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新加坡始终把双语教育作为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以教育平等、语言平等为宗旨;英语作为共同语，对促进文化交融、增加政治认同、保留传统价值、立足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国家认同,双语教育,指导思想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在殖民地时期就已经存在，殖
摘要：新加坡始终把双语教育作为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以教育平等、语言平等为宗旨;英语作为共同语，对促进文化交融、增加政治认同、保留传统价值、立足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国家认同,双语教育,指导思想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在殖民地时期就已经存在，殖民政府在华文、马来文、印度文学校强制推行英文教育。1959年，李光耀当选为新加坡自治邦总理后，开始推动马来文作为共同语、其它语言共存的双语教育政策。随着1965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分离，新加坡独立建国，李光耀在促进国家认同和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选择了英语作为共同语和第一语文，并在全国开展强制性的双语学习，即所有学生都必须学习英文以及不同种族学生还要把母语作为第二语文进行学习，全国逐渐形成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教育方式。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对英语学习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选择就读英校的学生越来越多，英校招生越来越好，母语学校招生越来越困难，为此，新加坡政府统一教育源流，把母语学校学生转为英校学生，进一步降低母语学习难度和考试难度，新加坡的双语教育逐步形成英语为第一教学媒介语，适度保留母语的模式。
一、新加坡推行双语教育的背景
(一)新加坡多元种族的背景急需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
所谓“国家认同”，就是指认识主体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并作为认识客体的国家持有肯定性的认识、态度、情感及信念。普遍而真实的国家认同是国家稳定的民意基础，也是国家兴旺的重要前提[1](P5)。对于国家认同的形成方式，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种形式，即“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制度认同”[2](P5)。1959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处理新加坡多元种族分化所造成的族群分裂及由此产生的种族暴力活动，从而为新加坡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特别是1965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分离被迫独立，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的种族冲突更加频繁，严重影响了新加坡的团结和稳定。针对不断出现的暴力行为，时任总理李光耀痛定思痛：“种族欺侮和恐吓事件，使新加坡人情愿容忍独立自主所面对的艰辛，种族暴乱的惨痛经历，也促使我和同僚们更加坚决地下决心建设一个平等对待所有公民，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的多元种族社会。”[3]
(P118)为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新加坡政府提出“新加坡人”的概念，其目的就是形成新加坡各种族民众把自己视为新加坡人而不再是局限于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所有民众都应该说着同一样的语言，信仰同样的价值观，把新加坡视为自己的祖国，形成国家认同。
(二)形成共同语有利于促进国家认同
1961年，李光耀在教师节大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当前我们的任务是推行共同的语言，培养共同的感情[4](P375)。“如果利用四种不同的教学媒介语①，教授学生四种不同辨别是非的标准、为人处事哲学及道德行为，那么我们将会教出四种不同的人，而不可能有一个统一融洽的社会，所以新加坡必须在三种主要的母语和一打方言中，决定推行两种语文母语和英语的政策”[5](P80)。
“我们这一代，因为过去是从不同的语文学校出来，没有受过共同语言的训练，所以有时候不容易合得来。对于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应该好好地培养他们，使他们不但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感到骄傲，同时也对我们正在建立的各种族和平共处的新国家而感到光荣。在学校里我们可以做到保证将来如果人民有分歧的意见还不至于因为种族的界限而使整个国家陷于四分五裂，在这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取得成功。”[4]
