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的就业影响路径

　　〔摘要〕人工智能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它已经引起了人们对就业前景的担忧‍‌‍‍‌‍‌‍‍‍‌‍‍‌‍‍‍‌‍‍‌‍‍‍‌‍‍‍‍‌‍‌‍‌‍‌‍‍‌‍‍‍‍‍‍‍‍‍‌‍‍‌‍‍‌‍‌‍‌‍。尚且不去讨论人工智能在未来的就业影响，仔细回顾历史和现实就可以发现，眼前的就业不足问题也没有解决，这说明用于指导实践的相关研究是存在问题的‍‌‍‍‌‍‌‍‍‍‌‍‍‌‍‍‍‌‍‍‌‍‍‍‌‍‍‍‍‌‍‌‍‌‍‌‍‍‌‍‍‍‍‍‍‍‍‍‌‍‍‌‍‍‌‍‌‍‌‍。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本文回顾了关于技术进步的就业影响，及由此而得的路径总结的研究文献，发现假设条件过于严苛，以至于脱离现实的状况，并把二者当成一个既定的整体概念和前提来对待，却没有把握技术和市场的本质。本文认为，需要深刻认识这一点，才能更加科学地理解人工智能的就业影响。

　　〔关键词〕技术进步;就业;人工智能;斯密学术思想体系

　　虽然目前处于弱人工智能发展阶段，但是，人工智能已经引起了关于其就业影响的、尚未有结果的大范围争论。人工智能新技术就业影响的争论暂时只停留于增加还是减少的层面上，还可以借此向着更加深刻和广泛的领域进行探索和反思。梳理过往研究文献就会发现，基于统计数据和过往理论模型测度和研究技术进步与就业变化因果关系的经济学研究居多，针对研究本身进行反思的居少。因此，以人工智能时代为契机，围绕技术进步的就业影响路径，本文将从路径研究背景、路径总结设计、路径研究方法与前提等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再研究和反思。

　　一、引言

　　人工智能是技术长期进步的最新成果，其就业影响引发了诸多争论;关于技术进步的就业影响研究获得重大进步和成果，但依然不能有效解决人类的就业问题。这一方面提出了对相关研究进行反思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从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两个角度共同为反思相关研究尤其是技术进步的就业影响路径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一)现实背景

　　全球范围内的人们都在讨论人工智能的就业影响，但人类目前并没有形成对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人工智能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各界尚没有达成令人信服的、统一的认识，对其就业影响的理解和认识也只是局部的。在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的学术研究方面，有学者采用任务模型法，也有学者分析电商平台、制造业等特定情境下的相关问题，往往都不具备普遍又准确的预测和解释能力。

　　人工智能在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就业影响，目前没有形成定论。需要明确的是，就业问题并不是在人工智能革命发生后才出现，而是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代以后便一直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围绕技术进步影响就业的原因、路径、后果和对策等的研究也随之发生和发展。遗憾的是，技术进步与就业的研究及其成果不断丰富，但各界人士始终没有找到根治失业问题的方法，人类失业问题却总是如影随形，甚至在创造巨大财富的今天，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无就业增长”，人类依然饱受大规模失业或就业不足的折磨[1]。人工智能引发的就业影响争论，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关于技术进步与就业的相关研究及其方法和所形成的认识。

　　在上述背景下，总结和梳理技术进步的就业影响路径，分析该路径的前提条件、理论基础以及相关研究方法和重大前提，必将有利于更加全面和科学地认识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明确后续研究的改进方向。

　　(二)理论背景

　　早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就已经存在关于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研究，并延续至今成为百年争论的话题，相关研究也延续至今。当今的研究结论依然停留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的争论中，大致包括技术进步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就业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延伸和总结了技术进步的就业影响路径。

