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与生态的对立：福斯特生态批判的逻辑主线

　　摘 要： 作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福斯特的生态批判思想与资本主义现实结合非常紧密。他通过对资 本与生态对立的揭示，阐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自然资本化、技术改良、生态伦理重构、政策革新等环境改良措施 都将以失败告终。福斯特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生态批判，不仅明确了环境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而且重申了只有 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生态问题。福斯特的生态批判思想对研究我国生态问题具有极强的现 实参照意义。

　　关键词： 福斯特;生态批判;逻辑主线;启示借鉴

　　福斯特认为，生态与资本的矛盾不止体现为一 次次的具体事例，作为两个独立的领域，其对立冲 突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二者的相互关系中[1]。在 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逻辑及其“踏轮磨坊式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与生态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资本主义的环境危机具有不可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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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资本扩张逻辑与生态的对立

　　不同于西方传统文化中把生态危机的原因归 咎于人类支配自然的观念，福斯特明确指出，导致 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是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在他看来，永无休止的资本积累和无限的资本扩张， 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痼疾，是造成资本主义与环 境之间敌对关系的根源所在。

　　作为以不断实现积累和扩张为目的的价值体 系，追求财富是资本主义首要和唯一目的。在这一 目的驱使下，资本主义必将破除一切险阻，超越所 有客观限制，即使会造成自然的退化和社会的破 坏，资本也不会放弃使其进一步膨胀的机会，这种 无节制的扩张必然引起自然和人类关系的紧张。 “这种把经济增长和利润放在首要关注位置的目光 短浅的行为……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根本变化使人类历史走到了重大转折点。”[1] 另一方面，资本主 义作为一种积累的制度，为了延缓经济危机的出 现，只能不断地扩大生产。

　　商品的使用价值从属于 交换价值，不断地进行破坏地球生态环境的生产只 是为了满足人们虚假的消费。马克思一语道破了 不安分的、永无静止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积累 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2] 可见，无限 的资本积累和扩张必然与有限的生态环境之间产 生对立和冲突，且这种冲突具有不可调和性。

　　正如 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要么积累，要么死亡。” 资本投资的短期行为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也 存在着矛盾冲突。福斯特指出，资本的拥有者希望 在最短的时间里回收投资成本以及获得利润，这与 需要长远总体规划而且涉及到几代人的生态环境 发展相悖。商人在决策过程中只考虑眼前利益的 短视行为，已成为破坏生态环境的致命因素[1]。显 然，资本逻辑主导下对地球自然资源的短期征用， 同生态逻辑下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性之间具有不可 调和的矛盾。

　　马克思指出，“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 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 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3]。 为了更清楚地展现资本主义与生态之间的对 立冲突，福斯特详细讲述了国际社会为了改善全球 气候情况拟制定相关协议的失败过程。《京都议定 书》是国际社会为了控制全球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 的排放于 1997 年制定的，它首次从法律上限定了 发达工业化国家从 2008～2012 年的温室气体排放 总量，但是面对具体的问题各国始终不能达成一 致。

　　最终，美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于 2001 年退 出，该协议彻底宣告失败。福斯特指出，《京都议定 书》的失败再次揭示了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之间的 对立，资本与生态之间存在的固有矛盾只会给环境 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2 “踏轮磨坊的生产方式”与生态的冲突

　　福斯特详细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特点，称其 为“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他指出，这种生产模式 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他认为，资本的 生产模式表现为金字塔式的结构，由处于顶端的少 数投资者和处于底层的广大工薪阶层组成，就好像 一个松鼠笼子，在这巨大的铁笼中，每个人为了保 证自己所占有的位置，只能在资本主义的运转体系中“跑得越来越快”[1]。

　　福斯特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 运行逻辑的分析指出其运行逻辑由 6 个紧密联系 的部分组成，可以概述为 3 个主要方面：第一，在追 求财富的目标驱动下，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经营规 模，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他们不得不将 一部分财富应用于技术的革新;第二，伴随着激烈 的市场竞争，相当大一部分没有竞争优势的经营者 成为了社会底层的工薪阶层，而财富出现日益集中 的趋势;第三，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为了进一步 巩固这种生产方式，必然宣扬维护其阶级利益的价 值取向。

