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户生计资本对其草原畜牧兼业化的影响研究

　　提要:从牧民生计视角看，草原生态保护的关键在于提升牧民的兼业化能力，减少牧民对草原畜牧业收入的依赖，降低对天然草原资源的消耗。本文基于四川省红原县、若尔盖县651份实地调研数据，运用排序选择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了牧户生计资本对其畜牧兼业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均住房面积、草补收入、家庭总收入对牧民的草原畜牧兼业化有正向影响;劳动力人数、牦牛存栏量、亲戚户数等级、向亲朋借贷难易程度对牧民的草原畜牧兼业化有负向影响。本文认为，应尽快开展草地资源普查和确权工作，强化草地使用面积和牲畜存栏量挂钩管理，提升草原补奖标准，加强牧村定居点建设，发展绿色产业提供更多本地就业机会，吸纳牧区劳动力进城工作和生活，有效提升牧民多元生计能力，降低对天然草原资源消耗。

　　关键词: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牧户;生计资本;草原畜牧兼业化;川西北草原

　　2011年和2016年，我国先后启动了两轮为期5年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提升了牧民的草原保护意识，草原生态环境发生了明显的改善[1]。牧民畜牧生产和环境保护的矛盾是草原地区长期存在的一对尖锐矛盾，牧民是草原资源的主要使用者，同时也是草原生态保护的主要参与者，牧民在生产中的超牧行为是造成草场退化的主要原因[2-3]，所以，建立草原生态保护的长效机制，关键在于平衡和解决好牧民生产与草原保护之间的矛盾，关键在于拓宽牧民的多元生计方式，增加牧民收入，减少对传统草原畜牧业收入的依赖，并减少畜牧业对天然草原资源的消耗，促进牧民生计发展和草原生态保护目标双赢结果的达成。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政策目标是保护草原生态，但是鉴于存在草原生态保护和牧民生计之间的冲突，不考虑牧民生计问题是不可能也是不可行的[2]，草原生态补偿影响着牧民的生计资本、转化结构与过程、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4]，牧民的生计方式又影响着生态保护的成果[5]。张倩(2016)通过在内蒙古的研究发现，在草补政策实施以后，一些地区的牲畜数量没有减少，而且有所增加，结果明显与草补的政策目标背道而驰[6]。总的来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实施，起到了改善牧民生计的作用[7]，并表现出了较强的普惠性[8]，对牧民的减畜意愿起到了激励效果[9]。

　　在禁牧和草蓄平衡制度的约束之下，减少牧民天然草原养殖的牲畜数量是必然趋势，促进牧民的生计策略从单一的依赖草原畜牧业向兼业化的方向演进是核心手段，可以说牧民生计策略的选择对于草原生态保护的成效具有决定性意义。只有在牧民生计活动选择多元化条件下，才能有效的降低牧民对畜牧业收入的依赖，并同时获得可以满足解决自身生计需要的家庭收入，牧民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机会才能具有更强的稳定性，禁牧和减畜措施的顺利实施才有了现实基础。胡继然等(2019)、巍馨柔等(2020)研究发现，牧民拥有的生计资本禀赋是影响其选择生计策略的关键因素[10-11]。

　　蒙吉军等(2013)分析了农牧户可持续生计资产与生计策略的关系，探讨了退耕禁牧政策对牧民生计的影响，发现人力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产丰富的农牧户往往倾向于非农活动，而物质和自然资产丰富的农户往往更愿意从事农业活动[12]。宋连久等(2015)通过对藏北草原的调研发现，兼业户的生计资本禀赋要好于纯牧业户，拥有较多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牧户其生计策略更多的依靠牧业，拥有较多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牧户更愿意选择多种经营方式来获取家庭收入[13]。谢先雄等(2019)研究了生计资本对牧民的减畜意愿发现，社会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能显著促进牧民减畜意愿，自然资本则反之[14]。

　　王海春(2017)从可持续生计资本的视角定性分析了生计资本分析框架内的诸多要素对牧民增收的影响，发现牧户生计资本的匮乏成为牧民增收缓慢的且收入来源结构单一的主要根源，牧户间生计资本水平的差异是牧民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根源[15]。虽然已有的研究对牧民的生计策略选择进行了多个角度的分析，为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优化提供了很多借鉴，但仍有拓展研究的空间。一方面，前人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第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期附近，新一轮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期间，牧民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是否发生了改变，以及如何改变值得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对牧民生计策略的已有研究在样本量上较少，结果缺少足够的说服力，本研究有效地扩大了样本量，来提升研究结果的信度。

