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中国应向何处去、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成为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梦想。近代中国经历了器物、制度和文化的学习历程，但都没有触及现代化的本质维度。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苦闷彷徨的国人带来了新的希望，马
摘要：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中国应向何处去、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成为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梦想。近代中国经历了器物、制度和文化的学习历程，但都没有触及现代化的本质维度。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苦闷彷徨的国人带来了新的希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化互为联结成为历史性实践的重要课题，中国共产党成为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国人民历经磨难开辟了现代化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从模仿到突破，从改革到创新，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正以新的文明形态冉冉升起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不仅为解决自身发展难题也为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百年屈辱到伟大复兴的历史跨越。
关键词：现代化;中国道路;新文明形态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跃进的必然趋势，伴随着生产的工业化、经济的市场化、资本的全球化、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法治化、价值的多元化等特征。现代性是体现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趋势和原则，是现代社会的内在规定性，是现代世界持存的本质和根据。中国现代化萌芽于西方殖民主义运动的侵略扩张，在其后百余年间虽历经变换，但实现现代化的强国梦想始终是中华民族孜孜不倦的追求向往。中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和建设有了坚强的主心骨，现代化的目标有了正确的路径和方向。
一、呐喊与彷徨：早期现代化的“多重应变”
回溯历史，180 年前的晚清政府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用坚船利炮摧毁了清王朝“天朝上国”的迷梦，裹挟着割地赔款、开埠通商的不平等条约把不堪一击的旧中国拖进了资本主义缔造的世界体系，封闭保守的传统社会在殖民侵略和商品贸易的冲击下开始分崩瓦解，某种程度上催生了传统中国的现代走向。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现代文明冲击的本能反应，从睡梦中惊醒的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意识到只有学西方才能救中国，于是纷纷向西方讨教挽救民族危亡的真理和方案。总的来说，中国早期现代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尝试和探索。第一阶段，开明地主派“以器卫道”的器物学习。鸦片战争后，李鸿章、曾国藩等开明士绅在中西比较中体会到西洋文明的先进性在于“船坚炮利”，自觉器物上不如人，于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1]，兴办洋务，师夷长技以制夷，寻求自强求富之道。然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器物学习把资本主义的“用”移花接木到封建主义的“体”上，“遗其体而求其用”“徒袭皮毛”的做法远未触及现代化的本质维度。
根深蒂固的传统势力和内忧外患的现实处境使近代中国缺乏现代化成长的土壤，李鸿章等人办学堂、学西学、兴实业以图富强的自强运动在甲午中日之战中不可避免地败下阵来。第二阶段，改良派“君主立宪”和革命派“民主共和”的制度模仿。甲午海战的失败深深刺痛了国人，如此弹丸岛国竟使清廷精心打造的北洋水师灰飞烟灭。国内有心人苦苦思索泱泱大国为何衰败到如此田地，为的是政制不良，自觉制度上不如人。不但轮船大炮的物质文明方面不如人，而且自诩自豪的政治文化、教育科技方面也落后于人。于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一批有识之士著书立说，宣传西式的进化思想和民权学说，主张变法维新，仿效英日建立万世一统的君主立宪，顺应时势潮流以自强保种。这场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刚起来就在顽固势力的镇压下夭折了。维新派刚退场，革命派又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以《民报》为舆论阵地，批判康梁改良主义，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发动了前赴后继的武装起义，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制，但孙中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袁世凯的揉捏下最终破产了。
第三阶段，“以文化人”的思想启蒙。从戊戌到辛亥，悲剧一再重演，人们不再讨论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孰优孰劣，而是开始思索民主社会在欧美社会何以可能而在中国却屡屡失败的原因在于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自觉文化上不如人。于是从制度层面嵌入文化层面的学习，确信没有思想精神的文化启蒙，没有多数国民的认识觉悟，没有民主制度广泛认同的心理基础，是不能真正组织政权，建立“西洋式”的民主国家的。如果没有民众的觉悟与自省，没有自觉的主人翁意识，立宪政体或共和政体皆是政治的装饰品罢了。要赢得共和、建立民主国家，必须铲除旧思想、旧文化，提倡新思想、新文化。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向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传统和伦理纲常发起猛烈攻击，播撒民主与科学的思想种子，促进了思想领域的文化启蒙和精神觉醒。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猛烈动摇了东方古老文明的社会根基，向国人展示了现代工业的巨大威力，使人们渐渐明白一个道理，要自强，必须要学西方。战后不久，即有人思“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富强文明之境地”[2]。
然而“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3]1470，一次又一次的改良和革命，均以失败而告终。“先生”为什么老是欺负“学生”呢?究其原因，发端于洋务运动的“自强、求富”之路遵从西方经典现代化的进化史观，认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图自强。但在资本殖民扩张、霸权垄断体系之下的亦步亦趋必然成为西方的附庸，旧中国不可能变为一个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而只能成为奴役侵略的对象。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萌芽不是内在生成而是外力冲击下“被动输入”的，是西方列强步步紧逼、朝不谋夕情形下的防御性应变。蒸汽机推动的生产力革命在中国大地还没有起决定性作用，几千年封建地主旧势力的堡垒依旧顽固的时候，依靠移植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文明成果，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结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破灭了对西方现代文明和价值观的幻想，高举“科学、民主”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和浩浩荡荡的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促成了发人深省的思想启蒙和文化觉醒。
二、曙光与希望：革命道路的奠基与衔接
五四运动是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它在前进的道路上获得前所未有的力量，这就是工人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广泛传播开来。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让苦闷彷徨的中国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照亮了前行的方向。相似的境遇不同的命运，“走俄国人的路”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坚定理想，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由此发生了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转向，掌握了有力的批判武器，中国革命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3]147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化成为“五四”以后历史性实践探索的两个紧密关联的重要主题。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实现现代化强国梦的历史接力棒交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手中。代表着亿万劳动人民利益、掌握科学真理和肩负民族复兴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新篇章，循着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进路，开辟了独特的革命道路，引领人民团结奋斗结束了百年屈辱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在列强尚未打倒、国家尚未统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首先需要有强有力的政党组织凝聚起磅礴的革命力量赢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如此才能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现代化建设奠定坚实的现实基础。
从这个层面讲，革命具有进步性和道义优先性，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必然途径。因此，“革命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4]，意味着与前现代的断裂，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中国共产党毅然肩负起了民族复兴使命，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5]，进而建立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从现代意义上来说，革命与现代化存在某种逻辑关联性，前者是后者的重要手段，后者是前者的根本目的。现代化革命道路的探索不是一帆风顺而是经过反复比较、总结经验教训中开辟出来的。即使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也不代表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现实问题，还必须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扎根现实，才能开出希望之花。
在民主革命的 30 年代，发生了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社会性质及前途命运的大论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及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否认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有别于西方社会形态和发展模式的特殊主体，把中国的历史发展融合进西欧的“历史必然性”中，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分期的普遍史观，本质上是把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先决条件进行黑格尔-韦伯式的抽象，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普遍主义场域中寻找中国的历史坐标，实质上是把自启蒙运动以来被殖民主义者大大强化了的理性主义进步观框架下的西方经典现代化道路奉为圭臬，无视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道路的独特性。这种从一般抽象的外在反思出发，割裂先验原则和客观事物内在联系的做法同样出现在大革命时期党的领袖陈独秀身上。以马克思关于西欧经验的历史观剪裁中国实际，忽略中国社会和革命的特殊性，错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只能先帮助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把革命的领导权让给国民党。