　　1技术进步就业效应的百年争论

　　技术进步的就业影响是一个百年争论，早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就存在技术进步创造就业和破坏就业这两种观点的争论。比如，斯密、萨伊和卡里等学者肯定了前者，其中，斯密的观点最为突出。斯密[2]认为新发明的各种机械减轻了工人劳动强度，也缩减了各类劳动，让原本需要很多人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则不需要这么多人了，减少了一定产出下劳动者的雇佣数量，但因为生产性劳动、非生产性劳动的增加和结构性变化，必然会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化，失业工人也会因为分工范围的扩大而得以重新就业。而巴顿、穆勒、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等学者则持反对态度，认为技术进步破坏就业。比如，西斯蒙第认为产生经济波动和导致失业的根源是机器大生产，他坚信技术、机器设备能减少就业和增加失业。

　　比较特殊但影响同样深远的是李嘉图的观点。他肯定了机械发明创造在长期中的就业促进作用，但后来又认为机器的使用确实损害了劳动阶级的就业和利益，是不能被弥补的，声称与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也是一致的[3]。这种前后矛盾的观点被后人称为“李嘉图之谜”。

　　这三种观点延续至今，而“李嘉图之谜”逐渐演化为第三种观点，即肯定技术进步同时创造就业和破坏就业，但不确定技术进步创造就业的力量和破坏就业的力量哪种更大的模糊观点，并进一步演化为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要视具体情况而定。马克思[4]认为技术进步能不能扩大就业，要看资本有机构成比例提高的速度与总产出和总资本规模扩张的幅度的比较。

　　19世纪中后期开始，新古典经济学迅速发展，并逐渐将就业问题在内的经济学问题研究带入了实证研究的轨道，认为技术进步能够通过降低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扩大销售和生产规模来增加就业，但受到工资刚性的影响[5]。也有学者认为要视技术进步类型而定[6]，物化技术进步会产生就业破坏效应，非物化技术进步会增加就业[7];执行成本较低时，技术进步表现为非物化技术进步，增加就业[8];相反，表现为物化技术进步，减少就业。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应该从长期和短期两个方面来考虑，短期会产生就业破坏效应，但从长期来看有利于就业增长[9]。唐国华[10]认为在技术进步初期，破坏作用占主导地位，在中期，创造作用开始占主导地位，在长期，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趋向于零。也有学者认为，技术进步在长期未必一定会导致就业率的减少，这主要取决于科技资本深化的程度[11]。刘明等[12]认为在资本化程度较低时，技术进步的就业创造效应占主导地位，资本化程度较高时，技术进步的就业破坏效应占主导地位。而丁明磊和陈宝明[13]认为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要取决于专业化分工的速度、技术扩散的渠道畅通程度等方面。

　　2技术进步的就业影响路径

　　根据百年争论，学者们也对其进行了归纳总结，以更好地明晰技术进步的就业影响路径。比如，在就业补偿或创造方面，Pelit[14]等学者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通过价格、投资、工资、机器、收入和新产品等六种不同的要素效应补偿机制来降低生产成本、降低价格、增加劳动者收入，提高就业率。

　　根据前人的研究思路和成果，赵利等[15]将技术进步的就业补偿效应及其路径进一步归纳，并概括为以下四种：技术进步降低了生产成本从而降低产品价格(价格效应)、技术进步促进消费者收入水平提高(收入效应)、技术进步的联动效应(产品开发)、技术进步的全球化效应;而且，从人力资本效应、生产率(包括直接参与生产的资本与劳动者的生产率、不直接参与生产的管理效率)、产品生命周期与波动等方面总结了技术进步的就业破坏效应。两种效应一起影响了技术进步的就业总体效应。在后续研究中，朱英明[16]从技术进步对不同工业企业的价格策略方面总结了技术进步的就业影响路径，总体上依然处于赵利等[15]的总结框架内。

　　二、路径研究中暗含的前提假设

　　技术进步就业创造路径和破坏路径得以确立和可行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而不是基于各类模型和数据测算后就可以完整无误地实行。