　　再一方面，本研究在生计资本研究框架内纳入了草补收入衡量指标，以探究草补政策的金融资本效应对牧民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这在前人的研究中极为少见。本文以牧民草原畜牧兼业化为研究对象，从生计资本框架层面分析牧民在新一轮草原补将政策期内，其畜牧兼业化的选择机理及影响因素，并得出研究结论，对优化草原生态保护和牧民生计发展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和参考意见。

　　本文主要以英国国外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A)为基础展开研究，其主要包括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输出、结构和制度的转变等组分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几个方面[16]。可持续分析框架将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联系起来，认为不同的生计资本状况决定了农牧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兼业化程度是生计策略的一种体现，本文主要根据牧民生计资本的视角来分析牧民畜牧兼业化程度的影响因素。

　　在SLA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牧民的生计资本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比如劳动力人数、知识水平、健康程度等;自然资本，比如承包草地面积、草地质量等;物质资本，比如牲畜存栏量、住房面积、生产工具等;金融资本，比如家庭年收入、存款等;社会资本，比如亲朋数量、与村委关系等。不同的生计资源禀赋，界定了牧民拥有的可行能力的范围，决定了牧民生计活动的差异，表现出牧民之间不同的草原畜牧兼业化水平。

　　本文的草原畜牧兼业化是指由于牧民在草原畜牧业和其他产业中生产要素投入的比例不同而形成的生产行为差异，进而造成了牧户之间不同的家庭收入结构。牧民作为理性人，其将根据自身的生计资本禀赋条件，选择自身最优的畜牧兼业化生计活动，以实现获取家庭收入和生计发展的结果。本文将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探究牧民生计资本的五个维度是如何分别地对其草原畜牧兼业化影响的。

　　1材料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课题组于2020年8月份在四川省阿坝州红原县、若尔盖县获取的调研数据。两县位于四川省的西北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同属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若尔盖草原湿地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责任重大。两县平均海拔在3500m以上，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川西北大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辽阔，天然草原资源极为丰富，都是以畜牧业为基础和支柱产业的牧业大县，且是长江、黄河两条母亲河的重要径流地、上游涵养区。

　　调研组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开展调查研究，首先在两县分别随机抽取4个样本乡镇，然后在每个乡镇随机抽取3-5个样本村，每个村随机调查25-35户牧户，采用调研员走进牧村或远牧点与牧民进行面对面访谈的方式调查，同时，为提高问卷填写的 准确性和真实性，调研组聘请了当地的藏族大学生担任调研员，调研共获得了659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651份，包含红原县问卷312份，占比47.93%，若尔盖县问卷339份，占比52.07%，问卷有效率为98.79%。

　　调查样本为户主的牧户占比最高，为86.79%;为男性的牧户占比最高，为88.48%;为中年及中老年的牧户占比最高，41-60岁为50.23%;为文盲文化程度的牧户占比最高，为61.90%;家庭收入在20001-80000元区间的牧户占比最高，为22.89%;养殖业收入在100000元以下的牧户占比最高，为81.72%。

　　1.2变量选取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牧民的4种草原畜牧兼业化类型。借鉴张忠明等(2014)[17]对农户兼业化的划分方法，本文按照畜牧养殖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确定兼业化类型，即畜牧养殖收入大于80%的为纯牧户，50%-80%的牧户为I兼牧户，10%-50%的牧户为II兼牧户，低于10%的为经营和务工。

　　(2)核心解释变量:根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本文将受访户的生计资本分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五类指标进行分析，具体测度如下:人力资本为家庭劳动力人数;自然资本为承包草地亩数;物质资本包括人均住房面积和牦牛存栏量;金融资本包括草补收入和家庭总收入;社会资本包括亲戚户数等级、向亲朋借贷难易度和对村干部信任度。

　　(3)控制变量:为了准确分析核心解释变量对牧民草原畜牧兼业化的影响，需要对一些变量进行控制，本文选用受访者的基本特征是否为户主、受访者年龄、受访者受教育程度为控制变量，变量含义及统计结果。

