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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国货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的转型策略

所属分类:经济论文 阅读次 时间:2019-01-06 10:55

本文摘要:这篇企业转型论文发表了出口国货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的转型策略,论文考察生产率作为调节变量的汇率对微观企业出口贸易的传导机制。理论研究显示,不利的汇率冲击一方面通过选择效应迫使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另一方面倒逼效应激励高生产率企业加大RD投入

  这篇企业转型论文发表了出口国货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的转型策略,论文考察生产率作为调节变量的汇率对微观企业出口贸易的传导机制。理论研究显示,不利的汇率冲击一方面通过选择效应迫使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另一方面倒逼效应激励高生产率企业加大R&D投入,增加市场替代。

  关键词:企业转型论文,人民币汇率; 不完全竞争; 生产率; 贸易转型

企业管理论文

  一、引 言

  十九大提出的汇率市场化改革是我国促成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当前,全球贸易竞争日趋激烈,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已成常态(目前,人民币兑美元的法定日间最大波幅为中间价上下2%)。较大幅度的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企业有何影响效应?为规避汇率风险,出口企业如何调整和应对?汇率市场化改革与我国贸易转型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能明确汇率传导的微观机制,并为经济发展转型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诸多文献关注汇率波动对企业出口收益、出口价格的影响。韩大平和吴洪(2014)、杨凯文和臧日宏(2015)、王雅琦等(2015)、Dekle & Jeong和Ryoo(2016)、Leigh等(2016)研究汇率的出口价格弹性、出口收益弹性等[1,2,3,4,5]。

  还有文献分析汇率波动对出口企业的定价行为、加成率的影响,沿着Krugman(1987)、Dornbusch(1987)、Marston(1990)、Goldberg和Knetter(1997)等发展的依市定价理论分析传导机制[6,7,8,9],分析企业价格调整应对汇率冲击的机制。Berman & Martin和Mayer(2012)、Chatterjee和Dix-Carneiro(2013)、Rodriguez-Lopez(2011)、Yu(2015)、许家云和田朔(2016)、许家云和毛其淋(2016)等做了类似的探讨[10,11,12,13,14,15]。现有研究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局限于汇率波动对进出口价格、贸易量的传导,强调企业被动接受不利冲击而非积极应对,这一研究具有片面性;二是忽略企业的其他重要生产变量在汇率波动传导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本文建立以不完全竞争出口市场为基础的汇率传导微观模型,探讨企业的生产率调节在汇率传导中的作用,并利用2001~2007年近8万家中国工业企业与海关贸易匹配数据来检验这一不完全传导机制的存在性。2005年7月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变革的重要节点,利用包含这一时期的贸易数据进行分析,能更好地检验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探寻出口企业应对不利冲击的策略。

  二、相关文献回顾

  汇率传导是国际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1985年9月,美、日等签订“广场协议”,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但该协议实施后,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降反增,这一反常现象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Krugman(1987)、Dornbusch(1987)、Knetter(1989,1993)、Marston(1990)、Kasa(1992)、Goldberg和Knetter(1997)等提出依市定价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6,7,8,9,16,17,18]。其理论核心是出口企业通过价格调整抵消汇率波动的不利冲击,汇率波动对出口贸易的传导受到削弱,理论基础则是不完全竞争理论。最新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越来越多的微观数据检验汇率波动对企业出口价格和出口收益的影响。Berman & Martin和Mayer(2012)利用1995~2005年法国企业的出口数据研究异质性企业对汇率变化的反应,发现高生产率企业面对本币贬值的通常反应是大幅提高价格加成,少量增加出口量[10]。

  Chatterjee和Dix-Carneiro(2013)利用巴西在1997~2006年的企业数据研究汇率冲击对多产品出口企业的影响,发现本币贬值时出口企业提升所有产品的加成率,但加成率的增加幅度随边际成本递减[11]。二是不完全传导机制中的调节因素研究。(1)价格黏性因素。Gopinath等(2010)指出由于贸易合同的存在,商品贸易价格在短期是黏性的,因而汇率波动在短期具有完全传递性,并通过分析美国进口价格的调整频率证实黏性在汇率传递中的作用[19]。