　　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严重依 赖能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技术，通过耗费大量自 然资源以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这意味着，资本主 义体系在消耗能源的同时也产生大量废弃物污染 着环境，与环境真正对立的并不是作为个体的内在 的欲望，而是个体所从属的社会生产方式[1]。

　　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生产逻辑所导致的生态 灾难，已经对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造成毁灭性的 冲击。人类社会由贪婪积累的制度所控制，自然资 源被消耗的速度远远高于其恢复的速度，环境问题 已经越过生态极限向失控的方向转变。如随着栖 息地的丧失越来越多的生物面临灭绝的威胁;二氧 化碳在大气中的积累导致不可控的全球性变暖;海 洋温度的上升使地表水的 pH 值更具酸性从而侵蚀 了建筑物;过度捕捞和有机污染加速了水生生态系 统的崩溃[4]。

　　总之，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破坏已经 超过了地球的承载能力，而资本积累的逻辑并没有 在全球性生态问题面前停止扩张的脚步，资本作为 一种以实现利润和获取权力为目标的现实性逻辑， 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天然地缺少对自然关注的向度， 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永远处于一种张力之中[5]。所 以，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大规模、快速地变革，彻 底根除资本逻辑的影响已成为生态发展的共识。

　　3 “资本主义环境危机的不可逆性”

　　3.1 “给地球估算成本”“自然资本化”的悖论

　　西方环境经济学者认为，生态问题的出现是市 场作用失灵的表现，只有把自然纳入市场体系之中 并赋予其适当的价值进行交易，就可以保护环境不 被破坏。福斯特认为，这种做法的思想逻辑就是把 整个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他认为，自然环境具有 经济价值的同时，还受到伦理、信仰等道德方面因 素的影响，所以自然根本不可能被分割成碎片纳入 市场体系。

　　在福斯特看来，“给地球估算成本”的错 误就在于资本主义自认为一切事物都可以进行分 解、拼接和标价。将市场经济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 应用到自然中的做法，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市场 经济的运行逻辑倾向于对整体进行分解，以便于给 每一个部分进行价值评估，而生态环境显然是一个 有机、系统、辩证的整体，并不是可以简单拆分的 笛卡尔式机器[1]。 福斯特通过劳德代尔悖论 (Lauderdale Paradox)① 进一步说明了自然资本化的危害。

　　他指出，当人们 把自然推向资本的时候，就开启了私人控制和剥削 自然的形式，自然被贬低成随意支配的东西。“只 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 力量……其目的是……使自然界服务于人的需 要。”[6] 通过劳德代尔悖论，福斯特揭示了环境退 化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强调资本主义是一个系 统的耗散体系，要恢复社会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关系 只有将资本逻辑转变成生态逻辑，人类与自然的统 一是社会主义的内在特征，所以从这个层面看，资 本主义下的生态破坏代表了一种“无意识的社会主 义倾向”[7]。

　　在福斯特看来，自然资本化不利于生态的可持 续发展，“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变换使用 市场交易手段，竭尽全力诱使土地(代指自然界)和 劳动力资本化、纳入交易体系，受这一内在逻辑刺 激，资本主义越来越深陷到与自然对立、对环境战 争的泥淖”[8]。只有实现自然资源的社会化，才能真 正确保资源的民众占有。

　　他指出，虽然自然资本化 的支持者倾向于将“社会化”同极权主义和国家主 义等同起来，但却忽视了国家在推进民主化进程中 的重要作用。自然资本化只会使越来越多的人在 丧失保护自然能力的同时，还丧失反对少数人控制 社会资源的意志，自然社会化不仅把资源置于公众 的民主控制之下，而且还指向了超越资本主义的社 会主义制度[9]。总之，自然资本化注定是一场“乌托 邦神话”。

　　3.2 “技术的魔杖”失灵

　　福斯特指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技术进 步被视为应对环境问题的王牌。提高生产效率、降 低能耗、选择替代性技术都被看作是解决环境问题 的最佳技术手段，“技术的魔杖”受到更多的青睐， 那么技术革新等手段到底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缓解 生态危机?福斯特通过杰文斯悖论 ( the Jevons Paradox) ②对这一问题做了回应。

