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认为现有研究围绕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的理论基
摘要:认为现有研究围绕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测度指标、耦合实证、生态化政策等，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界定、多元整体系统中环境治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论，以及协同测度指标体系、多尺度多模块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实证研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绿色生态位置研究等方面存在不足。
为加快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建设和提升治理能力，提出应界定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尽快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耦合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指标评价体系;构建多元整体系统中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和谐互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实证模型，从多维空间和产业绿色转型层面分析揭示国家间、省域间产业发展与环境耦合发展的机制;加强对兼容生态保护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的分析和提炼，实现整体经济生态化绿色化发展等方向的研究。
关键词: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协调耦合度模型
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1]。
立足于党中央对新时代我国历史发展阶段的科学定位、经济发展进入全面转型攻坚期大背景和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对国民经济带来消极影响的现实，系统总结和梳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耦合协调发展研究成果和经验，进一步明确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内涵目标、理论体系和实现路径等，科学处理“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冶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就成为实现后中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必然选择。
当前，国内外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测度指标、耦合协同、生态化政策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指出了存在的不足。梳理这些观点，明确并化解不足，对新时代下建立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保护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就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耦合的基础理论
经济与环境的关系研究是一个复杂的、棘手的问题，其研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的变化而不断深入。该研究最早可追溯至英国经济学家博尔丁(Boulding，1960)[2]。此后，博尔丁(Boulding，1988)、皮尔斯(Pearce，1993)、瑙嘎德(Norgaad，1996)等进一步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是一个覆盖要素多、综合作用强的复杂过程，主张在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搭建反馈循环，以实现协调发展。
随着认识不断深化，生态环境保护被一些学者作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变量引入增长模型，进而分析了揭示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自身，不但涉及多个影响因素，而且它们相互之间还存在诸多内在联系、相互作用，再加上决策中还存在多个不同利益相关者。
这就意味着，建立良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非常关键。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现有成果在分析揭示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情况下，重点围绕纳入环境变量的经济增长模型构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环境与经济耦合协调度测算等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努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奠定理论基础。当前，中国经济进入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新时代。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概念的界定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个新概念。它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升级版，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进一步明确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根本要求[5]。国外没有该概念，国内对该概念开展了大量研究。
2017年，《人民日报》社论指出“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冶[5]。高质量发展是党中央“五大发展理念冶协同作用的基本发展形态，既涉及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又兼顾生态环境保护;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任保平等(2018)在构建我国高质量发展评判体系过程中认为，高质量发展包括经济发展高质量、改革开放高质量、城乡建设高质量、生态环境高质量、人民生活高质量等内容，这一定程度明确了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内容[6]。刘志彪(2018)则认为，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坚实的发展底线，需要适当减少政府的经济职能，并增加其民生、文化、生态和社会职能等，这就较好地阐释了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职能[7]。
由于这种主要采用列举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定义的方法，缺乏对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因而就造成我们无法了解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也无法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本文认为，将生态环境保护理念渗透到高质量发展过程，明确经济高质量发展概念内涵，建立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良好关系，尤显非常必要。
(二)构建纳入生态环境变量的经济增长模型
20世纪70年代，作为新古典增长理论代表，Ramsey鄄Cass鄄Koopmans模型被广泛运用于经济与环境关系研究。此后，德阿志和科格库(D蒺Arge&Kogiku，1973)[8]、贝克尔(Becker，1982)[9]、驰雷斯凯(Chichilinsky，1994)[10]等进一步将污染和环境变量纳入新古典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进行分析，但因未能考虑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内生性且涉及部门较为单一，导致研究结果存在不合理性。