  (2)企业信贷条件。Strasser(2013)认为汇率传导受信贷因素调节,存在信贷约束的企业的出口量对汇率变动更加敏感[20]。(3)一国通货膨胀环境。Odria等(2012)发现一国若采用通货膨胀目标政策,就显著降低汇率对进口价格、生产者价格和消费者价格的传递作用[21]。

  (4)价值链贸易。Caglayan等(2010)、Amiti等(2014)认为价值链贸易削弱汇率与贸易的联系,因为跨国供应链或企业经营策略不因汇率波动而做出大幅度调整[22,23]。Ahmed等(2015)指出汇率传递效应的强弱与一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相关[24]。(5)产品质量。Yu(2015)的研究显示出口企业既通过调整成本加成,也通过产品质量差异化吸收汇率波动风险[13]。Chen等(2016)认为产品质量差异越大,高质量企业越能吸收汇率波动,实现不完全传递[25]。此外,不少学者研究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传导效应。王雅琦等(2015)发现汇率传递效应受出口目的地收入水平的影响,我国企业对高收入国家的出口价格比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出口价格具有更高的汇率弹性[3]。Eichengreen等(2015)发现人民币升值仅对外国向中国出口的最终产品产生显著影响,而中间品供应商未受显著影响[26]。许家云和田朔(2016)发现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之后,与非出口企业相比,出口企业的加成率显著降低[14]。

  许家云和毛其淋(2016)的研究显示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依赖程度高的企业的负面影响更大[15]。潘长春(2017)认为汇率制度改革、经济周期波动和通货膨胀都影响人民币汇率传导效应[27]。当前,国际贸易竞争越来越激烈且竞争趋于“扁平化”,众多出口企业不是被动接受汇率冲击,而是积极通过生产经营调整、增强竞争力来抵御汇率风险。这种强调生产力与贸易竞争力的经营调整势必影响汇率传导作用渠道,本文正是在不完全竞争框架下探讨出口企业以生产率为调节变量的汇率传导作用,以进一步深化微观机制分析。

  三、不完全竞争中的汇率传导模型

  (一)不完全竞争出口市场

  假定出口市场拥有多种产品,每个企业出口一种产品,产品之间存在不完全替代:U=[∫ω∈Ωq(ω)ρdω]1ρ/U=[∫ω∈Ωq(ω)ρdω]1ρ (1)其中,Ω=[0,1]Ω=[0,1]表示消费集合,ωω是其中的连续统产品,产品替代弹性σ=1/(1−ρ)σ=1/(1-ρ)且在竞争性出口市场中大于1。定义Q≡UQ≡U和总价格水平变量:P=[∫χ0p(ω)1−σdω+∫1χpi(ω)1−σdω]11−σ/P=[∫0χp(ω)1-σdω+∫χ1pi(ω)1-σdω]11-σ (2)其中,p(ω)p(ω)是本国(进口国)的产品价格,pi(ω)pi(ω)是外国(出口国)的产品价格,[0,χ][0,χ]为国内企业,其余为外国企业。所有产品价格以进口国的货币表示。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最大特点是产品之间存在不完全替代,每个企业依据利润最大化定价。假定企业的生产率为φφ,ww是劳动者工资,w/φw/φ衡量单位产品的边际成本,ff是固定成本,总劳动投入为l=f+qφl=f+qφ。

