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地区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演变与优化调控

　　摘要：从多城扩张背景认知城市群地区乡村旅游空间格局演变，从城乡融合视角解析优化调控模式，这既是新时代乡村旅游融合城乡要素的新内容，也是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思路。在遥感解译的基础上界定乡村区域，运用空间统计和函数拟合揭示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构建了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格网为单元，对研究区乡村旅游发展的适宜性进行分区，并以其为基础提出城市群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化路径及调控模式。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城市群三市建成区的同步扩张对外围乡村旅游点存在跨行政区域的空间挤压现象，近城乡村旅游点逐步嵌入所属城市或相邻城市建成区;②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呈现从离散到集聚的演进过程，并形成一核独大、多核并存的空间格局;③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化调控应采用分区调控和要素调控相结合的调控策略，因地制宜地构建既响应城市增长需要，又促进乡村旅游引导城乡融合的地域模式。

　　关键词：乡村旅游;城乡融合;乡村振兴战略;优化调控;长株潭城市群;适宜性评价;特色村镇

　　乡村旅游点，即乡村旅游产业的经营场所，具体指位于乡村地区，以农业为基础，“乡村性”为核心[1-2]，城市居民为目标市场，开展旅游休闲活动的景区景点和农庄山庄等。乡村旅游点既能让市民“看山见水解乡愁”，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3-4]，也有助于乡村地区整合经济、复兴文化和优化环境[5-7]。

　　乡村旅游点的科学布局，将有力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并契合时代需求，服务国家战略，是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8-9]。在当前遭遇疫情冲击，远距离乘坐公共交通出游受阻的背景下，自驾游的便捷化和城市群交通的一体化，进一步推动了城郊和城际乡村旅游休闲活动的常态化和规模化，乡村旅游的出行范围从城市转向了城市群地区。

　　此外，相较单一的城市，作为乡村振兴重要依托和城乡融合地域系统的城市群地区[10]，多城扩张带来的跨行政单元的空间挤压，使位于城乡边界附近的乡村旅游点所面临的乡村景观破碎化和环境要素趋城化等问题更为突出。从城乡融合视角认知城市群地区乡村旅游空间格局演变、解析优化调控模式，既是新时代乡村旅游融合城乡要素的新内容，也是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思路。从已有研究视角看，城市群地区的旅游空间格局研究一般基于城市地理视角，聚焦城市旅游[11]，较少关注乡村旅游，而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的相关议题多是在乡村社区发展的研究中进行探讨[12]。

　　此外，从研究尺度看，乡村旅游点的空间格局研究较多基于省、市和村镇等行政地域单元[13-15]，而城市群、都市圈和经济带等经济地域单元的研究较少，仅有少数学者对武汉城市圈[16]、丝绸之路经济带[17]等区域性乡村旅游空间格局展开研究。从研究内容和方法看，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的研究多分为两类，其中采用多种空间格局指数的集疏格局研究在不区分城乡空间的情况下一致认为乡村旅游空间格局表现为离散—集聚的演变过程[18-19]，而采用行政边界法或道路环线法等静态城乡空间划分方法的圈层分布研究中，乡村旅游数量分布随距城市中心距离的增长存在递增[20]、递减[21-22]或倒U结构[23]的差异化结果。

　　总体而言，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24]，但不区分城乡空间或仅采用静态的城乡空间划分方法，未能客观反映城市动态扩张下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无法显化多城扩张下城市群地区乡村旅游点嵌入所属城市或相邻城市建成区的趋势，亦无从获知单一行政单元和城市群区域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的异同。

　　本文以我国中部典型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为研究区域[25]，通过遥感影像提取城乡边界，在动态界定乡村地域的基础上，采用空间统计和函数拟合方法分析多城扩张下城市群地区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建立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以格网为单元进行适宜性分区，构建助推城乡融合的乡村旅游发展优化调控模式，进而认知城市群地区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演变规律，为推动城市群地区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研究区概况

　　长株潭城市群涵盖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位于我国中部，湖南省中东部地区，占地28069km2。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建设为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发展打下了良好的资源环境基础，乡村旅游起步早、发展好，且数据资料、研究文献较为丰富;此外，三市建成区呈“品”字型分布，两两相距不足40km[26]，且建成区扩张明显，多城扩张对不同城市乡村旅游点均存在明显的挤压现象，以该区域研究多城扩张下城市群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演变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