(P375)新加坡政府认为构建统一民族是形成国家认同的前提，构建共同语是形成统一民族的前提。要形成一个民族，必须要有统一的民族语言，使民众能毫无障碍地交流、沟通，不能因为语言的障碍形成民族隔阂。构建共同语，不仅是政界的任务，更是教育界的任务，学校要担负起推行共同的语言的责任，培养下一代国民对国家的自豪感，对形成统一民族的渴望。在教育中推行共同语，让民众使用同一种语言的操作难度相对于构建统一民族难度要低，是完全可以保证实现的。
(三)保留母语学习有利于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新加坡政府认为在构建共同语的同时，也要给各民族教育自由发展的机会，共同语的建构促进了统一民族的形成，共同语是教育的主要方向，但是在母语学习上也需要同样的空间，而学习母语有利于形成道德观念和对文化传统的了解。以华文为例，学习华文的最大价值在于传播社会行为与道德行为的准则，主要是指儒家学说对做人、对社会以及对国家的思想与信念[4]
(P399)。新加坡政府反对机械地学母语，把母语完全作为一种沟通工具而放弃了母语的文化属性。李光耀曾举例说，马来儿童应该要懂得他们的谚语和民间故事，印度人的孩子同样要学会印度的带有精神道德教训的民间故事[4](P400)。
由此可见，推动共同语的形成来促进国家认同并不是要消灭母语，反而学习母语有利于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的继承和发展，这些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是新加坡国家认同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加坡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不是消灭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信仰，从零开始建立一种全新的国家认同价值体系，而是在不同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基础上寻找共同点，通过升华来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因此，保留母语不只是保留母语的学习，更深层的是保留母语的文化属性来促进国家认同的形成。
二、以教育平等、语言平等为指导思想契合国家认同
殖民地时期，英国殖民政府在新加坡推行英文教育，打压其它民族母语教育，并且在就业上重点招收受英文教育者，歧视受其他语言教育者。殖民政府在教育和就业上的不平等政策加剧了受英文教育者同受其他语言教育的民众的隔阂，造成了新加坡社会的撕裂。
为此，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的选举大会上特别声明：人民行动党是一个主张平等的政党，我们要求各种族平等，要求各种族的教育和语言平等[6](P53)。新加坡政府认为：“四种语文源流学校的发展机会是绝对均等的，政府对要设立哪种语文源流学校，是完全视人民的需求来决定，在政府心目中，各种语言教育的价值是一样的，各种语文学校是完全平等的。”[6](P54-55)新加坡政府始终把语言平等、教育平等看做是民族平等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促进多元种族和谐，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内容：“对所有的学生都给予平等的机会，这是实现种族团结和民族和谐的重要进步。”[6]
(P70)新加坡政府把平等的思想作为双语政策的宗旨，在强制推行英语作为共同语的同时，坚持强调母语的作用，坚持母语学校的正常发展;在英语地位渐高，母语势弱的趋势下，新加坡政府通过降低母语学习难度，坚持保留母语的学习和应用，这些做法充分说明新加坡政府始终把语言平等贯穿到双语教育中，坚持每种语言都有其存在的意义，正像李光耀所说：“多掌握一门语言，就多了一扇人生的窗子。”[6](P18)
三、确立和巩固英语作为共同语的地位是实现国家认同的核心理念
(一)确立英语作为共同语的出发点
首先，英语作为共同语在政治方面的考虑。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能上台执政，新加坡华人的支持尤其是华人公会的支持是最主要的。而以李光耀为代表的人民行动党上层很多出身于受英文教育的家庭，华语说的并不好，尤其是当时新加坡华语以方言居多，福建话、广东话等等在华人中较为普遍，这让李光耀等人感到沟通起来很困难。李光耀自己也曾承认：“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极为不利的一点，是无法理解华语和方言，更不用说掌握了。”[7]
(P250)李光耀曾形象地描绘过人民行动党的竞选方式，经常是派一个说英语的到英语选区，派一个会说方言的去华族选区，会说马来语的去马来选区[7](P250)。这让人民行动党高层在竞选演讲时往往受到语言的限制，同时在行动党内，以林清祥为代表的亲共人士则熟练掌握各种方言，在华人中如鱼得水。这种巨大的反差促使李光耀等人把英语这个自己的强项进行推广。
英语作为共同语，不仅在政治上有利于各个族群的团结，同时对于瓦解人民行动党内亲共势力以及后来的亲共产主义的反对党社会主义阵线的群众基础具有重要的作用。推进英语做共同语，人民行动党就可以集中力量而不用再分散力量，像李光耀等英语熟练，方言不通的人，也不用再辛苦学习方言，同时也可以主动参入到其它族裔的选区，同更多的民众进行直接接触，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其次，英语作为共同语符合国家发展的需要。
