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皮具之都”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初探

　　摘 要：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的皮具箱包产业集群发展逾 40 年，产品以外贸出口为主，经历了从自主集群到线下产业链完备的第一次转型升级，但近年来，市场环境和疫情的压力迫使其不得不面临二次转型升级，探索新的行业转型路径：一是在数字化时代建设自主区域品牌以提升集群整体价值，二是建立数字化联动平台提升产业运行效率，双管齐下，一方面降低产业平均成本，另一方面增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 “中国皮具之都”应顺应 5G 时代发展潮流，开拓创新，继续领航。

　　关 键 词：皮具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区域品牌

　　前 言现代世界正处于开启数字时代的边缘。 数字化浪潮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制造企业的转型发展将是以信息产业为先导展开的多重叠加的复合型转型[1]。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起发展皮具产业，形成区域产业聚集，域内聚集企业以外贸出口代加工为主，具备完善的线下产业链，被誉为“中国皮具之都”。 2000 年，皮革城建立视为产业转型升级伊始的标识，2008 至 2010 年，产业模块化加速实现，基本完成第一次产业转型升级。 近年来，传统代工盈利模式在多重影响下受到严重冲击，为了增强在全球价值链(GVC)中的竞争力，狮岭的皮具产业将以数字化为载体，在内外双循环的驱动下，启动第 2次产业转型升级。

　　1 从产业聚集到“中国皮具之都”

　　狮岭镇，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西北部，镇域总面积136􀆰 31 平方公里，皮具产业聚集区面积约 23 平方公里，目前，常住人口约 40 万，皮革皮具箱包行业从业人员常年保持在 30 万左右。

　　1979 年，一位广州下乡知青的父亲，将加工人造革手提袋的副业介绍到狮岭镇义山村，产销量逐步扩大，全镇涌现出 3 000 多家小作坊，形成了“皮革一条街”[2]，这被视为狮岭皮具箱包产业集群( industrialcluster，产业集群是指一群在地理上临近、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和相关法人机构，以彼此的共通性和互补性相连接)[3]的起步。 1990 年前后，狮岭皮具箱包相关生产企业总计超过 2 000 家，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 主要经营方式 是 OEM ( original equipmentmanufacturer，贴牌加工)。

　　2008 年前后，随着狮岭皮具箱包产业集群规模进一步扩大，逐步发展为专业市场、辅料、物流、展会等配套完备的线下产业链，以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代设计制造) 为主流，兼有 OBM( 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er，自主品牌制造)研发的阶段。2002 年 9 月，花都狮岭皮革皮具产业聚集区被中国皮革协会和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联合授予“中国皮具之都”荣誉称号，多次复评，保有至今。

　　从 1979 年至 2008 年，从无皮之地到成为“中国皮具之都”，狮岭镇皮具箱包产业度过了第 1 个黄金时代，2008 年全球经济下行之前，外贸 OEM 为主的箱包代加工是狮岭最具红利的龙头行业，这一时期，外贸订单量大，代加工的利润较高，常有订单过剩而产能不足的情况。 这一时期，狮岭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产业系统。 在 2008—2010 年，狮岭完成了产业聚集第一阶段，在区域的产业、人口、文化结构上都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产业结构的变革使得皮具箱包产业成为了狮岭镇的支柱产业，极大程度上改变了狮岭的发展方向。

　　皮具箱包代加工及相关产业聚集带来了经济效益，也带来了数量巨大的外来务工人口(约 30 万)及相关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如衣食住行和教育医疗等。人口结构的变化伴随着文化结构的改变，伴随改革开放的浪潮和市场经济的崛起，以农业文化(尤其是盘古信仰)为主要文化特色的狮岭镇，出现了崇尚商业、学习外语、美金结算、餐饮西化等现象，文化结构的改变使得整个小镇从外而内完全被皮具箱包产业所主导，人们的意识也随之更加倾向于城市文化和外来文化，狮岭成为同类型产业集群中最时尚、单品均价最高的“标杆”。

