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慕士《三国演义》英译的“中国话语”策略分析

　　摘要：在《三国演义》的翻译过程中，罗慕士打破了西方文学翻译中的强势话语范式，大胆采用直译法，在语言、文学、文化层面上实现了中国话语言说。同时，他利用出版宣传、语境顺应等有效的中国话语传播策略，使译作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接受效果。罗慕士翻译《三国演义》的方法对当下典籍英译及对外传播工作的启示是：要综合采用各种言说策略，争取原语话语权，展示中国话语特色，讲好中国故事，使译作在海外获得最好的传播效果，进一步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关键词：典籍英译,中国话语,三国演义

　　相关论文投稿刊物：《实事求是》(双月刊)创刊于1978年，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自治区行政学院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

　　一、引言

　　罗慕士(MossRoberts)教授是一位中西学养丰富的美籍汉学家，他喜爱中国文化，特别钟情于三国文化，早年就翻译了《三国演义》的部分内容。他希望将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展示给西方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同时他也希望西方读者阅读后，能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中国文化。罗慕士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在汉学研究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他的《三国演义》英文全译本ThreeKingdoms：AHistoricalNovel(以下简称罗译本)，于1991年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和中国外文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受到西方评论界、学术界和读者的高度赞誉，成为“一丝不苟的学术性翻译的典范”[1]158。

　　但国内学界对于罗慕士及其学术成果的研究较少，仅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英译本的简介、翻译思想及策略、罗慕士与邓罗(C.H.BrewittTaylor)译本之翻译思想的差异等方面，鲜有罗慕士译本《三国演义》的“中国话语”研究。在当时大量译介西方文化、西方话语霸权的时代，罗慕士敢于打破西方文学翻译的强势话语范式，坚持“忠实对等”原则，采用异化翻译策略，辅以许多翔实丰富的说明和注释，以保留、凸显《三国演义》的中国话语风格与文化特色，向英语读者展示、传播了中国文学之美，有利于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地位。

　　二、翻译的话语权与“中国话语”的内涵

　　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不是依照一定语法规则的词汇、短语、句子等的简单组合。话语中蕴含着权力关系，隐含了国家之间的实力角逐及不同意识形态的竞争。“西方话语横行世界，不是因为它的真理性，而是因为它背后的硬实力。有了硬实力就有了无声的话语权”[2]。

　　当今我国的发展优势并未转化为话语优势，中国的话语权在世界上没有得到充分展现。翻译是原语和目的语两种话语力量争夺话语权的一场博弈。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已长达数世纪，与汉语相比，无疑是强势语言。在典籍英译活动中，当弱势语言向强势语言进行文化输出时，应尽量追求“忠实对等”原则，采用“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并恰当运用目的语形式，突显原语话语特色。

　　近年来，学术界掀起了“中国话语”研究的热潮。中国话语，必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是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的话语呈现和表达。中国的崛起举世瞩目，但与之对应的中国话语，却显得“语力”不足。构建系统的中国话语，使中国话语“立起来”“走出去”“有人信”，言说精彩的“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将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扭转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是我们努力方向。首先要让世人听懂中国话语。要完善中国话语的言说方式，将那些政治宣传、宏大叙事、“权力傲慢”式等的言说方式转变为“融通中外”的新的表达方式，让国外受众能听懂。其次也要让世人愿意听中国话语。要科学地阐释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使国外受众能真正地了解、喜欢中国。再次还要遵循传播规律，有效地传播中国话语[3]。

　　中国传统经典作品英译及对外传播是讲好“中国故事”和“走出去”战略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培养合格的本土外译人才，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相对统一规范的对外话语体系，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的关键所在。

　　三、罗慕士译《三国演义》的“中国话语”

　　中国传统经典作品翻译与海外传播有助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维护文化多样性，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至高境界。在中国传统经典作品英译中，运用适度异化加释译的翻译策略可以确保传统文化“保真传译”，有利于构建中国话语权，重振中国话语影响力。罗慕士在《三国演义》的翻译过程中，敢于打破西方文学翻译的强势话语范式，采用异化策略凸显了原语民族的文化特质，彰显了中国话语，使西方读者能以中国人的思维视角来理解中国文化。

