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随着内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澳大利亚的博士生教育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为对博士生教育质量进行系统科学的评价，澳大利亚政府支持的研究团队构建了包含入学准备、学习经历、学习成功3个维度以及认知、基
摘要：随着内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澳大利亚的博士生教育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为对博士生教育质量进行系统科学的评价，澳大利亚政府支持的研究团队构建了包含入学准备、学习经历、学习成功3个维度以及认知、基础、个人等9项指标的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框架，涵盖了从博士生入学前、在学过程到毕业后的人才培养全周期，满足了多重主体的应用需求。该框架对我国完善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具有一定启示：将学生发展作为评价的核心质量观;综合多元利益相关者视角，探索评价具体要素;促进评价应用主体从宏观向微观“下移”，形成多重应用方式。
关键词：博士生教育;教育质量;澳大利亚;质量评价;教育评价;质量评价框架
作为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士生教育对我国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与社会进步的支撑作用举足轻重。然而，随着我国博士生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部分教育质量问题逐一显现，在入学、学习和毕业三个阶段存在如高校招生透明度受质疑[2]、博士生批判性思维和学术写作能力表现不佳[3]、毕业生就业率与就业面不尽人意[4]等问题。
为引导、推动博士生教育健康发展，充分发挥育人功能，我国必须选取科学的评价指标，构建系统的评价体系，对博士生教育质量进行科学、全面的评价。放眼国际，澳大利亚的博士生教育近年来也面临和我国类似的问题，如科研训练体系建设不完善、院系与导师支持度有待提升、毕业生职业能力培养不佳等，这些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 讨论，孕育了不少颇具价值和新意的改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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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项由政府支持推进的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研究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该研究通过综合多元利益相关者意见，构建了涵盖博士生入学前、在学过程到毕业后的人才培养全周期质量评价框架。框架旨在促进博士生教育内外部评价机制的完善，督促高校及时调整博士生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目标和方式，这与我国“完善教育评价体系、严格质量管理”[5]的研究生教育改革方向不谋而合。由此，本研究将分析澳大利亚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框架构建的背景，探讨该框架的评价内容及应用方式，以期为构建适用于我国的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提供借鉴。
一、澳大利亚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框架构建的背景
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澳大利亚的博士生教育规模在不断扩大。据澳大利亚教育和培训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澳大利亚的研究型博士(DoctoratebyResearch)在读学生数量为5万余人，相较2004年增长近四成，毕业生数量则增长超过1倍①。随着博士生教育内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澳大利亚的博士生培养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质量问题。
(一)博士生培养模式无法满足博士生多样化的培养需求
研究生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市场全球化等趋势使得澳大利亚博士生的生源群体日趋多样化。首先，申请读博的学生年龄普遍较大，连续完成从本科教育到博士生教育的申请者已不多见。2018年，澳大利亚60%博士生的年龄在30岁以上，其中26%博士生的年龄在40岁以上，11%博士生的年龄在50岁以上①。出现该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对高技能人才不断增长的需求催生了人们对博士生教育科研训练的更高追求，许多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从业人员出于突破生涯瓶颈、提升技能、探索兴趣领域等动机也可能申请攻读博士研究生[6]。其次，国际学生数量显著增加。2004年国际学生在研究型博士生中的占比为17.08%，至2018年则达到40.97%①。国际学生在学习发展中可能面临诸多语言与文化差异的挑战[78]。
最后，在学博士生中非全日制学生的占比正在增加。2015年的 生中非全日制学生的占比正在增加。201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澳大利亚研究型博士生中非全日制类占比已达到23.3%[9]，该类学生在就读期间更可能面临学习、工作、家庭等事务间的矛盾与失衡问题[10]。博士生生源的多样化使得博士生在发展目标、学习需求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对此当前博士生项目在培养模式上存在一定局限，如在知识训练上未充分考虑博士生不同的教育背景带来的知识基础差异，在院系融入上未有效帮助非全日制学生等群体建立环境归属感等。
(二)学位项目设计不合理导致博士生高辍学率和低毕业率
博士生辍学率高、按期毕业率低是澳大利亚博士生教育中面临的一项重要问题。在辍学率方面，近20年以来澳大利亚博士生的辍学率常年高达50%左右②;在毕业率方面，尽管澳大利亚资格框架(AustralianQualificationsFramework，AQF)明确提出博士生的培养年限应限制在3至4年间，但一些高校仅有三分之一的博士生能够按时毕业[11]30。由于澳大利亚本土博士生学费基本由政府承担，高辍学率和低按期毕业率导致了财政资源的大量浪费。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大程度是由于学位项目设计与培养过程的不合理造成的。例如澳大利亚联邦政府1999年发布的两项报告指出，博士生学位项目培养专业过于窄化、科研环境与设施建设不力、院系研究方向与学生兴趣不一致、科研训练体系设计不当、导师指导与院系支持不足等问题是造成高辍学率、低按期毕业率的重要原因[1213]。研究者在不同时期内的调查结果也表明，澳大利亚博士生项目在为学生提供经济支持、学术交流合作机会、专业设备资源、发展规划帮助以及导师指导频率和质量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与局限[1416]。
