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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民歌中的水乡意象探析

所属分类:农业论文 阅读次 时间:2022-01-08 11:34

本文摘要:【摘要】 南朝民歌中有着丰富驳杂的水乡意象,不仅有流水、芙蓉等水乡物象类意象,也有采菱、推橹等水乡事象类意象。 水乡意象作为民间歌者情感的生发物和载体承载着其精神世界,蕴含着无限的意义,通过对其仔细地分类和研究,探析出江南的风土人情、避世的贵族文人心

  【摘要】 南朝民歌中有着丰富驳杂的水乡意象,不仅有流水、芙蓉等水乡物象类意象,也有采菱、推橹等水乡事象类意象‍‌‍‍‌‍‌‍‍‍‌‍‍‌‍‍‍‌‍‍‌‍‍‍‌‍‍‍‍‌‍‌‍‌‍‌‍‍‌‍‍‍‍‍‍‍‍‍‌‍‍‌‍‍‌‍‌‍‌‍。 水乡意象作为民间歌者情感的生发物和载体承载着其精神世界,蕴含着无限的意义,通过对其仔细地分类和研究,探析出江南的风土人情、避世的贵族文人心态、具象的水乡思维方式以及江南以温柔婉约为美的审美偏好‍‌‍‍‌‍‌‍‍‍‌‍‍‌‍‍‍‌‍‍‌‍‍‍‌‍‍‍‍‌‍‌‍‌‍‌‍‍‌‍‍‍‍‍‍‍‍‍‌‍‍‌‍‍‌‍‌‍‌‍。

  【关键词】 南朝民歌; 水乡意象; 水乡文化

民歌水乡

  从南朝民歌中的水乡意象入手,采用整理归纳法和意象诠释法,挖掘出南朝民歌具有的地域特色以及这些水乡意象背后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

  一、南朝民歌概况及水乡意象概念界定

  南朝始自宋武帝刘裕建立宋直至隋文帝杨坚灭陈,约170多年。 南朝处于长江中下游平原,温暖湿润的气候和大胆奔放的民风孕育出婉转缠绵的南朝民歌。

  南朝民歌多收录于郭茂倩的《乐府诗集》 ①中,据《中国诗史》统计,南朝民歌存471首,吴歌十曲共321首; 西曲存三十五曲,可考二十曲,共计142首; 神弦歌十一曲,共计18首。 [1]

  从产生地区看,《乐府诗集》载:“吴歌杂曲,并出江南。 东晋以来,稍有增广。 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 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 ”[2]吴声歌曲产生于都城建业及其周围的江南地区。 又《乐府诗集》载:“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故依其方俗而谓之西曲云。 ”[3]西曲产生于江汉流域,包括荆、郢、樊、邓等主要城市。 内容上,南朝民歌大多书写男女之情,风格婉转缠绵,大胆绮丽,曲调备受王公贵族的喜爱,在上流社会广为流传。

  关于水乡意象,学界并无明确的定义,本文采用袁行霈的定义,即“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4],认为水乡意象是在一个客观自然的水乡景物中融入作者主观情意的意象群,该意象群沟通民歌与水乡事物,给世人提供一个理想的情感宣泄渠道。

  二、南朝民歌中的水乡意象分类

  南朝民歌中有丰富驳杂的水乡意象,具有各种不同的象征义。 民间歌者在书写这类意象时,或触景生情,或移情入景,南朝民歌中的水乡意象群较为庞杂,现将其分为水乡物象群和水乡事象群这两类来探讨。

  (一)水乡物象类意象

  南朝民歌生发于长江中下游流域和江汉流域,流水、芙蓉等水乡物象都很常见,当它们被民间歌者带入民歌中时,常因为其自带的审美特性能恰如其分地表达诗人的情感而产生新内涵,民间歌者利用这些特性赋予其多种比喻义。

  1.水意象

  以水寄思念。 流水连绵不断,缠绵婉转类似人的情思。 每当人们内心有所情思时,再观流水,便会感时伤事。 “观见流水还,识是侬泪流”,托女子口吻,借长江的广袤比喻自己泪水之多,思念情人之盛。 “若欲寄音信,汉水向东流”一句,借流水欲寄音信,表达思念。

  以水喻人。 水延续不断、东流不回,民间歌者利用这一性质将郎君比喻为流水,如“恶见东流水,终年不西顾”,借水喻人,江水东流不复还,情人也再难相见。 “莫作流水心,引新都舍故”一句,将郎心比作流水心,女子哀切地祈祷男子不要变心。 水有清浊,人有新旧,歌曰“枯鱼就浊水,长与清流乖。 ”男子似枯鱼,男子另觅新欢就似枯鱼倾靠浊水,又以清流自喻,显示出女子的自爱自强。

  2.芙蓉、藕、浮萍等水生植物意象

  芙蓉喻美人,芙蓉生长在南方,“团扇鄣白日,面作芙蓉光”,借芙蓉表高洁,又“但看脱叶莲,何如芙蓉花”,描绘初长成的少女如含苞初绽的芙蓉。 “芙蓉”音同“夫容”,用其隐义来表示情人。 如“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一句,女子情真意切,男子的态度遮遮掩掩就像雾中芙蓉,暧昧不清。

  莲、藕表相思。 莲音同怜,表怜爱。 “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里的莲心为相爱之心。 藕音同偶,表配偶。 南朝民歌中常有“同心藕”“并根藕”等说法,如“思欢久,不爱独枝莲,只惜同心藕”里的独枝莲、同心藕二者对比展现女子对爱情的矢志不渝。

  “浮萍”喻爱情之苦。 浮萍是江南常见的水生植物,因其无根常被用来喻指孤独,“遥遥天无柱,流漂萍无根”,自喻漂萍寓意孤独。 “素不如浮萍,转动春风移”一句,自言还不如作浮萍,能顺着春风在江水上漂移到情郎的身边,可见爱情之苦。

