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基于对31个省级档案馆和1个市级档案馆的调研，本文从档案文化创意服务主体、档案文化创意服务内容、档案文化创意服务效果三个方面对我国档案馆文化创意服务发展现存问题进行分析，并从更新思想观念、提供政策支持、改善业务活动、扩大人员参与和增加资金
摘要基于对31个省级档案馆和1个市级档案馆的调研，本文从档案文化创意服务主体、档案文化创意服务内容、档案文化创意服务效果三个方面对我国档案馆文化创意服务发展现存问题进行分析，并从更新思想观念、提供政策支持、改善业务活动、扩大人员参与和增加资金投入五个方面提出了改进策略。
★作者：郭若涵王玉珏
一、导论
在全球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浪潮下，公共文化机构的文化创意服务逐步兴起。相比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的“文创热”，同属于公共文化机构的档案馆的文化创意服务却发展较为滞后。以故宫博物院文创实践为例，据相关资料显示，早在2017年故宫博物院开发的文创产品已超过1万种，其由此获得的收入也已达15亿元[1]。为充分满足大众的消费需求，故宫博物院除在线下设有多家文化产品商店外，还在官网上设置了“故宫淘宝”“故宫文创旗舰店”“故宫博物院文创馆”3个线上窗口，为文创产品的宣传、推广及销售提供了诸多便利。
档案论文投稿刊物：《档案与建设》(Archives and Construction)创刊于1984年9月，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江苏省档案局和江苏省档案学会联合主办，国内统一刊号：32-1085/G2，国际标准刊号：1003-7098。
如今，故宫文创不仅为故宫博物院增加了大量的经济收入，还使故宫丰富的文化内涵得到了广泛传播。而据笔者调研，31家省级综合档案馆中仅有半数左右进行了档案文创产品的开发;虽然多数档案馆都建有官网，但对档案文化创意服务的线上推广较少;除一家档案馆曾通过自身的售品部面向公众发售档案文创产品外，其余30家档案馆均未有此服务，且如今该档案馆也已停止该项服务。因此，本文试图在实践调研的基础上，就当前我国档案馆文化创意服务发展现存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改进对策，旨在为促进我国档案馆文化创意服务发展提供一些思路借鉴。
档案文化创意服务是指以馆藏资源为依托，挖掘档案所蕴含的文化历史价值，以此形成创意灵感融入档案文化创意产品与活动设计当中，并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呈现的一项服务[2]。近年来，与档案文化创意服务相关的理论与实践不断发展。截至2019年10月27日，笔者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将“档案”分别与“创意”“文化创意”“文创”等词组合进行主题检索，手动筛选掉不相关文献后，共获得58篇有效文献。
在WebofScience数据库中将“archiv*”“record”分别与“creative/culturalindustry”“creative/culturalproduct*”组合进行主题检索，共获得323篇有效文献。这些文献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档案文化(创意)产业”“档案文化创意产品”“档案文化创意服务”三个大主题。笔者进一步将“档案文化创意服务”作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在“中国知网”中获得5条专指结果，多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资源驱动型’档案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模式及其实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其内容分别涉及档案文化创意服务的研究进展、理论依据、国外模式借鉴以及发展策略研究。上述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调查、比较研究、理论分析等方法。本文则主要通过对32家档案馆进行实践调查，分析我国档案馆文化创意服务发展的现存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对策。
二、我国档案馆文化创意服务发展的现存问题——基于对32个档案馆的调研
为充分了解我国档案馆文化创意服务发展现存问题，笔者以“档案文化创意服务主体”“档案文化创意服务内容”“档案文化创意服务合作方式”“档案文化创意服务相关支持”“档案文化创意服务效果”五大方面为主题，对31个省级档案馆及1个市级档案馆(苏州市档案馆)进行调研。该调研主要采取电话采访的方式，与档案馆工作人员进行交谈，了解各档案馆文化创意服务开展的情况。由于一些特殊原因，对少数档案馆的调研采用邮件联系、网站浏览、实地走访的形式。