(三)博士生在学期间未能获得理想的可迁移能力训练澳大利亚201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仅有约26%的博士生毕业后在高等教育系统内从事教职工作[11]11。就业出口向非学术界的“溢出”特征意味着博士毕业生需在专业领域知识之外掌握更广泛的可迁移能力(如领导、管理、合作、计划、组织、沟通等)以适应非学术劳动力市场的要求。虽然澳大利亚政府和高校近年来加强了博士生在学期间可迁移能力的训练[17]，特别是AQF规定大学必须将读写、计算、与他人合作和沟通、问题解决等可迁移能力的训练情况加入博士生的培养过程当中，但由于澳大利亚高校在培养博士时仍过于强调学术研究的培养逻辑，许多博士生未能有效掌握有关财务管理、计划书撰写、教学、领导、项目管理等与其职业发展相关的 可迁移能力。一些已经毕业的博士生认为，他们在博士阶段的学习中获得的能力与就业所需的能力不相匹配[18]。雇主在调查中也表示对博士毕业生所具有的可迁移能力不满意。一些雇主认为，博士毕业生与其他毕业生相比在沟通、计划、组织、商业团队合作等方面缺少相应的能力[19]12。
二、澳大利亚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框架的构建
(一)澳大利亚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框架的构建过程
为分析和应对博士生教育质量的现实问题、弥补已有教育质量评价的不足，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学习与教学办公室(AustralianGovernmentOfficeforLearningandTeaching，AGOLT)的支持下，一支专门的研究团队开始尝试构建适用于澳大利亚高校的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框架。该团队首先分析了全球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方向与趋势，系统梳理了这些职业应具备的知识、能力、价值观等，为反推形成上述成果所需的博士生教育的各个环节以及构建科学的评价内容奠定了基础。在设计评价维度和指标时，研究团队还对9名学者、7名博士毕业生和2名雇主进行了18次访谈，征求他们的意见和看法[19]18。当评价框架初步构建完成后，该团队另对澳大利亚设有博士生项目的28所高校展开了问卷调研以进一步验证评价框架的合理性。
三、澳大利亚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框架的应用
博士生教育评价中涉及多个利益主体，不同利益主体对评价的应用可能具有不同的价值诉求[25]。因此，研究报告在阐述评价维度和指标内涵之外，重点说明了评价的多重应用方式。
(一)政府通过评价体系构建质量风险预警和资助分配机制，追踪变化趋势由政府主导的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一般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和权威性，因此评价结果应能够直接服务于决策。在实践中，澳大利亚的教育职能部门可通过年度调查的形式，以学生、高校、雇主等利益相关者为评价主体，依据评价指标收集相关数据对各类高校的博士生培养情况进行评价，并服务于高校教育质量风险预警机制以及博士生项目资助分配机制，实现数据驱动下的博士生教育质量改进。对博士生教育质量的评价有助于为政府部门呈现有关博士培养单位及项目的培养模式变化情况、就业市场对博士的能力需求与满意度情况、博士毕业生的就业趋势等信息，从而为未来制定符合博士生教育发展的政策提供依据。政府部门还可以将相关评价信息进行公开，使各类利益相关群体及时获取高校博士生教育相关信息，服务于其决策问责与需求[19]34。
(二)学校通过自评发现问题、改善管理、提高质量对于高校而言，过度依赖由政府开展的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可能会导致高校在参评过程出现被动应付的现象。因此，澳大利亚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框架还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内部审核或解释性工具，帮助高校通过自评发现自身优势与劣势，对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进行针对性的调整与完善[19]36。
四、澳大利亚博士生教育质量
评价框架对我国的启示随着博士生教育的发展，澳大利亚与我国博士生教育面临着一些共性挑战，该国政府也积极探索了崭新的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框架以分析现存症结、提升教育质量。这一框架体现的评价质量观、评价内容和倡导的应用方式对我国未来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设计和完善具有一定参考意义。对此，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既需要结合不同类型高校和学生的特征和发展目标，形成满足差异化需求的多分类评价体系，也需要注重在理念上转变高校和学生对质量评价本身的认知，在评价体系的推行中配套完善详细的应用指南以供其参考。
通过引导高校和学生自主运用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能够让评价不仅成为停留于外部的宏观调控工具，而且成为系统科学的内部解释工具乃至自我提升方向的指引理念，激发高校和学生个体提前规划行动，及时分析问题，不断寻求完善的内在动力，最终形成促进我国博士生教育质量持续提升的多重合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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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段斌斌.从“公平选才”走向“有效选才”：我国博士招生改革的路径选择[J].高等教育研究，2017，38(10)：5563.DUANBB.From"fairselection"to"effectiveselection"：pathchoiceofChinesedoctoralenrollmentreform[J].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犺犻犵犺犲狉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2017，38(10)：5563.(inChinese)
[3]李永刚，王海英.理工科博士生科研能力的养成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对我国研究生院高校的调查[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9(4)：3544.
作者：洪茜，刘路，HamishCo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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