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牧草栽培利用考述

　　摘要：采集、渔猎和畜牧是人类在原始社会中最主要的3种谋生方式，由渔猎和畜牧进化到植物栽培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转折。在原始社会，牧畜和农业的发明都是男子，男子由渔猎中发明了牧畜的事业，随着牧畜的发展，对草料的需求量也增加，就产生了刍秣的栽培。因牧畜时代所养牲畜渐多，刍秣之需要亦愈切，当先民们偶然发现积存牧草之处长出了新的牧草，无形中产生了种植的观念，并逐渐由观察尝试而获得了种植的知识，最初种植牧草是圈一定的地，以野生植物加以培植当做牧草，因而发现了适于人类食用的谷粟。由此可见，禾黍菽麦的种植是在牧畜刍秣种植中发现和发展起来的。夏、商、西周时期，我国畜牧业比较发达，卜辞中出现了刍牧刍秣的记载。马在商周时代是一种重要的家畜，人们要用粮食谷子等来饲喂。郭沫若根据甲骨文的记载指出，在中国的文字上最初的田字不是后来的禾黍粟麦的田，而是供刍秣狩猎的田，刍秣的田，也就是最早的种植是以牧畜为对象的刍秣。从《诗经》记载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刍秣种植利用的现状，如《诗经·小雅·鸳鸯》中的“乘马在厩，秣之摧之”。由此可知我国用谷物喂马起源甚古，另一方面也看出，我国进行牧草加工渊源甚是久远。在西周我国就将火引入了草地的生态管理中，《周礼·夏官·牧师》有记载“孟春焚牧”。春秋战国时期，《墨子·天志上》有“莫不犓牛羊”的记载，在鲁国设有主管主苑囿刍牧之吏为乘田。

　　关键词：牧草;刍秣;刍牧;先秦时期;原始社会

　　牧草(含饲料作物)在原始畜牧和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6]。到目前为止，我国对畜牧和农业起源的先后关系在认识上还存在分歧[7]。一种观点认为畜牧在农业发生之后，即有了牧草种植才有可能出现畜牧，所以农业是畜牧的祖先[8-9];反之认为，由于家畜数量的增多，需要大量的牧草，于是便有了牧草种植，才引发农业的产生，所以畜牧是农业之祖[1，6，10]。由此可见，牧草在原始农业和畜牧起源中至关重要，也说明人类最早驯化和栽培的植物可能是禾谷类牧草[11]。

　　畜牧师职称论文范例：牧草精密排种构件及其监测系统的设计

　　在原始农业起源方面，对稻、黍、稷、麦、菽五谷作物已进行了不少研究[9，12-15];在原始畜牧起源方面对马、牛、羊、豕、犬、鸡六畜的驯养亦进行了大量研究[16-20]。《六韬·豹韬鸟云泽兵》[21]曰：“三军无备，牛马无食，士卒无粮，如此者，索便诈敌而亟去之”。这表明牧草和粮食同等重要，与牛马一样都是军需物资。然而，在诸多研究中，对在家畜驯养或农耕起源乃至军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牧草或饲料作物却研究较少，这与牧草推动原始畜牧和栽培植物乃至军事发展的作用和地位极不相符。我国栽培牧草起源研究较少，状况虽极蒙昧难明，但本研究试图对其作一尝试性研究，以期对我国先秦时期的牧草栽培或栽培牧草利用的起源有个粗浅的认识。

　　1考述方法

　　应用植物考据学原理，以文献法为主，采用文献收集和研究考证的方法，以典籍文献为基础，结合近现代对先秦时期畜牧和农业研究的成果，进行系统分析、提炼归纳、再回溯史料，从而验证史实。

　　2考析

　　2.1原始社会牧草栽培的萌芽与利用

　　2.1.1人类在原始社会的谋生方式

　　采集、渔猎和畜牧是人类在原始社会中最主要的3种谋生方式[6，10]。由渔猎和畜牧进化到植物栽培(即农业)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转折。黄乃隆[6]认为，标志我国原始社会经济发展的3个阶段为巢氏标志采集经济时代，燧人氏标志渔猎经济时代，伏羲氏标志畜牧经济萌芽时代;再以神农氏标志农耕萌芽时代[6，10]。采集谋生方式以采摘植物类的果实及其叶、根、茎等来维持生活，多依赖双手为之，似乎很少借助于工具。即使借助工具，也是极其简陋的石块或木棒树枝而已，这是最原始简单的谋生方式。渔猎谋生方式较采集的方式先进。

　　对象由植物类转移到陆上与水中的动物类，而且借助于工具，不是仅凭双手所能济事，又由于若干动物有爪、锐牙、尖角及猛力，捕捉时非单独的个人能对付得了，从而有赖于群力的合作。畜牧方式又较渔猎方式为先进。畜牧是将狩猎获得的动物中不立即宰杀食用的一部分予以驯服，并予圈养，以备他日食用。自此以后，人类逐渐从完全受自然环境控制的情形下解放出来，并开始依照主观的需要来调度物质生活资料，以满足日益增高的生活欲望。