　　(一)技术进步就业创造路径的前提假设

　　创造理论视野下的技术进步就业创造路径可以进一步精炼和归纳，可以概括为三种，即价格效应、收入效应、投资(利息)效应。

　　1价格效应

　　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成本，价格却不一定下降。如果价格不降，生产者利润会增加，而且这一利润的增加额度恰好等于失业工人的工资，生产者会将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实现与工人工资等额的消费，从而扩大了生产规模，吸纳就业。这里的问题是：利润能不能转化为再投资或转化为消费?如果发生了转化，转化的规模是不是足够吸纳挤出的劳动者以实现再就业?如果价格下降，必然会带来需求规模从而生产规模的扩大，重新吸纳失业者实现再就业，但这里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第一，劳动成本在生产总成本中的比例高低，如果很高，这种效应是存在的;如果很低，这种效应就要小得多，甚至不存在。第二，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是不是大于1，如果大于1，可以促进生产规模的扩大;如果小于1，这种效应要小得多，甚至不存在。第三，这种产品及其所在的行业在整个市场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如果占据主导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价格下降的规模效应、范围经济都会很显著;如果所占市场比例很小，这种效应同样是要打折扣的。第四，技术进步会不会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计划，如果会，价格下降的就业创造效应往往就会大打折扣‍‌‍‍‌‍‌‍‍‍‌‍‍‌‍‍‍‌‍‍‌‍‍‍‌‍‍‍‍‌‍‌‍‌‍‌‍‍‌‍‍‍‍‍‍‍‍‍‌‍‍‌‍‍‌‍‌‍‌‍。

　　2收入效应、投资(利息)效应

　　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成本，却没有降低价格、扩大产出规模(在垄断行业的表现最为突出)，这就意味着用同样的支付手段完成了既定的工作量，增加了剩余资金，利率从而降低，投资增加，就业规模扩大。而在技术进步就业创造的收入效应方面，技术进步降低了成本和价格，相当于增加了消费者的收入，增加了剩余资金，降低了利率，增加了投资，促进就业规模扩大。

　　这两种路径有两个严格的假设前提，即利率不受其他因素影响，以及支付手段和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实际上，利率要受到社会信用体系、投资过程、政府调控目标和手段的影响;而且，支付手段、货币流通速度是不可能不变的，尤其是货币流通速度一直处于变化之中。

　　此外，关于产品创新和开发会促进就业的论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技术进步发生在相对“必需品”而言的“奢侈品”领域(包括降低生产成本和开发新产品)，并使之趋向于成为“必需品”或大众化，这种技术进步对就业的积极影响要比发生在“必需品”领域中的技术进步的就业影响要大的多，尤其是如果后者的技术进步仅仅是降低生产成本的话。

　　3关于工资刚性影响就业创造的评析

　　有学者认为，技术进步不能有效降低成本的一个原因是工资刚性，只要实行了工资弹性，就不存在失业问题，这样的建议也体现在相关研究文献中。其实不然，削减工资未必会带来就业的稳定和增长，因为工资的减少意味着消费规模从而生产规模的缩小。更何况，工资刚性是一个世界性的现实问题，不可能为了研究需要而进行弹性设置。如果进行了此种设置，那么，这便是理论研究与现实应用的本末倒置;同时，如果实行了工资弹性制度，技术进步会不会还能带来额外的失业呢?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上述分析是建立在局部均衡之上的分析，需要非常严格的假设条件，也就是上面所讲到的各个方面。进一步分析，这些假设的成立也需要非常苛刻的条件，意味着这种分析近乎没有任何实质意义，除非可以证明在均衡位置上的稳定性。而且，即使是稳定的，也要视市场的完全程度而定，如果市场处于存在垄断因素的状态下，技术进步一般不会降低价格。虽然技术进步可以在理论上体现为新的生产方法和新产品，以保障新的厂商进入垄断市场，但现实中的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总之，如果除了生产函数外的其他函数都没有因为技术进步而发生相应的移动，那么，就业量往往会呈现出净减少的特征和趋势。

　　(二)技术进步就业破坏路径的前提假设

　　在技术进步就业破坏路径中，暗含着一个假设前提，即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市场结构。这显然忽视了非竞争的市场结构情况下的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而现实中的非竞争市场结构更为常见。也就是说，技术进步还可以通过影响市场上的资本集中程度间接影响就业变化，这种集中往往就是通过自由竞争来完成的。

