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困境及路径选择

　　摘要：民族地区、生态脆弱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高度耦合，这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最大制约瓶颈。以宁夏为例，构建熵值TOPSIS与耦合协调度等模型，结合贫困性分析，从时空视角探讨了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其贫困间的耦合协调的关联。结果显示：从时序看，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其贫困间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下降趋势，受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历经了中度耦合协调贫困滞后、高度耦合协调同步发展2种阶段和4种发展类型。从空间分布看，宁夏北部川区至南部山区的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其贫困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发展类型亦从协调发展型向过度调和型转变。这意味着新时期的脱贫成果巩固拓展要与乡村振兴相结合，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关键词：脆弱性;贫困;耦合

　　2020年年底，我国脱贫攻坚任务圆满收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时下最为紧迫的任务是要巩固拓展业已取得的脱贫成果，习近平同志明确强调，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现象。但据初步摸底数据显示，已脱贫人口中有近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有近300万存在致贫风险[1]。可见，如何巩固拓展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依然面临不小挑战。

　　民族地区曾经是长期的深度贫困地区，其境内多为沟壑纵横，山、川、塬并存，沟、峁、墚相间，自然条件非常严酷、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发展基础十分薄弱，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点区域。因此，探究该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成果面临的困境并提出应对之策显得尤为迫切。鉴于此，本文基于民族地区农户居住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与曾经贫困区域耦合这一视角，对其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困境进行深入剖析。学界也对生态环境脆弱与贫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生态环境脆弱会促使贫困的产生[2]。二是贫困导致生态环境脆弱[3]。三是生态环境脆弱会引发贫困，贫困会反作用于生态环境脆弱，即耦合关系[4-8]。在生态环境脆弱与贫困耦合关系研究方面，程宝良和高丽[4]从分布区域视角对二者关系进行定性分析，还有诸多学者从计量模型视角对二者关系进行定量分析[5-8]，其多从村、县、省3个层面出发分别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而从构成贫困单元个体的农户视角构建环境脆弱性指标体系尚不多见，对生态环境脆弱和贫困问题严峻的西北民族地区的研究更少有报道。

　　为此，选取地处西北内陆的宁夏为研究区，在构建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以宁夏“十二五”以来的相关数据为参照，运用熵值TOPSIS模型以及耦合协调等模型对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与其贫困耦合关系进行系统性研究，以期从这一视角剖析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现实困境，并提出相应的治理之策，旨在为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提供参考借鉴。

　　1研究区基本概况

　　宁夏地处西北内陆，总面积约6.64万km2，位于东经104°17′～107°39′、北纬35°14′～39°23′，地形南北狭长，地势南高北低。全区跨2个温度带，包括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表征为南部山区、中部干旱区、北部川区。境内生态环境脆弱，降雨稀少，年降水量为183.4～677.0mm，蒸发很大，年蒸发量为1312～2204mm。

　　其中，南部地区丘陵沟壑林立，水土流失严重，阴湿寒冷。中部地区土地贫瘠，沙化严重，昼夜温差大，干旱少雨，蒸发量强。而宁夏中南部地区囊括8个国家级贫困县(区)和1个省级贫困区，集中于六盘山连片特殊特困地区。可见，生态脆弱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分布具有高度契合特征。宁夏是我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受民族、宗教、文化、语言和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使得该地区的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交织于一体。综合来看，要实现绿色发展和稳定脱贫、保持民族地区稳定，对民族地区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贫困之间关系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评价模型

　　2.1.1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影响农户居住环境脆弱的因素可以概括为经济、社会、生态三个方面[8]。鉴于此，立足于农户居住环境与贫困问题关系的研究，结合宁夏实际情况，遵循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可得性、针对性、全面性原则，多维度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恩格尔系数反映的是农村居民经济状况的好坏，地区生产总值、第一产业占GDP比重、财政收支占比反映农村区域经济状况。

　　农村总人口数量、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占比、农村整半劳动人口占比和农村就业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文化人口占比等指标依次反映的是农村居民的人口数量及构成、劳动力状况等特征;文化产业机构数量、每万人中学在校生数量等指标反映的是社会发展中的文化教育状况;社会发展中的医疗卫生状况则通过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量、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等指标来反映。

　　以自来水受益村占比这一指标反映农村基础设施状况的优劣;城乡差距则是通过城镇化率和城乡居民收入占比两个指标来体现;关于自然环境中水资源与土地资源的拥有及使用情况，则是通过农业灌溉亩均耗水量、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等指标来体现;自然环境中的农业生态状况是通过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和农村人均主要畜产品占有量两个指标予以反映;自然资源中的农业气候特征是以年平均气温和年平均降雨量来反映的。

　　2.1.2关于熵权TOPSIS模型

　　熵权TOPSIS模型系指以熵权法确定权重为基础构建的复合模型，具有精确反映各评价方案之间差距、弥补由熵值法计算权重后根据得分进行方案优劣评价不足的优点[9]。基于此，文中关于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指数的测度是以熵权TOPSIS模型计算得来，通过与理想解的贴近度进行反映。

