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全球普遍现象，而东道国的劳动供给和资本供求是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时考虑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世代交叠模型(OLG)，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动的影响。理论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人口减少和居民储蓄增加，其从资本需求和资本供
摘要：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全球普遍现象，而东道国的劳动供给和资本供求是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时考虑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世代交叠模型(OLG)，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动的影响。理论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人口减少和居民储蓄增加，其从资本需求和资本供给两个渠道，同时引起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减少。基于1970～2019年国别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人口老龄化会显著抑制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运用静态面板回归方法和动态面板回归方法得到的实证结果均显著。此外，越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对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的抑制作用越明显。提高人口生育率有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的抑制作用。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国际直接投资;人口生育率;劳动供给;居民储蓄
一、引言
中国既是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流入大国，也是国际直接投资流出大国。2013～2020年，中国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出均位列发展中国家首位和全球前三位。国际直接投资流动受到东道国劳动要素供给能力影响，并与其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动情况也是如此。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57%，2001年该比重上升至7.10%，这标志着中国步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
①2021年的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8.70%，与2010年相比上升5.44%;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比13.50%。不仅是中国，全球也面临着日益加速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曾燕妮等，2021)。截至2017年，全球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13.00%。人口老龄化最直接且最显著的影响是引起劳动力供给不足及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McDonald&Kippen，2001;王林，2006;王立军、马文秀，2012;周祝平、刘海斌，2016)。
人口结构较年轻的社会具有较强的生产能力，人口老龄化则会影响经济中的人口红利，从而减缓潜在的经济增长率，②限制中国劳动力供给，这势必会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动产生影响。但是，对于人口老龄化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内在机制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经验证据，我们还知之甚少。国际直接投资是当前世界经济的普遍现象，研究人口老龄化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了解国际直接投资变动规律。
现有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会通过储蓄率、资本—劳动比率和资本收益率等途径影响国际资本流动，但人口老龄化对国际资本流动是正向促进还是负向抑制则远没有一致结论。部分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会促进国际资本流入。新古典增长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得到的国际资本流动与人口老龄化之间的关系显示，OECD国家人口老龄化会促进国际资本流入(Domeij&Flodén，2006)。现有研究指出，资本会从新兴市场国家流向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且这一资本流动程度取决于各国资本市场之间的一体化程度(Marchiori，2011)。
另一些研究则认为，母国人口老龄化会引起国际资本流出。现有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会使得资本—劳动比率上升，从而降低资本收益率，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国家的资本流出增加，老龄化程度较低国家的资本流入增加(Krueger&Ludwig，2007;Ito&Tabata，2010);资本会由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地区流向人口老龄化速度相对较慢的地区(简永军、周继忠，2011);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资本—劳动比率和经常账户余额影响国际资本流动，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资本越倾向于流出(吕建兴、孙文凯，2015)。
现有文献显示，人口老龄化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有资本成本效应和劳动成本效应两个方面。人口老龄化的资本成本效应会提高资本收益率从而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流入，人口老龄化的劳动成本效应会降低资本收益率从而导致国际直接投资流出(Davies&Reed，2006)。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呈非线性负相关关系，且其抑制作用因金融发展和地区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陈继勇等，2017);人口老龄化会促使劳动密集型经济体向资本密集型经济体转型，进而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流入(李小光、邓贵川，2018);人口老龄化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动具有溢出和挤出两种效应(杨茜、王学义，2020)。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运用世代交叠模型(OLG)，将人口老龄化与国际直接投资流动纳入到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结合健康投资探究人口生育率下降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而分析人口老龄化引起的劳动供给减少与资本需求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时储蓄增加引起的资本供给增加，讨论人口老龄化从资本需求减少和资本供给增加两个方面抑制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的作用机制，并基于1970～2019年的国别面板数据，用老龄人口抚养比和绝对人口老龄化程度两个指标刻画人口老龄化，探究人口老龄化对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抑制作用的全球证据。