新加坡政府在选择共同语时，主体民族华人要求华语作为共同语，但是并没有被新加坡政府同意。新加坡政府之所以坚持英语为共同语，不仅是从英语作为新加坡多元种族所共同接受的语言角度出发，同时也是综合了新加坡政治、经济发展的任务和目标而确定的。英语作为共同语不仅仅是为了彰显其维护种族和谐的原则，更是作为新加坡经济发展目标的有力辅助而存在。新加坡政府对英语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非常肯定：在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时期，只有英语才可以帮助新加坡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每个人都知道，英语才是至关重要的经济生存工具[6](P324)。
新加坡政府执政伊始，即开始发展经济，希望扩大开放，引入外资来带动经济发展。从聘请温思敏为新加坡规划经济发展开始，新加坡大力引入外资。新加坡引入外资面向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英语的需求大大增加，而华语、马来语、印度语等民族语言，因为所使用国家普遍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欠发达，无法成为引资对象，在地位上远远不如英语。
随着引入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外交往的不断加深，新加坡越来越变得国际化，特别是新加坡在从工业化向金融服务业转型中，英语作为主要的沟通语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作为共同语的英语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最便利的条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在共同语的选择上新加坡政府并没有从主体民族或其他民族的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这一做法不仅不是对主体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损害，而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多元民族和谐共存，更好地促进新加坡现代化的发展。
(二)双语教育中英语作为共同语确立的过程
在殖民地时期，殖民地政府为了维护殖民统治，在新加坡推行英语教育，并把学校划分为英校、华校、巫校等，英校只教英文，华校只教华文，巫校只教马来文等。再招生上，殖民地政府采取偏重英校的政策。殖民地政府的做法造成了严重的民族隔阂，但是却使英语成为了同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并列的四大语言之一。
1956年，新加坡自治政府出台了《各党派报告书》，报告书建议学校至少教导英语和母语两种语文，肯定了母语教育的地位和双语教育的重要性，对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标志着新加坡双语教育的正式确立[5](P81)。在《各党派报告书》中提出，英文应该成为全民的共同语文。报告书在第(1)节《官方语文与必修语文之问题》里说，鉴于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地方，通用之语文繁多确在某种程度上使问题更复杂。倘若新加坡必须选择一个“最广泛运用之语文”作为共同语言，则非英文莫属。
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宣布从1960年起正式以英语作为各语文学校的共同教学媒介语[5](P122)。新加坡政府推行英语作为共同语的同时，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按照双语政策，同样开设了母语教学，并且在殖民地时期只开设本民族语言的学校中开设其它民族的语言课程，以平衡四大语言，针对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要求，政府确保华语为官方语言之一的地位，重申新加坡四大语言都是官方语言，地位平等[7](P171)。
李光耀曾说，我们耐心等待，年复一年的看着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把孩子送入英校。随着英校的渐受欢迎，强制推行英语为共同语的机会到来。1966年，正式实施以英文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教育政策，也就是强制性“英语母语”的双语教育，要求所有学生不管是英校生还是其他母语学校的学生必须学习英语和母语即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5](P123)。
1975年，新加坡政府把华语教学为主的南洋大学改为以英语教学为主，1978年，南洋大学在英语教育不成功后被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随后，新加坡政府把全国华文中小学改为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学校。1987年，鉴于母语学校招生越来越困难，而英校招生越来越好，新加坡政府统一教育源流，全国所有中小学包括华校、巫校、印校都统一改为英语为第一教学语言，英语在双语教育中的主体地位正式确立。统一教育源流后，英语作为第一教学媒介语的地位始终保持不变，特别是随着新加坡经济发展和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英语作为共同语的地位也越来越稳固。
四、以民族认同、传统价值认同、政府认同和时代认同构建国家认同的实现途径