　　2.2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概念来自物理学，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体系或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15]。本文仅涉及农户居住环境与贫困两个系统，其耦合关系是指农户居住环境与贫困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而产生的互动作用过程。

　　2.3关于数据

　　文中所用数据主要源于相关年份《宁夏回族自治区统计年鉴》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水资源公报》中的统计数据，部分数据根据相关文献及报道整理得来。

　　3结果及分析

　　首先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对宁夏农户居住环境的脆弱性指数进行了测度，旨在探明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时空演变特征。接着分析了宁夏农村脱贫之前的贫困现状，通过耦合协调模型阐明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贫困耦合的演变规律，以下将对此分别进行分析。

　　三个维度的变化特征和总体变化趋势有一定的差异性。从经济环境视角看，2011—2018年宁夏农户居住的经济环境脆弱性指数整体呈逐年下降态势，年均降幅达0.1228，其中2012—2013年的降幅最大，其降幅为0.3595，这也许是农村恩格尔系数出现大幅下降所致。

　　同时，2014—2015年宁夏农户居住的经济环境脆弱性指数值却增加了0.0238，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产业占GDP比重总体不断增加的情景下，其值在下降之后于2015年又增至8.09%。从社会环境层面看，2011—2018年宁夏农户居住的社会环境脆弱性指数也呈现不规则的变化态势，与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指数曲线偏离程度较低。

　　其中，2013年宁夏农户居住的社会环境脆弱性指数值为0.4471，这说明宁夏全区农户居住的社会环境脆弱性程度实现最低，究其故，可能与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占比、农村就业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文化人口占比等变量的值相对较高有关。

　　从自然环境维度分析，2011—2018年宁夏农户居住的自然环境脆弱性指数明显呈现出不规则的变化特征，与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指数曲线偏离程度较高，最大值为2012年的0.5449，最小值为2018年的0.3479，这可能缘于地区资源与气候环境脆弱所致，特别是和农户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水资源变动要素有关。从统计意义而言，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指数变动更多是由于农户居住的经济环境脆弱性指数及自然环境脆弱性指数的变动所导致，特别是经济维度指标的变化所起效应更甚。

　　基于宁夏农户居住环境与其贫困的演变规律相似这一论述，再次通过系统耦合协调模型计算出两系统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并结合评定标准判定出基本发展类型。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其贫困间耦合协调度时序分析从时间序列角度分析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其贫困间的耦合协调度变化，可清晰描述二者相互作用程度的演变。2011—2018年，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贫困的耦合协调度在0.41～0.18之间，呈现出逐年递减的态势。

　　同时，发展类型由“过度调和贫困滞后”至“极度协调同步发展”的转变，表明了宁夏农户居住环境改善与贫困治理保持了良性互动。进一步地，使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法对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指数与贫困发生率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进行分析，得到Pearson相关系数值为0.7993，P值为0.0173，再次说明农户居住环境与贫困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

　　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贫困的双系统耦合协调度演进的具体变化，根据耦合协调度的评定标准，对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贫困”双系统2011—2018年的耦合协调发展划分为相应的两个阶段。中度耦合协调贫困滞后阶段：2011—2014年。

　　宁夏农户居住环境与其贫困的双系统耦合度值在0.46～0.36之间，总体水平偏高，在此阶段二者耦合协调程度由“过度调和贫困滞后”型到“协调发展贫困滞后”型的转变。“十二五”期间，宁夏实施“百万贫困人口扶贫攻坚”计划，政府投入大量扶贫资金用于推进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及扶贫产业的建设与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好生活在不宜居住、不宜发展环境里的35万极贫农户的生产生活问题，统筹解决好就地帮扶65万贫困农户共同脱贫致富问题。

　　这一时期，宁夏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一优三高”引领现代农业发展，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八大工程”，新建、改造农村，实现行政村环境综合整治全覆盖，农村自来水入户率、垃圾集中收集率均达到80%以上，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省级统筹，实施重大水利骨干工程、中南部城乡饮水安全工程、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重大工程等，农户居住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均得到改善。在贫困治理中优化农户居住环境，在优化农户居住环境中治理贫困，耦合协调类型向“协调发展”型转变，表明宁夏开始打破“贫困—农户居住环境脆弱—贫困”的恶性循环。

　　2013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改革处于关键节点，宁夏经济社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人均水资源拥有量有所增加，气候环境有所改善。随之于同年国家开展了举世瞩目的精准扶贫，宁夏也将贫困治理与产业发展、异地搬迁、发展教育、生态补偿、社会保障相结合。

　　4结论与建议

　　4.1主要结论

　　基于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贫困耦合的视角，以系统耦合协调度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与熵权TOPSIS模型，在得出宁夏农户居住环境与贫困两系统演变规律相似结论的基础上，计算了耦合协调度，进一步从时空角度探析二者耦合协调状况，以此探寻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面临 的困境。