二、理论模型与机制分析
本文假设在小国分散决策经济中只生产一种产品，这种产品既可以用于消费，也可以用于投资。经济中存在无数的个人和厂商。个人最多存活两期，整个社会在任何时期都有两类人：老年人和年青人。年青人没有任何资本，他/她通过向劳动力市场提供劳动获得劳动收入，并利用这些收入决定他/她的消费和储蓄;老年人通过他/她在年青时的储蓄在资本市场上获得资本收益，并消费完他/她所有的资本本金和利息收入。
厂商则通过雇用资本和劳动力来进行生产，并在给定的工资和利率下，通过选择资本和劳动力的雇用量使其利润水平最大化。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完全竞争，但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劳动力只能在国内自由流动，因此，资本的价格由国际市场的利率水平决定，劳动力工资则由本国的劳动力市场决定。
(一)消费者行为
1.人口结构和人口老龄化。
假设在世代交叠模型(OLG)中，每一代人最多存活两期。根据Andreas(2017)，假设t时期出生的人以存活率pt活到t+1时期，在t+2时期死亡并退出经济活动，存活率pt由个人健康状况决定。第一期称为青年时期，第二期称为老年时期。对于整个经济来说，任意t时期的经济中都只存在两代人：t时期出生的年青人和t-1时期出生的老年人。
如果第t时期出生的人口为Lt，则t时期的经济中会有Lt的年青人和ptLt-1的老年人。到了t+1时期，t-1时期出生的Lt-1的老年人死亡退出经济活动，t时期出生的ptLt的年青人成为老年人，同时又有Lt+1的年青人出现，因此，经济中仍然存在两代人：Lt+1的年青人和ptLt的老年人。其它时期依此类推。另外，假设出生人口即每期青年人口Lt以增长率n增长，且人口增长率n外生不变。
2.保险市场和个人存款利率。
假设个人以(1-p)概率随机死亡，他/她不能确切地知道自己是否能活到老年时期，且个人死亡会留下遗产，其作为非故意的遗赠留给子女或者作为非故意的转让留给整个社会。当个人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其身后之事时，他/她会利用年金市场提高自己的效用水平。当允许个人背负债务死亡时，由于死后没有人替其偿还债务，贷款人会提出以高于市场利率r的借贷利率来发放贷款。
根据Yaari(1965)和Blanchard(1985)，假定在经济中存在一种保险公司，这种保险公司对所有人的借贷活动都支付固定的风险利率(以个人的死亡为风险)。如果个人在下一期还活着，那么，保险公司将为个人的存款支付一个高于市场利率的固定收益率(对个人的借款则征收一个相同的额外费用);如果个人在下一期死亡，则保险公司将持有个人留下的全部资产(如果个人是负资产，则保险公司替他/她偿还债务)。
因此，个人借贷的风险收益相当于市场利率及风险利率。假设保险市场完全竞争，当保险市场达到均衡状态时，其支付的将是公平性风险利率。在这一公平性风险利率下，保险公司的净利润为0，本文把这一公平性风险利率表示为it。
根据以上关于人口死亡率和人口结构的假设，结合大数定理可知，t时期存活到t+1时期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近似为pt。因此，对于具有风险资产Kt的公司来说，从t时期到t+1时期，公司获得的总收入为Kt(rt+1)(其中rt表示无风险利率);同时，在这一期间，公司对t+1时期仍然活着的人口支付的风险收益总共为pKt(1+it)。如果是公平性保险价格，则这两者必然相等，即式(3)成立。it+1=(rt+1)/p(3)。
3.健康投资与消费者决策。
假设个人在青年时期(即生命的第一期)具有1单位劳动能力，可以通过向劳动力市场提供这1单位劳动获得工资;个人在老年时期(生命的第二期)没有劳动能力，经济中不存在遗产和其他转移收入，个人在一生中的收入就是他/她在青年时期的劳动收入。由于个人存活两期，他/她必须通过第一期的储蓄来维持其老年时期的消费。假设t时期出生的人第一期的消费为cyt，t时期的储蓄为st，其在t+1时期的消费为cot+1。
此外，为了维持个人健康，他/她需要在第一期进行健康投资，t时期个人的健康支出用H表示;t时期的工资水平为wt，由劳动力市场决定;居民储蓄利率为it，由保险市场决定。由此，t时期出生的个人的预算约束方程可以写成式(4-1)和式(4-2)，其中cyt0，cot+10。个人的效用水平来自于他/她在两期的消费。假设个人一生的期望效用函数为式(5)，其中，pt表示个人老年时存活的概率。从个人一生来看，p相当于个人对第二期的效用主观贴现率。
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源于人口增长率n下降，以及人口增长率n下降后健康投资效率提升实现的人口存活率p的提高。人口增长率n下降后，人口存活率p提高，这会鼓励居民增加养老储蓄;人口增长率n下降后，健康投资效率提高，也会引起居民储蓄增加，本国资本供给因此增加，与此同时，人口增长率n下降后，因劳动供给减少使得企业对资本需求下降。因此，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以后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下降，人口老龄化与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之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
三、实证检验
(一)指标刻画与数据说明
1.人口老龄化指标。人口老龄化程度可用多种指标进行刻画，包括：(1)老龄人口抚养比(dep)，即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重，数据来自WDI数据库;(2)绝对人口老龄化程度(aging)，即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2.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指标。被解释变量为东道国年度人均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规模(io)。我们收集了世界银行给出的样本国家年度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占GDP比重数据、年度国际直接投资流出占GDP比重数据和年度不变价格GDP数据，用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占GDP比重减去国际直接投资流出占GDP比重，得到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比重，再用该数据乘以相应经济体年度不变价格GDP数据，得到样本国家年度不变价格的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数据。我们用该数据除以相应经济体年度总人口数量，得到样本国家的年度人均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规模，再取对数后得到lnio。⑥3.控制变量。根据理论模型，我们选择以下控制变量：