　　2结果与分析

　　2.1模型回归结果与分析

　　在模型回归前，本文首先从多重共线性角度对自变量进行了检验，通过计算膨胀因子(VIF)发现，最大值1.40，最小值1.02，平均值1.18，因而多重共线性程度可以接受。本文通过Stata16.0软件对模型进行拟合回归。模型一是牧民家庭生计资本的拟合模型，模型二是牧民家庭生计资本和控制变量下的拟合模型，两个模型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拟合效果良好。

　　估计结果显示，人均住房面积、家庭总收入对草原畜牧兼业化有正向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草补收入对草原畜牧兼业化有正向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劳动力人数、牦牛存栏量对草原畜牧兼业化程度有负向影响，且在1%水平上显著。亲戚户数等级、向亲朋借贷难易程度对草原畜牧兼业化水平有负向影响，且在5%水平上显著。

　　承包草地亩数、对村干部信任度不显著。人力资本的影响。劳动力人数越丰富的家庭，草原畜牧兼业化程度越低，越依赖畜牧业赚取家庭收入。可能的原因是，草原畜牧业经营与其他农业生产相比，需要投入的人工时长更多，牲畜损失风险成本更大，所以往往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才能保证良好经营。一方面，丰富的劳动力可以有助于家庭畜牧活动的分工，增强经营的经济效率;另一方面，丰富的劳动力有助于对牲畜群的防疫和监管，减少病死和牲畜走失损失，促进养殖规模的扩大，并提高经济收入。

　　所以，劳动力越丰富的牧户，越倾向于从事草原畜牧业。比较而言，家庭劳动力人数较少的牧户，其完全从事畜牧业生产的投入回报比，与务工经营等替代生计策略相比，需要付出更多的管理和时间成本，且承担的因劳动力不足造成的牲畜病冻害死、牲畜走失的管理风险更大，所以其更倾向于从事单人经济效率更高、更稳定的务工或经营活动，同时把草地全部或部分出租，获得稳定的租金收入。自然资本的影响。一些学者在研究农户时发现，自然资源越丰富的农户，其进行非农生产的可能性就越小[18]。

　　在对牧区的研究中，宋连久等(2015)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草地面积越丰富，牧民越倾向于保持就业惯性，继续发展畜牧养殖业，表现出选择黏性。在本文回归结果中，承包草地面积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草地承包发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承包时牧民对草地产权的概念模糊，且经过几十年的变化，子女分家等因素，牧户承包草地面积发生了较大变化，很多牧民对草地亩数面积的认识不清楚，造成牧民对自身草地承包面积的回答不够准确。

　　2.2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牧户草原畜牧兼业化影响因素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模型替换和变量分组两种方法重新回归方程。首先，鉴于根据畜牧业收入占比划分的畜牧兼业化的有序性，本文采用广义有序Logit方法对模型进行重新回归。其次，将因变量重新进行分类，即畜牧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在70%以上为纯牧户，30%至70%为兼牧户，30%及以下为经营和务工，重新回归方程。最后，采用有序Logit模型对原模型进行回归。三次新的回归方程，都通过了显著性，且各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均与原模型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3讨论

　　牧民的生计发展问题与草原生态保护目标息息相关，他们既是草原资源的利用者，也是草原生态保护的主要参加人，想要长久的解决好草原生态保护问题，就必须要考虑牧民的生计发展问题。从草原生态保护与牧民生计发展相统一的视角看，拓展牧民的收入来源，降低牧民对草原畜牧业收入的依赖，减少对天然草地资源的消耗是关键，主要手段在于提升牧民的草原畜牧业兼业化能力，这不仅可以为草原生态保护政策目标的达成奠定物质基础，更是发展牧民生计的双赢之举。本文有以下具体五点讨论。

　　(1)从牧户人力资本方面考虑。增强牧区的劳动力流出，对提升草原畜牧兼业化的程度和减少草原资源消耗具有积极的意义，劳动力从草原流出，势必有利于减少对草原资源利用的压力，这不但能保护草原生态，也为牧户的生计发展转型打开了窗口。比如可以积极推进吸收牧区劳动力到省内外发达地区就业工作，特别是针对牧区的年轻劳动力人口，吸引和鼓励他们留在城市工作和生活，这既能获得草原生态保护的效果，又能促牧民生计发展。

