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文章梳理总结了近十年情报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从情报学基本概念、情报学哲学基
摘要：文章梳理总结了近十年情报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从情报学基本概念、情报学哲学基础、情报学原理、情报学学科建设、情报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的情报学研究六大方面展开论述，明确情报学要在坚实自身理论内核的基础上不断寻求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
关键词：情报学;情报概念;情报哲学;基本原理;学科建设;学科融合;情报学理论
随着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移动互联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情报学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如何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抓住机遇实现学科的可持续性发展成为当前学术界的重要议题。一门学科越是行稳致远，越需要夯实理论基础，越需要巩固和深化理论内核。本文旨在评述近年来国内外情报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为新信息基础环境下情报学的学科发展与转型提供参考。
1情报学基本概念的研究
中文“情报”是一个泊来词，最初由留日学生引入我国。日文“情报”兼具“intelligence”与“information“两种含义，也就是说，日文中的“情报”兼具中文“情报”和“信息”两种含义。我国“情报”概念与“intelligence”、“information”对应问题上的诸多争议或来源于此。总体上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情报”概念具有不同内涵，其与当时的社会需求、社会语境和认知水平相适应[1]。学科基本概念是整个学科的发展基础。术语翻译的视角有助于我们辨明“情报”概念的来龙去脉。文献[2]从情报学著述的翻译工作入手，指出“情报”一词出现语义偏差的根本原因在于中文“情报”与英文“intelligence”语义内涵与外延不同。
文献[3]从术语学视角出发，归纳了导致情报术语使用混乱的三方面原因：第一，不同术语语境中对“情报”的认识不同，如国防军事情报、竞争情报、信息理论三种语境下对“情报”的认识是各不相同的;第二，不同概念层次下的“情报”理解不同，例如思想单元、知识单元、认知单元层次的理解就存在差异;第三，对组合术语的不当拆分。在“情报”这一术语的翻译问题上，柯平认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1993)与《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2019)均将情报学与“informationscience”对应，没有必要再将“情报”与非情报学领域的“intelligence”对应起来，情报学的发展务必从坚守术语开始[4]。术语之争、概念之争背后是内涵、研究对象之争。“情报”概念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信息(文献)背景、改革开放以后的知识服务背景和信息化网络化快速发展的智能服务背景三个阶段,可分别称为情报1.0、情报2.0和情报3.0[5]。步入情报2.0时代以来，基本概念研究围绕“情报”与“信息”“intelligence”与“information”的对应纷争不断。
争论初期，学者们抱着二元对立的态度讨论此问题。文献[6]认为我国情报学教学内容已扩大到信息领域，信息构建、信息污染、信息鸿沟等被学界关注，基于对我国历史、国情和学科建设的考虑，应承认informationscience的真情报学地位。而文献[7]提出“intelligence”才是真情报科学，真情报科学应与信息科学划清界限。经过一段时间对情报概念嬗变的讨论，研究者逐渐认识到对“情报”概念的认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现实条件下是存在差别的。我国科技情报工作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文献信息的采集、组织与传递是这一时期的核心，“情报”被界定为“消息”“报告”“成果”等[8]。20世纪90年代国家科委将“科技情报”更名为“科技信息”。
这一时期，“情报”与“information”的含义产生了对应[8]，“情报”的外延扩大，文献[9]认为应将情报研究从科技情报领域扩大到所有情报领域，而对“intelligence”的研究不足以及对其功能的认识不足影响了我国情报学研究的健康发展[10]，但“情报”的外延不应无限制扩大，重视“intelligence”的研究有助于在兼顾广度的基础上深化情报内涵。
