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开放办学推进大学内涵式发展

　　摘要：改革开放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和社会发展，尤其是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奠定了今日中国平视世界的实力和底气。教育对外开放和开放办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原因，并随着国家和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新时代背景下，大学要深刻把握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要求，围绕提高质量、优化结构、服务需求等目标进一步深化开放办学，更好地推进教育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

　　关键词：高等教育;教育内涵式发展;开放办学

　　1 中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

　　离不开开放办学的支撑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领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科技也发展迅猛，在某些前沿科技领域已领先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规模和质量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78年的1.56%提高到2020年的 54.4%，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由 1978年的 228万人扩大到2020年的4383万人。

　　高等教育论文：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逻辑探寻

　　高等教育发展质量也稳步提升：根据“2021 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分别位居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第 28位和第 45位，7所中国大学跻身全球百强，72所中国大学跻身全球500强;根据“2022年QS世界大学排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分别位列世界大学排名第17位和第18位，5所大学跻身全球50强。从 ESI 学科表现来看，2021 年，20 个及以上学科进入 ESI排名的中国大学有 6所，15个及以上学科进入 ESI 排名的中国大学有 20 所。

　　在 ESI 的 22 个学科中，中国高校有 11个 ESI学科进入全球前 10名，其中，清华大学在计算机科学、工程学中排名世界第一，中国科学院大学在化学、材料科学上拔得头筹。这体现了中国大学稳定提升的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自党和国家对“双一流”建设进行总体部署以来，更多大学将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作为奋斗目标。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由过去的跟跑为主，逐渐转变为跟跑、并跑与领跑并存，且并跑和领跑特征逐渐呈现的状态。

　　中国高等教育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为社会全方位发展和进步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也为成本高昂的高等教育发展创造了丰裕的物质条件。中国教育响应改革开放的号召，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不仅开阔了视野，更广泛地接触到发达国家先进的高等教育理念、制度与实践做法，也改变了一些传统、固有的思维习惯与模式，甚至获得了国(境)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直接注入或与国(境)外知名高校开展深度合作。

　　当前，高等教育对国家、对地方、对企业的作用越发重要，其社会轴心的地位越发凸显。区域发展需要高等教育提供人才、科技和文化的支撑。企业希望借助高校的科技创新优势，更快地推进科技成果的应用和转化，以提升企业竞争力;更多企业家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参与高等教育的发展获取经济和社会效益等。社会参与办学进入一个快速发展和良性循环的阶段，校地合作、校企合作、校际合作深入开展。无论是与国(境)外合作伙伴开展的开放办学，还是与地方、企业开展的开放办学，都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和新的动力，也共同铸就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巨大发展成就。

　　2 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决定了开放办学的阶段性特征

　　如上所述，开放办学包括两个维度，即对外开放办学和对内开放办学。尽管从共时性的角度看，对外开放办学和对内开放办学大多同时存在，但从历时性的角度看，二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有所侧重。

　　这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也与支撑高等教育不同发展阶段的高等教育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初期至 1990 年代初，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接触、交流和合作日益广泛，既有高等教育理论界译介西方高等教育学术著作，帮助国内高等教育学者和管理者了解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也有政府派高等教育管理者和高校管理干部赴海外进修与培训，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理论与管理实践经验，还有组织有计划地公派大学生出国留学深造，以期他们学成归国后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随后，国内一些高水平大学开始引入国外先进教材并邀请国外著名学者来中国高校讲学或举办系列讲座，部分专业开始按照世界一流大学专业课程体系进行改革试点。但这些举措大多还只是少数高校管理者和学者的个人努力，远未形成气候。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以后，改革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高等教育领域的对外交流合作也进一步拓展，高等教育开始注重与国际接轨，在某些方面开始努力融入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和评价体系，中国高校学者开始追求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并与国外高校开始了一些实质性科研合作。

　　出国留学规模也逐渐扩大，既有大量的公费出国深造，也有大量的自费留学，在给留学目的地国带去可观收入的同时，也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放和发展。自国家“985 工程”“211 工程”实施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以重点投入、重点建设的方式加速推动大批高校发展，其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在对外交流与合作过程中，传统的单向输入特征逐渐有所改变，中国高等教育也开始向国外输出优质教育资源。

　　部分高校博士毕业生获得海外教职，部分高校教师被世界一流大学引入，除了给外国学生提供越来越多的来华留学机会之外，部分高校还建立了海外校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甚至是中外合作大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中外大学人员往来更加密切，实质性科研合作得到深入推进。自党和国家实施“双一流”战略以来，“双一流”建设高校快速发展，带动了高等教育整体实力的提升，部分高校进入世界顶尖大学行列，一批高校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在高等教育全球治理过程中开始注重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在对外开放中更加强调自主性，在选择合作伙伴时更加“以我为主”。在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对内开放也蓬勃发展。

　　20 世纪末，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大扩招阶段，许多“大学城”拔地而起。高校通过与银行合作，解决校区扩建资金问题;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和后勤服务社会化，解决扩招之后的食堂、宿舍等基础设施问题;通过与社会资本的结合兴办独立学院，通过增加收费缓解母体高校扩招后办学经费的紧张局面。随着技术密集型企业和科研院所的成长以及高等教育高质量的发展，大学与科技企业和科研院所的交流与合作得到加强，大学与企业、科研院所在人员往来、人才联合培养基地、科研平台等方面共建共享力度不断加大。