　　1.2ArcGIS空间分析

　　运用ArcGIS中的核密度分析工具对点模式进行空间非参数估计，通过计算点在周围领域中的密度研究乡村旅游点的密度在空间上的连续变化[27]。核密度分析工具根据输入要素数据计算整个区域的数据聚集状况，重点反映一个核对周边的影响强度。核密度值越大，表示点越密集，区域事件发生的概率越高。另外，运用ArcGIS计算一定区域内乡村旅游点的密度，辨识乡村旅游点的冷热点区，并利用近邻分析工具，确定乡村旅游点与最近的城乡边界之间的直线距离，以此来研究乡村旅游点数量分布随距离变化的规律。

　　1.3多指标综合评价法

　　研究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对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进行评价，目的在于揭示城市群各区域乡村旅游发展现状条件的优劣，以明晰区域发展的路径。基于乡村旅游点的内涵，结合乡村旅游区(点)经营条件及评定标准，在区位论等理论的指导下，采用史密斯在《游憩地理学：理论与方法》中旅游景点布局的理论分析框架[28]，并参考以往相关研究中的指标体系[13，17，29-30]，从自然环境、经济基础、旅游协作和社会支撑条件这4个方面构建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评价体系。

　　自然环境条件是乡村旅游点空间分布的基础，既能提供多元的旅游吸引物，又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产生影响。经济基础条件是乡村旅游开发和乡村旅游消费的重要条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乡村旅游投资越高，服务业越发达，旅游消费越旺盛，潜在旅游市场越大。良好的旅游协作条件是乡村旅游点存续的关键因素，星级景区景点是乡村旅游成长成熟的重要依托，住宿设施是游客完成旅游活动的重要凭借，旅游收入、人次和产业地位能反映地区旅游发展能力。

　　社会支撑条件是乡村旅游与乡村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人口基数越大，潜在游客越多，而人口城镇化使农民转化为市民并参与乡村旅游活动的机会增加，此外，政府的投入和交通的发展均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支持。研究设定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为SDR(SpatialDevelopmentRationality)，考虑指标涉及空间属性数据和非空间属性数据，因而对非空间属性数据，如GDP、人口数据等进行空间化处理，以揭示县域内部的差异性，对其他统计数据进行了矢量转栅格的处理，并对正向、逆向指标采用离差标准化，对适度指标进行中心化处理，并采用结合了定性和定量优点的层次分析法(AHP)计算指标权重。

　　1.4数据来源

　　提取城乡边界采用的遥感数据来自美国地质调查局地球资源观测与科学中心和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基础地理数据中的长株潭城市群行政区划矢量图层和高速、国道等交通数据、土地利用类型数据来自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共享服务平台，地形数据来源于中国数字化地形图，降水、气温、PM2.5等气象数据来自EARTHDATA平台;GDP、人口等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来源于2019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湖南统计年鉴》以及2018年各县(市、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A及以上级别旅游景区、民宿数据来源于湖南省文旅厅;乡村旅游发展数据来源于湖南省文旅厅和农业厅，其中的乡村旅游点数据包括湖南省文旅厅公布的星级乡村旅游景区景点和湖南省农业厅公布的星级休闲农庄，性质均为工商登记备案的经营乡村旅游的企业。本研究所有非空间属性数据与空间属性数据均统一于WGS-1984-UTM-zone-50N投影坐标[33]。

　　2多城扩张下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

　　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的发展始于2000年，与此同时，这一地区正处于城市快速扩张进程中[34]。时隔6年，国家旅游局将2006年定为“乡村旅游年”，这一年也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年份。此外，湖南省星级休闲农庄逢偶数年份评定，因此，本研究以6年为间隔提取城乡边界，剔除已注销、吊销以及落入城市建成区的乡村旅游点，最终获取2000、2006、2012和2018年的乡村旅游点数量分别为10、99、342和513个。

