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学生的多样化和流动性

　　新中国建立后，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长期缓慢发展。20世纪90年代我国进入市场经济阶段后，高等教育迈入快速发展阶段。1999年开始“三年大扩招”，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进入了大众化阶段。此后，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2018年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48.1%。教育部发布的首份《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中指出，到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以上[1]，将迈入普及化阶段。从1949年到2002年，为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我们用了54年。从大众化到普及化，实现这个跨越我们只用了17年。

　　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各种学力层次、阶层及年龄的人都将有更多机会进入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等教育机构学习。高等教育目的不再只是高度专业分化下社会精英和领导层的培养，更应承担起培养高素质普通劳动者的任务[2]。高校生源不仅包括传统的高中毕业生，生源竞争还会围绕其他大学的在籍学生、社会在职人员以及外国留学生展开。

　　此外，高等教育精英和大众化阶段注重“入口”管理，而普及化阶段更看重“过程”和“出口”管理[3]，其结果会促进学生的流动。那些不能满足所在大学学业水平要求的学生会被强制性转学、退学。另外，除了这类“强制流动”外，学生为了寻求更好的教育环境而进入其他大学求学的“自主流动”也会频繁发生。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学生方面最大的特点就是多样化和流动性。因此，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遵循这个规律和特点。

　　一、普及化阶段学生的多样化

　　首先，学生年龄分布发生改变，呈现多样化。北美、欧洲、东亚部分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国家的历史和现状表明，这一阶段适龄人口都有机会进入大学，在校学生的年龄跨度非常大。大学生年龄层次多样化是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重要特点之一。表1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在籍学生的年龄变化。可以看出，在普及化初期(1970年)，18～24岁的“传统学生”占69.2%，30岁以上的“非传统学生”只占15.3%。但是，30年后的1999年，“非传统学生”的绝对数量增加了3倍，比例也增加到了26.6%，大学生每4人中就有1人是30岁以上的成人学生。此后，这一趋势没有改变，在籍大学生18～22周岁传统年龄段划分被打破。

　　其次，学生学力层次的多样化。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一个现实的问题是，进入大学学习逐渐成为一种义务，升学目的不明确。也就是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精英和大众化阶段严格的能力主义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认为没有必要具备一定学力再进入大学学习的学生增多了。同时，为了保障所有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面对不同学力基础的学生，高校就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的选拔方式让更多的人进入大学，也意味着过去没有升学机会的社会集团中也有很多人可以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学生学力层次随之会呈现多样化。

　　再次，学生阶层的多样化。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推进，学生在種族、民族、阶级及文化背景等方面呈现出高度多样化。例如，美国20世纪70年代高等教育普及化之初，在籍大学生中85%是白人，而黑人、拉美裔、亚洲裔(太平洋诸岛)、阿拉斯加原住民等少数派学生仅占15%。但是，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发展，白人以外的少数派学生增加到了40%以上[4]。其中，黑人、拉美裔、亚洲裔(太平洋诸岛)学生人数急剧增加，大学生的构成越来越多样化。而且，这些少数派学生大多来自社会经济较低水平的家庭，很多是家庭成员中第一个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根据美国全国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NCES)的调查，在1995-1996年级的学生中，父母学历是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以上的家庭比例为35%，而父母是高中学历的家庭比例达到了47%。也就是说，几乎一半是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

　　二、普及化阶段学生的流动性

　　高等教育普及化加深了学生年龄分布、学力以及出身背景等方面的多样化，难以适应大学教育的学生会增加。因不能继续学业而退学，以及转学到更适合自己的其他大学的学生将会增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将提高学生的流动性。这种现象虽然在我国现阶段还比较少见，但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是一种常见现象。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同年入学的学生中四年保持在同一大学中学习的比例只有54.6%，几乎有一半的学生本科学习阶段有2所甚至3所以上学校的学习经历。

　　表2反映了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大学生的流动情况。总体而言，学生由社区学院向四年制大学流动和社区学院之间的流动占了一半。其中，社区学院之间的转学比例最高，达到了34.5%;但是由四年制大学转学到社区学院的学生比例也达到了14.2%，四年制大学之间的学生流动也高达19.1%。

　　学生是支付学费的“顾客”，无论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学生退学或者转学到其他高校，都会直接影响大学的财政。可以预见，普及化阶段学生的学费不仅是我国私立大学的核心财源，也是绝大多数公立高校的重要收入来源。因此，各层次、类型的大学都不得不对学生的退学和转学等流动高度重视。

　　三、对学生多样化与流动性的应对

　　学生的多样化和流动活跃使高等教育系统充满活力，并且促进大学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从学生的角度来看，普及化所带来的学生多样化和流动性增加了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如何应对学生多样化和流动性等问题，不仅对个别大学来说是一个现实难题，对政府和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来说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进入普及化阶段，我国将构建起研究型与应用型，研究型大学、应用技术大学与高等职业学院，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并存的层次、类型交错的高等教育学校系统。面对学生多样化带来的学生流动，政府要建立保证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大学教育与学习的“等价性”，以及让符合流动条件的学生能够“无缝流动”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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