第一，样本国家儿童抚养比(young)。朱超等(2013)的研究显示，国际资本流动呈现出由老龄人口较多国家流向老龄人口较少国家的态势。本文将世界银行数据库中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除以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得到样本国家儿童抚养比指标。
第二，性别结构(gender)。男女性别比会影响储蓄(Wei&Zhang，2011)，储蓄会影响国际直接投资流动。本文选取男性总人口数对女性总人口数的比重得到男女性别比，即每100名女性对应的男性人数。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第三，样本国家人均产出自然对数值(lngdpp)。人均GDP可用于表示一国收入水平。Bergstrand&Egger(2007)的研究显示，东道国人均收入水平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入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使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人均不变价产出取自然对数得到lngdpp。第四，样本国家的经济对外开放度(open)。经济开放度对国际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
本文选取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来表示一国经济对外开放水平。数据来自WDI数据库。第五，样本国家的人均储蓄(saving)。根据式(21)，我们加入人均储蓄作为控制变量，用总储蓄水平除以总人口得到。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第六，样本国家的劳动人口比重(labor)。根据式(14)，我们加入劳动人口比重作为控制变量，选取经济体年度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刻画有效劳动供给。数 据来自世界银行和PWT10.0数据库。
第七，样本国家的通胀率(lninflation)。本文选取年度消费价格指数来刻画通胀水平，取自然对数平滑后得到通胀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第八，本币对美元汇率(直接标价法)(lnxr)。邢予青、万广华(2006)研究发现，东道国货币对母国货币的贬值幅度大于另一东道国货币对母国货币的贬值幅度时，流入该东道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会相对增加。本文使用各国货币对美元的年度平均汇率(直接标价法)作为控制变量，取自然对数后得到lnxr。数据来自PWT10.0数据库。在实证分析时我们剔除了变量缺失的国家，剔除了人口数量小于100万的国家(Detragiacheetal.2008)，剔除了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两个特殊样本，由其余国家构成1970～2019年非平衡面板数据。
四、拓展分析
本文的理论分析显示，人口生育率整体较低时，居民对子女的养育关注会转移到自身健康投资方面，从而使得存活率提升，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为了平滑生命周期消费，居民的养老储蓄增加。居民储蓄对人口老龄化的反应程度直接影响到人口老龄化对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的影响，而居民储蓄和人口老龄化又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⑨为了分析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人口老龄化对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的影响， 本文在实证检验方程中引入样本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虚拟变量进行交乘项检验。
我们将高收入国家记为1，其他非高收入国家记为0，并与老龄人口抚养比相乘得到交乘项。五、结论与政策建议人口老龄化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动的影响取决于人口寿命延长以后的居民储蓄行为变化，并与人口生育率有关。当人口增长率下降时，居民健康投资更有效率，存活率提升，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为了平滑生命周期消费，居民养老储蓄增加，国内资本供给增加，与此同时劳动供给减少引起资本需求下降，二者结合后使得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减少，即人口老龄化会显著减少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
本文以老龄人口抚养比和绝对人口老龄化程度刻画人口老龄化，以年度人均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规模为被解释变量，基于1970～2019年国别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人口老龄化会显著抑制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运用静态面板回归方法和动态面板回归方法得到的实证结果均显著。此外，越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对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的抑制作用越明显。提高人口生育率有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的抑制作用。为了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负向影响，保持持续的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我们根据本文研究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实施提高人口生育率和鼓励青年人口移民进入等降低人口老龄化的人口政策;第二，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给予补贴，或者对国际直接投资在本国进行的生产活动给予所得税优惠;第三，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直接投资经营环境，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需要强调的是，提高人口生育率既有助于提升人均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水平，也可以提高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总量水平。在鼓励青年人口移民进入时，即使人均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下降或保持不变，也可以提升本国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总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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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素华，李筱妍，王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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