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图书馆员职业研究回顾与展望

　　摘要：图书馆员是图书馆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伴随着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壮大，图书馆员的人事管理逐步规范、职业精神凸显，职业群体逐渐形成，并推动了图书馆员职业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表明现有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在“历时性”视角的图书馆员职业发展、人事管理、职业教育和职业精神，以及“共时性”视角的图书馆馆长、女性图书馆员以及儿童图书馆员等群体的研究。总结现有研究取得的成绩、存在的不足和展望未来研究，对于丰富近代图书馆史和启示当前图书馆事业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民国时期图书馆员职业群体

　　1引言

　　图书馆员作为图书馆的灵魂，诚如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说“最终决定一个图书馆成败毁誉的是它的工作人员”，图书馆员是图书馆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是人类文明的使者、思想的传播者。《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2019)指出，图书馆员是“从事图书馆或图书馆系统的管理、服务的人员，包括馆长、馆员、辅助专职人员、技术人员、办事员、见习和学生助理”[1]。在民国时期，图书馆员通指从事图书馆管理和运行的馆长、部门主任、馆员、事务员(干事、助理干事)、书记、会计和馆工等各类人员，即从事图书馆工作的各类人员。

　　随着清末民初传统藏书楼的衰落和公共图书馆的诞生，以及“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和新图书馆运动等影响，我国各级各类图书馆实现了从民初的十余所到抗战前夕近二千余所的大发展和大突破。

　　此间，图书馆员不断产生和壮大、角色分工不断强化，历经“兼职到专职”、“硕学通儒到科班出身”的职业蜕变与发展，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职业群体。民国时期图书馆员队伍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职业化历程、职业特点和职业群体，回顾民国时期图书馆员职业研究，有助于深入民国时期图书馆员职业研究，为当前图书馆员职业建设与发展提供启示借鉴。

　　2研究概况

　　图书馆界对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的研究、总结和传承一直在持续，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学界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员的职业特征、馆长群体、女性馆员、职业精神等进行持续研究。在图书著作方面，代表性成果如《图书馆精神》(程焕文，2007)系统阐述了图书馆精神的发展演变、精神内涵与体系，总结了包括民国时期的韦棣华、沈祖荣、杜定友、刘国钧、皮高品、毛坤等图书馆人在内的一批成就卓越、影响深远的图书馆大师爱国、爱馆、爱书、爱人和智慧与服务的图书馆精神[2];又如《图书馆职业发展与制度建设》(盛小平，2016)对民国时期图书职业发展历程进行了概要总结等。

　　在各级各类基金项目中，民国时期图书馆职业及相关问题研究正得到支持与重视，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图书馆员职业化问题研究”(张淑香，2011)、“我国图书馆职业价值与图书馆员职业化研究”(马谦，2013)、“国立北平图书馆学人群体研究”(周余姣，2017)、“民国时期图书馆馆长群体研究”(王一心，2018)等，从不同的视角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员职业群体进行研究和探讨。

　　在学术论文方面，在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以“近代OR民国”AND“图书馆员OR馆长”或以代表性图书馆馆长(馆员)名字进行检索，以全文检索方式可查阅文献380余篇、主题检索方式可查阅文献60余篇、关键词检索40余篇、题名检索30余篇，经综合筛选聚焦民国时期图书馆员职业研究相关的文献约70余篇。

　　这部分学术论文，从年度分布而言，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零星出现(10余篇)，2000年到2010年间缓慢增长(20余篇)，2011年以来则呈现为较快增长趋势(30余篇)，这种增长趋势得益于本世纪以来民国文献整理与研究系列活动、各类基金项目支持的推动。

　　从研究主题分布而言，一是从历史发展进程与脉络“历时性”视角有关民国时期图书馆员职业发展、图书馆人事制度、职业教育、职业精神的形成等方面的论述;二是从同一时期或同一领域“共时性”视角聚焦图书馆馆长、女性图书馆员、儿童图书馆员群体以及以梁启超、李大钊、陈训慈、曹祖彬、冯陈祖怡、梁思庄等馆长或馆员为代表的个案研究。这种多角度和主题的研究与探讨，正推动民国时期图书馆员职业研究的不断深入，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还将持续化和系统化的开展，下面重点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视角对近二十年来的民国时期图书馆员职业研究进行总结与回顾。

