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核心期刊林语堂教育思想初探

　　这篇教育核心期刊投稿发表了林语堂教育思想初探，林语堂(1895—1976)，是20世纪中国少有的最畅销书的作家之一。他不仅是幽默散文作家，他还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与文化学者，曾经以长篇小说《京华烟云》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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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林语堂教育思想的源头

　　法国史学家和批评家丹纳曾强调种族、环境、时代三原则对伟大艺术家成长所起的作用。他这样描绘说：“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2]艺术家必须有某种精神气候，其才干才能发展，否则就流产。

　　林语堂出生于福建省龙溪县坂仔镇，也就是现在漳州市平和县。漳州处于厦“漳”泉三角洲地带，漳州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必然带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特点，如商业意识强，经济发达，同时深受政治与战争的影响，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厦门和福州成为通商口岸，而且外国传教势力在中国不断发展，对漳州也有重要影响。林语堂生活在这样一个急剧变革和动荡的时代，同时深受外向型城市漳州对外开放意识的影响，其教育思想极具爱国色彩并且敢于对中国旧教育体制提出挑战。“人若在高山里长大，山会改变他的观点，进入他的血液里”。[3]在林语堂自传中，他多次回忆了对家乡山水的深刻感情，可以说幼年的林语堂在思想性格上与山景有着必然的联系，他吸取了山区人的自由，超脱和豪放之气。这也是他借鉴国外教育思想但不数典忘祖的原因之一。他自称自己是山地的孩子，他一生保持着山地人的朴实并且将这种思想映入到他的生命教育中。

　　2 教育不是记问之学

　　林语堂的教育观点大都散见在他的各类论著中，没有一本教育专著，也没有一套缜密的理论体系，但这些并不妨碍他见解的深邃，他并不顾及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差异，更没有细化到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等领域。因此我们可以说他的教育思想是一种教育哲学。

　　首先，在教育宗旨上，林语堂把教育从升学就业等社会问题纠缠中解放了出来，还原了它的真实面目。从现在各种考试的标准答案中可以看出，所谓逻辑的标准不过是表面的知识，和关于中国河流的名称和知识一样。学生也许能背出这些名称，但是这种背诵只是机械的重复。只有使学生自己感到有实际吸引力的东西对他的态度才会好产生影响，要比教师要求、考试大纲等指挥棒所指明的东西要深刻得多。机械背诵所获得的表面知识是不生根的，学生自主求得的知识才会枝繁叶茂。教育的目的不是帮一个青年人找饭吃，教育的目的是刺激他的求知欲。[4]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可以上大学并且找到工作，但教育的宗旨决不是为了帮助一群人升学或者找工作。教育本身是不可能解决学生的升学问题和饭碗问题的。教育的唯一使命在于传播文明，而且必须是这种文明里最有价值的东西。用社会问题的考核准则去操办教育或者衡量教育的成败得失必然是不稳妥的。

　　其次，林语堂反对教育泛行政化。他认为，教育措施的行政化只是考虑管理者操作的简单化，牺牲的是学生学习的自主权和教育的针对性。泛行政化使教育沦为一条十足的生产流水线，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只求整齐和方便，而忽视了教育的品质。其实，以牺牲教育品质为代价的教育泛行政化的操作成本极为昂贵。手工作坊可以产生精品，而流水线做不到。教育泛行政化可以提高办事效率，但是教育关乎民族和国家的未来，更应该关注品质。在品质与效率的对峙中，林语堂始终强调品质第一，效率只能兼顾，而绝对不能优先考虑效率。[5]

　　3 一种特殊的考试形式――“相面打分”法

　　20世纪初，教会学校的诱化陶冶和留学生活的耳濡目染使林语堂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中西合璧的文化体系。坦诚地说，他是一位以英语为母语的东方学者，以西方文化为本位来反观中国教育，比“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纯粹中国型学者来说，有着更宽阔的视野和更加敏锐的穿透力。

　　譬如，在一次大学生文学考试中，让学生写出莎士比亚作品的三个特点。在课本中出现的莎士比亚简介里论述了三个特点，学生只要牢记住这三点，便可以达到一百分。至于这三点是否正确，除此三点外有没有第四点，学生便不了了之。凡是考试，学校都给一星期的预备时间，一星期内“抢来”的一点知识，不可能在学生头脑里植根，即无根，何有无花之果?同时，考试时教师批改的分数也不一定是标准的。英国一教育委员做了一项实验，委员会利用英国公学同一套学生考卷先后分给14位经验丰富的教员定分，竟有40种不同的结果。再使这几位阅卷人隔12个月重新定同一份考卷的分数，有许多不及格的变为及格，及格的变为不及格。[6]实验的结论是，考试这看似公平的工具也错误重重，学生的命运在考试机器下得不到公平待遇。

　　4 写作之关键在于培养富足的内心

　　在《生活的艺术》中有一节“写作的艺术”。写作的艺术，其范围的广泛，远远超过写作的技巧。林语堂曾说，凡是期望成为作家的初学者，都应该让他们把写作技巧完全撇开，暂时不必顾及这些小节，专在心灵上用功夫，发展出一种真实的文学个性去做他的写作基础。[7]至于如何培养心灵，林语堂认为可以通过读书以及丰富的人生经历。

　　强调读书的教育家、文学家数不胜数，但是林语堂格外地有所强调，他说：“一个念文学的学生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怎样辨别各种不同的滋味，其中最优美的是温文和醇熟。”林语堂在他女儿们小的时候，每天一小时和她们讲学问，“瞎讲”、“乱讲”，元曲也念一点，琵琶行也念过，李白的诗每天抄写几首。她们喜欢就选读，不喜欢就拉到。但是如果喜欢就是真正的喜欢，这个喜欢就是好学之“好”，就是将来一切学问的源头，当然也是熏陶富足内心的直接形式，有利于孩子们的写作。林语堂还强调，读书关键在一个“味”字，所谓味是不可捉摸的，一人有一人胃口，各不相同，所好的味亦异。教师不能强调学生去读书，符合其“味”，自然爱上读书。

　　因为经历打造了一个成熟的内心，而这样的内心正是好文章的酝酿场所。有了丰沛的内心，不吐不快，自然成文。林语堂深受母亲影响，尤其是母亲的光辉和母爱的伟大始终影响着林语堂个性的形成，这也是他女性崇拜意识的直接来源。[8]在《赖伯英》里，林语堂毫不吝啬地抒发自己美好的情感，就如同生命之水不管流到哪里都不会忘记源头一样，于是，一段段不加任何雕饰的真实经历便在这样温情的氛围中徐徐流滴在读者的心田。

　　推荐期刊：《新课程教学》于2013年5月创刊，是由北京师范大学音像出版社主办的刊物，自创刊以来一直致力于为中国基础教育的新课程改革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提供交流互动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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