　　(一)罗译《三国演义》的“中国话语”言说策略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璀璨的明珠之一，其高质量的英译本是世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罗译本《三国演义》被一致公认为“异化翻译”的范本，罗译本对《三国演义》在美洲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在《三国演义》翻译的话语策略上，罗慕士尽量保留了原作的语言、文学和文化话语，异化策略始终贯穿译本从字词到篇章的汉语语言、中国文学、中华文化的所有话语维度，他将原著的新异性尽情“撒播”于英语世界。

　　1.传播汉语语言话语

　　在罗译本《三国演义》中的四字结构遍布全书，这种语言特色体现在词汇、句子和篇章等中。罗慕士采用直译法，既让原语的文化特色得到保留，又丰富了译入语。一是词汇表征。成语是汉语词汇的精华。罗慕士在翻译成语时，保留了成语的字序结构、本体和喻体。例如，成语“安如泰山”被译为“IamassecureasMountTai”[4]119。

　　在此译文中，译者以明喻译明喻，直接保留了原文形象，鲜明生动，而中西读者对于这个形象也能产生相同的联想。再如，“茅塞顿开”被译为“likebreakingoutofathicketandintoaclearing”[4]177。汉语是意合语言，原作者使用了暗喻;而英语是形合语言，于是在译文中，暗喻变成了明喻，这是罗慕士将忠于原文形式与不违背译语规范相结合的范例。形式意义的传译是形象意义和文化意义再现的基础。

　　如果在翻译中，滤去形式，只剩内容，就会遗失原文中所具有文学价值的东西。二是句子表征。句子结构是作家和作品风格的主要载体。在翻译中，仿照原文句式既可丰富译入语，也可再现作家和作品风格。罗慕士尽力保留了原文句法的句式、句内顺序、句子节奏等，使读者在陌生句式中感受到英汉的差异性，并获得意义阐释的空间。例如，“江左甘宁，被周瑜所辱，愿为内应;黄盖受责，令阚泽来纳降……”(第四十七回)罗译为：“GanNingoftheSouthland，”Caobegan，“dis-gracedbyZhouYu，hasdecidedtocollaboratewithus.HuangGai，condemnedbyZhouYu，hassentKanZetonegotiatehissurrender…”[4]980在表示原因、条件、伴随情况等的时候，汉语多使用流水句或竹节句，而英语一般不用独立句子，多采用从句、分词短语等。

　　原句两个分句都表因果关系，排列工整，因此罗译本用两个过去分词短语表原因，既保留了原文形式，又兼顾了译语特点。三是篇章表征。段落是较高层次的意义单位，也是作家和作品风格的载体。武景全认为，“原文的一个段落章节到译文中也应该是一个段落章节，不能随意拆分、合并”[5]7。原文段落是依据内容需要而设立，如随意改动，则会改变原文的文脉、思路及风格。在《三国演义》的翻译中，罗慕士不改变原文的分段，且版式设置为左页是汉语，右页是译文。

　　一般来说，汉语多使用主动语态，而英语多用被动语态。罗译尽可能遵循汉语的语态、语序和语气等，并与原文视角保持一致，使英语世界读者感受到原文的行文方式、风格特征及汉语的思维模式。面对文化差异，罗译本还在正文之外补充了许多注释、评注等，既易于英语读者接受，又能更准确地传达原语的文化内涵。

　　2.传递中国文学话语

　　一是文体特征。小说文体的翻译首先在于传神，表现出独特语言表达形式所蕴含的深层审美意义。《三国演义》包含了叙述体、对话体、公文体和章回体等多种文体形式，各种文体共同推动了故事情节发展。在《三国演义》中，叙事性语言所占篇幅最大，约占全书半数稍强，且叙事语言以古白话为基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三国演义》最擅长描写战争，它能写出每次战争的特点，或实或虚，或正或侧，有张有弛，疾徐相间。译文要准确地传递这些文体特点，实非易事。罗译本能适应文体的变化，传译出不同的语言风格。例如，“天色微明，黑云罩地，东南风尚不息。忽然大雨倾盆，湿透衣甲。操与军士冒雨而行，诸军皆有饥色。操令军士往村落中劫掠粮食，寻觅火种。