(一)通过双语教育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反哺民族认同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各民族自我认识、自我意识的重要途径，各民族的自我认识，总是文化交往的产物，只有在与其它各种文化形态的比较中，才深刻地唤醒民族的自我意识[8](P519)。发展中国家原本的民族文化处于衰落或分散阶段，不同文化的碰撞促进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刺激本土民族文化的觉醒和再生，在此基础上蜕变或聚合成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通过学习英语了解西方文化，保留母语学习来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其目的就是通过西方文化与传统东方文化的交流融合，来促使新加坡这个多元种族、多元传统文化的新兴国家形成统一的、各种族认同的、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民族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反哺民族认同，对形成国家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统一的民族认同让新加坡人更容易形成统一的民族价值观，而统一的民族价值观实质上就是统一的国家认同价值观。双语教育反哺民族认同实质上也是反哺国家认同。
(二)双语教育对母语文化的保留维护了传统价值认同
在大力推行英语作为共同语的同时，新加坡政府敏锐地发现传统价值的缺失带来的影响，李光耀对此忧心忡忡：“我开始担心我们在逐渐失去华校的一些可贵的东西，我希望保留华校的优点：秉承中华传统、价值观和文化，向学生灌输纪律观念、自信心、道德和社会价值观。在以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学校里，学生在家中秉承的儒家价值观并未得到巩固，因为教师和学生来自不同的种族，所用课本的语文不是华文。
除此之外，国人和西方媒体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跟那些到本地旅游的外国游客也有交流，加上自己有机会出国，这一切都使新加坡学生的传统道德观不断受到侵蚀，由于我们推行英文教育，所以美国消费社会的价值观在新加坡社会弥漫的速度，比在本区域其他国家都来得快。”[7](P178)新加坡政府认为华人社会应设法继承儒家的伦理价值观念，让受英文教育的年青一代在人生观和社会道德观方面不至于偏向西方，将来成为“伪西方社会”。
新加坡政府认为儒家的伦理道德观，例如，修身齐家、对朋友以诚相待、忠于国家等价值观不应被随意丢弃，不应该扰乱社会的基本人伦关系[9](P200)。为此，新加坡政府在中小学教材里加入了东亚传统儒家思想的内容，并以儒家思想编写《好公民》课本，向学生灌输适合新加坡的东方道德价值观，训练学生的道德判断力，教导学生处事待人等等。这些华文传统教学内容的加入，扭转了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影响的年青一代，使国家认同在面对其他价值观的侵蚀时依然坚挺。
(三)双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加强了民众对新加坡政府的认同
李光耀在分析新加坡双语教育成功之路时，特别总结了新加坡的双语政策是服务国家利益和政府管理的实用工具，负责国家走向的政府，需要对语言政策进行规划，赋予语言不同的定位和功能，并依据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6](P325)。政治认同是制度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认同是国家认同的表现形式之一，政治认同主要体现在政治制度、政府权威是否被认同。
双语政策作为政府的管理工具，它的推行过程尽管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在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指导思想下，新加坡政府充分考虑了民众的意愿，依据双语教育的发展趋势来调整政策，当民众对新政策出现意志反弹时，则通过有效的行政手段来降低民众的不满。经过不断的政策调整，当双语教育为新加坡民众在求学、就业等方面提供便利时，双语教育的成功也促使民众形成了对政府的赞同。
民众的赞同体现了对政府政策的认同，更是对政府管理工作的认同。这种认同，无疑大大加强了新加坡政府的权威，提高了新加坡政府的声望，有利于新加坡政府的政令落实。与此同时，双语政策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被确立，使新加坡下一代从小就感受到政府的制度效力和坚定的执行力，进一步巩固了新加坡政府的执政权威。
(四)双语教育同政治经济发展紧密联系，与时俱进，促进了时代认同
在新加坡独立后，发展经济需要引入外资，吸引西方发达国家企业来新加坡投资。英语作为共同语，使吸引外资更便利。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加坡作为外向型经济体，需要更多渠道吸引外资并进行投资，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了新加坡发展经济的新的增长点，而双语教育的存在，使新加坡在面对这些国家的时候，沟通、交流相较于其它国家更便利。尤其是新加坡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后，大力拓展中国市场，投资中国新兴产业，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1979年，新加坡开始推动讲华语运动，加强对华语教育的资源倾斜，新加坡政府开办了9所华语特选中学，在教学及教材上全部以华语为主。讲华语运动一直持续至今，讲华语运动的推行，也使华语成为了新加坡第二语言。新加坡人华语水平的进步，使新加坡与中国在对外交往、经济往来上日益频繁。因此，双语教育的与时俱进，适应了不同时代发展的要求，有力地促进了时代认同。而时代认同表明了双语教育符合民众需求，提升了民众对政府、对国家的认同。