　　2.1乡村旅游点嵌入邻近建成区的演变特征及趋势

　　鉴于长株潭城市群多城扩张下“城进乡退”的客观现实，并综合考虑多城扩张产生的相邻城市间的交互作用，本文在通过遥感影像提取城乡边界的基础上，采用距城乡边界距离法，利用ArcGIS度量乡村旅游点到最近的城乡边界距离，以10km为一个区间，统计每个区间内乡村旅游点的数量，在不考虑A级景区等其他影响因素的理想条件下，得到以下假设：如果城市群各城市建成区的城乡边界在2018年的基础上，全部均匀外推10km，则目前0~10km区间内的214个乡村旅游点将受到影响，约占总数的40%;如果城乡边界均匀外推20km，则有超过一半(55%)的乡村旅游点嵌入城市建成区;如果均匀外推30km，将有65%的乡村旅游点被城市扩张“吞没”。

　　乡村旅游点的数量分布在距城乡边界0~30km区间内随距离的急剧衰减在城市群多城扩张背景下呈现出嵌入城市建成区的演进趋势。经进一步拟合幂次函数和指数函数，并对比两者赤池信息标准(AIC)和贝叶斯信息准则(BIC)，发现幂次函数的AIC和BIC值均更低，模型拟合更好，故而选择幂次函数。

　　其结果可直观反映出：乡村旅游点数量随城乡边界距离的衰减规律符合幂次法则。由此说明，受城市群多城扩张的影响，乡村旅游点将遭遇被城市“吞没”的风险，且嵌入邻近建成区的演进趋势符合幂次法则，城市群建成区周边的乡村旅游点面临“清算关闭”和“移址外迁”的现实困境，亟待转型发展。

　　2.2乡村旅游点集聚格局演变特征

　　研究以20km为搜索半径，得到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的核密度图。结果显示：2000年，乡村旅游点数量少，空间格局呈散点状分布。2006年，在长沙建成区外围形成2条核密度高值带，空间格局为条带状集聚分布。

　　3助力城乡融合的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发展优化调控

　　由以上分析可知，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存在两大问题：①围绕城市建成区的近距离分布，使乡村旅游点面临因多城扩张而嵌入邻近城市建成区，近城区域的乡村旅游点亟待转型发展;②乡村旅游点在远离城区的广大乡村地区分布较少，且一般分布在3A及以上级别景区周边，城市要素难以通过旅游到达其他区域，旅游促进城乡融合存在困难。

　　此外，地理的空间异质性决定了不同区域乡村旅游的区域支撑条件即发展适宜性存在差异，优化调控理应基于差异，并寻求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与其所处区域的支撑条件相匹配。因此，乡村旅游发展优化调控需要响应城市群城市增长需要，匹配区域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以利于城乡地域系统中的城乡要素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35]。基于此，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发展优化调控应该在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分区的基础上，耦合点、线、网等重点空间要素，实施分区调控耦合要素调控的组合调控策略。

　　3.1基础调控：乡村旅游发展的适宜性分区

　　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分区是优化调控的基础，是引导人口、资本、产业等要素向适宜程度不同的区域集聚，促进乡村旅游发展与区域基础相协调的重要途径。研究采用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评价体系，将自然环境、经济基础、旅游协作和社会支撑条件4个准则层的栅格图层按照各自权重加权叠加，得到长株潭城市群100m×100m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评价指数，并采用自然断点法确定乡村旅游的发展适宜性分区。高适宜区分为两类，一类各方面条件均较为优越，位于近城区域，邻近客源市场;另一类在某方面条件特别突出，多位于离城区稍远的较适宜区内部，如韶山市和茶陵县、炎陵县中南部地区。

　　对于前者，应在关注优势条件的同时，从韧性理论的视角思考位于这一区域的乡村旅游点如何应对城市扩张带来的乡村景观破碎，地价上涨等危机和挑战，并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构建乡村旅游点的转型发展道路;对于后者，则应突出优势，积极引导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流向，弥补弱势以谋求发展。较高适宜区与适宜区这两大区域的空间分布范围广泛，共占研究区总面积的77.6%，大致呈现集中面状式分布。

　　这些地区应充分发挥空间集聚和整体规模的优势，打造特色突出、旅游功能完善、旅游业态丰富、旅游竞争力强的乡村旅游集群片区。较低适宜区海拔高度稍高、坡度起伏略大、可进入性稍差、开发难度较大，并不适宜大规模的乡村旅游点布局与选址。但其生态资源丰富、人文要素富集、人居环境优越，处于较低适宜区的乡村旅游点可充分发挥区域生态环境的优势，创造条件发展特色休闲旅游。

