认为数字技术“是通过终端设备，利用二进制将文字、图片、语音、图像等信息转变成数字后进行运算、加工、传送、传播和还原的技术”[3]。而在哲学层面，此种二进制的思想表达可以追溯至《易经》对于阴阳的表述。

　　《易经·系词上》中对于阴阳的解析，即，“一阴一阳之谓道”，实质是对事物“二元一体”本质关系的表述。由此可见，道与阴阳作为中国哲学古老的二元论思想，实质是被作为宏观法则用以阐释本体论层面的宇宙运行与自然变化。而由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活世界数字化，具体提供了哲学理念与现实世界的连接通路。在哲学的理念层面，《道德经》有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此，有学者辨析指出：“三生万物，使世界成为可能，万物互联就是三生万物。”[4]

　　34也就是说，在具体的社会实践层面，以科学技术与社会技术作为技术媒介，基于自然科学的技术社会化实践可以创造性地将哲学理念转换为现实的社会发展动力。此种现代科学技术意义上的关于数的二进制研究，最早起源于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算术》。此种现代科学技术层面的二进制思想，因其对于实现社会发展动力的社会性需求，从而形成不同于哲学范式的科学技术创造力，最终使数字技术社会成为可能。

　　将抽象的理论理念转换化为具体的社会事实，需要经由基于操作化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实践过程。所谓操作化，就是将抽象的概念转为具体实践的过程。与此同时，可操作化也意味着技术的可社会化。所谓技术社会化，从技术层面看，技术社会化是“技术发展成为与社会相容技术的过程”[5]，其关注于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建构、整合与调适。对比哲学理念与技术理念的差异性，不难发现哲学的创造力是向上延展的，虽然也可将“二元一体”等哲学思想向下应用于社会治理，进而形成哲学化管理。然而，就思想形成而言始终是对于世界本质逻辑的关注。

　　而现代科学技术意义上的二进制理念则是向下操作化的，是基于工具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社会应用与社会建构。进而言之，工具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社会建构是社会实践层面上的最为直接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推动力量。由此，可以将数字技术社会化定义为使数字技术发展成为与社会相容技术的过程。也就是说，数的二进制思想同科学技术应用的创造性与操作化整合，继而在相应的社会情景中发展成为社会生产力的过程。

　　其中，社会生产力提升是数字技术社会化内在的目的因，相应的社会情景是数字技术社会化的外在社会条件与社会支撑。在社会结构层面，技术社会化的结果则体现为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双重社会变迁。实际上，在数字技术由初期的二进制计算机发展为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高新数字技术的技术迭代过程中，相应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也正在不断随之发生相应的社会转秩。

　　由此，社会变迁进程中的每一个具体性社会角色，亦必然性地被不断赋予与技术—社会变迁相适应的全新角色期待。数字技术社会化使数字社会成为可能，数字技术发展使社会可被信息化。因此，无论是技术人工物还是社会关系，乃至社会结构本身，亦可以转换为可被处理、传输与分析的信息符号。在数字技术社会化的社会建构下，从“数字地球”到“星链计划”，从智慧工厂、智慧社区到智慧城市，从互联网到“物联网+”，一个以信息及信息流动为基础，共享、协作、协同的社会结构正在获得建构。

　　由5G技术而引致的技术—社会互动的带宽拓展，更使此种“生活方式结构化的快速化、数据化、智能化、物联化、多元化”[6]社会结构升级不断加速。在这种快速的社会结构全面升级的社会情境中，领导角色也必然性地被赋予了与社会情境变迁相匹配的更高层次社会角色期待。这一过程中，“领导”作为社会结构中的精英群体角色，引致了诸多学者分别从行为过程与影响力、权力与艺术的维度，去评价、规约与塑造领导的社会角色。在此基础之上，也更需要从数字技术社会化所导致的社会变迁的过程视角，解析领导角色的社会建构。

　　因此，这也就无法回避社会学家韦伯依据统治合法性所作出的对于“权威”的划分。韦伯依据社会变迁的内在机制区分了权威的三种形式，即传统权威、魅力权威、法理权威。这也构成了从宏观社会层面解析领导角色变迁的社会动力学机制。具体而言，科学技术发展使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在科学技术的支撑下获得影响与改变世界能力的提升，社会生产力在科学技术的加持下使更具效率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变迁成为可能，继而由此引致的社会结构变迁使领导与组织形式从机械团结向法理团结转变。