　　方欲造饭，后面一军赶到。操心甚慌”。罗译：Thenightskywasbeginningtogrey.Darkcloudsspreadoutabove.Thesoutheastwindhadnotletup.Suddenlytorrentialrainscamedown，soakingeveryone.CaoCaobravedthedownpourandpressedon.Hismenwerewanwithhunger.Caoorderedfoodseizedfromnearbyvilla-gesandsomemembersgatheredforcookingfires.Beforetheycouldstart，acompanyofmenarrivedattherear.CaoCaodespaired[4]228。在赤壁之战中，曹军大败，孙刘联军乘胜追击，形势十分危急。原文多用短句，并辅以景物描写。罗译本绝大多数都用简单句，“and”和“before”两个连词的使用较好地传达出原文简洁、紧凑、生动的文风，成功地烘托出紧张、危急的氛围。在翻译实践和研究中，译者必须重视各种文体风格，把握原文的文体价值，努力做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二是人物话语风格。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语言与其身份和形象十分契合。在翻译过程中，要考虑文白夹杂、上下文语境和修辞意义，对于人物个性话语如骂词等要原味传达，再现小说人物的语言风格。第一，人物对话中文白夹杂的再现。《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章回体历史小说，不仅塑造了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且其语言描写颇具特色，虽文白夹杂，但丝毫没有生硬之嫌，生动流畅、雅俗共赏。比如小说第十一回，罗慕士将“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译为“Deathcomestoallmen;butonewhodoesnotkeephiswordwillfall”[4]337。

　　罗译本还原了小说人物语言特点，不失为同等翻译中的范本。刘备与孔融的对话既体现了刘备出身底层的背景，又显示了刘皇叔的皇家礼仪。第二，人物语言中修辞手法的翻译。由于人物身份、形象及特定语境的需要，小说中的人物语言也会采用特定的修辞方式。杨修领会了曹操“一盒酥”的心思，上前来吃点心，并答曰：“一人一口酥”。罗慕士将其翻译成“permanonemouthfulcream”[4]491。对于中国的拆字文化，译者很难在英语中找到对应词汇，罗译本多从原著的理念思考，再现了人物语言风格和话外之音。第三，再现人物语言的特色。

　　《三国演义》的人物语言丰富多彩、生动形象。在关羽和孙权的大战中，孙权劝降关羽，关羽不屑一顾，说道：“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焚而不毁其节。”在我国古代，美玉代表着传统美德，君子美如玉。同时，竹子象征着气节，刚正不阿。因此，罗慕士将其译成“Jademaybreak，butits'whitenesswillneverchange;Bamboomayhum，butits'jointswillalwaysremain”[4]532，译文将小说所蕴含的精神完全表达出来，也塑造了关羽忠义的英雄形象。第四，人物骂词的翻译。作为小说人物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骂词也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小说人物骂词多为口语，半文半白。诸葛亮仅用三寸不烂之舌，就将大将王朗活活骂死。如“皓首匹夫，苍髯老贼，天理不容”[4]422，罗慕士将“匹夫”翻译成“oldfool”，将“老贼”翻译成“villain”，再现了诸葛亮的攻击性语言特征。

　　3.传承中华文化话语

　　在中国传统经典作品英译中，译者应秉承在译入语国度再塑中国文化经典的理念，彰显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在处理中华文化专有事项时，应侧重异化，并采取相应的具体译法。罗慕士虽不是中国人，但他喜爱三国文化，对其反映的中华传统价值观念、生活习俗等有较为深刻的理解。他采取“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希望通过《三国演义》的译介，使英语世界的人们能用中国人的方式理解中国文化。一是军事文化的英译。《三国演义》描写了上百次战争，展现了古代兵法中的军事思想和谋略，堪称一部杰出的军事百科全书。罗慕士准确地传递了《三国演义》的军事文化内涵，给西方读者带来了异域军事文化的强烈震撼力。第一，英雄人物的兵器。

　　吕布的“方天画戟”所蕴含的文化元素有双耳戟、戟杆上有装饰画，罗译为“afiguredhalberdwithtwosideblades”[4]70。罗译本较为准确地传递了“方天画戟”的文化元素。罗慕士在翻译兵器时无一例外地进行了文内解释，而非简单地音译或硬译，使西方读者感受了中国古代兵器的纷繁和绚烂。第二，军事科技。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这种新的运送粮草的工具，解决了蜀军的粮草运输问题。“木牛流马”被译为“woodenbullsandglidinghorses/transportmachine”[4]2362。