　　3“历时性”视角的民国时期图书馆员职业化研究

　　职业化实质是一个标准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一个动态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图书馆员的队伍不断壮大、人事管理制度不断完善、职业教育加强、职业认知和精神逐步形成共识。

　　3.1民国时期图书馆员职业发展

　　民国时期图书馆员职业是“西学东渐”、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产物，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理念的传入对中国图书馆事业有着重要推动作用，西方图书馆协会、传教士和图书馆学思想等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员的培养具有直接性影响;另一方面，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公共藏书楼的创办和公共图书馆的产生推动了图书馆员职业群体的孕育，新文化运动、新图书馆运动、各类图书馆规模化创建、图书馆协会(学会)、图书馆学教育和图书馆学研究的大发展等为民国时期图书馆员职业群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研究文献从图书馆员的产生、来源、职位、地位、阶段特征和职业特征等方面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员职业的发展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概况如下。

　　3.1.1图书馆员的产生与发展动因。

　　民国时期图书馆从业人员经历了非专业到专业人士的过程，即职业化过程。我国图书馆员这一职业的起源可从20世纪初“图书馆实务开展过程中图书馆员的作为、图书馆员职业的研究”两方面进行分析，在图书馆实务开展中，清末公立图书馆的陆续创建、“公共图书馆运动”的推动，各类图书馆数量逐年增多，图书馆的宣传推广获得更多人的接受，为民国时期图书馆员职业的产生提供了实践沃土;在图书馆员职业研究中，杜定友、徐家璧、戴超等图书馆学人从20世纪初期到中期持续开展的图书馆员研究，研究内容与主题从图书馆员自身感受和职务探讨发展为图书馆员专业资质和职业使命的探讨，为民国时期图书馆员职业的产生与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彭斐章、彭敏惠[3],2010)。

　　民国初期，知识分子选择图书馆职业是促进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员职业发展的重要背景，“图书馆职业是知识分子道德担当的理想载体、知识分子主动选择图书馆作为爱国宣传阵地、知识分子借助图书馆职业实现启发民智的社会责任”，“民众对图书馆的认知、图书馆建设、图书馆员待遇、图书馆人才建设、图书馆协会”等方面促进了图书馆员职业的发展(曾艳、王婉[4],2015)。

　　3.1.2图书馆员职业化进程及特征。

　　从20世纪初我国图书馆实务和研究论述中，可知民国时期图书馆员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已取得一定社会认可度，在“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图书馆协会、报刊学术平台、职业道德与文化”等方面已形成一定的图书馆职业特征(彭斐章、彭敏惠[3],2010)。近代图书馆员职业的发展，具有“职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职业发端沿着从上到下的路径;职业发展从学习、效仿西方到摸索自我发展的道路;社会对职业的认知和偏见并存”等方面的特征(曾艳、王婉[4],2015)。

　　民国初期图书馆职业化特点表现为“职业工作开始形成，但缺乏职业理论，仍沿袭旧有藏书楼思想……图书馆职业认同尚未萌芽”;民国中期图书馆职业化表现为“一是职业学术开始发展，开启图书馆学中国话的进程;二是图书馆刊物大量出现，形成职业交流的公共空间;三是职业共同体出现，图书馆凝聚力增强，开始统一发声”(任家乐、刘春玉[5],2018)。

　　3.2民国时期图书馆员人事管理

　　随着清末民初图书馆的创立与发展，图书馆相关的法规、制度、标准和办法被提上日程，各图书馆依据政府法规，结合馆务实际，在图书馆部门设置、岗位设置和岗位职责方面形成了人事管理基本框架，部门设置包括总务部、编目部、阅览部、采访部、会计室等，岗位设置包括馆长(主任)、部门主任、干事、助理干事、会计、书记、练习生、馆工等，与此相关的图书馆组织规程、人事任免、办事规则等不断健全，为图书馆员工作提供依据。研究文献围绕民国时期图书馆员人事任免、岗位设置和薪酬待遇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3.3民国时期图书馆员职业教育

　　在民国时期，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限制，图书馆正规教育培养的图书馆员只是小部分，远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图书馆事业之需要，随之而兴起的短期培训、讲习会和实习等形式的图书馆员在职教育初见成效，为图书馆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3.3.1图书馆员职业教育概况。