　　根据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竞争理论，在不存在外力干扰的情况下，市场势必会有少数对多数的胜出，因为有竞争必然就会有胜利者和失败者;胜利者的节节胜利和失败者的不断退出，大大增加了垄断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并最终形成一定程度的垄断。而胜出的主要途径便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垄断化，尤其是在产品和生产技术越来越复杂、内容越来越丰富的情况下，因而为了从“技术”上发现和测量技术进步，将其内生化，新增长理论便越来越多地将垄断竞争作为初始的市场状态，而不存在所谓的演化过程。

　　更何况，技术(包括产品开发技术、生产技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需要资本强有力的集中，而且技术进步也确实促进资本集中，资本力量越来越强。当然，在没有技术进步发生的情况下，资本集中亦不可避免。比如，圈地运动形成的资本集中。再比如，产业联盟，但它们的背后却都是市场需求规模的变化在起作用，间接地受到技术进步的影响。而且，在以下条件的作用下，技术进步更可能促进资本集中：第一，技术进步的引入，尤其是专利技术的申请，足以保障技术创新者和使用者在特定的行业内、时间内保持持久优势、主导和垄断。最好的例子就是苹果手机的iOS系统。第二，技术进步的复杂程度，已经超过了单一学科、专业的支撑限度，需要不同学科、专业的知识和人才，这时的组织协调便显得尤为必要。各类大型实验室、研究型组织机构应运而生。这显然是不能够为中小企业可以为的，已经被大型企业尤其是超大型企业所垄断。

　　技术进步与资本集中之间相互助长的关系构成了资本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发展和波动最重要的动力、风险。随着技术进步，资本集中加快，资本集中加快又促进技术进步，但往往是仅限于某个特殊的环节和领域，尤其是倾向于发展资本节约型技术，越来越可以利用巨型厂商的折旧、补贴来完成融资，无法提供净投资机会，而这却是增加就业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也是金融资本加快对产业资本的渗透、产业资本也加快发展金融资本的关键原因。于经济发展可能有利，但对于就业而言，技术进步与资本集中的这种互长模式，抬高了其他企业在规模、必要资本量等方面的进入壁垒，剥夺了其他公司引入资本从而实现技术多样性和技术进步的权利，这必然会带来净投资的减少，就业机会也就越来越少。

　　如果设想就业可能出现的最坏形式，莫过于劳动节约型技术被引入到一个寡头垄断市场条件下的行业企业里，其后果将会是成本降低，但价格不变、产出不变，最终导致就业减少。当然，还存在一些个别情况。比如，垄断企业成本降低，最终导致成本线移动到弯折曲线中不连续段的范围，导致价格降低、产出增加，以及排挤竞争者、改进产品等情况。这依然不能否认在不存在自然垄断的情况下，技术进步发生在寡头垄断市场中的某个行业企业，对就业增加甚至就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完全抵消了主流研究所主张的通过其他渠道实现的就业创造效应。

　　然而，这种情况似乎正在从一种假象和抽象成为现实情况，原因在于：随着技术的研发越来越复杂，在这种创造性的进步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学科、不同学科的人员和不同专业技术开始加速融合，而协调不同专业的人才、知识并使之融合在一起的努力和成本越来越大，建立各种类型的巨型组织就显得尤为必要，但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小企业的承受能力和范围。最为直观和可参考的依据便是当今众多高科技企业的研发支出规模。据市场调研机构FactSet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亚马逊、Alphabet、英特尔、微软和苹果等公司的研发投资规模分别达到226亿美元、166亿美元、131亿美元、123亿美元和116亿美元，按规模大小分列第一位到第五位。

　　三、路径研究方法与概念认知

　　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所归纳设计的技术进步的就业影响路径并不能很好地契合现实就业状况，其原因就在于这些研究范式和模型的有效性都是有其特定研究方法和前提等限制条件的。一旦突破这些研究方法和前提的限制，众多结论和路径也往往需要修改。