1.档案文化创意服务的主体。
(1)档案文化创意服务主体的专业性较为缺乏。据调研发现，省级档案馆对档案文化创意服务的开展大多处于一种浅层次的自发状态，其多是基于宣传工作的需要。馆内既没有服务于文创的专门性的档案文化内涵挖掘团队，也没有致力于革新服务模式的文化创意团队。例如，某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会依自身创意设计开发一些带有档案素材的纪念品，免费赠送给宣传活动的参与者，以此增加档案馆的好感度与受众率。但由于只是辅助于宣传工作，因而其并未将重点放在档案内涵的深刻探讨和产品形式的创意革新上，文创产品的质量亟待提高。
另外，据调研发现，目前已开展档案文化创意服务的省级档案馆均未设立专门负责档案文化创意服务工作的部门，多数档案馆将其归入了编研处、利用服务处或是宣传法制处。即使是部分档案馆设有专门针对档案文化传播、档案信息挖掘的处室，如浙江省档案馆的档案文化处、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的信息开发处，其也并未明确将档案文化创意服务工作纳入常规的机构职责中，只是将其作为一项辅助性工作服务于传统的宣传活动。因而从事文化创意服务的档案工作者多以“兼任者”的角色出现，他们并无相关的专业背景知识，也未受过针对性的培训。
(2)档案文化创意服务主体的单一性较为凸显。①馆外合作的缺乏。19个省级档案馆与馆外其他文化机构或媒体机构有不同程度的合作，但多是短期的以宣传某项活动为目的的合作，少有针对档案文化创意产品共同开发的合作。据调研，仅有少数档案馆进行了基于文创产品开发的馆外合作，其中包括天津市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②馆内沟通的闭塞。馆外合作的缺乏制约了档案文化创意服务的经验交流，势单力薄的档案文创服务主体在自我摸索的道路上仍面临诸多困难。而在已开展档案文化创意服务的省级档案馆中，仅有8个档案馆采用了馆内分工合作的模式，在缺乏档案文化创意服务专业团队指导的情况下，此模式有利于充分利用馆内现有资源，集思广益进行该服务的开展。但仍有超半数档案馆采用了某一处室单独作战的方式，且将其归入附属工作行列，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档案文创服务的发展。
2.档案文化创意服务的内容。
(1)档案文化创意产品数量与质量较为欠缺。
从外在特点来看，当前我国档案文化创意产品呈现出数量少、形式同一化程度高的不足。据调研发现，17个省级档案馆对档案文化创意产品进行了开发，但均未在馆内将其作为常规工作，而只是为不定期的活动提供宣传。基于对档案文化创意服务的辅助性定位，档案馆对此并未投入足够的人力与物力。因而多数档案馆仅有数量极少的文创产品，其形式也多趋向同一，其中以纸质印刷品为主，多为图书、宣传折页、图册等。仅少部分档案馆有电子出版物和纪念品类型的文创产品，但形式仍较为局限。
以纪念品为例，档案馆采用的主要载体多为手提袋，其中一些档案馆对此类文创产品的开发也仅限于手提袋。从产品内涵来看，多数档案文化创意产品的文化性、故事性、趣味性仍较为缺乏。当前，档案馆对档案文化内涵的挖掘、档案文化元素的提取多停留在浅层的阶段，多数档案馆采用了将图片档案直接印刻在文创产品上的形式，而并未对其中的文化意蕴进行深入解读。这就使得档案文创产品传递出的文化价值十分有限，无法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
(2)档案文化创意活动形式与主题较为单一。
①档案文化创意活动形式较为单一。据调研发现，31个省级档案馆无一例外地将展览作为文创活动的主要形式，均已纳入档案馆的常规项目。然而当前档案馆展览主要以国家下达的文件思想为指导，围绕某一主题将相关的馆藏资源聚合，然后进行陈列，其更多的是一种信息整合行为。只有在信息整合行为基础上融入创意元素的展览才可以称之为一种档案文化创意活动。如“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展览。该展览是由北京市档案局(馆)举办，赋予展览趣味性和新意性的同时传播了老北京文化，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开发了魔方和四合院瓦当摆件。
当前，我国虽已有部分档案馆尝试采用多种不同的形式进行档案文化的传播，如浙江省档案馆的“我是小小档案员讲解员”、苏州市档案馆的“家庭建档”等活动，但仍有多数档案馆局限于档案服务的传统途径，将档案文化活动囿于传统模式之下，缺乏新意和亮点，档案文化创意活动主题较为相近。当前，我国档案文化创意活动的主题多千篇一律，其中“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战争类主题十分常见，基于历史与文化特色馆藏资源的文创活动较少。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档案馆藏资源构成因不同的风土人情而各具特色，这为档案文化创意活动主题的选择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如在享有“丝绸之府”美称的苏州，市档案馆充分利用丰富的馆藏资源，推出了一系列以“丝绸”城市特色元素为主题的文化创意活动，打造出了享有盛名的文化品牌。