　　(2)从牧户自然资本方面考虑。牧户承包的草地是其最重要的自然资本，但存在着承包底数不清的问题，影响了禁牧和草蓄平衡措施的有效实施。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展草地资源调查和承包以来，今天的草地资源质量状况以及牧民因子女分家等原因牧户实际的草地承包使用面积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尽快推进新一轮的全国草原资源调查，摸清草原资源底数，在原来草地承包面积划分的基础上，推进新一轮的草原承包确权登记，是一项具有现实和紧迫意义的工作。

　　(3)从牧户物质资本方面考虑。牧民从事畜牧业之外的其他生计活动，主要是以定居点为原点展开，加强对牧民定居点建设的扶持力度，比如对藏式新居的选址、设计、施工、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的帮扶，同时加强定居点发展适当的产业，吸纳劳动力就近就业，可以增强牧区的畜牧兼业化能力，进而达到发展牧民生计和保护草原生态的双赢结果。另外，有必要加强禁牧和草蓄平衡的监管能力建设，在尽快推进新一轮草地资源普查和草地确权的基础上，把牧户牲畜存栏量与草地使用面积和质量挂钩，进行跟踪监督管理，确保牧户牲畜存栏量在一个合理水平，从源头上控制对天然草地资源消耗的压力。

　　(4)从牧户金融资本方面考虑。比较而言，农业补贴对粮食产量、播种面积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总体上促进了粮食生产[19];而本文的研究发现，以草原补助奖励为主的牧业补贴显著的促进了草原畜牧兼业化程度，本质上是控制牲畜生产，从而达到保护草原生态的目的。这与农区和牧区的生产补贴有根本的政策目标区别有关，农区补贴是为了稳定和促进粮食等农产品的增产[20-21]，而牧区草原奖补的政策目标是为了草原生态保护[14]，政策目标的根本差异决定了补贴效果的差别。

　　所以，继续逐步提高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标准，可以促进牧户向草原畜牧兼业化的方向演变，减少牧民对草原畜牧业的生计依赖程度。另外，进一步培育牧户增收的新动能，加快牧区招商引资和绿色产业发展步伐，比如大力发展草原生态旅游业，支持骑马点、帐篷住宿、家庭牧场、自驾营地等新兴业态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增收机会，增加牧民家庭收入，可以促进牧户降低对传统草原畜牧业的依赖。

　　(5)从牧户社会资本方面考虑。牧民在本地的社会资本丰富程度会显著的促进其从事草原畜牧业，找到有效稀释牧区牧民社会资本的方式，比如推动实施吸引牧民异地就业的政策和措施，吸引牧民劳动力离开草原到城市就业和生活，不但可以推动牧户的生计转型，促进城镇化水平提升，还可以增加牧户的草原畜牧兼业化能力，保护草原生态。

　　畜牧生态论文投稿刊物：《生态学报》(半月刊)创刊于1981年，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国生态学学会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办的我国生态学及生态学各分支学科研究领域的综合性学术期刊。

　　4结论

　　(1)家庭劳动力数量越丰富的牧户越倾向于从事畜牧业，畜牧兼业化程度越低。

　　(2)人均住房面积越高的牧户，越倾向于拓展多元生计活动，畜牧兼业化程度越高;牲畜存栏量越多的牧户，其进行畜牧业经营的回报越高，越倾向于从事畜牧业。

　　(3)牧户草补收入越高越有利于其拓展生计来源，提升自身畜牧兼业化程度;家庭总收入越高的牧户，生活水平也越高，依赖传统畜牧业提升生计水平的压力越低，畜牧兼业化程度越高。

　　(4)牧户的社会资本越丰富，越有利于其增加对畜牧业经营的把控能力，越倾向于从事畜牧业。

　　参考文献：

　　[1]胡振通，柳荻，靳乐山.草原生态补偿:生态绩效、收入影响和政策满意度[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1):165-176.

　　[2]靳乐山，胡振通.草原生态补偿政策与牧民的可能选择[J].改革，2014(11):100-107.

　　[3]刘洪来，王艺萌，窦潇，徐敏云，王堃.农牧交错带研究进展[J].生态学报，2009，29(8):4420-4425.

　　[4]康晓虹，陶娅，盖志毅.草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补偿对牧民可持续生计影响的研究述评[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8，23(5):200-207.

　　[5]赵晓娜，杜瑾.三江源国家公园牧民生计与生态保护[J].边疆经济与文化，2020(3):16-20.

　　作者：蒋振1，2，靳乐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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