  (二)水乡事象类意象

  南朝民歌皆产生于江南水乡。 《宋书》载当时的长江流域“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 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城市生活繁荣,农业活动和商业活动频繁,在南朝民歌中自然生发出一系列的水乡事象,现将其分为两类加以探讨。

  1.普通劳作类

  民间歌者在“张罾不得鱼,鱼不橹罾归”中,借“捕鱼”这一日常劳动来比喻追求异性。 “捣衣”象征思归人,“忆郎须寒服,乘月捣白素”一句,展现出秋夜渐寒,女子心系情人,担心其衣裳单薄,趁夜捣衣。 “轻捣只为汝”一句中的“轻捣”谐音“倾倒”,亦暗示女子为爱倾倒甘愿捣衣。

  2.渡口送别类

  南朝地处长江流域,故多渡口送别的民歌。 如“耶婆尚未眠,肝心如推橹”,借推橹这一来回地划船动作喻示自己的心不停摇摆,又“江中白布帆……许是侬欢归”,借挂白帆预示情郎归来,展现出无限的思念。

  三、水乡意象透视出的文化内涵

  南朝民歌中蕴含着丰富的水乡意象,可通过水乡意象来分析其背后隐含的思想内涵,探究南朝民歌中的水乡文化。

  (一)展示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风土人情

  南朝除梁元帝以江陵为都城,其余均建都建康,可见南朝地处江南水乡,百姓临水而居。 南朝民歌虽大部分是写男女之情,但在说情之余也描写到江南的水乡生活,捣衣、推橹等,显示出江南地区的特色风貌,南朝民歌《采菱曲》《采莲曲》等皆歌唱出长江流域的风土人情‍‌‍‍‌‍‌‍‍‍‌‍‍‌‍‍‍‌‍‍‌‍‍‍‌‍‍‍‍‌‍‌‍‌‍‌‍‍‌‍‍‍‍‍‍‍‍‍‌‍‍‌‍‍‌‍‌‍‌‍。

  (二)透视出纵声歌舞、逃避现实的贵族文人心态

  南朝时期,贵族偏安一隅,建业“贡使商旅,方舟万计”“荆州物产,雍、昏、交、梁之会”,商业的发达、物质的富足导致南朝的贵族文人转向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对艺术特别是音乐和舞蹈产生空前的兴趣,《宋略·乐志》有载:“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互有争夺。 ”南渡后,中原的士族来到秀丽的江南,接触到江南的水乡文化,清新活泼的江南民歌率先进入他们的视野,他们不仅收集江南民歌,甚至自己创作、歌唱江南民歌,梁武帝就有《子夜四时歌》。 今天见到的南朝民歌很大程度是经过文人修饰与整理的,民歌中的许多思想与当时的贵族文人心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民歌中女子思慕爱情、男子负情背叛的抒叹适应于南朝贵族文人纵情声色、猥亵玩赏的心理,对流离之苦的书写呼应了避乱南渡的贵族文人的寄寓流离之感。 [5]所以有深夜捣衣的痴心女子,似枯鱼趋就浊水的负心男子。

  (三)反映了南朝民间歌者具象的水乡思维方式

  南朝民歌中多用水乡意象来类比爱情,这与南朝民间歌者具象的水乡思维方式有莫大的关系。 汉民族的传统文化思维方式是具象性的,中国人习惯并且善于从自身的体验出发,运用谐音、类比、想象等思维方式,来观照身边的客观事物。 [6]南朝的民间歌者身处于婉转缠绵的江南水乡,大多性格婉转、思想活跃、情感丰沛,在运用民歌抒情时,会不自觉地运用到身边的事物,如在歌咏缠绵的爱情时,相比“连理枝”更爱运用“莲心”“并根藕”“并目莲”等; 在倾诉爱情之苦时,善用“浮萍”等,甚至水乡里的普通劳作也能用双关、谐音等手法来抒情,如“捣衣”“采菱”等,带有江南特色的水乡意象群由此形成,含有水乡思维的创作习惯也由此生成。

  (四)体现了江南地区以温柔婉约为美的审美偏好

  萧涤非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有言,“南朝乐府,则其发生皆在长江流域,山川明媚,水土和柔,其国民既富于情感……故其风格内容,遂亦随之而大异。 ”[7]江南地区山清水秀,偏好温柔婉约,追求精致美、柔弱美,不仅文人如此,民间歌者也是如此。 南朝民歌描绘的自然景物绝不会是高大粗犷的骏马,只会是流水、落花、浮萍等,更显精致与纤细。 南朝民歌歌咏的女子也是玲珑精致的,她们或似“芙蓉”,或似“浮萍”,娇艳却脆弱,柔美又哀切,江南地区以温柔婉约为美的审美偏好在南朝民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综上南朝民歌中有着丰富驳杂的水乡意象,不仅有流水、芙蓉等水乡物象类意象,也有捣衣、推橹等水乡事象类意象,通过深入地探讨,能够探析出江南的风土人情、避世的贵族文人心态、具象的水乡思维方式以及以温柔婉约为美的审美偏好。

  注释:

  ①本文所选的南朝民歌均出自《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乐府诗集》(第一八八册)。

  参考文献:

  [1]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191.

  [2]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编委会编.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乐府诗集(第一八八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417.

  [3]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编委会编.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乐府诗集(第一八八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444.

  [4]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4.

  [5]陈桥生.论王公贵人对南朝乐府民歌的接受[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4):3-5.

  [6]詹伯慧.略论汉语方言与地域文化[J].学术研究,2015,(01):154-158.

  [7]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98.

  作者:李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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