　　(一)研究方法

　　从古典经济学时期到新古典经济学占主流的当代，关于技术进步与就业的研究一直都在进行并不断细化，更是一个不断数学化的过程，以至于当前的研究已经完全放在了数学等式中的变量(如代表技术、资本、劳动等生产力要素的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的测度上。数学方法的采用使就业研究更加方便和规范，对其他研究方法却产生了排斥，包括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方法。在特定的科研考核体制下，这种研究方法可以保证研究人员生产出有利于成绩考核的各种结果，却未必有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1关于当前研究逻辑与方法的概述

　　正如前文所展示的，不同人的研究层面和角度是不同的。比如，宏观层面、产业层面、行业层面的，以及技能角度、贸易角度等，但基本的研究逻辑是相同的，即基于某种研究理论模型，用数学方法呈现和测度研究特定视角下的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及其影响程度，中介变量则包含了资本、产出等。

　　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大致包括索洛余值法、(非)线性回归、向量自回归模型(VAR)、随机前沿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误差修正模型、广义矩阵等。随着计量经济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和新的计量软件的不断开发，不同的模型都在试图打破约束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自身的解释力。遗憾的是，依然存在各种问题和局限，要么只能适用于宏观分析，要么对数据要求较高，得出的结论往往仅局限于所考察的变量之间，模型以外的因素和机理并没有得到揭示，更何况，因为研究设定的模型、考察时间段的长短、变量的增减等因素，往往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

　　2关于当前研究逻辑与方法的评论

　　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尽相同的阶段特殊性，也具有一般性特征，同样不同的制度之间也有其异同之处‍‌‍‍‌‍‌‍‍‍‌‍‍‌‍‍‍‌‍‍‌‍‍‍‌‍‍‍‍‌‍‌‍‌‍‌‍‍‌‍‍‍‍‍‍‍‍‍‌‍‍‌‍‍‌‍‌‍‌‍。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社会天才们的任务是：在这种特殊性和一般性的对立统一中寻找和发现完备的真理、概念，还原历史发展、生产发展的真实面貌，而不是一直停留在各种背反的公式中，从一个假设和范畴跑到另外一个假设和范畴。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不是从各种公式推导中创造出来的，但在很多经济学家的眼中，经济科学已经是数学公式推导的科学和推导的科学公式，追求数学公式已成为他们的主要目的，而放弃了作为一个社会观察家所应该承担的发现真理、揭示真理的责任。因此，在做包括技术进步与就业不足问题在内的各种研究时，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按照物理学所采用的数学工具和等式，以及一系列的抽象法则，把从历史中演化而来的现实世界似乎可以呈现在几页纸上[17]。

　　客观地讲，数学方法的使用对理解和把握所涉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有着重要作用。如果仅是在观念、(数字符号)理论中探寻就业变化规律，用头脑中先验的理论模型和一堆数字来研究不同历史和制度环境下的就业问题，都显得过于简单和不够严谨[18]。正如新剑桥学派所指出的，所有的经济现象都不过是历史的一个瞬间，它们的发展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也就是说，经济现象很难函数化，更不可能用一个函数“一统天下”，经济学研究应该从过去的“均衡概念”转向“历史概念”。

　　遗憾的是，这种转变似乎一直都没有到来，反而倒退。新古典经济学的继承者萨缪尔森等一直都在积极努力地寻找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将经济学纳入到近似自然科学的公理化体系中，实现了看似成功的经济学的“科学化”。过度依赖数学方法的使用，忽视了历史和制度环境这一特定因素，导致的结果往往是用各种头脑中的理论模型、公式定理以及经验结论生搬硬套地“考核”实际问题，一旦发现与这些“现成的标准”不匹配不吻合，就认为是现实发展出了问题。这不是科学的研究，没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基于此而提出来建议只能是笼统模糊的有悖于现实问题的解决。