  由消费者最优决策得到单个产品的需求函数和收益函数:q(ω)=Q[p(ω)P]−σq(ω)=Q[p(ω)P]-σr(ω)=p(ω)q(ω)=R[p(ω)P]1−σr(ω)=p(ω)q(ω)=R[p(ω)P]1-σR=PQ=∫ω∈Ωr(ω)d(ω)R=PQ=∫ω∈Ωr(ω)d(ω)外国企业在出口市场的销量和收益为(“ii”表示进口产品):qi(ω)=Q[pi(ω)P]−σqi(ω)=Q[pi(ω)P]-σri(ω)=pi(ω)qi(ω)=R[pi(ω)P]1−σri(ω)=pi(ω)qi(ω)=R[pi(ω)P]1-σ我们将销售收益换算成外国货币(出口国的货币):r′i(ω)=pi(ω)qi(ω)e=Re[pi(ω)P]1−σr′i=e′ri=e′pi(φ)qi(φ)=e′R[w′e′ρφP]1−σr′i(ω)=pi(ω)qi(ω)e=Re[pi(ω)P]1-σr′i=e′ri=e′pi(φ)qi(φ)=e′R[w′e′ρφP]1-σ (3)其中,ee是进口国采用的直接标价法汇率,即一单位外国货币(出口国的货币)等于ee单位本币(进口国的货币),p′i=pi/ep′i=pi/e是换算成外国货币的价格。由企业的最优定价决策得到:p(φ)=wρφpi(φ)=ew′ρφp′i(φ)=pi(φ)e=w′ρφp(φ)=wρφpi(φ)=ew′ρφp′i(φ)=pi(φ)e=w′ρφ (4)企业定价与生产率水平φφ相关,它决定企业生产成本的高低。

  同时,产品定价还与ρρ有关,它是产品替代弹性的决定参数。如果出口国的货币升值(即ee变大),以出口国的货币表示的出口利润π′i(φ)π′i(φ)和以进口国货币表示的利润πi(φ)πi(φ)都减少。上式就是汇率波动对出口企业的价格、销量及利润的直接影响效应。对部分企业而言,其发生亏损就退出出口市场。定理1:如果出口国的货币升值,出口企业进行不完全的定价调整,以进口国货币衡量的定价提升,同时出口净收益下降。除定价调整外,出口企业还可调整生产率应对汇率波动冲击,则有:∂pi∂e=w′ρφ∂pi∂e=w′ρφ (5)可知,汇率波动对企业定价的冲击在不同企业间存在差异。上式表明面临同样的汇率波动,高生产率企业的价格调整小于低生产率企业。定理2:面对同样的汇率冲击,高生产率出口企业的价格调整幅度小于低生产率企业,表明高生产率企业抵御汇率风险的能力更强。

  进一步考虑汇率波动对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生产率临界点的调节。假定国内企业进入本国市场无进入成本(即fd=0fd=0),进入外国市场的成本为fifi。国内企业进入的要求为:v(φ)=r(φ)δσ−wf≥0v(φ)=r(φ)δσ-wf≥0 (6)其中,v(φ)v(φ)是多期的企业价值函数,δδ是收益折现率。由上式决定一个生产率临界条件:φ∗=inf{φ:v(φ)≥0}φ*=inf{φ:v(φ)≥0} (7)对出口企业来说,其收益函数包括两部分:一是在本国的销售收益;二是在外国的销售收益。企业的出口抉择主要考虑出口市场收益是否能弥补出口市场的进入成本fifi。r′e(φ)=r′(φ)+r′i(φ)=r′(φ)+ri(φ)er′e(φ)=r′(φ)+r′i(φ)=r′(φ)+ri(φ)e (8)其中,re(φ)re(φ)是出口企业(外国企业)以本国货币衡量的总收益,ri(φ)ri(φ)是出口收益。外国出口企业的价值函数为v′e(φ)=v′(φ)+max{0,v′i(φ)}v′e(φ)=v′(φ)+max{0,v′i(φ)},且v′(φ)=r′δσ−w′fvi′(φ)=r′iδσ−w′fi=e′riδσ−w′fie′=1ev′(φ)=r′δσ−w′fvi′(φ)=r′iδσ−w′fi=e′riδσ−w′fie′=1e (9)市场均衡主要由两个临界点决定:φ∗=inf{φ:v′(φ)≥0}φ*=inf{φ:v′(φ)≥0}形成国内生产临界点;φi∗=inf{φ:v′i(φ)≥0}φi*=inf{φ:v′i(φ)≥0}形成出口市场临界点。