(3)档案文化创意服务的效果。
①受众情况不理想。档案馆作为国家的文化机构，为大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其职责所在。因而档案文化创意服务的主体受益者也应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而据调研发现，在已有档案文化创意产品的17个省级档案馆中，仅有天津市档案馆的方言文化词典、上海市档案馆的部分档案衍生品(现已停止发售)面向公众发售，其余均用作档案馆间的互赠交流或是以宣传目的赠送给有限受众。档案馆对档案文创产品的受众定位并非广泛意义上的大众，其更多的是局馆领导、档案工作者、学术研究人员、档案活动参与者等。档案文化创意产品进入公众视野有效途径的缺乏使其仅在小范围内传播，并未真正地进入大众视野。另一方面，档案文化创意活动的受众情况也并不理想，档案馆活动的参与率仍有待提升。
在博物馆、图书馆与档案馆中，公众更倾向于选择前两者作为文化休闲的去处，因而对档案馆活动的参与热情并不高。这既与公众对档案馆的刻板印象有关，也与活动本身缺乏新意与创造、形式与主题千篇一律有关。因而对档案文化创意服务的受众进行准确定位，关注大众对档案文化创意产品及活动的现实需求，是档案馆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重要途经。
②现实效益不明显。当前，由于我国的档案文化创意服务正处于起步阶段，其产生的现实效益也相对有限。一方面，档案馆由此获取的经济效益几乎为零。档案馆将自身定位为行政事业单位，遵循国家政策中“行政事业单位不允许有额外收入”的规定，因而档案馆的文创产品很少对外发售，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创收更是无从谈起;另一方面，相比博物馆领域如火如荼的文创实践，人们对档案文创服务的开展少有耳闻。当提及档案文化创意服务时，人们更多的反应是“档案有什么值得文化创意开发的?”人们对档案及档案馆的印象仍停留在传统观念里，档案馆的社会形象、公众地位并未因档案文创服务的开展而有明显改善。
三、我国档案馆文化创意服务发展的对策建议
1.更新思想观念。思想观念指导行为实践。区别于传统的档案工作，档案文化创意服务作为近年来新兴的研究热点并未在档案实践领域得到广泛开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档案工作者较为保守的思想观念。台北故宫原院长冯明珠指出，在已故院长秦孝仪提出的“从传统中创新艺术与生活结合”指导原则下，台北故宫文创实践得以如火如荼地开展[3]。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曾在2017年博鳌论坛上指出，故宫文化产品必须在注重文化属性的同时强调创意性及功能性[4]。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也表示要“通过文化创意让遗产发扬光大”[5]。博物馆在文创领域的大放异彩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文物工作者开放先进的思想观念。因此，通过开展讲座、教育培训、走访交流等方式促进档案工作者对文化创意服务的了解与认同，是推动档案文化创意服务发展的首要前提。
2.提供政策支持。在调研过程中，多数档案工作者提到，政策保障的缺乏是其所在档案馆未能紧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浪潮的关键因素。一是“不敢”;二是“不想”;三是“不会”。某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表示，档案馆非营利性的机构性质是当前他们开发档案文化创意产品的最大制约因素，领导层面禁止带有营利性质的档案文创产品开发与销售活动。在国家政策“行政事业单位不允许有额外经济收入”的规定下，档案馆“不敢”违规进行创收活动;经济投入与回报的不对等使档案馆“不想”问津这一新生事物;而档案文创服务作为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相关指导文件及政策的缺乏使多数档案馆感到无从下手，“不会”开展这一服务。因此，对档案文化创意服务的政策支持至关重要。