　　据统计，1920-1949年全国各地举办的图书馆学讲习会(班)、养成所等30余次，杜定友、刘国钧、李小缘等专家到全国各地培训图书馆业务人员达1000余人，图书馆员在职培训特点包括“属于短期培训、培训形式多样、重视实习和参观、本地培训为主”，在职培训较多的省市包括上海、南京、广州、湖北、四川、浙江等(吴仲强[11]，1991)。

　　文献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函授教育进行了研究，指出函授教育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具有学习时间灵活、教育费用低廉、不受地域限制等优点，是图书馆学教育与地方临时图书馆学教育的一种补充，以培养图书馆专业职员为目标，民国后期受到战事和时局影响未能普及化开展(任家乐、姚乐野[12]，2016)。还有文献对1913-1949年间的图书馆教育进行了编年梳理，教育类型包括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讲习会、养成所、函授教育、中专班和实习班等(李明杰、李瑞龙[13]，2018)。

　　3.3.2各领域图书馆员职业教育。

　　针对不同类型图书馆的图书馆员在职培训和教育，有相关文献进行了论述。如研究指出，儿童图书馆会定期组织馆员培训，通过专家培训、馆际交流学习等形式培养综合性服务人才(赵心如、蔡迎春[14]，2021);大学校长和图书馆馆长很重视对馆员的业务培训，参与培训的专家学者如戴志骞、李大钊、洪有丰、杜定友等，这些短期讲习班提高了图书馆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高校图书馆的科学管理、更好的服务起到了促进作用(俞海平等[15]，2020);在河北、浙江、四川等部分省市的中学图书馆，聘请图书馆专业人士开展馆员集中训练，为馆员掌握图书馆基本实务和方法提供保障(任家乐、姚乐野[16]，2016)。

　　3.4民国时期图书馆员职业精神

　　在民国初期，图书馆员职业精神以刘国钧先生为代表的图书馆学家译介西方图书馆员立身准则、图书馆员之人格、职业道德规约等相关理论而兴起(昌超、江山[17]，2014)。到民国中期，国内图书馆学界开始发表图书馆员素养、图书馆员生活、图书馆员修养等系列文章，对图书馆员职业群体的职业素养和精神追求进行了刻画，洪有丰、桂质柏、戴超、柳诒徵、朱家治、沈祖荣等强烈的责任力、专业精神、恒持之心，为图书馆员职业群体树立了良好的典范(田芳[18]，2016)。在理论研究和图书馆实践进程中，逐步形成了共同的职业精神，研究认为民国时期图书馆员具有良好的开创精神、刻苦耐劳的敬业精神、德才兼修的求知精神，是图书馆的动力和生命，是阅者的导师(张书美[19]，2016)。

　　4“共时性”视角的民国时期图书馆员职业群体研究

　　职业群体是职业化“共时性”呈现的重要形式和结果，图书馆员在职业化发展进程中，根据不同的图书馆类型、不同的图书馆员岗位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和队伍，如按岗位可划分包括馆长(主任)、部门主任、馆员、馆工等群体，按性别和图书馆类型可划分为女性图书馆员、大学图书馆员、儿童图书馆员、基层图书馆员等。从目前研究来看，研究文献重点主要集中在图书馆馆长、女性图书馆员和儿童图书馆员群体方面。

　　5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展望

　　综合来说，学界在民国时期图书馆员职业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丰富的成绩，一是“历时性”视角的民国时期图书馆员职业研究，聚焦图书馆员职业发展、人事制度、职业教育和职业精神等;二是“共时性”视角的民国时期图书馆员职业研究，聚焦图书馆馆长、女性馆员、儿童图书馆员等。两个视角的研究有突出的主题与特征，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员职业发展特征与馆员聘用选任、职业教育，以及不同类型图书馆馆长、女性图书馆员、儿童图书馆员的等职业群体进行了研究。

　　参考文献

　　[1]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编.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2019[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2]程焕文.图书馆精神[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3]彭斐章,彭敏惠.我国图书馆员职业研究[J].图书馆论坛,2010,30(6):5-10+75.

　　[4]曾艳,王婉.论近代中国图书馆的职业发展[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5(9):24-27.

　　作者：胡康林，姚乐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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