　　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历程中，科技的 进步始终伴随着能源利用率的提高以及环境问题 的持续恶化[1]。杰文斯悖论无法通过资本主义的自 我约束或者其他自由主义方式加以规避，科技发展 和进步所创造的生态红利也完全被资本的扩张逻 辑所吞噬，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革新并不能阻止 环境的破坏，因此，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可持续性 的，妄图通过“技术银弹”去解决诸多环境问题注定 是一种空想。

　　福斯特还注意到资本主义的技术发展受制于 市场的需要，这意味着，只有那些能给资本家创造 财富的技术才会被开发，而那些真正推进人类发展 和对生态环境有益的技术并不被关注。对此，福斯 特批评道，只要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框架仍然是以 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为目标，技术的进步只会加速推 进对自然资源的使用，从而导致生态系统更为严峻 的破坏[1]。

　　福斯特在强调资本主义的技术改良无力解决 环境问题的同时，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 度。他指出，将技术作为解决生态问题的主要方 法，这只是将生态矛盾的焦点移向了诸如提高生产 效率、降低能耗等外部的技术手段，而忽视了生态 问题背后最根本的制度因素。

　　所以，在以浪费和剥 削为价值取向的社会形态下，任何技术方面的进步 对于环境问题的解决都是无效的，科技的创新只不 过是将非理性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升级了，技术的 进步并不能化解人类的现代化难题，社会制度才是 根本[1]。福斯特指出，杰文斯悖论宣告了资产阶级 试图运用资金和技术解决生态问题的失败，今天我们或者认同杰文斯的论断，或者走向一条杰文斯本 人都从未探讨过的道路——改变社会生产关系[10] ， 构建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

　　3.3 生态伦理重构的局限

　　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一些人把目光转向了 生态道德的重构，旨在进行一场将生态理念与文化 相融合的道德革命，并认为个体生态道德的重建是 社会生态道德的关键。按照这一观点，只要社会中 的个人改变以往的消费及商业领域的行为，树立尊 重自然的生态道德观和生态消费观，就能够化解生 态难题。在福斯特看来，生态道德观的要求体现的 是“绿色思维”的本质，虽然它对于环境问题有一定 缓解作用，但是这种生态道德观过多强调个体的因 素，忽视了社会运行的核心体制—“踏轮磨房的生 产方式”。

　　福斯特指出，在环境问题严重的今天，转变以 “分割和征服”为首要原则的掠夺性思维模式，构建 新的生态道德观迫在眉睫。自然作为人类的“外部 躯体”，人类作为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与自然 的关系不可分割。但是，随着掠夺人类和自然资源 为主要特征的“生物圈文化”的长期发展，尤其是生 态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了这种生态掠夺的影响力， 使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更为疏离。

　　人类对地球 的居所感和归属感逐渐消失，“环境”被简单定义为 “人类周边的地区”，“居民”被更有现代性的人口取 代 ，农场和森林与工厂等同 ，人与机器没有区 别……针对这种情况，福斯特提出人类必须重新学 习如何在地球上生活，他赞同环保专家奥尔多·利奥 波德提出的关于建立土地伦理的方案，人类不断掠 夺土地的根源在于一直将其看作可以交换的商品， 只有将土地作为人类共同拥有的资源，才会怀着敬 爱使用它[1]。

　　福斯特认为，生态伦理的重构确实对环境建设 有积极作用，但道德革命的关键应是从根本上转变 由资本逻辑所导致的“更高的不道德”—以利润为 驱动力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他指出，应该提倡社 会中的个体建立更为环保的消费生活方式，但反复 重申个体的责任和作用，只会忽视根源的体制问 题，忽视由资本主义生产所导致的更高的不道德。

　　并且“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根植于生产而不是消 费，限制消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生态伦理的重构对于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作用有限， 只有真正认识到导致生态问题出现的原因并不是 人类自身，而是其所处的政治经济制度，人类才能 为真正解决环境问题而推动的道德革命探寻到充 分的共同基础[1]。归根结底，只有对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进行最根本的变革，才能够实现真正的环境革命。