　　2 第 1 次产业转型升级历程

　　2008 年，全球经济形势下行，许多国外品牌为求利润最大化而寻找更低廉的代工价格，代工市场向东南亚转移，对狮岭纯外贸企业有一定的影响(OEM 较ODM 受影响更大)。 为缓解经济下行给狮岭皮革皮具箱包产业造成的影响，增强狮岭在全球价值链(GVC)中的竞争力，当地政府从产业配套、人才、融资和品牌发展等相关方面入手，协助行业实现经济软着陆，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产业集群系统，使得产业内在的联系更加紧密，迈出了产业转型升级的第 1 步，见图 4。狮岭镇政府主导了皮具箱包产业的第 1 次产业转型升级，主要从 3 个方面进行干预。 首先是产业系统升级，协助自主聚集的企业形成区域内相对完善的产业链：将原、辅料市场规范整合，建立统一的经营场地，使原辅料价格公开透明;协助企业建立产业园，提高协同效能;建立公共服务平台为产业提供服务，帮助企业解决专业问题;促进企业参与国内外大型展会;为企业配套出口和运输相关服务并建立人才储备机制。

　　在品质升级的版块，促进材料创新适应国际市场的标准，确立知识产权认证系统，提升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协助企业建立质检标准，给予企业各级别的品牌认证。 在品牌升级板块，提倡自主品牌发展，鼓励原创设计并举办大型的行业赛事和活动。 另外，积极制定皮具箱包行业相关的各方面高级别标准，促进行业正规发展，并与同类型不同产品定位的其他区域结成联盟，从各个方面力保将狮岭产业集群的优势真正发挥出来。第一次产业转型升级及时有效，短短两年时间，完成了产业系统整合，使得狮岭皮具箱包产业平稳度过了全球经济下行的难关，稳固和提升了狮岭在 GVC中的位置，产业逆势上扬，增加了国际国内市场份额，展现了“中国皮具之都” 的能量，延长了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

　　3 数字化时代的危机

　　20 世纪末，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 提出信息技术可以改变人们的学习、交流和生活方式，人类进入数字化世界[5]。2010 年后，世界范围内，网络购物的普及，线上购物平台层出不穷，对线下的实体经营和专业市场冲击巨大，线下市场被迫缩减。 线上交易打破了地域壁垒，随着消费观念升级，国内消费者可以横向、纵向对比产品和价格，内贸箱包品牌在市场中不受青睐。 狮岭内贸品牌实体门店的交易量持续下滑，昔日的国家级、省级名牌，纷纷进入实体关店的进程中。

　　第 1 批狮岭创造的品牌悉数落幕：如天宝、塞飞洛等红极一时的知名品牌，已在内贸中销声匿迹，天宝产值大幅缩减，塞飞洛持续关店，已转行做产业园经营，毕斯曼已于 2010 年停止品牌运营，2020 年才拟重启，而保兰德则退变成为了小众设计品牌，市场份额与其辉煌时期不可同日而语。2019 年年末，疫情开始席卷全球，外贸出口受到巨大冲击，有的企业甚至一年都没有接到一个外贸订单。 2020 年至今，疫情迫使广交会等大型商贸活动转为线上，展会形式的改变大大削减了订单的获取量。2021 年首次恢复线下广交会(第 130 届)，“狮岭一条街”参展企业多数都没有在展会中接到订单，收到的名片都很少。

　　至 2021 年末，外贸订单量稍有回暖，但迫于外商压价、疫情运输时效不能保障，前景并不乐观。2019 至 2020 年，直播行业兴起，不少企业尝试依托直播电商由外贸转向内贸，但电商平台角逐用户量相互厮杀，主播竞价压低厂商利润，箱包企业想要在电商直播中推出自己产品或者品牌必须经历“吴三桂(无三柜)”阶段，电商环境竞争激烈，终结了不少中小、小微企业发展内贸的道路，部分大企业也决意不再涉足内贸，能熬过“吴三桂” 阶段不放弃内贸的企业利润微薄，步履维艰。