　　整体性社会结构因此从滕尼斯意义上的“守望相助”的传统社会，转变为以工业化、都市化、信息化为特征，以契约关系为社会联结的现代社会。这种转变使基于统治合法性的领导权威受到挑战，领导社会角色重塑必然成为一种正在发展着的社会事实。相对于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变迁，从具体的组织管理视角审视领导社会角色，领导的社会角色可被定义为占据组织结构框架中领导位置的社会化个人，及其与之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规范及行为模式。由此可见，领导角色实际上与社会化个人的角色扮演机制密切关联。组织结构层面的领导角色的建构过程，就是具体组织框架中的与社会位置相适应的领导角色的具体扮演过程。

　　这一过程中，不同的社会结构决定了组织框架设计的独特性与差异性，不同的组织框架设计从不同的层面又赋予领导角色不同的角色扮演期待。因此，当数字化技术使社会结构与组织框架依据数字社会特征展开顶层设计时，对领导角色的期待必然整体性转向与数字化社会结构相切合的综合型社会角色期待。具体而言，与数字化社会结构相切合的综合型社会角色期待至少包括如下具体层面：

　　第一，数字技术社会化对知识型领导社会角色的期待。数字技术社会化使知识的建构与科学技术密切相连，进而使社会本身知识化。因此，数字时代的社会知识化要求领导决策行为应依据科学发现的原则与方法展开。要求担当领导职位的社会化个人在领导社会角色实践过程中，摒弃英雄主义抑或主观臆测的领导决策方式。更进一步而言，数字技术时代的知识型领导角色期待，要求在领导角色扮演的理念层面具备现代科学精神与科学素养，在领导角色扮演的实践层面具有依据可验证性信息、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依据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做出顶层设计与科学决策的能力。

　　第二，数字技术社会化对法理型领导社会角色的期待。数字技术社会化使现代社会结构由差序格局转向法理社会团体格局。法理型社会的社会结构特征逐步深化要求社会行动的逻辑依照可契约化的社会规则展开。人情、关系与面子等非理性社会互动符号在法理型社会中逐渐被限制起来。公与私之间的弱伦理约束转化为强法制社会约束力量。因此，数字技术社会化的团体格局与有机团结的社会建构，在理念层面要求领导角色遵从现代社会的法制精神。在实践层面，也需要依据可执行的法律与规程发挥相应的领导角色职能。

　　二、数字技术社会化进程中的领导社会角色困境

　　数字技术社会化的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双重社会变迁，使整个社会结构诸多系统层面获得再建构。如，数字技术社会化进程中信息处理、信息存储方式的改变，使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的中枢系统依托数字技术予以传递。数字技术社会化亦改变了知识的社会建构形式，“数字化存在”使一种新的事物建构论成为可能。康德指出，“自然总是以一定的形式向我们呈现”[11]。数字时代的“自然”正是以数字技术人工物获得呈现。此种“数字化存在”亦将更进一步促成了事物建构、结构的变迁。

　　与此同时，这也成为一种外在社会情境给社会结构中的诸多社会角色带来过程的与结构的影响。角色理论认为，社会角色既可以将其理解为过程的，亦可以理解为结构的。原因在于，社会情境中的社会角色建构会同时在过程与结构的影响下获得形塑。结构角色论者林顿认为，“角色被即为同社会位置相联系的，包含权利、义务、期待和行为标准的文化规范”[12];过程结构论认为，微观社会互动中的社会角色理解是社会角色建构的基础，社会结构因素并不是角色扮演过程的角色期待、角色冲突与角色紧张发生的充分必要条件。在持有过程结构论观点的代表人物特纳看来，“角色领会就是角色构建。由此，社会互动必然性地成为了角色领会和角色扮演过程的联结点”[13]。

　　角色社会化是个人社会化的重要维度，当社会上的人获得社会角色后，该社会角色将伴随个人的生命周期过程，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获得相应的建构。究其内在机制，一方面如米德指出，社会化个人经由“类化他人”使“心灵”与“自我”获得建构的过程;另一方面如戈夫曼指出，社会角色的形成需要经过社会的教化，需要在获得社会角色之前的“多次演练”，即正式担当社会角色前的预期社会化过程是真正获得相应社会角色的前提。

　　角色社会化过程是个人学习与内化的过程，而预期社会化就是角色获得的前期准备。因此，米德与戈夫曼关于社会角色的研究，展示了这样一种社会事实，即社会角色的社会形式，是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个人心理活动及外在社会结构规约共同塑造下的社会结果。一方面，自然人具有建构某种社会角色的内在心理基础，主观能动性使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个人区别于其他动物;另一方面，人又难以超越由生产力条件限制下的社会结构的制约。