　　3.4 政策革新的失败

　　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政策革新”也被寄予厚 望，资产阶级希望通过相关政策的制定实现经济发 展和环境质量的可持续发展。如 1992 年里约地球 峰会通过的一系列致力于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重 要文件，1997 年关注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以 及 2002 年召开的约翰内斯堡地球峰会所倡导的一 系列关于推进地球环境改革的文件等等。

　　这一系 列的国际协议都体现着人类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 政治意愿，福斯特称其为将环境福利国家推向全世 界的“全球凯恩斯”战略。很多环保主义者甚至乐 观地认为全球性的环境改革已经成为各国政治议 程的主要内容，但是随着环境的持续恶化以及各国 政府拒绝采取有效的行动，彻底宣告了通过政策革 新路径解决生态问题的失败。 福斯特指出，政策的革新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生态问题，但仍没有突破资本积累的逻辑。

　　他更是否定了一些环保组织试图使世界银行、世界 贸易组织等国际性机构更加“绿色”的做法。他指 出“使世界贸易组织等金融机构更加环保是荒谬 的，因为这些机构被资本控制，它们仅仅是资本积 累的工具”[9]。在他看来，这些金融机构的目的就是 进一步拓展全球的资本积累。

　　并且，福斯特进一步 指出，在资本主义内部进行的环境政策改革，仍然 受资本主义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影响，“可持 续发展的逻辑和全球市场的逻辑之间的张力，财富 积累和权力集中之间的关系侵蚀了这种过渡的政 治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贪欲之神的诱惑和万能的美 元’将会获胜”[11]。

　　只要政治变革可能威胁到资本的 积累，统治利益集团就会早早地将其扼杀。这也愈 加说明这种社会形态，无论是在自然可持续发展方 面，还是经济建设、制度变革以及道德构建等方面 都存在着严重问题，所以必须对其进行彻底改变[1]。

　　综上所述，资本与生态就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领 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利润逻辑，从根本上决 定了资本主义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对抗与矛盾，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具有不可逆性。所以，任何环境改 革措施都会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动态破坏，自然资 本化、技术改良、生态伦理重构、政策革新等方案 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福斯特通过对西方主流 经济学家环境改良措施的批判，不仅明确了现代化 难题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而且重申了沿着社会 主义方向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克服人与自然、 人与人的疏离和对立，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

　　4 启示与借鉴

　　福斯特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本质的剖析，对 研究我国生态问题具有极强的现实参照意义，具体 体现在以下 2 方面。 第一，在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优势， 同时规避相应的生态风险。福斯特通过分析资本 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指出，资本与 生态是对立的 2 领域，资本的扩张逻辑及其“踏轮 磨坊式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环 境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产阶 级自产生以来所创造的生产力，是以往任何时代都 不能相比的，但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工业文明及 其现代化，其所奉行的“扩大生产—刺激消费—大 量废弃”的循环方式，消耗了大量自然资源，也造成 了严重的环境破坏。

　　资本在自我增殖和逐利性的 驱使下，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为了尽可能多地掠 夺和占有资源，可以无视自然的权益，挑战所有道 德底线，导致整个社会在物质与精神、进步与破坏 等方面的对抗中走向崩溃[12] ，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 本身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和无可避免的自我解体 性。所以，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 度，是解决生态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处 共融的唯一途径。

　　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发达国 家相比，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相应的法规和管理 体制不完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审视并改革自 身不合理体制的同时，也在积极吸收包括资本主义 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市场经济以其激励竞 争的机制和灵活的资源配置方式促进了我国经济 的飞速发展，相应的，也带来了资本主义国家出现 的一些问题，如物质主义、经济主义以及消费主义 等。

　　所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既不能超越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物质基础，提出不切实际的理论主 张，也不能任由资本逻辑大行其道。这意味着，我 们既要善用资本的优势发展经济，又要规约资本的 逻辑。 因此，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首先要关注马克思和 格斯对资本逻辑、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化形态“现 代性”的生态批判，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马克思 和格斯又是如何在批判的前提下、在实践哲学的指 导下，重新建构生态的“现代性”以及生态性的自 然、人、人与自然的关系[12]。把生态理念切实“融 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 面和全过程，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3]。