放宽行政限制。在传统观念的认知下，档案馆的文化职能多被置于政治职能之下，档案馆的文化功能发挥受到诸多限制。政治体制框架下，档案馆与隶属于文化部门的博物馆、图书馆不同，还会受到额外的行政限制，如“档案馆有政府机构性质，不允许有经济收入”就是其中之一。高额的经济投入、有限的资金来源在零利润回馈下构成了极大的矛盾性，档案馆在保证常规业务活动运转的前提下无法负担起开展文化创意服务的费用。因此，对档案馆所受的行政限制进行适度放宽，肯定文创创收这一行为，以解除其开展文化创意服务的后顾之忧至关重要。2006年，法国文化部对直属机构“法国档案局”(DirectiondesarchivesdeFrance,DAF)进行更名，即“法国档案服务部”(ServiceinterministerieldesArchivesdeFrance,SIAF)。“法国文化部遗产司”(DirectiongeneraledesPatrimoines)在此基础上组建：“法国档案服务部”与“建筑遗产部”和“博物馆部”的结合体。该做法在实现文化遗产“大保护”管理理念的基础上为档案馆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减少了诸多行政限制，从而使档案馆文化创意服务的开展更加顺畅[6]。
完善文化战略。将档案馆文化创意服务纳入文化发展战略，肯定档案馆与博物馆、图书馆等参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浪潮的同等身份地位，是改善我国档案文化创意服务现状的当务之急。而在我国出台的相关政策中，档案馆常常被忽略在该领域之外。有档案工作人员指出：“就拿《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来说，它指出的文化文物单位并未将档案馆明确纳入其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档案馆开展文化创意服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因为这种情况催生了两种心态，一是‘不平衡心理’;二是‘惰性心理’。而这两种心态都恰恰使档案馆不愿开展文化创意服务。
”因此，建议将档案馆文化创意服务纳入我国的文化发展战略当中，明确档案馆所具有的文化机构性质，从宏观层面肯定档案馆在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中所扮演的“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者”角色，为档案馆寻求与博物馆、图书馆等平等的“文化创意服务参与者”身份，以消除档案馆的“不平衡心理”与“惰性心理”，从而激发档案馆开展文化创意服务的积极性。早在1996年，美国就出台了《博物馆、图书馆服务法》(MuseumandLibraryServicesAct)，旨在促进图书馆、博物馆与档案馆领域的合作。法案规定档案馆在开展创新服务、终身学习等活动时可以得到政府的经费资助，以使其能同前两者一样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当中。这在国家层面肯定了档案馆的文化职能，赋予其与图书馆、博物馆平等的文化机构身份[7]。
出台业务指南。档案文化创意服务作为一个新兴领域，对于多数档案馆工作人员来说是陌生的。某档案馆工作人员即表示，在他们开展档案文化创意服务的过程中，遇到更多的还是“不知如何下手”的问题，所以他们的档案文化创意服务还处在一个摸索的阶段。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借鉴博物馆、图书馆等领域的文创实践，结合档案馆的具体特点，推出档案馆开展文创服务的业务指南，使其在开展文创服务时有据可依，而不至于手足无措。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SocietyofAmericanArchivist)为响应2014年国际档案理事会(ICA)“档案与文化产业”的年会主题，设置文化遗产工作小组，致力于文化遗产与敏感文化话题方面的研究。该组织出台相关的文件政策，为档案馆开展文化创意服务提供指导意见[8]。
3.改善业务活动。创新文化产品。当前，我国档案馆虽已基于馆藏推出了一定数量的文化产品，但其外在形式的千篇一律、文化内涵的有限表达，使得公众并未表现出高昂的兴趣。反观国外，美国国家档案馆线上商店(NationalArchivesStore)产品主要包括5大类：服装配饰，家用与办公用品，文件、印刷品和图书，儿童产品，特色藏品[9];英国国家档案馆书店(TheNationalArchivesBookshop)产品依主题、对象、用途等划分出16个类目，包括“冷战”“英国历史”“军事史”“儿童图书”“礼物&文具”等[10];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线上商店(NationalArchives)产品主要包括4大类：书籍，卡片、展览纪念品等小商品，海报以及研究指南[11]。这些类型多样、内涵丰富的档案文化创意产品极大地提升了档案馆的公众好感度。我国档案馆可以在结合自身馆藏特色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档案馆经验，从而推出广受大众喜爱的档案文化创意产品。