　　译者采用阐释法，将“流马”译为“glidinghorses”，既保留了原文中的语言文化信息，展现了其索道滑行的特征，同时使用同义词的词汇手段增译了该器械的用途。第三，兵法谋略。在兵法“虚则实之，实则虚之”中，“虚则实之”意指当处于劣势时，要虚张声势，以震慑对手，比如“空城计”;而“实则虚之”则指当兵力雄厚时，有意示弱而引诱敌人来攻的策略。罗译为“Ashowofforceisbestwhereyouareweak;wherestrong，feignweakness”[4]1224。罗慕士没有硬译“虚”与“实”，而采用释义法，传递出这条兵法谋略在战争中的实际意义，这一处理比死译、硬译要通顺自然得多。

　　罗慕士以“文化传真”为翻译准则，采用直译、注释、文内解释等“异化”翻译手段，客观地再现了中华传统军事文化。二是民俗文化的英译。《三国演义》展现了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的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民俗文化。罗慕士坚持用直译法凸显小说的民俗文化。第一，英雄的服饰与行头。除了占星、祭祀等特殊场合，诸葛亮的装扮几乎均为“羽扇纶巾，身披鹤髦”。罗译本采用了阐释法，对“纶巾”的表达为“aplaitedsilkenbandaroundhishead”[4]906，而对于“鹤髦”的描绘是“cloakedincranedown”[4]906。从文化和语用效果来看，这一处理方式正反映了罗慕士“要读者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中国”的翻译目的，与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不谋而合，基本还原了英雄人物的穿戴风格，也展现了三国时期典型的人文风貌。

　　第二，流溢的酒香。《三国演义》的很多经典桥段都流淌着美酒的痕迹，“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被译为“savethecupDuKangfirstset”[4]1142。罗慕士用音译法保留了“杜康”，并在文外加注说明：杜康是中国相传最早的造酒者，在此指代美酒，因此读者便心领神会诗句的意义。“献酬交错”被译为“exchangetoast”，准确描绘了相互敬酒的场景，再现了中国的酒文化。

　　第三，红白喜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指结婚做寿，白指丧事，合起来称为红白喜事。如“招赘”被译为“marryintomyfam-ily”[4]1305，而“披红挂彩”被译为“gailycladinred”[4]1308，展现了中国人婚庆的另一种习俗，即身披红绸和彩帛，表示喜庆。“扶灵”被译为“bearingbier”[4]2614，传递了“抬着灵柩，护送死者最后一程”的文化仪式。本着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在译入语国度重构文学经典的理念，中华优秀文化应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不能为传播而妥协，更不能变味和走样。

　　(二)罗译《三国演义》的“中国话语”传播策略

　　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底蕴深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当代中国文化的厚重支撑。如何讲好这些中国故事，是个需要深入讨论和研究的课题。中国传统经典作品英译不仅需要译文层面的“中国话语”言说策略，而且需要行之有效的话语传播策略。在中国传统经典作品英译的过程中，要讲好“中国故事”，不应只重视故事本身，而读者的定位、译入国意识形态及诗学观念、编排出版、宣传推介等环节都对讲好“中国故事”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古典文献的代表作之一，在文化共享、传承创新的维度下，实现了跨文化的广泛传播，一直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和喜爱，获得了较好的海外传播效果，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被解读、重构和题材创新，成为当今世界当之无愧的文学瑰宝。针对目前部分中国传统经典英译作品在海外市场趋冷的现状，罗译本《三国演义》的“中国话语”传播策略可以为当下中国文化的传播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1.顺应译入语的话语环境

　　中国传统经典著作译介史及其接受和影响清楚地表明：经典作品英译必须有准确的读者定位。一般来说，读者群可粗略地分为学术界读者和普通读者。罗慕士遵循原作的思维方式与表达习惯，采取异化译法，将《三国演义》进行了学术性全文翻译，并提供了长达200多页的详尽注释，准确地表达了原文的意思，将中国传统经典作品的独特风格传递给了英语世界读者，体现了作者传播中国文化的良苦用心。