  (二)出口国货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的选择效应与生产率倒逼效应

  汇率对出口收益的影响为:r′i=e′ri=e′R[w′e′ρφP]1−σ=(e′)σR[w′ρφP]1−σr′i=e′ri=e′R[w′e′ρφP]1-σ=(e′)σR[w′ρφP]1-σ (10)当e′e′减少,即本币(出口国货币)升值,出口收益下滑,企业克服固定的出口市场进入成本(以外币衡量),必须要求更高的生产率临界值(即φi∗φi*提高)。定理3:汇率变动不仅影响出口企业的收益,也产生企业进入退出出口市场的选择效应。不利的汇率冲击使更高生产率的企业才能弥补进入成本fifi,进而留在出口市场。

  实际上,一些企业面临不利的汇率冲击时通过创新改进生产率水平φφ,从而稳定出口市场。假定企业的创新方程为fx(φ)fx(φ),一次创新努力可提升生产率水平dφdφ。其中,fx(φ)fx(φ)是创新投入的固定成本(以劳动数量刻画)。在均衡时,则有dve=fxdve=fx。单位生产率改进带来的边际收益为:dvedφ=(R′(P′)σ−1+(e′)σR(P)σ−1)[σ−1σ]σ(w′)1−σφσ−2δdvedφ=(R′(P′)σ-1+(e′)σR(P)σ-1)[σ-1σ]σ(w′)1-σφσ-2δ (11)创新成本fx(φ)fx(φ)是一个递增函数。假定fx(φ)=bφfx(φ)=bφ,均衡时则有:(R′(P′)σ−1+(e′)σR(P)σ−1)[σ−1σ]σ(w′)1−σδ=w′bφ3−σ(R′(P′)σ-1+(e′)σR(P)σ-1)[σ-1σ]σ(w′)1-σδ=w′bφ3-σ (12)假定φ#φ#使创新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如果φ#=φ∗iφ#=φi*,企业在这一生产率水平处于双重均衡,即出口进入和创新投入均衡。进一步地,我们考虑不利汇率冲击对企业生产率调整的影响:(1)当σ>3σ>3(即产品替代弹性相对较大)时,不利汇率冲击促使大于临界生产率的企业(即φ>φ#=φ∗iφ>φ#=φi*)增加创新投入。

  此时,创新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差额随φφ上升而提高,生产率高的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激励。(2)当3>σ>23>σ>2时,创新的边际收益随着企业的生产率水平φφ而递增,但其小于边际成本,企业选择不进行创新。但部分重视出口市场的企业开展创新虽然承担较高成本,但可增加出口收益,从而保留在出口市场。(3)当2>σ>12>σ>1时,创新的边际收益随着企业的生产率水平φφ而递减,且边际收益始终小于边际成本,因而没有企业选择创新。定理4:在高竞争弹性下,企业面临不利汇率冲击选择创新,且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开展创新的激励越大。产品竞争替代弹性较小时,企业创新获得的收益少,因而倾向于不进行创新或退出市场。此时,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冲击较大。

  四、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传导效应研究

  (一)计量模型

  我们采用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与海关贸易匹配数据分析汇率传导的微观机制,80607家样本企业出口到203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分属37个行业1。待检验的问题包括:(1)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形下,本币汇率升值对企业出口贸易量是否产生负向作用?(2)企业生产率变量在汇率传导中发挥何作用?异质性企业是否具有不一样的反应?(3)什么因素影响企业的生产率调节?依据上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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