大数据理念与技术的迅速发展推动情报研究从以知识情报为特色的情报2.0时代进入以智能情报为特色的情报3.0时代[11]，“intelligence”再一次受到学界重视，学界对情报的研究在以“information”为主的基础上引入intelligencestudy的研究内容。在信息链上，知识位于“information”的上游，而“intelligence”又是激活了的知识[12]。可以说，知识是“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的中介和枢纽[13]。文献[14]认为“情报”的对应概念应沿用“information”，但有必要更加关注“intelligence”。
总的来说，学界关于情报学基本概念的争鸣在于术语的对应和术语背后的内涵。在术语应用上，应沿袭传统，将情报学与“informationscience”对应，无须再开辟“intelligencestudy”或“intelligencescience”。在内涵上，“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从初期的对立走向整合，这意味着随着历史的发展，情报学中情报概念的内涵逐渐从信息链的信息向上延伸到智能，其涵盖的范围不断扩大，内涵更加丰富，不断适应着日益复杂的信息环境。不同于国内学者聚焦“情报”与“信息”的辨析，国外情报学基本概念研究侧重于“information”的哲学内涵和其概念的层次性。以贝茨的信息哲学研究为例，从主客观统一的角度来看，信息可以有如下定义——信息1：物质和能量的组织模式;信息2：被主体赋予意义的一些物质和能量组织的模式[15]。
上述概念表达了“information”的哲学内涵[6]，而在具体领域“information”概念又有不同的解释，例如信息科学关注记录信息、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关注表示型信息[16]。具体领域中的“information”概念并非是对概念的分类，而是映射了概念的不同侧面。文献[17]认为贝茨的信息定义存在概念误区，其观点是不彻底的自然主义，贝茨的观点陷入对意义自然化研究的哲学困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信息科学的统一发展，是造成当前信息科学学科分离的原因之一。此外，国外研究注重辨析概念之间的关系，如“information”与知识、认知的关系。
贝茨认为知识是具有特定含义的、经个体经验和理解整合加工后的信息[16]。信息概念具有不同的内涵，其理论基础取决于不同的视角。文献[18]介绍了三种有代表性的视角：面向系统的视角、面向用户的视角和面向领域的视角。B.Hjørland，K.Herold，M.Buckland和B.Dervin对面向用户和面向领域的视角较为关注。从历史上看，LIS是从面向系统的视角(Systems-orientedView)发展起来的，再从面向用户的视角(User-orientedView)发展到面向领域(Domain-orientedPerspective)的视角。
面向系统的视角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建立在数据记录框架背景下，主张信息和相关性判断是客观的;面向用户的视角强调对用户的关注，例如用户的认知状态以及信息搜索的动机。在这一视角下，信息仍是客观的，但相关性判断是主观的，并且与特定的任务相关。面向领域的视角与前两个视角不同，在这一视角下，信息不能被归结为客观的表征和数据结构，也不能被归结为主观的或个人的信息需求，而必须以实用主义来界定，涉及由一个话语社区所构筑的情境、语境和知识等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和相关性判断都不是客观的[18]。
2情报学哲学基础
哲学被称为“科学之科学”，是为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的科学。在新技术和新思想层出不穷的今天，情报学发展亟需哲学的指导和引领。近年来，社会认识论、信息哲学、元理论等哲学思想在情报学界得到了较高程度的关注。
2.1社会认识论
情报学是研究从产生知识到利用的学科，它与哲学上的认识论是紧密相连的，所以研究情报学哲学必然涉及哲学认识论观点。社会认识论最早由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和伊根在1952年创立，由谢拉发扬光大，得到了包括哲学界在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发展，现代社会认识论突破了近代认识论认识主体只能是单个人的局限，将整个社会作为认识的主体，探索认识的社会性问题。社会认识论研究组织和社会是如何形成知识的[19]。
情报学基本概念与知识紧密相关，因此，社会认识论这一哲学思想对情报学学科研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更有学者认为社会认识论是图书情报学的最优理论基础[20]。文献[21]认为情报学应在从信息收集到信息分析的各个环节中引入社会因素，将社会认识论中的求真认识论引入情报学的知识评价体系。王知津等基于社会认识论的视角分析了信息传播交流、分类、中介服务和质量评价的过程，提出应把信息和知识概念、知识传输与获取、认知行为放在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背景下进行再认识，而不局限于研究个人认知行为;论证了情报学与社会认识论在信息交流与知识获取上有内在的关联，社会认识论为情报学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情报学则为社会认识论提供展示的平台[22]。
2.2信息哲学