20世纪80年代，以罗默(Romer，1986)等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为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关系的研究打开了新思路[11]。博文伯格和斯马尔德斯(Bovenberg&Smul鄄ders，1995)首次将污染程度引入Romer模型生产函数[12]，格里莫和柔哲(Grimaud&Rouge，2005)在新Schumpeter模型框架中纳入环境外部性，考察了经济平衡增长的路径[13]。
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彭水军等(2006)[14]、李仕兵等(2008)[15]将污染程度引入生产函数、将环境质量引入效用函数;许世春等(2010)[16]、何正霞等(2011)[17]将污染治理引入生产函数、将污染程度引入效用函数;黄茂兴等(2013)在构建以环境为内生变量的五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实证剖析了污染损害、环境管理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等[18]。
很显然，学界将环境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现已形成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两类框架。这两种模型都证明了环境作为内生变量在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中的积极作用。相对国外，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且受国外影响较深，但研究多集中于在内生增长模型基础上揭示环境治理正外部性的经济效应。
(三)检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适用性
1991年，格罗斯曼和克鲁格(Grossman&Krue鄄ger)首次证实了“低收入水平上污染随人均GDP增加而上升、高收入水平上随GDP增加而下降冶的现象[19]。1996年，潘纳约托(Panayotou)借用库兹涅茨(Kuznets)1955年界定的人均收入与收入不均等之间的“倒U型冶关系，首次将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间的“倒U型冶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20]。
根据EKC逻辑，发展中国家获得发展的路径就是“先污染、后治理冶，但随着资源耗竭加快、环境污染严重、温室效应加剧等问题凸显，该逻辑已不能适应环境治理新要求。正如格里姆斯和罗伯茨(Grimes&Roberts，2007)所说，发展中国家当前的发展环境和发达国家走“先污染、后治理冶的环境已发生彻底变化。
发达国家发展之初是依靠剥削殖民地、转移污染产品而获得良好环境的(“污染避难所理论冶)[21]，由于其收入与污染关系已呈为“N冶型而非“倒U型冶[22鄄23]，因此发展中国家不能走发达国家的老路。另外，不同污染物对应不同的EKC曲线。如二氧化碳等跨区性排放有很强负外部性，如不能实现有效减排，会带来全球性生态环境灾难。一旦一个排放国或地区不采取有效减排措施，其排放水平就会持续超过其合理收入水平，排放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24]。传统EKC曲线就无法得到解释(蒋萍等，2010)。
于是，围绕EKC曲线适用性，诸多学者进行了持久探讨与检验，其关注焦点主要是EKC曲线的形态与拐点、曲线内生形成机制、曲线影响因素等。为揭示“倒U型冶EKC曲线形态的形成机制，格罗斯曼和克鲁格(Grossman&Kruger)最早将污染排放变动分解为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三项效应，分析揭示其影响机理。约翰(John，1994)[25]、塞尔登(Selden，1995)[26]将投资视为抑制污染排放的关键因素，指出减污活动只有在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
科普兰德(Copeland，2004)发现，高收入国家环境改善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27]。帕纳约托(Panayoutou，1997)[28]、达斯吉普塔(Dasgupta，2002)[29]、孙成浩等(2009)[30]、高宏霞等(2012)[31]、郑思齐等(2013)[32]、侯景新(2015)[33]等则从人力资本、国家政策、技术创新以及公众环境关注度、环境治理等多方面证明EKC曲线的影响因素和实用性，指出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生态环境的改善，环境治理才是EKC曲线形成、拐点提前出现的影响因素。如帕纳约托(Panayoutou，1993)较早论证了环境政策能显著减少SO2引起的环境退化，并且高收入水平能加速环境改进[34]。
2002年，他通过研究又指出，严格的环境规制使经济增长在每一时期的排放水平都低于没有规制时的排放水平，EKC曲线拐点因此变得比较平缓且处在相对较低位置，拐点也可能提前出现。此外，王勇等(2016)对不同区域下EKC曲线顶点还做出理论数值预测[35]。
(四)环境治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治理是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和个人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36]。环境治理是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不同利益主体采用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安排，通过协调合作，解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气候变化、环境与发展冲突等问题的实践过程。由于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利益主体在发挥其作用过程中分别存在“政府失灵冶、“市场失灵冶和“社会失灵冶等缺陷。
因此，通过建立利益相关者协同机制，依靠各方真诚合作，运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等创新性方法开展环境治理，就可有效遏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进而促进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37鄄38]。政府、企业主要应通过正式制度促进环境保护和治理。辛(Shin，2005)通过分析政府在环境保护方案中的作用，认为政府应在支持计划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资源环境保护主要参与者应是企业[39]。
张学刚、钟茂初(2011)在引入外部性成本基础上，运用博弈分析方法对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污染治理的互动决策进行了探讨，认为建立增加企业污染声誉成本、提高地方政府纵容污染的政治成本等措施，是改善环境质量重要方向[40]。但政府、企业力量还是有限的，提高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还必须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度，激励其发挥非正式制度的作用。郑思齐等(2013)基于2004—2009年中国86个城市面板数据的解析就指出，公众环境关注度能有效推动地方政府投入更多努力进行环境治理[32]。
张洪等(2017)则基于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方博弈建立了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中三个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动态博弈模型，提出了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方共同实现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基本思路和措施[41]。很显然，我国应运用多种手段和制度安排，充分发挥多元环境主体开展环境治理，必须高度重视处理低碳绿色发展背景下经济与环境、生态协调发展的关系，积极构建高质量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理论基础。
二、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的测度指标体系和衡量方法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测度指标体系
如何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保证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经济发展，现大致形成了增长型、生态型、综合型和可持续型等四种测度指标体系。
