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中间阶层的发展现状和调整方法

　　这篇体育学报论文范文发表了上海市中间阶层的发展现状和调整方法，论文分析了上海中间阶层参与休闲体育状况与国际休闲体育参与状况的异同。针对中间阶层体育参与的特征，给出了促进中间阶层休闲体育参与的相关对策，为体育城市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体育学报论文范文,中间阶层,休闲体育,参与状况

　　1 研究背景

　　1.1 上海市中間阶层的发展现状

　　在世界各地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阶层的变动尤其是中间阶层的兴起和壮大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现象。回顾欧洲、美洲的社会进程如此，20世纪兴起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亦是如此，中间阶层的兴起已经成为后现代语境中的一个世界性话题[1]。麦肯锡调查公司调查数据显示，直至2000年，中国的城市中还只有4%的家庭属于中间阶层，截至2012年，这一比例窜升至68%，预计到2022年，中国中间阶层数量将增至6亿3 000万，占城市家庭总量的76%，全国总人口数量的45%，中国正在快速成为一个由中间阶层主导的国家。

　　1.2 社会治理中的体育休闲参与

　　在对中间阶层的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地从社会功能、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来考察这个群体，将他们视为具有一些独特社会要求并共享某种价值的群体。李友梅在对上海市“新白领”阶层社会心态、社会态度的分析中强调，相当比例的上海白领群体具有了后现代价值观，不再强调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大化、成就动机、法理权威，而是追求实现个体幸福的最大化、自由选择，他们倾向于“弱政治参与”，面对公共政策领域的许多问题敏感性比较差，反应也比较滞后[4]。

　　1.3 有关中间阶层休闲体育的国内外调查研究现状

　　由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要远远早于中国，它们的社会也早已形成西方学者所称的“橄榄形”社会结构，中间阶层在其社会中占总人口的60%以上，美国在2001年即达到73%，德国和日本也达到62%左右[7]。米尔斯在1951年所著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将不具有资本所有权但却有管理权的管理阶层，和一个由技术人员、办公室工作人员及一般行政人员、宣传专家等薪金雇员所构成的专业技术群体称为“新中产阶级”或“白领”。

　　仇立平认为，上海的阶层结构相当于美国1950年的水平[9]，由此可见，西方社会中产阶层的形成和稳定早于上海约50年左右的时间，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凸显了进行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研究的迫切性，另一方面也可看到西方对于中间阶层的研究大多集中于20世纪的中叶，主要关注中间阶层在当时社会结构及民情条件中的作用机制分析，而现阶段的学术问题关怀取向和研究路向都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开始主要从社会群体健康不平等的角度探讨社会阶层的体育参与方式，也有部分调查关注青少年的体育参与和老年群体的休闲体育参与情况。

　　2 调查方法

　　本文主要使用国内及国外2部分数据，国内数据主要采用由上海大学上海社会调查中心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山大学联合参与的北京、上海、广州3地“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国外的数据全部来自国外相关调查机构向外正式公开发布的调查数据，这些数据都在这些相关调查机构中心网站可以自由获取，任何个人或者团体都具有使用这些公开数据的权限。具体的数据来源如下。

　　1)日本。日本的调查数据来源于日本统计局主持的“Survey on Time Useand Leisure Activities”调查。“时间使用和休闲活动”的调查始于1976年，每5年开展一次，最近一次的调查是在2016年10月，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数据了解人们的日常时间分配和休闲活动參与的基本状况。由于2016年的数据还未向外公布，本次所使用的数据是2011年的调查数据，为了能够与本次上海地区的数据进行比较，对其数据进行基本处理，最终获得日本全国的体育参与率。

　　2)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数据来源于澳大利亚数据统计局2013年主持的“Participationin Sport and Physical Recreation”调查。

　　3)英国。英国的全国体育调查主要有“Active People Survey”及“The TakingPartsurvey”，前者主要由非政府组织Sport England组织实施，其主要依托于商业调查公司(TNSBMRB)开展的调查工作，每年有16万5 000名14岁以上的成年人参与调查;本文使用的是由英国文化、传媒体育部(DCMS)开展的参与调查，Taking Part survey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文化体育活动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支持追求卓越并促进文化、旅游及创意产业的发展。

　　4)新加坡。从1987年开始，新加坡体育委员会(SSC)就开始每隔5年开展1次全国体育参与调查，本调查使用的数据是其2016年发布的体育参与趋势调查报告。NSPS调查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个体育参与的指标，了解各项体育参与情况及体育参与情况的主要趋势。

　　5)美国。美国的调查数据主要来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行为风险因素监测系统”中的数据及体育运动委员会发布的2015年体育参与报告。