　　4结论与讨论

　　以遥感解译界定2000、2006、2012和2018年长株潭城市群乡村地域范围，运用空间统计和函数拟合分析城市群多城扩张下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和分布规律，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开展乡村旅游发展的适宜性分区，并耦合点、线、网等重点空间要素，构建城市群乡村旅游发展优化调控模式，主要结论如下：

　　①距城乡边界距离研究结果表明，乡村旅游点数量分布在距城乡边界30公里内的急剧衰减规律符合幂次法则。受城市群多城扩张的影响，近城的乡村旅游点将逐步嵌入所属城市或邻近城市的建成区，乡村旅游点面临“清算关闭”和“移址外迁”的现实困境，亟待转型发展。

　　②核密度分析表明，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经历了“离散—集聚”演进过程，并因三市建成区的近距离分布形成了以三市建成区外围连绵集聚和景区周边点状集聚为特征 的“一核独大、多核并存”的格局。同时，点密度的研究也显示，部分县(市、区)的乡村旅游点经历了由“冷点区—过渡区—热点区”的类型变迁，并随距建成区距离表现为“边缘热点区—近城过渡区—远城冷点区”的梯度变化。由于乡村旅游点在三市建成区外围连绵区域形成高度集聚分布，在远离建成区的乡村地区分布不均衡，城市要素较难通过旅游进入广大乡村地区，乡村旅游引导城乡融合发展存在困难。

　　③乡村旅游点的分区调控需基于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的区域差异。通过建立自然环境、经济基础、旅游协作和社会支撑条件这4个方面的指标体系，在对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测度的基础上，划分高适宜区、较高适宜区、适宜区和较低适宜区，不同适宜区可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的区域调控，为旅游引导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基础性的调控路径。

　　④乡村旅游点的要素调控可依托“点、线、网”等重点空间要素，针对3A及以上级别景区和特色村镇的串联和组合，城乡边界和城市增长边界的围合与分割，以及交通网和信息网的拓展和联通，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为乡村旅游助推城乡融合提供弹性选择的调控路径。

　　⑤耦合分区调控路径和要素调控路径的RDLN优化调控模式可细分为4个类别8种组合，以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乡村旅游点实施差异化调控。这既有利于解决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所面临的空间矛盾和现实困境，又有助于指导企业布局和政府规划，通过构建合理和均衡的乡村旅游空间格局，构建城乡要素流动的通道，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并助力乡村振兴，推进城乡融合。

　　以上结论是对多城扩张背景下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和优化调控模式分析的结果。与单一城市扩张下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变化不同，长株潭城市群三市建成区的近距离分布使得多城扩张凸显了城市间的交互作用和邻近效应。具体而言，交互作用表现为多城扩张引致部分乡村旅游点嵌入相邻的另一城市建成区，因而其数量随距离衰减比单一城市更为剧烈;而邻近效应使得乡村旅游点在三市建成区外围的环状集聚因建成区的两两邻近而相互连接形成连片的面状集聚，并随城市的持续扩张，乡村面积的逐步缩小，其集聚程度加剧，“一核独大”愈发明显。

　　针对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的特征，其优化调控也应在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分区的基础上，关注与多城扩张、城乡空间变迁和城乡要素流动相关，以及反映时代新特征的重点空间要素，以分区和要素耦合的多种调控模式促进乡村旅游点的合理布局，助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然而，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城市群的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存在差异，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化调控模式理应不同，后续有待进行分类探讨，以便为城市群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指导。

　　参考文献：

　　[1]尤海涛，马波，陈磊.乡村旅游的本质回归：乡村性的认知与保护[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9)：158-162.

　　[2]ShenS，WangH，QuanQetal.Ruralityandruraltourismdevel‐opmentinChina[J].TourismManagementPerspectives，2019，30：98-106.

　　[3]张圆刚，黄业坚，程静静，等.城市居民压力源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乡村旅游休闲参与的角度[J].地理研究，2019，38(4)：971-987.

　　作者：殷章馨1，夏赞才※2，唐月亮3，4，刘涵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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