　　此外，广东本地房租、电价、人工、运输等客观支出上涨也给了皮具箱包企业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其中，人工成本持续上涨，熟练工人的年龄逐渐增大，而年轻人不愿意从事繁重和重复性的加工工作，对工作环境和周边生活环境要求也较高，造成了严重的用工短缺;临时工市场因此活跃，又进一步加速了人工成本的上涨速度。 用电限制和电价政策调整对于用电量大的企业也造成了极大困扰，尤其是在行业较为繁忙的 7、8 月，电力相关问题直接影响了产能。 企业集中的区域房租上涨，截至 2021 年，狮岭镇中心地段的厂房平均月租价已经达到约 25 元/ m2，许多企业倍感压力。 狮岭多数企业出口的目的地为欧美，因此出口运输的海运货柜在旺季一柜难求，等待时间长且运输价格上涨。

　　加之，乡镇式的生活环境和熟人社会的氛围，让本就门槛不高的皮具箱包行业更多陷入人情世故之中，工作效率不高，中小和小微企业更受其影响。市场客观环境表明，狮岭皮具箱包产业集群到达了第 2 个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即需要将内源传统型集群升级为内源品牌型产业集群，而升级的路径应顺应数字化时代的潮流，将线下的产业集群以新的网络结构模式转移到线上，建立线上产业管理系统以增强管理能效，建立线上多类型产业链，最大限度发挥产业集群优势，抓住关键环节，部分外放生产，提升集群在世界市场中的价格优势和品质竞争力，利用数字化快速传播的能力建立区域化 B2B、B2C 品牌，再次提升狮岭皮具箱包产业集群在 GVC 中的综合排位。

　　4 数字化转型升级策略

　　至 2019 年，狮岭皮具箱包相关企业已达 8 800 多家，从事皮革皮具原、辅材料经营的商铺约 18 800 家。2021 年，全镇年产皮具 7 亿多件，年交易额超过 300亿元，产品主要出口欧美市场。 “中国皮具之都” 扬名海外，纵然拥有 4 600 多个登记在册的自主品牌但在内外贸的 B2C 市场中仍缺乏竞争力[6]。 因为狮岭皮具箱包产业集群最初的整体定位倾向于 B2B 代工(OEM/ ODM)，代工利润主要依靠规模来获取，既有经营模式相对固定，在短期内无法由 OEM/ ODM 为主转变为以 OBM 为主，产品的高利润区间属于箱包品牌的所有方。

　　狮岭的箱包企业不是不想进入完全的OBM 阶段，而是迫于多方面原因，倍感道阻且长。首要原因是内外贸环境对于中国箱包品牌接受程度低。 现代时尚观念和品牌等级框架经由西方国家在现代主义时期建立，内外贸中，单品价值较高的皮具箱包品牌(B2C)绝大多数来自西方国家。 中国本土品牌进入市场的时间晚，在市场竞争中，观念性的“评级” 导致狮岭产品处于价格系统的中下游，难以进入中高端市场。 其次，行业内部长期固有观念认为建立品牌需要加重资金投入且只能获得中长期收益，与短期盈利的需求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皮具箱包行业从业门槛低，多数经营者对于建设自主品牌的中长期战略有一定的抵触思想，且缺乏对于内外贸市场的抗风险能力，加之，对既得利益的经营模式OEM/ ODM 依赖程度高，并不愿意承担风险。

　　再次，GDP 排名对于属地企业有较高的要求，企业背负时间压力，使其更倾向于获取短期利润，回避长期投资。另外，还有设计资源获取难、成本高，缺乏柔性供应链等因素，一并导致了本土皮具箱包品牌难以在市场中获得长期稳定的成长空间。要建立在内外贸(B2B / B2C)市场中有竞争力的品牌，对中小企业集聚居多的狮岭来说，抱团利用行业聚集优势发展区域品牌是相对可行的品牌建设途径。 一则可以极大程度在较短时间获得品牌的市场效应，二则可以有效规避单个企业建设品牌的市场风险。 由行业协会注册申请的“中国皮具之都” 和“狮岭”两个集体商标，多年来尚未真正在市场中经营使用，只在大型活动中做形象展示。 将这两个集体商标与数字化平台链接起来，以 B2B 和 B2C 两种方式对企业进行分类，与区域品牌匹配，以数字化平台联动推广两个集体商标，可以尽快建立品牌集群的线上联动效应，即区域品牌优势。