丰富文化活动。展览是我国多数档案馆开展文化活动的首选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档案文化活动的单一性特征。从馆藏中汲取灵感，将创意元素融入文化活动当中，探索新的文化活动形式是促进档案馆文化创意服务发展的有效途径。英国国家档案馆在文化休闲导向的指引下积极创新公共服务方式，为公众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档案活动，包括展览、研讨会、培训、游戏、角色扮演、手工制作等多种形式[12]。
如其为响应特色展览“保护与生存：英国的冷战启示”(ProtectandSurvive:Britain’sColdWarRevealed)新近推出互动家庭冒险活动：“我的祖父是间谍”(MyGrandad:TheSpy)，使人们在趣味游戏中追寻冷战历史、感知档案文化[13]。美国国家档案馆推出“夏季电影系列：间谍儿童”(SummerFilmSeries:"SpyKids")活动，与布什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展览“间谍、叛徒、破坏分子：美国的恐惧和自由”(Spies,Traitors,Saboteurs:FearandFreedominAmerica)相呼应，向人们讲述过去200年来威胁美国安全的恐怖分子的故事，使人们在观看电影和游戏互动中了解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14]。
4.扩大人员参与。在调研过程中，相关人力资源的缺乏也是各档案馆工作人员频繁提及的一个制约档案文化创意服务发展的因素。人力资源的缺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入挖掘档案文化内涵的人才的缺乏。例如，某档案馆由于历史原因保留了很多外文档案，涉及商会、海关等领域，是城市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工作人员表示：“相关背景及语言人才的缺乏成为其多语种档案开发的最大阻力。”二是转化档案文化使其以一种有形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创意型人才的缺乏。受限于思维和能力，某档案馆馆员表示：“对档案文化创意服务无从着手，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扩大人员参与势在必行。
吸收高校人才资源。高校是档案学研究的前沿地带，也是培养档案专业人才的主要阵地。档案文化创意服务作为近年来新兴的研究热点，主要由高校的档案师生最先捕捉，因而其掌握的理论知识也相对较多。档案馆作为档案文化创意服务开展的主体机构，是高校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结果的关键环节。因此，高校与档案馆的合作机制亟待建立。在这一合作机制下，档案馆对高校人才资源的吸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邀请高校教师对档案馆工作人员开展有关档案文化创意服务的系统培训，在“观念层”与“业务层”对其进行指导。一方面培养档案工作人员开展文化创意服务的主动意识;另一方面使其在开展档案文化创意服务时“有据可循”，知道如何下手。
二是吸引档案专业学生到档案馆进行实习，与档案馆工作人员共同从事档案文化创意服务。苏州市档案馆工作人员即表示，在他们开发“档案伴我成长系列丛书”这一文创产品时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即十分希望档案专业学生的加入，因为学生在产品设计、图画绘制等方面可能更有想法一些。法国国家档案馆与巴黎启蒙大学学术共同体(UniversitéParisLumieres)合作密切。巴黎第八大学和第十大学作为该团体的重要成员，建立了两个与档案相关的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现在的过去：历史、遗产和记忆”和“艺术H2H：艺术及人文媒介”，为档案馆与高校的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15]。
引进其他专业人才。文创产品的开发及文创活动的开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人员参与。据相关人士透露，故宫博物院有150多人专门从事文创工作，几乎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包括策划环节、设计环节、生产环节、销售环节等等[16]。档案文化创意服务同样如此，需要不同领域的专业人才参与。在调研过程中，多个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指出，艺术设计、产品开发等领域的专业人才是他们尤其所需要的。当前，档案馆亟待建立一支完善的档案文化创意服务队伍，培养起开展档案文化创意服务的核心力量，而在这个团队中其他专业人才的加入不可缺少。法国国家档案馆为方便与文化艺术界合作项目的开展，专门设置了艺术合作专员的工作岗位，以期更好地促进档案资源的文化艺术开发[17]。