　　结论如下：

　　(1)曾经的贫困区域与农户居住环境的脆弱性高度契合，由此使得该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面临更大挑战。

　　(2)民族地区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贫困分布高度重叠，导致该区域农户再次返贫的可能性依然较大，致其脱贫成果巩固面临的不确定性亦可增大。

　　(3)综合看，2011—2018年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指数总体呈现下降、区内北部川区>中部干旱区>南部山区的趋势，这与贫困系统演变规律相似。

　　(4)从时序看，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贫困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下降趋势，受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由中度耦合协调贫困滞后向高度耦合同步发展阶段转变，历经了过度调和贫困滞后、过度调和同步发展、协调同步发展、极度协调同步发展四种类型。两系统演变规律表明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会导致贫困发生，贫困也会加重农户居住环境脆弱，两系统若无法协调，将陷入恶性循环。

　　(5)从空间分布看，北部川区至南部山区，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贫困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态势，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由协调发展型向过度调和型转变。宁夏中南部地区贫困问题由来已久，生态承载力低，聚集着全区68.35%的少数民族人口，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相互交织，造成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发展与贫困治理并未协同发展。

　　4.2政策建议

　　针对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成果面临的特殊困境，就如何消除这些制约瓶颈，实现民族地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践行人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民族地区往往是欠发达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践行绿色发展的理念契合当下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坚持人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思路，有效解决民族地区“先发展还是先环境保护”的治理困境，为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双赢路径。通过绿色手段和方式，将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并重，以产业发展助力脱贫成果巩固，做到产业固贫绿色化、绿色产业化[11]。同时，大力践行“两山”理念，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意识。实施发展与保护两手抓，巩固提升脱贫农户发展的可持续性，保持民族地区稳定。

　　(2)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成果协同。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贫困之间的耦合关系朝着极度协调同步发展型演化，而乡村振兴是优化农户居住环境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为此，要做好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推动乡村振兴与相对贫困治理同步发展。一方面，通过脱贫攻坚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其治理成效直接为贫困村的振兴奠定基础，故应当吸取脱贫攻坚时期的有效治理经验，延续对相对贫困的治理，筑牢基石。另一方面，契合乡村振兴战略，以“二十字”方针为指导，发展农民、农业、农村，提升农民福利水平，减少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发挥乡村振兴补短板的作用，提升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可持续性。

　　(3)有序引导人口转移。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贫困两系统过度调和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农户居住环境脆弱程度深、贫困发生率高的中南部地区。应重视环境保护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中，减少农民生产生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可通过“移民搬迁”等形式跳出“农户居住环境脆弱—多维贫困”的困境，也可根据北部川区、新型城镇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有序引导农村人口城镇化，合理规划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空间布局。

　　(4)增强经济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效应。研究表明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指数的变动更多源于农户居住的经济环境脆弱性指数的变动。需探索可持续的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优化模式，助力脱贫成果稳固。为此，减弱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应当聚焦于经济环境的优化，农户个体与区域两方面并重，通过增强经济总量，发挥经济稳固脱贫成果的直接、间接效应，实现稳定脱贫。

　　参考文献：

　　[1]沈亦伶.如何防止脱贫人口再返贫[N].人民日报，2020-08-17(7版).

　　[2]丁佳俊，陈思杭.反贫困与生态保护相互关系的文献综述[J].生态经济，2019(1)：220-224.

　　[3]乔宇.生态贫困视域下民族生态脆弱地区减贫研究——以武陵山片区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15(2)：125-128.

　　[4]程宝良，高丽.西部脆弱环境分布与贫困关系的研究[J].环境科学与技术，2009(2)：198-202.

　　[5]王昭，刘建红，李同昇，等.秦巴特困区生态脆弱性与经济贫困的耦合关系——以陕西省山阳县为例[J].生态学报，2019(11)：3908-3917.

　　[6]李响，齐文平，谭畅，等.生态环境脆弱性与多维贫困的耦合关系——基于广西河池市1586个贫困村的实证分析[J].应用生态学报，2019(12)：4303-4312.

　　[7]牛亚琼，王生林.甘肃省脆弱生态环境与贫困的耦合关系[J].生态学报，2017(19)：6431-6439.

　　[8]曹诗颂，王艳慧，段福洲，等.中国贫困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与经济贫困的耦合关系——基于连片特困区714个贫困县的实证分析[J].应用生态学报，2016(8)：2614-2622.

　　[9]黄志启，郭慧慧.基于熵权TOPSIS模型的郑州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J].生态经济，2019(2)：118-122.

　　[10]曹诗颂，赵文吉，段福洲.秦巴特困连片区生态资产与经济贫困的耦合关系[J].地理研究，2015(7)：1295-1309.

　　[11]张琦，冯丹萌.构建我国绿色减贫机制的理论及对策[J].甘肃社会科学，2019(6)：9-15.

　　作者：李昭楠1,2，韦孟丹3，刘七军1,2，胡垚坤3

转载请注明来自发表学术论文网：http://www.fbxslw.com/jjlw/297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