　　上述3种主要的谋生方式，虽然是按照上列次序逐步演进，但并不是当较高的形态出现以后，原有较低的形态便完全消失。同样的，较高形态的萌芽，也不是突然而生，而是孕育在原有旧形态中潜滋暗长。故几种谋生方法并存的现象颇为普遍，只不过在程度上有主要和次要之别而已。从经济发展的阶段而言，伏羲时代即是畜牧时代，则紧接于其后的神农氏时代开始农业萌芽，也是很自然的事。当畜牧出现时，必然会因解决牧草问题而引发对植物生长知识及栽培技能的兴趣需要[6]。

　　翦伯赞[2]指出，在中国伏羲氏时代，动物驯养已经开始，这一时代，也许有若干半驯养甚至完全驯服的家畜，并开始了“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之植物栽培与动物驯养的定居生活。野蛮时代的特有标志就是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22]。翦伯赞[2]进一步指出，神农皇帝时代相当于中国的下期新石器文化与畜牧种植发明;尧舜禹时代相当于中国的中期新石器文化与畜牧种植经济的发展;夏代相当于中国的上期新石器文化与田野农业的出现[23]。

　　2.1.2促使原始社会进行牧草栽培的动因

　　摩尔根[24]在《古代社会》(ancientsociety)中认为原始栽培植物的出现是因饲养牲畜需要所为，指出：“园艺之起，似乎与其说它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必需而起，毋宁说它是为了家畜的必需而起”。丰增秀俊[25]亦指出：“随着家畜数目的增加，越来越需要大量的饲草料，可是农耕的技术还很低下，在当时生产家畜所需饲草料的技术水平还很幼稚的状态下，家畜的增加，受到自然条件提供多少牧草的制约，也就是说，家畜饲养的发达程度，完全依赖于有无这种牧草地”。

　　勃基尔[26]亦有同样的认识：“绵羊从不生活在森林中，而是生活在开阔的原野中，在那里它们仗着敏捷，在断续的山坡边获得安全，而由于这种习惯，它们得以在大山中繁衍;但人类在他们与大山之间加以一种有效的保护，将羊群放牧在小山与广阔的平原间，这是在亚洲的一部分情形。在这些牧民间，当一年中的春季有着丰富的草地使他们能得到消闲时，他们为了试行增加他们的植物的供应，耕种乃开始了”。羊是比较温顺的动物，以食草为主，饲养相对简单，它是人类最早饲养的动物之一。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里，普遍发现了羊骨[27]。

　　郭沫若[1]指出：“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的推移，当以牧畜的发现为开始，以农业的发达而完成。人类从渔猎中发现了牧畜，这是人类克服自然的第一步，也是男性克服女性的第一步。在渔猎时代，家庭生活以女性为中心，男子只能有自己的猎具-弓矢。但是男子在渔猎中发现了牧畜的手段，照原来的习惯所牧畜的牛羊也就属于男子。到后来牧畜愈见发达，男子的生活不能不固定下来。因牧畜发达的结果，发生了草料的恐慌;由草料的恐慌，发生了刍秣的栽培;由刍秣(刍秣：牛马之饲草料[28])的栽培，更发明了禾黍种植”。

　　李剑农[3]亦认为：“因牧畜时代所养牲畜渐多，刍秣之需要亦愈切;始则逐水草而居(即游牧)，渐至游牧亦有刍秣不给之虞，始用人工圈定地域，加以培植。由培植野刍秣，发见供人食料之谷粟，亦为农业发生可能之渊源”。从旧石器时代演进到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最大的改变即从利用天然产物转变为逐渐自力更生，主动生产所需用的生活物资。在那漫长的时间里，采集的谷类植物种子，可能不时零星散落在居处周围的地上，经雨水的淋湿，阳光的照晒，必然萌芽茁长，进而开花结实;势必将启发人工种植。狩猎时可能不时捕获幼小、有蹄类、驯良的动物，偶或加以饲养，逐渐演变成现在的家畜，即畜牧的起源[10]。

　　2.2夏商西周时期牧草栽培利用

　　2.2.1夏商时期牧草栽培利用

　　公元前21世纪，我国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相继建立了夏(约公元前21世纪至约公元前17世纪)、商(约公元前17世纪至约公元前11世纪)和周(约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56年)3个奴隶制王朝。夏、商、西周时期，我国畜牧业比较发达[9，39]。商代及以后为我国有文字可考的朝代。

　　《尚书·多土》[40]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在我国文字上最初的田字不是后来种植禾、黍、粟、麦的田，而是种植牧草以供放牧狩猎的田。张仲葛等[20]指出，最初田中所种植的是充作饲料的草类。丰草蓬蓬，野草丛丛，引诱禽兽到田里来，也就便于狩猎。因此，当时种植牧草既可增收饲草，又可狩猎。所以当时人们把狩猎的事也称作田，卜辞中谈到“田于某地”的例子很多。殷以前的囿是圈定地域，作种植刍秣或培植果树之用。据字形可以推知，凡草木丰盛的地方野禽野兽易于繁殖。所以圈定的牧田，既可以放牧，又可以取得刍秣，也可以打猎[3]。