　　乔治·韦斯特曼(George Westerman)、迪迪尔·邦特(Didier Bonnet) 和安德鲁·麦克菲(Andrew McAfee)从经营绩效的角度分析，认为数字化转型是一个“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绩效或扩大企业覆盖面”的机会，数字化转型包括 3 个主要组成部分，9 个要素：转变客户体验(客户理解、一线增长、客户接触点)，转变运营流程(流程数据化、工作使能、绩效管理)，转变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变业务、新的数字业务、数字全球化)[7]。

　　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是通过数字改善企业效率，而这种变化带来的新商业模式是以顾客为导向的。 换言之，数字化是需要打通整个产业链、提升效率配合新的销售模式。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指出“供应链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提高质量和效率为目标，以整合资源为手段，实现产品设计、采购、生产、销售、服务等全过程高效协同的组织形态。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供应链已发展到与互联网、物联网深度融合的智慧供应链新阶段[8]。”在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进程中，目前，狮岭镇域除了一家做 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软件企业外，没有相关的结构性成果，但产业升级势必通过结构化来完成。 格里芬(Gereffi) 从 GVC 的角度整理出产业转型 4 个层级：

　　(1) 内部升级，( 2) 企业之间的升级，( 3) 国家内部升级，即从简单的组装到OEM、ODM 至 OBM，(4)国际性区域竞争力升级[9]。狮岭皮具箱包产业升级，亟待架构相对成熟的线上产业链平台作为支持，打通由产至销的线上通道，提供线下专业市场和销售渠道的完整功能。 产品设计和品牌发展都依赖产业链的柔性供应特征才能走入市场化的检验过程，品牌创新和品牌推广都要经过市场磨练才能沉淀下来有发展前景的优质产品和品牌。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疫情影响下，由企业或者商会在市场化的环境中去独立完成数字化平台整合升级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在建立线上产业集群服务平台的方向(B2B / B2C)上，狮岭皮具箱包企业曾 5 次尝试建立线上产业链或物联网、集中销售平台等，均具备一定的资金规模，但都没能存续。

　　一方面是箱包企业的运营思维和管理方式不适用于线上产业链或物联网的建设，另一方面就是非中立的性质使其商业模式无法持续运行。再一次由政府主导产业转型升级是必经之路。数字化转型需进行线上平台整合，由独立于箱包企业之外的第三方运营数字化平台( 产业链或物联网等)，在统一的具备公信力的管理平台链接下，以独立的区域企业联盟的形式将各方整合到管理平台上，实时掌握产业的信息、资源，协调产能，协助多地建厂的企业异地协同，以线上产业系统为线下产业集群加速，推广“中国皮具之都”“狮岭”两个区域品牌，让产业集群的效应通过区域品牌在线上线下的联动，真正发挥作用，为 5G 时代的全球市场展现狮岭作为“中国皮具之都”的反应力和执行力。 最终为狮岭皮具箱包产业集群实现增大 OBM 获利的比例份额的目的，力争做出获得 GVC 认可的中国一线品牌，不负狮岭半个世纪的孜孜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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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结 语

　　世界经济发展的重点已从规模经济、速度经济转向数字经济，201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快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 2021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数据，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在支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恢复生产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0]。 数字化技术引发全球新型工业革命，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是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战略。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我国政府出台了《中国制造 2025》[11]《“上云用数赋智”行动》[12]《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13] 等一系列政策，数字化作为“中国制造 2025”的产业政策载体之一，将强势引领传统工业迈向 5G 时代。

　　参考文献：

　　[1] 郑杭生.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与中国社会学的使命[J].社会学研究，2011(4)：68-75.

　　[2] 花都区狮岭镇党委、政府.花都狮岭 中国·米兰[Z]，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

　　作者：秦 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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