　　第二，正确对待科学技术的发展，树立生态科 技发展观。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都非常关注科技 进步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技术的进步可以 推进生产工具和工艺方法的革新，从而有效减少工 业废料的产生，降低对环境的污染。随着近代西方 现代化挥舞着科学的利剑控制自然、征服自然、掠 夺自然，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引发了一系 列严重的生态恶果，环保主义者把批判的矛头直指 科学技术的发展，主流环境经济学家则寄希望于 “技术的魔杖”化解生态危机。

　　以福斯特为代表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既反对把科学技术视为解决 生态危机的王牌，也反对把所有生态问题的产生都 归咎于现代科学的发展，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仍然是 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福斯特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技术进步 和技术革新并不能化解生态问题，只会强化生态危 机。正如美国学者康芒纳指出的，科技进步和发展 的最终目标就是获取利润，所以，技术发展并没有 更好地改善人们的生活，反而不断污染、腐蚀、破 坏着空气、土壤和森林[14]。

　　对此福斯特总结道，“技 术的魔杖”在应对环境问题方面的失败，并不意味 着技术本身出现问题，而是其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 下的非理性运用，最终，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资本 主义制度本身。技术在人类社会中起到何种作用， 取决于技术运用所承载的社会制度。福斯特关于 科学技术的论述为我国树立生态科技发展观提供 了有益借鉴。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世界科技革命正悄然地 改变着人类的生活，科学技术已成为衡量各国综合 实力的重要指标。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教兴国”发 展战略，无疑都是中国基于科技重要地位所提出的 战略决策。随着全球性生态问题的凸显，开发绿色 技术、发展绿色经济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科技发 展重点。如德国对于环保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投入 占其总收入的 3.1%，约为制造业的(1.8%)的 1.7 倍，整个工业(1.3%)的 2.4 倍[15] ;美国大力发展新能 源技术和产业;欧盟加大对清洁能源的研发和输 出。

　　绿色经济已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绿色 技术也成为各国科技竞争的新领域。对中国来说， 绿色科技的发展不仅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 大的技术支撑，也是应对全球性绿色竞争发展的 需要。 绿色科技发展和创新已成为我国科技发展的 重心，《国家环境保护“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纲 要》[16] 中明确指出“坚持理论创新与技术支撑相结 合、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科技创新与体制 创新相结合”的发展原则，大力推进绿色科技的发 展。

　　“强化关键技术创新研发，支撑环保高效治 理”，重点在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土壤和地 下水环境保护、生态系统监测、固体废物处理、核 与辐射安全技术、噪声污染治理等方面。推进“支 撑环境管理改革，创新环境管理方法”，开展国家重 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科学观测研究站、数据 共享平台的建设，进一步提升国家环保科技的创新 能力。

　　拓宽环保科技的资金投入渠道，通过国际间 的对话与合作，运用“技术引进、革新和集成创新” 等方式，促进生态科技的快速发展。同时，要大力 推进以技术创新为驱动的环保产业，提升将科技成 果应用于生产实践的能力，使科技真正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形成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协同创新的机制。

　　此外，我国还要构建技术的环境影响评估体 系，在强调技术创新的同时，全面评估新技术对环 境可能产生的现实的、潜在的影响，加强对引进技 术的环保检测、测评和鉴定，避免引进污染性技 术。总之，在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为价值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仍然要不断推进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 展;同时，还要注重对技术的使用和监督，真正发挥 科技的进步作用，使其成为生态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推动力量。

　　参 考 文 献

　　[1]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 耿建新, 宋兴无, 译. 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06.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五卷[M]. 北京: 人民出 版社, 2009: 686.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九卷[M]. 北京: 人民出 版社, 2009: 562 − 563.

　　[4] CLARK B, FOSTER J B. The dialectic of social and ecological metabolism: Marx, Mészáros, and the Absolute Limits of Capital[J].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2010, 24(2): 124 − 138.

　　[5] 詹敬秋. 资本与生态: 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福斯特对资本 主义制度的生态学批判[J].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32(6): 48 − 51.

　　作者：石 晨，任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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