　　殷代末年是牧畜最发达的时期，也是农业出现的时期[1]。郭沫若[1]指出：“牧畜愈见蕃盛，牧畜的刍料必然成为问题;这就是农业出现的主要契机。大抵在牧畜最初发明的时候，牧畜的刍料只仰给于自然生的野草，所以当时的人民是逐水草而居，古代民族的发展多是随着河流而下。但到牧畜太多，自然生的野草会到了不能敷给的时候，而屡屡迁徙亦不胜其烦，当时的牧人必渐渐有了刍秣的种植”。于是殷人为发展养牛业，确保四季都有充足的牧草供给，他们不仅在水草繁茂的夏秋季放牧于野，而且还专门种植刍秣牧牛于田间，或用以得到冬季所需要的牧草。郭沫若[1]认为：“在中国的文字上最初的田字不是后来的禾黍粟麦的田，而是供刍秣狩猎的田”。这在卜辞中很可能得到不少的证据。土方牧我田十人[1]。

　　郭沫若[1]指出：“田中在的是刍秣，丰草蓬蓬因而可以诱致不少的禽兽，这样最宜于狩猎。刍秣蹂躏了原是不关紧要的，故即于田中行猎，因而行猎的乐事也就称为田”。卜辞中言“田于某地”之例多致不可胜数。郭沫若[1]进一步指出：“像这些都可以表明田字的古义，就是最古的田是种刍秣的田，也就是最早的种植是以牧畜为对象的刍秣”。殷代已开始大量饲养牛，其数之多，占六畜之首[16]，商代为我国养牛盛期，在甲骨文中有“千牛”祭祖的记载[41]。郭沫若[1]认为：“这不是牧畜最盛期的时代绝难办到”。要饲养大量的牛，必须有足够的饲草，这样势必就得进行饲草料基地的建植。相传在西周以前，政府养牛有“牛田”，用于生产饲养国家的牛所需牧草和饲料的草地。《周礼·地官·载师》[42]：“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郑玄注引郑司农曰：“牛田者，以养公家之牛”。郑玄则谓：“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42]。

　　3结束语

　　在先秦时期，大抵初民生活方式经历了采集、渔猎、牧畜和农耕，但四者并非有截然界线。当由渔猎进入畜牧时期，畜牧愈见繁盛，则畜牧的刍料必然成为问题，这是促使刍秣种植的重要契机和重要动因。最早种植的刍秣多为一年生禾谷类牧草，特别是由狗尾草驯服而来的粟，最初是被当作牧草种植，而逐渐进化为粟为人所食用。卜辞中已出现了刍秣、刍牧等，这说明至少在殷代我国就开始了牧草的种植，这是有文字可查考的，我国最古的田是种刍秣的田。到了西周刍秣种植利用得到进一步发展，刍秣种植和利用在《诗经》中有不少记载。

　　在《周礼》有更多详细记载，如《周礼·天官·大宰》[42“]以九式均节财用……七曰芻秣之式”。郑玄注：“芻秣，养牛马禾穀也”。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我国用谷物喂马起源甚古，从春秋战国时期古籍中可见证我国牧草种植利用的发展情况，在秦国刍(饲草料)已成为租税之一。牛、马、羊等食草家畜是远古时期重要的饲养畜种，随着饲养畜数量的增加，进行饲草料生产或基地的建植已成必然。

　　不难看出，栽培牧草在我国远古畜牧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牧草也是远古时期重要的军需物资，从而也验证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即牧草在军事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也反映了我国先人种植牧草的智慧和远见。开展先秦时期的牧草栽培利用的研究，探讨我国栽培牧草的起源和利用，对深刻认识我国传统栽培牧草乃至栽培草地的发展，深刻理解现代栽培牧草及其草地现状，乃至栽培牧草在现代畜牧业发展中的作用，研判未来栽培牧草及其草地发展，乃至现代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促进我国栽培牧草史乃至草业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GuoMR.AstudyofancientChinesesocialquotation.Shanghai：ShanghaiBookstore，1930：148-165，281-285.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引研究.上海：上海书店，1930：148-165，281-285.

　　[2]JianBZ.OutlineofChinesehistory.Shanghai：LifeBookstore，1946：91-120.翦伯赞.中国史纲.上海：生活书店，1946：91-120.

　　[3]LiJN.EconomichistoryofthePreQinandHanDynasties.Beijing：ZhonghuaBookCompany，1962：1-11.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62：1-11.

　　[4]TangQY.ManuscriptofChineseagriculturalhistory.Beijing：ChinaAgriculturePress，1985：6-47.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5：6-47.

　　作者：陶雅1，孙启忠1，柳茜2，李峰1，徐丽君3*，李达4，王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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