　　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也更加重视高校的人才、学科、科技优势，充分发挥大学学者和战略的科学家在咨政建言方面的积极作用，加大投入共建智库、研究平台等。大学之间的开放合作也进入新的阶段，各种大学联盟开始出现，大学之间强强联合、交叉互补的办学思路和办学实践得到高度重视和普遍认可。随着大学社会责任感的进一步增强，高水平大学对口支援欠发达地区高校的办学实践已经制度化，对于西部高校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 继续深化开放办学，推进大学内涵式发展开放办学

　　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和中国大学的发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深化开放办学，推进大学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注重教育内涵发展”;2012年《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要求“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201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支持高校内涵式发展”;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内涵”博大精深，意蕴丰富，在不同阶段、不同时间，“内涵”的具体目标也与时共进。高等教育研究者瞿振元[1]、张德祥[2]等对什么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进行了探讨，尽管表述各异，但其核心都没有离开教育质量和结构;质量和结构的评价多以是否更好地服务国家需求作为标准。开放办学推进大学内涵式发展应以提高质量为主题、以优化结构为主线、以服务需求为主战场。一是以提高质量为主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永恒主题。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目标就是确保提高质量，没有质量的发展就不是发展，更不是内涵式发展。因此，应辩证看待规模与质量的关系，不能把规模与质量对立起来。“有了质的前提，量的发展就更加具有效益;而有了一定的数量和规模基础，质量和效益才有保障。”[3]对于拥有优质师资、优良设施、充裕经费、高层次合作伙伴等优势的高水平大学而言，即便在规模上适度扩大，也不能断定其发展就不是内涵式发展;相反，对于办学质量和水平日趋下滑的大学而言，即便不扩大规模甚至逐渐被动压缩规模，其发展也谈不上是内涵式发展。

　　办学资源有保证、办学质量有保障的高水平大学，通过开放合作拓展优质资源，适度扩大规模，为社会提供更多优质高等教育机会、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办学行为，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要求是一致的，应加以鼓励和支持。大学与外部优质资源进行合作办学，要把更好地服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高质量人才培养作为首要目标。大学与外部优质资源开展科研合作，不但要通过科研合作切实提高科研自主创新能力，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将科研合作作为育人的重要载体，通过科研合作训练学生的科研品质、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而且要将科研合作所带来的高水平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确保前沿性。二是以优化结构为主线。

　　大学的层次结构、学科专业结构、科研类型结构以及大学治理结构等都需要不断完善和优化。不管是否扩大规模，在外部环境变动不居的时代，在国家和社会对高等教育不断提出新要求、新期待的时代，大学要想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必须修炼内功，不断优化结构。也就是说，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规模保持稳定的大学需要通过优化结构来不断提高质量以回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规模适度扩大的大学更需要优化结构来确保优质教育资源充分发挥规模效应。把优化专业布局和拓展新兴学科(方向)作为关键举措，把探索实施新的治理机制作为开放办学的重要目标和内容。

　　进一步加强与行业领域领先企业和科研院所共建新学院、新专业、新平台，通过示范、吸纳和调整带动相关传统学院、专业和平台的优化。优化结构意味着存量改革，不可避免地存在改革阻力、改革成本和改革风险。通过开放办学适当做增量，可以有效缓解存量改革的阻力。通过开放办学适当做增量，还可用增量创新倒逼存量改革。进一步与国外一流大学共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办学机构或办学法人，在合作办学中引入先进的治理机制和运行模式，会为存量改革提供方向和方案，坚定存量改革的信心，为大学整体改革奠定基础。

　　高水平大学还应进一步加强对西部高校的对口支援，帮助西部高校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和治理体系，提高西部高校整体办学水平，进而促进整个高等教育空间结构的优化，更好地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三是以服务需求为主战场。习近平同志强调，“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说具体了，就是培养社会发展、知识积累、文化传承、国家存续、制度运行所要求的人”“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

　　《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提出“在深化改革、服务需求、开放合作中加快发展”。新形势下，如果仅仅为了追求被西方世界所主导的大学排名体系中的数据表现、仅仅为了跟从开放办学的潮流而进行的开放办学，如果没有把“办在中国的大学”变成“长在中国的大学”，没有深入参与到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就不能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那么这种开放办学就是背离内涵式发展的开放办学。

　　正如陈平原所言：“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4]大学在开放办学过程中，需要结合自身特色与优势，围绕国家需求与区域战略，有针对性地选择合作方实施开放办学，更好地在加快学校发展和服务需求方面实现“共赢”。在开放办学过程中，一定要摆脱对国际学术话语体系的依附性，要将中国大学的发展优势转化为强大的话语优势，逐渐建立中国大学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评价体系，让中国的大学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让中国的大学研究制约中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并解决“卡脖子”难题，真正“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实现大学内涵式发展。

　　参考文献

　　[1] 瞿振元.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从“推动”到“实现”[N].人民日报,2017-12-21(17).

　　[2] 张德祥,林杰“.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本质的历史变迁与当代意蕴[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4(11):3-8.

　　[3] 张炜 .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高质量特征与要求[J].中国高教研究,2018(11):5-10.

　　[4] 陈平原 . 大学的本土情怀[N]. 新京报,2013-05-04(B07).

　　作者：王彦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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