而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同样忽视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把马克思关于西欧国家的革命策略方式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照抄照搬于中国，致使革命惨遭重创。关键时刻，历史和人民选择了毛泽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是先验地套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西欧国家革命的一般策略和原则，也不是照抄照搬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解决中国问题，而是唯物辩证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准确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各阶级特点，总结两次革命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把握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和特点，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革命道路，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理论，在此基础上科学统筹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带领广大劳动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为现代化发展道路奠定了前提和基础。
三、模仿与突破：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摧毁了一个旧世界，让历经苦难、饱经沧桑的中华民族“站了起来”，但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更要紧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新世界，完成人民所寄予的“富起来”和“强起来”的重托，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振兴的夙愿。在全国革命胜利在即的西柏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全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后，主要的工作就是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新中国现代化的真正起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20 世纪 50 年代正值西方发达国家孕育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之时，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的出现加速了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了现代化的世界进程。
一些二战后独立的新兴国家开始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追赶世界现代化潮流。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也亟待改变自己的贫穷落后面貌，以期赶上或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行了艰辛曲折的实践探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理论观点，为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四、改革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文革”结束后，中国站在了风陵渡的十字路口，面临着向何处去的艰难选择，是继续沿着传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走下去还是另辟蹊径开拓新的现代化道路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在出国考察、与别国比较的基础上，邓小平大声疾呼：“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3]150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回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接续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业，带领中国人民奔赴小康“富”了起来。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领导人深刻洞察时代发展潮流，深刻体悟人民群众热切期盼，一切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刻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破除传统社会主义的建设模式，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觉醒、新创造。
五、建构与超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站在了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入推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篇大文章上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思路、新境界。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制定新的战略安排和战略布局，科学把握新的发展阶段，切实贯彻新的发展理念，积极构建新的发展格局，规划根植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人民美好生活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进步要求的现代化蓝图，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断迈进。十九大报告规划了新“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从内政国防外交、治党治国治军各领域各方面提出了新目标、新要求。
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凸显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承接“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续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了蓬勃生机，展现了旺盛生命力，中华民族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在占有现代文明积极成果的同时，正在卓有成效地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1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6]
从“四个现代化”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中国式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的概括更为全面与深化，现代化战略的谋划更为科学与合理，现代化规律的把握更为自觉与深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不是模仿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照搬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立足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革、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有根有源、有生命力和自我完善能力。这意味着我们党在以西方现代化主导的世界现代化潮流中开启了一种新的文明前景，不仅拓宽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辟了人类和平发展文明进步的新发展模式, 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示范效应和创新经验, 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保存了力量并带来了新的活力与希望, 为人类解放的实现开辟了新的发展途径, 彰显了世界发展道路和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一与多’、普遍规律与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 [17] 。
第一，制定新的战略布局和战略安排，擘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蓝图。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拓展了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和布局，以新的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部署，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从二〇二〇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步走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历史方位，取得历史性成就和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条件下做出的符合我国实际和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战略安排，极大地鼓舞了全体人民奋发有为的激情，调动了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雄心。第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导核心。
近代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从被动应变到主动求变的过程。历史和实践都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自觉的使命担当、长远的战略规划、系统的顶层设计、强大的协调能力，使中国共产党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生驱动力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向前推进的道路上，各种难以遇见的困难和挑战会提出不同层面的新课题、新任务，尤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与新要求，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变幻带来的新矛盾与新挑战，更需要牢牢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水平，增强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提高化解矛盾问题的应变能力。
参考文献：
[1]丁凤麟.王欣立.薛福成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355.
[2]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178.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21.
作者：郑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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