　　3 中间阶层的休闲体育参与现状

　　由于本次调查采用的是多阶段的抽样，且使用的问卷分为A卷和B卷，导致分析结果样本总量并不一致，例如在测量人们的休闲频率时，仅有960个观察值进入了最终的分析框架，即这一问题的测量只有B卷的测试者进入了最终的分析。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是2阶段的抽样，第1阶段的调查共有1 004个样本观察值，第2阶段有888个样本观察值，第1阶段的抽样完全是多阶段的随机抽样，样本具有可推论总体的代表性，而第2阶段的调查则没有总体的完全代表性。

　　3.1 上海中间阶层的存在样态

　　目前，学界对于中间阶层的界定并没有形成共识，大量的研究主要从收入、教育、职业、认同、品位、社会声望或者政治态度来界定，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形成不同的研究方法，很难形成统一的标准[11]。在目前有代表性的研究中，李培林等曾以2006年CGSS的数据对中国城镇中间阶层的规模进行了估计，他们从收入水平、职业类别和教育程度3个维度估算了中国中间阶层的规模，结论是“收入中间阶层”占17.8%，“教育中间阶层”占12.7%，“职业中间阶层”占22.4%;如果从3个指标综合的角度探讨中间阶层的规模，3个标准都符合“中层”标准的“核心中间阶层”只占全部调查对象的3.2%，符合其中2项“中层”标准的“半核心中间阶层”占8.9%，仅仅符合1项“中层”标准的“边缘中间阶层”占13.7%，如果把“核心中间阶层”“半核心中间阶层”和“边缘中间阶层”全部视为中间阶层，则在城市中整个中间阶层的比重为25.4%，在全国则只占到12.1%[12]。李春玲则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全国抽样数据分别估算了职业中间阶层、收入中间阶层、消费中间阶层、主观认同中间阶层的比例[13]。

　　回顾以往的研究，职业都是学者界定中产阶级的重要指标[14-16]。本研究也主要从职业的角度来界定中间阶层，主要把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干部、办事人员、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及个体户界定为中间阶层，生产运输工人、服务业从业人员及商业工作人员作为非中间阶层。endprint

　　本次调查共有职业个案1 950个，其中中间阶层个案1 085个，占到总调查人数的55.6%，非中间阶层的个案为865个，占总体的44.4%。必须说明的是，这1 950个个案是2阶段调查的总体，并不具有推论总体样本比例的意义，即并不能说明上海市整个阶层结构中中间阶层的比例已经达到了55.6%，这里的总体数据只有分析的意义，并没有推论的作用，因为第2阶段的调查抽样并没有按照完全等概率抽样的原则，如果要推算上海市整体的中间阶层比例，使用第1阶段的调查数据在调查统计方面是可行的，参见梁玉成等的分析[3]。从表1可知，中间阶层中专业技术人员占到19.9%、办事阶层占到14.7%、管理阶层占到18.6%、私营业主阶层占到3%，从以上数据可见，上海的中间阶层中的职业分化并不严重，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及管理阶层是中间阶层的构成主体，比较符合现代产业结构的从业人员构成，也说明产业结构的分布比较合理。

　　5 结论

　　5.1 中间阶层体育参与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到2025年将上海建设成为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建设目标，努力将上海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国内外重要的体育资源配置中心及充满活力的体育科创型城市。面对人们公共体育服务需求的日益扩大，需要加强对于市民不同阶层的体育文化需求的研究，这将会进一步聚焦和细化面向不同阶层的公共体育服务政策导向，在具体问题和具体政策上因时因地制宜，从而发挥政策的最优效果。

　　根据《2015年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公告》，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到总人口比重的40.8%，与世界体育参与的数据比较，仍然低于最低参与率的日本5百分点，也就是说，从全民的角度来看，上海市整体的体育参与率仍然很低，依然落后于大多数西方国家;但是从上海市的中间阶层的体育参与率来看，经常参与体育的人数比例已经高于美国的整体参与率，达到了整体的66.1%。这也说明上海市的中间阶层已经为整个城市的体育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这一群体的体育参与热情比较高涨。从休闲体育消费的支出上来看，中间阶层也明显高于非中间阶层，有41.1%的人休闲体育全年消费在1万元至10万元，休闲体育消费的增长。表明休闲体育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人们日益认同休闲体育在塑造新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意义中的重要作用。

　　大健康理念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这无疑为上海的全球体育城市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而中间阶层的迅速扩张，也为体育城市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5.2 中间阶层体育参与面临的困境