　　(二)对技术、市场等概念的认知

　　正如陈爱中和赵利[19]曾经说过的，当前关于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的研究依然没有突破新古典分析框架，关于技术进步就业效应的争论也没有突破古典时期的讨论范围。在新古典研究范式指引下，主流经济学家按照均衡分析框架对各类函数进行数学求解，无需也不再有兴趣探讨技术的本质和性质，更不愿讨论技术变化及其趋势的内源动力问题，只是默认技术就是生产的技术，而不是其他的技术。关于劳动力要素的配置，他们默认市场就是最好的配置方式，也没有兴趣去讨论市场的本质是什么，默认作为整体概念存在的市场是促进就业增长的最佳甚至是唯一的配置方式。这种默认不利于前文提到的路径研究的科学性，也不利于形成关于技术进步的就业影响路径的精确认知，重新认识技术和市场是有必要的。

　　1技术的本质是一种生产要素

　　技术进步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技术进步推动了新产品不断出现，也推动了产品生产手段不断革新，新旧产品及其生产手段此消彼长的结果是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在这些路径的基础上，技术进步不断影响着就业在规模和结构上的变化。不难看出，这里所提到的技术是产品生产的生产技术，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研究也默认技术就是生产技术。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技术可不只是生产技术，还包括其他类型的技术，只是在财富梦想的指引下，包括经济学家、技术研发人员和企业家、政治家等在内的人们将范围锁定在了生产领域的技术概念上。

　　进一步讲，技术的本质是一种生产要素，与劳动力具有同样的性质，都要受到资本的“雇佣”。正如《国富论》中提到的，私人资本一旦集聚起来，资本所有者就会为了获得利润而安排劳动人民进行劳作[2]。对技术的需要和安排也是如此，即劳动力和技术都是资本家追逐利润的手段，究竟是采用哪种生产手段，这要取决于利润实现所处的实际情况，包括生产力发展水平。因此，生产领域中的技术因素、就业规模，以及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无论是增加还是减少，都是私人资本利润最大化这一目标的附带效应，而不是主要目标。

　　如果看不到和不能深入到私人资本的利润动机，就不可能看到是该动机决定了技术进步的偏向性及其对就业影响的偏向性。如此一来，看似各种研究理论层出不穷，仔细审查就会发现，它们中的大多数理论不过是“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20]，对解决当下的就业不足问题不会有根本性的作用。按照一般的研究观点和逻辑思维，技术进步带来了失业，失业工人却总可以在新创造的部门里找到工作。事实上远非如此，进入这些部门的人往往是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人，而不是那些被解雇者[21]。这同时也揭示了一个道理：技术进步影响就业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事后问题，关于就业问题的研究也不过是事后的研究，要考察研究技术的本质及其就业的影响，需要从事后环节延伸到生产安排和技术进步发生的事前环节，需要深入到市场竞争参与者动机与行为的研究环节，深入到历史和制度等生产关系层面。

　　2市场的本质只是一种机制安排

　　无论是在技术进步就业效应的研究中，还是在技术进步的就业影响路径研究中，都暗含着一个假设前提，即市场是完全竞争和自由的。自由市场一直是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追求的目标，这里的每一个市场主体都可以按照自己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去竞争，竞争规则就是优者胜出、劣者淘汰的丛林法则。对自由市场的这种憧憬，慢慢渗透到了就业研究中，自由市场被视为研究就业的潜在前提。因此，就业不足问题的出现不是市场出现问题，而是政府干扰的存在，是劳动者技能水平不够，或是市场竞争机制不健全等因素导致的。进一步讲，解决就业不足问题需要交给市场来解决。其实，这是市场本质的误解和缺乏基本认知的表现，而这种误解的根源则在于没有深入和全面地把握自由市场理论的源头，即斯密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在斯密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中，市场经济理论是有其前提的，即自然法哲学、伦理和法律正义等共同构成的前提。

　　市场本质是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属于运行机制的范畴，由各方力量共同安排和制定。随着各方力量此强彼弱的变化，这种机制逐渐开始由强势的资本主导，其他力量则处于跟随和配合的位置。遗憾的是，无论是西方经济学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越来越倾向于把市场看作是一个统一体，不再分析其内在的机制问题、分工问题，而充斥其中的只是货币关系和金钱关系。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在内的人们普遍沉迷于无限扩张的市场和金钱关系。在这种观念下，市场溶解了所有的社会关系、抹平了所有个性和文化的区别，也使社会科学研究忘记了市场机制的本质以及真实市场的运作方式[22]。从此，包括横跨经济领域的和非经济领域的就业不足在内的所有问题，完全都交给了经济学家来解决，经济学家又统统交给了自己信奉的市场来解决。