(1)增长型测度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将经济增长视为经济发展的核心，甚至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将GDP作为测度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这样理解，抹杀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差异，忽视了经济发展的效率、结构、动力和环境等问题。很显然，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2)生态型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不仅关注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而且关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具体指标体系包括循环经济发展、低碳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发展指标主要包括减量化系统、再循环利用系统、社会经济系统、生态环境建设系统等4大子系统，包括能源强度、二氧化硫(SO2)排放强度、碳排放强度、森林覆盖率、农药化肥施用强度、秸秆综合利用率、环保投入占GDP的比例、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政府生态文明考核等指标.该类指标体系更突出生态环境因素，但却忽视了经济发展质量指标。
(3)综合性指标体系。是为弥补增长型、生态型指标体系不足，发展质量指标被纳入的测度指标体系。该体系即涵盖经济增长，也涉及社会层面等具体指标，但研究仍偏重经济因素，对社会、资源环境等因素考虑不够。
针对上述问题，可持续型指标体系被提出，即涵盖经济、环境、社会等多因素及考虑其协同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核心指标包括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单位GNP污染物排放和能耗、人口城市化水平、环保投资及占GNP比重等。该体系是更全面评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对测算高质量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耦合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程度和衡量方法
在低碳绿色发展背景下，一国或地区应始终认清其在全球价值链(GlobalValueChain，GVC)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即绿色生态位置。绿色生态位置是衡量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耦合程度的基本指标。加入全球价值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改善其技术、工艺、资本深化等各种能力的机会，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产业升级等[41]。
随着资源环境约束增强，全球价值链绿色低碳化发展趋势明显。于是，找到一国或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处的绿色生态位置，就成为解决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耦合的突破点。诸多学者从碳排放角度指出，虽然中国当前采取措施积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依然是全球最大碳排放国和最大碳输入国，在全球所处的生态位置较低。
苏(Su，2011，2014)利用亚洲AIO(AsianInternationalInput鄄OutputTable)、采用MRIO和EEBT方法，分析了亚洲国家双边贸易间接碳转移模式[43鄄44].彭水军等(2015)使用WIOD(WorldInput鄄OutputDatabase)、采用MRIO模型测算了中国生产侧及消费侧碳排放，发现存在“发达国家消费与中国污染冶的“碳泄漏冶问题[45];殷宝庆(2018)则从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产业高度及出口部门碳生产率3个方面、采用基于非径向非导向的松弛测度方向距离函数测算了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国内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现了绿色技术进步是促进中国制造业水平升级的重要因素[46]。中国全球生态位置较低的情况必须改变。
三、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耦合的效果分析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上以上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协同运动的现象。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气候变化冶等复杂问题研究中，耦合经常被应用。目前，从空间区域、产业发展等角度关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考虑产业结构、制度创新、城市化、技术进步、气候变化、社会公众等多系统、多因素的研究依然匮乏。这无法适应建设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的基本要求。
四、经济绿色化生态化发展路径与政策设计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耦合的发展形态，呈现为经济绿色化、生态化发展模式。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开展经济绿色化、生态化发展的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绩效评价方法、实现路径等的深入研究，并提出明确政策建议。
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局限及发展方向
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党的十九大对我国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和生态绿色发展背景下发展阶段的理性需求，是我国“十三五冶及其以后发展的重要任务。因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时间较短，人们对其与生态环境保护耦合发展的认识还不到位，既缺乏理论创新、又没形成明确的政策操作体系。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BOULDINGKE.Theeconomicsofthecomingspaceshipearth[M].EnvironmentalQualityinaGrowingEconomy，NewYork，Freeman，1960.
[3]BAUMOLWJ，OATESWE.Theoryofenvironmentalpolicy[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8.
[4]NORGAARDRR.Economicindivatorsofresourcescarcity:acriticalessay[J].JournalofEnvironmentEconomicsandManagement，1990:19(1):19鄄25.
[5]《人民日报》社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根本要求[N].人民日报，2017鄄12鄄21(01).
[6]任保平，李禹墨.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评判体系的构建及其转型路径[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8(3):105鄄113.
相关刊物推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创刊于1960年，是教育部直属高校陕西师范大学主办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双月刊。创刊尤其是1999年实施名牌学报建设工程以来，始终关注学术发展前沿，注重理论探索和创新，已在文史有关基础学科及西北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方面形成明显的内容特色，学术质量稳步提高，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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