而新加坡的邻国马来西亚则提供了最好的反面素材，在社会各个层面偏向于主体民族马来族裔，尤其是在语言选择上，马来西亚官方严格推行马来语作为官方语言和教学媒介语，取代了之前作为官方语言的英语。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政府要求以英语教学的学校转变为马来语教学的学校，到1975年，所有的英文小学都改成了马来文学校[10](P88)。马来西亚政府的做法虽然加强了马来语的地位，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经济发展上，对英语的需求越来越广泛。
直到1996年，马来西亚政府才颁布法案同意私立大学和学院用英语授课。马来西亚政府这一改变相对于新加坡晚了近乎30年，而在这30年中，新加坡双语政策为新加坡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帮助，新加坡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反观马来西亚，过度保守和偏向马来族的政策造成了马来西亚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新加坡。因此，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对比充分说明，语言教育要与政治经济发展紧密相连，与时俱进，符合时代发展需要，不能保守顽固、固步自封。
结论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之所以能促进国家认同，在于双语教育政策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政策体系。它的指导思想是教育平等、语言平等;它的核心是英语作为共同语的确立;它以促进文化交融、增加政治认同、保留传统价值、立足经济发展、体现时代认同来实现国家认同。正是因为具有契合的宗旨，稳定的核心理念，明确的实现途径，双语教育才能通过教育手段不断提升民众的国家认同，形成了其特有的“具有儒家伦理观念、马来人传统、兴都人精神气质以及西方追根究底的科学调查方法和客观寻求真理的推理方法相结合”的国家文化特征[11](P103)。
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实现国家认同的路径中也存在不完善、不合理的地方，引起了民众的不满，无形中降低了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一是推动双语教育的发展并没有在初期进行合理的规划。李光耀也认为过于快速强制地推动双语教育，却并没有系统的师资、教材与之匹配。“为了扫盲、为了应付华、巫、印校生普遍流向英校，我们大量招聘教师，满足了数量的需求，却没有照顾到教师的素质。”[6](P76)而同样的师资问题又出现在了推广讲华语运动初期，为了推广华语作为第二语言，许多英校开设华语课程，结果出现了华语课上，教师用英文来讲解华语教材，这使得学生的华语学习质量低下，在升学考试中华语及格率极低的现象。
这些现象的产生，是新加坡政府操之过急的结果，带来的后果是学生、家长对政府双语政策的怨声载道。二是在双语教育发展中忽视了家庭教育的作用。在英校上学的学生回家和家人说本民族语言和方言，在华校的学生回家和家人说英语，家庭教育的混乱直接影响了学校语文教学的质量，而家庭教育在教育体系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家庭还是国家认同的根本之一②，对家庭教育的忽视也使得双语教育丢失了促进国家认同的主阵地。
三是在双语教育的推动中，有时过于追求语言教育的政治、经济属性而忽视了语言教育本身的规律。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把马来语作为共同语，在新马分离后，为了降低马来西亚的影响，英语替代马来语作为共同语，许多学习了马来语的学生被迫短时间内转向学习英语，造成了大部分学生无法毕业;在强制要求母语作为第二语文并加入升学考试中后，以华文教育为例，不少学生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学会复杂的华语，导致无法升学。
这些过于追求语言教育的政治经济属性，强制的让其符合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忽视了语言教育本身的长期性、系统性的规律，造成了理想与现实的脱节。双语教育的实施需要做好细致的规划，在改变政策后，实施要从易到难，逐步深入，充分考虑政策改变会出现的后果，做好预案。因此，为了达到通过双语教育提高国家认同的目标，需要政府在强势推动语言教育政策的同时，要兼顾到民众的呼声，不能无视语言教育的规律。
教育论文投稿刊物：《双语教育研究》以“聚焦双语教育前沿、解读双语教育政策，关注双语教育信息、促进双语教育发展”为办刊宗旨;以立足新疆、面向全国、走向世界为目标;旨在打造成高层次学术期刊，为各级政府、教育部门提供理论参考和决策依据，为研究者提供学术交流平台，为双语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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