西方信息哲学研究始于2002年牛津大学哲学家L.Floridi发表于《元哲学》上的“WhatisthePhilosophyofInformation?”。Floridi认为人并非独立的实体，而是相互联系的信息有机体，与其他机构、中介共享并生产实体，最终形成了一个由信息构成的全球环境[23]，并提出信息哲学会在未来成为“第一哲学”。尽管信息哲学还未如Floridi预测的那样成为“第一哲学”，但其一经提出即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近几年，信息哲学的分支信息伦理(InformationEthics)受到学界瞩目，信息伦理是信息哲学区别于其他情报学哲学基础的显著特征，研究者讨论信息转向对社会动态的影响，涉及隐私、知识产权、信息获取和信息提供者的伦理责任等问题[24-25]。我国的信息哲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邬焜教授的《思维是物质信息活动的高级形式》，邬焜认为信息是描述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的中介环节，是“物质存在方式和状态的显示”，并区分了信息活动的三种基本形态——自在信息、自为信息和再生信息。2004年，其专著《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出版，标志着信息哲学思想走向成熟[26]。
3情报学基本原理的研究
基本原理的确立，可以提升一个学科的严谨性和科学性。马费成提出的六大基本原理在情报学领域影响深远。他在文献[32]中阐释了科学情报的三个本质属性——离散分布性、有序性和相关性，指出在深入研究这三个本质属性的基础上，可以形成情报学的基本原理。随后又在文献[33]中系统介绍了情报学六大基本原理，即离散分布原理、有序性原理、相关性原理、最小省力原理、小世界原理和对数透视原理。其中，省力原理来自语言应用领域的齐夫(Zipf's)定律，小世界原理是相关性原理的具体表现，对数透视原理为情报学定量化提供了可能性，又侧面印证了省力原理。
可以说，情报学六大基本原理是一个相互联系、有其内在逻辑的整体。文献[34]以竞争情报领域为例验证了网络环境中信息量的增长与其所具有的知识量之间存在对数关系，即传统文献计量研究中的对数透视原理依然适用于网络新环境。曹树金在运用对数透视理论和文献计量法分析2005—2015年国内网络舆情研究文献后发现，尽管我国网络舆情研究蓬勃发展，研究成果与报告激增，但其知识含量依然是线性增长[35]。
结语
当前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快速发展的技术变革与社会变革,情报学要想在这样的变革中乘势而上，就需要有坚实的学科理论内核，在明确自身理论核心的基础上，与其他学科尤其是新兴学科相融合相交叉，发现新的知识增长点，实现自身学科地位的巩固与提高。
本文梳理总结了近十年情报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从情报学基本概念、情报学哲学基础、情报学原理、情报学学科建设、情报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情报学研究六大方面进行了论述，并总结情报学理论研究体现出如下动向：①情报学基本概念研究从“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的二元对立走向将“intelligence”融入“information”;②元理论研究受到重视，情报学哲学基础在经过多元化发展阶段后走向整合;③情报学原理研究的主要阵地从文献环境转向网络环境。
图书档案论文投稿刊物：《图书情报工作》(半月刊)1980年创刊，始终恪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弘扬学术精神、推动事业发展的办刊宗旨，形成了面向实践、注重新技术、追求理论精品的特色，铸就了求实创新的风格，成为中国大陆本学科领域具有权威性与指导性的刊物，而且在海外图书情报界也享有相当的声誉。
④情报学作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的二级学科的学科地位逐渐明晰，在此前提下树立新大情报观;⑤情报学社会性凸显，与计算机科学、图书馆学等其他学科交叉融合愈发广泛而深入;⑥情报学理论体系面向数字化网络化环境进行重塑;⑦以钱学森情报学思想为代表的中国特色情报学焕发生机，中国特色情报学将“情报”与“知识”概念紧密联系起来。
参考文献
[1]赖纪瑶,严心月,邓灵敏,金真硕,王延飞.中日韩“情报”概念认知比较[J].情报杂志,2018,37(04):1-5,54.
[2]路玮丽,刘强.Intelligence汉译的误区与贻害——功能对等理论视角的情报学解析与应对[J].情报杂志,2017,36(6):10-15.
[3]赵柯然,王延飞.“情报”术语争议对学术交流与学科建设的影响反思[J].图书情报工作,2018,62(2):35-39.
[4]柯平.迎接下一代情报学的诞生——情报学的危机与变革[J].情报科学,2020,38(2):3-10.
[5]付宏,杜智涛,刘光宇,李辉.情报概念的变迁与情报“元问题”的回归[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43(7):31-36.
作者：刘雅婧1，王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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