　　罗译本《三国演义》为英语专业人士提供了准确而翔实的研究资料，是难得的好译本，因此它在现今的学术界仍享有很高的声誉。然而，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加快，普通读者的数量剧增，成为文学典籍英译作品的最主要受众。中国文化要想在英语世界落地生根，吸引普通读者更为重要。莫言曾说：“一部文学作品只有表现了人类的最普遍的，最基本的感情，然后翻译成外文之后才可能打动外国的读者。”[6]

　　130但是，对于英语世界的普通读者来说，《三国演义》无异于天书。在英译《三国演义》的过程中，罗慕士尽量采取异化策略，传达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思想与情感;在必要时，他则采取归化手段，以顺应国际话语环境，为受众解决语言文化障碍，帮助英文读者欣赏该小说，从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比如，罗慕士保留了原著中的插图，采用了威妥玛拼音来翻译人名、地名，采用了英文度量衡，在诗歌翻译中融入了英文诗的特点，在宗教词汇翻译中选用了部分基督教词汇。对于英语世界读者不熟悉的内容，他在序言或脚注中对中国文化现象做了具体阐释，从而更好地满足了受众对中国文化的需求。

　　2.有效的出版宣传

　　中国传统经典作品英译及对外出版的主要目的是向英语世界传播我国的优秀文化，是讲好“中国故事”和“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走出去”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达到“走进去”的效果，能否产生积极的共鸣是关键。因此首先要了解中国传统经典作品英译对外出版的目标读者是谁，他们会否关注、理解和接受，然后，根据读者的接受状况再调整翻译策略以及相关的出版行为，如此循环，才能真正达到较好的文化传播目的。西方读者对中国传统经典作品感兴趣的原因在于：一是其神秘感和东方韵味，二是受到图书宣传及权威性评介的影响。

　　罗慕士的《三国演义》英译本于1991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和中国外文出版社共同在美国出版，后来多次再版，颇受欢迎，在英语国家有广泛的影响，这部分得益于出版商的成功运作。中国外文出版社是我国向外国读者介绍、传播中国文化的官方出版机构，它将《三国演义》推向全世界，使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文化。同时，加州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出版社、企鹅出版社、诺顿出版社等都是西方学界和文化界举足轻重的出版发行商，而且，它们的文学出版物也是西方诸大学中国文学教学与研究所采用的教材和研究资料。

　　因此，中国外文出版社与西方出版社合作，互利共赢，构建中外联合出版发行之模式，这一直接有效的出版宣传模式使《三国演义》收到了良好的海外传播效果。罗慕士本人也多次宣传该小说与中国小说的成就，他曾评价《三国演义》是西方人了解中国人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一个窗口，对西方读者起着较好的引导作用。此外，多位当代著名汉学家为罗译本《三国演义》撰写书评。

　　在译作的封底，印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所长魏斐德(FredericWakeman)的评语：罗慕士对《三国演义》优雅有力的翻译，恰当地传达了原作史诗般的描写。罗译本出版后，在读者中享有很高声望的西方主流媒体，如美国的《纽约时报书评》(TheNewYorkTimesBookReview)和《远东经济评论》(FarEasternEconomicReview)对该译本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据《大英百科全书》记载：罗贯中是第一位知名的艺术大师，而《三国演义》是14世纪出现的一部“广泛批评社会的小说”。主流媒体以西方世界的审美和价值取向对目标读者进行宣传与引导，获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四、结语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势头必将更加迅猛。我们应高度重视中国传统经典作品译介、出版在对外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努力将更多更好的中国传统经典作品推介到西方世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及中国文化在21世纪的全球影响力。罗译本《三国演义》成功地将中国话语传播给了英语世界，提升了中国话语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并给我国传统经典作品英译及对外传播工作带来了重要启示：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我们要对本国民族话语充满信心，争取译语中的原语话语权，凸显民族话语特色，并运用各种传播策略，使译作在海外获得较好的传播效果。同时，我们还应积极培养本土外译人才，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和文学话语体系，这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的关键。

　　参考文献：

　　[1]WESTA，REVIEWC.ThreeKingdoms：AHistoricalNovel[J].Chinese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1995(17)：158.

　　[2]陈曙光.增强构建中国话语的自信[J].求是，2015(15)：64.

　　[3]章彩云.语用学视角下外宣翻译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思考[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7(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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