　　因此，个人的角色社会化是社会化个人同内在自我及外在社会不断沟通、相互建构的过程。鉴于此，可以认为，领导角色社会化就是担当领导职位的社会化个人领悟角色期待、调和角色矛盾以及发挥角色职能的社会心智与社会行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外在的社会结构及结构习性提供了社会角色之社会建构的外在场域。不同层级的组织框架亦提供了担当领导角色的社会化个人的社会行动框架。制度化的规制及伦理在法律规范及文化的层面提供了领导角色扮演的制度与文化基础，使扮演领导角色的社会化个人，可以在相对稳定的制度与文化基础下领悟角色期待并实现领导角色社会化。与此同时，社会化个人在领导角色获得前的角色准备与预期社会化，如原生家庭的心智形塑、高等教育的个人职业素质培养等，又促成了个体层面领导角色扮演过程中的精神气质、领导风格及组织决策模式的诸多差异。

　　三、数字技术社会化情境下领导角色重塑路径

　　面对快速发展的智能时代与万物互联时代的兴起，人类“对于科学技术的依赖，使‘人与物’、‘物与物’、‘人与人’之间的主客体关系或‘物化’结构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4]33。“网络社会已然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伟大的社会建构体，它的出现和存在，正在改变人类社会本体论格局。”[17]鉴于此，网络社会之基础的数字社会建构，亦是如此。

　　因此，此种社会本体论格局下的数字技术社会化，必然性地使与领导角色重塑密切相关的综合决策、人才选拔、沟通应变、组织协调、创新发展活动，都离不开技术的社会建构机制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社会化使领导角色的重塑需要借助数字技术本身的支持;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社会化也使领导角色重塑需要参照并介入技术与社会互动的外在社会情境。如前文所述，在数字技术社会化进程中，我们会对领导角色有新的期待，我们必须寻求与数字技术时代相适应的领导角色重塑路径，以破解其角色困境。

　　结语

　　在数字技术社会化的进程中，我们会对领导角色有新的期待，我们需要寻求与数字技术时代相适应的领导角色重塑路径。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角色，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成果。因此，可以经由正向社会角色调适，使社会角色获得积极的社会形塑。这也得益于数字技术天然具有的正向的社会发展功能。可以发现，数字技术的全社会领域应用，已然成为人类实现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天然具有的社会“负功能”与社会“潜功能”，也将有可能带来多种社会风险。

　　鉴于此，与数字技术密切相关的全部“行动者”，都需要对之持有必要的警觉。在对数字技术社会化保持美好信念的同时，也应在认识论层面深刻地认识到，数字技术绝非是单向度的技术代码编写与技术产品开发。数字技术的持续迭代发展正在使其本身成为社会结构的组成，未来任何有失偏颇的开发及应用，都将可能改写人类社会自身。技术的任何发展都有可能带来社会组织内部关系的改变，一种新的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其影响可能是全社会、全场域的结构性社会变迁。面对由数字技术社会化而引致的巨大社会变迁，我们必须对之进行积极的社会调适。

　　技术社会学家斯蒂尔勒早就为我们指出了这样的一种技术悖论，即“对整个人类而言，技术既是主体彰显自我的力量的象征，也是自我毁灭的力量”[18]。技术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人类社会中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是一次巨大的人类文明的跃进。人类何以能够在一次又一次的“破”与“立”的对立冲突中存活下来，就在于人类可以依据其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并通过合理的社会调适以消解技术的负向社会功能，继而使社会可以依据新技术的发展获得新的社会整合与社会建构。因此，面对由数字技术社会化而引致的全新的领导角色期待，我们同样也需要积极做出相应的社会调适，我们既要看到数字技术社会化进程中的领导角色期待，也要积极地去寻找领导社会角色重塑路径。

　　参考文献：

　　[1]陈凡，蔡振东.工匠的技术角色期待及社会地位建构[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12)：35-36.

　　[2]彭波.论数字领导力：数字科技时代的国家治理[J].人民论坛，2020，(15)：2-23.

　　[3]张桂芳.数字技术与人的发展[J].学术论坛，2015，(12)：5-8

　　[4]唐魁玉.万物互联时代的兴起及其边缘算法效应[J].人民论坛，2020，(9).

　　[5]陈凡.技术社会化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5.

　　作者：蔡振东1，徐祥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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