　　根据本次调查数据分析，虽然中间阶层的体育参与比例较高、群众基础较好，但是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发展问题。首先，中间阶层与非中间阶层在休闲参与的频率与休闲时间上，并没有形成明显阶层差异，显然中间阶层中有更多的人愿意花费更多的金钱在休闲体育上;但是在参加的频率和时间上也说明了中间阶层很难在时间上保证自身在休闲体育上的“承诺”，虽然他们认同休闲体育对于生活的重要性，但是如何在工作生活之外，安排更多的时间在休闲体育上，是今后一段时间制约中间阶层参与休闲体育的重要瓶颈。

　　6 对策

　　加强对于中间阶层休闲体育状况的研究，不仅在于中间阶层对于体育运动具有较大的渴望与需求，还在于中间阶层对于整个社会大众休闲体育的参与具有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邵雪梅等认为中间阶层具有引领休闲体育时尚、拉动休闲体育消费及塑造新的休闲体育方式的重要作用[21]。上海作为第三产业发达的城市，中间阶层的比例和集中程度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6.1 加强差异化市场主体的培育，处理好体育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在促进体育消费、加快产业发展的背景下，中间阶层的体育消费必然成为整个体育消费市场的主体力量，邵雪梅等认为中间阶层是一个具有“有效支付能力”的阶层[22]。Fletcher认为职业中产阶级对冒险性体育运动具有天生的喜好，是他们暂时逃避职业规训与工作压力的手段[23]。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中间阶层的体育消费已经明显高于非中间阶层，将近有一半的人1年的消费总额在1万元至10万元，他们具有明确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但是他们的消费动机却与非中间阶层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更加注重体育消费品的质量和档次，具有高雅品味的消费活动对于他们具有天然的吸引力。

　　6.2 注重热爱体育的民情培育，处理好政府政策制定和大众主动接纳的关系

　　在健康中国作为国家战略实施的背景下，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已经取得了较好的结果;但是如何进一步推动上海市的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则还需要在政策之外，寻找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才能加快制度目标的实现。依据调查数据，上海市中间阶层的休闲体育参与率已经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中间阶层与非中间阶层在休闲时间、频率上并没有形成很大的差别，说明中间阶层的休闲体育参与状况依然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6.3 改善个体参与体育的组织工作，处理好个人体育与团体体育的关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社会组织体制改革的深入，人们开始走向市场社会，自由选择的机会增加，但是个体之间的连接程度却开始弱化，呈现出一种碎片化、“个体化”的状态[25]。在此背景下，人们原有的社会连接网络开始遭到破坏，而在工作之外新的连接网络还没有形成，人们体育参与状态从单位组织走向了市场和社会。从调查数据可知，中间阶层最喜爱的体育项目中都是独自一人可以完成的，例如散步、跑步、游泳等项目。

　　6.4 适当引入国际著名体育产业集团，处理好国内体育与国际体育的关系

　　任海认为体育产业的发展开启了从市场经济角度认识体育、运作体育的先河，是既有体育组织体系、运作机制转型发展的重要力量[26]。在培育体育产业发展、促进体育消费的过程中，要适当引入国际著名体育组织和体育产业集团，他们具有成熟的市场运作经验，对于中间阶层的消费文化取向和生活方式有过长期的跟踪研究，如何挖掘潜在的市场及培育新的市场，国际企业和组织的力量将会是这一过程的一个支撑力量。体育市场主体的培育，不仅是市场中提供服务主体的培育，也是市场中消费主体培育的过程，中间阶层作为消费主体的中坚力量，对于他们的休闲体育倾向的研究应是关注的重点。在建立规范有序的市场竞争关系的条件下，引入国外体育社会组织和产业集团，是培育中间阶层体育消费主体的重要途径，也是依托体育产业发展，培植體育文化价值，向人们提供一种体育特有文化体验的重要方式[27]。

　　在深化改革、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对于中间阶层休闲体育状况进行研究，不仅是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也是认识中间阶层如何在社会管理中发挥参与作用的需要。中间阶层的概念不仅是一个社会职业构成的概念，也是一个生活状态的概念，强调不同社会阶层结构中的群体生活方式的分殊状态，对于这一社会群体性差异的认识，是社会政策执行过程中不断细化与具体化的必然过程。

　　参考文献：

　　[1] 周晓虹.中国中产阶层调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endprint

　　[2] 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的增长及其现状[J].江苏社会科学，2008(5)：68.

　　[3] 梁玉成，张海东.北京、上海、广州社会中间阶层调查报告[C]//李培林.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89.

　　[4] 李友梅.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社会功能：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上海为例[J].社会学研究，2005(6)：98.

　　[5] 徐畅.构建中间阶层社区的治理网络：以上海市F小区为例[J].理论界，2012(8)：149.

　　[6] 洛夫格伦，弗雷克曼.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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