　　要理解市场本质，就需要重新回到斯密学术思想体系。熟悉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市场理论的源头是斯密的经济学说，分工与交换理论是其一切论述的起点，也是论述市场的逻辑起点。而分工交换理论内在地包含了自然法哲学的思想，斯密经济思想体系则是在完成对自然法哲学和道德哲学继承的基础上构建的，主要体现在了他的著作《道德情操论》[23]中，以及他想完成但没有完成的“有关正义的法律原理或所谓法理学的”著作。如果他的经济学理论是“毛”，那么，他的伦理学理论和法律、正义的理论就是“皮”，如果离开了“皮”而谈“毛”中的市场理论，那就是一种空谈。

　　这“皮”和“毛”就共同构成了斯密学术思想，但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西方经济学直接转向了实证经济学的研究，已没有兴趣讨论其完整的学术思想，也不再追溯和研究斯密的经济学思想渊源，这或许与当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基本确立、宗教伦理和法律制度已经基本完善有关，经济学者无需再去讨论法律和道德的问题[24]。对其斯密学术思想体系的片面继承和理解，尤其是关于市场的理解，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理解和科学发挥市场在就业增长方面的作用。在作为人口大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研究就业问题更需要完整和系统地理解斯密学术思想体系，而不是局限于其体系中关于市场的局部理论，更不能满足于当前的研究方法、研究层面。

　　四、反思与结论

　　今天，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开启，还没有形成对人工智能及其就业影响的全面而深刻认识，本文通过梳理技术进步和人类历史发展的脉络，研究和反思关于技术进步的就业影响路径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前提，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和把握人工智能及其就业影响，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一)人工智能引领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向

　　就人工智能而言，其快速发展得益于摩尔定律、智能算法和网络技术(互联网+物联网)多种成果的汇聚‍‌‍‍‌‍‌‍‍‍‌‍‍‌‍‍‍‌‍‍‌‍‍‍‌‍‍‍‍‌‍‌‍‌‍‌‍‍‌‍‍‍‍‍‍‍‍‍‌‍‍‌‍‍‌‍‌‍‌‍。虽然人工智能目前依然有一些专业的属性和表现，只是在部分行业领域应用，但它将不再仅属于某一个专业领域的新技术，而是对所有发展成果的整合与升级，是一种增加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等的“类人思维”的颠覆性通用技术，是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向和引领者。

　　仅从人工智能研究专利项目数量来看，2012年仅为708项，到2016年就已经达到了2888项[25]，其发展速度之快可见一斑。如果人工智能的这种发展趋势得以保持，在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将使机器在一定条件下获得一定程度上的人类能力，在生产发展等领域起到关键性作用[26]。人工智能的影响将是全面的，甚至要超过之前工业革命的影响[27]，并从专业的单一功能向通用的综合功能快速转化。

　　也正是考虑到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及其在创新方向上的重要引领作用，中国在战略上给予了高度重视，从2015年到2017年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多次发布指导建议和规划方案，写入“十三五”规划，并在2017年专门出台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同时，连续多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强调了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性和相关措施，其重要程度可见一斑。

　　(二)人工智能减少就业是一种必然

　　前三次科技革命先后实现了人类生产的机械化、电力化和自动化，突出解决了人类劳动方面的三个主要问题：减轻人类劳动强度、扩大人类劳动影响范围、减少参与劳动的人数或减少就业，从整体上讲，技术进步正在实现产品生产需要体力操作环节的“无人化”。在此基础上，人工智能正在实现生产的智能化，向着替代具有一定脑力要求和更高技术要求的岗位发展。可以看到，技术进步的发展总体轨迹是：通过生产工具的智能化、生产过程的“无人化”加速产品创造与人类劳动的分离。

　　这是符合人类发展、生产力发展终极目标的，即人全面和自由的发展，包括自由劳动、自由就业，而不是被迫劳动和被迫就业，也即劳动就业作为人类谋生手段的工具性逐渐弱化和消失，人类生存生活的保障不再依靠劳动就业。由此可见，技术进步不断减少劳动者数量、减少作为谋生手段的就业是一种必然趋势，符合以最少的劳动者和劳动力投入实现更高水平发展的经济学目标。

　　然而，人类发展距离这一目标似乎越来越远，其原因在于经济学研究的目标长期以来仅仅被锁定为经济增长和财富最大化，这一目标下的就业问题也就表现为生产函数中劳动雇佣数量因为技术进步而呈现出来的增减现象，而不是其他。在劳动就业依然是谋生手段的今天，作为生产要素的技术进步不断减少劳动者雇佣数量、影响劳动者就业，对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提出了重大挑战，在全球空白市场日趋消失的情况下显得尤为突出。

　　显然，只停留在生产力层面、生产领域进行就业问题研究和考察以解决就业问题是徒劳的，必须要从理论层面、生产关系层面进行研究和考察。

　　(三)完善相关研究需要从研究的假设前提开始

　　就技术进步与就业问题的研究视角来看，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新古典经济学兴起，其均衡分析框架逐渐成为包括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问题在内的经济学研究的主要依据，数学方法大行其道。不可否认，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为研究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问题提供了简捷的依据，如果只是基于这种框架进行数理上的推导和验证，可能就会因为假设条件和数据统计的不同而产生巨大差异，更有可能会导致相关研究忽略了对就业问题的整体考察，仅局限和满足于某一个层面的局部考察。如此一来，对技术、市场等的含义和本质的考察就显得越来越没有兴趣，只停留在生产领域变量的数学逻辑研究，其结果必然是越来越脱节于不断发展的历史和社会经济现实。

　　社科论文投稿刊物：《中国人口科学》(双月刊)创刊于1987年，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国人口科学期刊。自创刊以来，发表了大量有影响、高质量的理论文章，及时反映人口与劳动领域及交叉学科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是各界人士了解人口学发展的重要窗口，它为国家和政府决策部门提供理论信息和对策。

　　仔细观察人类生产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就会发现，从表面上看，人类就业规模总体上是在绝对扩大的，失业率随着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和基数的增长而保持相对稳定甚至相对下降。从实质上看，人类失业的规模也在绝对扩大，人类就业规模是在相对缩小的。人工智能革命会催生新的行业部门，这些部门会吸纳具备算法、语言、设计、美工等方面高技能人才的就业，对占比依然很高的中低技能劳动者来说却未必是福音。人工智能正在加速凸显这种对比。对此，当前的许多经济学家不以为然，而是对技术进步的就业影响一直抱有乐观态度，这是因为，基于新古典研究范式下的生产函数和过去生产领域统计数据的分析可以知道，只要产出不断增加，就可以扩大社会分工范围，并解决就业问题，尤其是在长期来看。在过去，世界市场的增量空间此前不断扩大、范围经济不断发展，产出规模和就业规模随之不断扩大;在今天，世界市场的增量空间不断缩小甚至趋于消失，而生产技术自然力替代人类劳动力速度加快。显然，这种乐观及其所依据的研究依据是带有非常大的风险的。

　　改进和完善技术进步的就业影响研究，清晰梳理技术进步的就业路径，需要从生产力层面进入生产关系层面，从生产领域进入经济社会体制机制设计领域。因此，需要积极扩大社会分工、不断提高产权明晰机制下个体经济效率，以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和技术的推动作用，更需要在共同占有、联合生产、共同受益基础上重新设计产权机制，不断弱化就业作为谋生手段的工具性作用，使人类向着自由劳动、自由就业和自由发展的终极目标加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杨伟国,邱子童,吴清军人工智能应用的就业效应研究综述[J]中国人口科学,2018,(5):109-119

　　[2]吴清军,陈轩,王非,等人工智能是否会带来大规模失业?——基于电商平台人工智能技术、经济效益与就业的测算[J]山东社会科学,2019,(3):73-80

　　作者：惠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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