借助社会公众力量。公共文化机构无论是开发文化创意产品，还是开展文化创意活动，其最终目的都是服务于大众，因而社会大众的参与程度是衡量公共文化创意服务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某档案馆工作人员即提到，受众情况的不理想是他们被迫撤销档案衍生品售品部的原因之一。鼓励公众在需求分析阶段(配合调研)、产品设计或活动策划阶段(建言献策)、成果形成阶段(购买产品或参加活动)、后期总结阶段(反馈建议)积极参与进来，将是档案馆开展文化创意服务的有力支撑。
5.增加资金投入。在调研过程中，多数档案工作者表示，财力资源的缺乏是制约档案文化创意服务发展的直接因素。据调研发现，31个省级档案馆各项活动的资金来源全部是国家财政拨款，并无其他资金来源渠道。某档案馆工作人员指出，资金短缺是阻碍其档案文创服务发展的首要和直接因素，他们提出：“经费更多地被用于传统的档案工作中，尤其是对档案的保护上。而对档案文创的财政申请又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增加资金投入也是促进档案馆文化创意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争取国家财政支持。当前，国家财政是档案馆的唯一经济来源，档案馆开展所有业务活动的费用均依赖于国家财政。某档案馆工作人员表示：“档案馆不同于博物馆：博物馆归文化部门管辖，开展文化创意服务有中央的拨款支持。而档案馆这方面的财政申请较为困难，大多数资金被用于传统的档案保护上，做好‘为党管档、为国守史’，其实还是政治性要强一些。”国家层面加大对档案馆的拨款力度，有利于在保证档案馆传统业务正常运转的情况下，为文化创意服务的开展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
吸引其他来源资金。当前档案馆的经济来源过于单一，国家财政支持的力度对档案馆业务活动能否顺利开展起着重要作用。一旦国家财政对档案馆的拨款有所缩减，档案馆的各项业务活动均有可能受到影响。而就目前情况来说，文化创意服务因其所处的边缘地位更是会受到首要冲击。因而吸引其他来源资金是档案馆保障开展文化创意服务资金充足的一个新思路。大型企业、文化服务机构、社会团体等各种不同类型机构的资金投入，或许可以成为档案文化创意服务开展的经费来源。
2018年，美国国家档案基金会(NationalArchivesFoundation)收到来自联合利华公司(Unilever)、普利兹克军事博物馆和图书馆(PritzkerMilitaryMuseum&Library)、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AmericaAssociationofRetiredPersons)等多个机构的捐款2603060美元，其中一部分用于美国国家档案馆文化创意服务的开展。在美国国家档案基金会发布的2018年度报告中，支持者名单篇幅占据有4页之多，可见其资金来源的广泛性[18]。
四、结语
档案文化创意服务作为档案馆提升机构地位、改善社会形象、增强公众好感度的有效途径，应该得到档案工作者的积极尝试与实践。我们应正视我国档案馆文化创意服务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完善与改进，从而推动档案馆在文创领域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故宫文创15亿营收背后：跨界+IP+网红[EB/OL].[2019-10-10].http://tech.ifeng.com/a/20190220/45313492_0.shtml,2019-5-1.
[2]李子林，王玉珏.档案多元论视域下档案文化创意服务研究[J].档案与建设，2017(12):16-20.
[3]冯明珠女士谈“博物馆的文化创意发展”[EB/OL].(2016-11-10)[2019-11-22].https://www.dpm.org.cn/learing_detail/237859.html
[4]故宫博物院单院长退休，文创15亿，为何文化产物有如此巨大效益?[EB/OL].(2019-04-09)[2019-11-22].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0316920245800342&wfr=spider&for=pc.
[5]故宫博物院新院长王旭东，来自敦煌研究院[EB/OL].(2019-04-08)[2019-11-22].http://news.ifeng.com/c/7lhlMj6ew0M
[6][15][17]王玉珏，黄晓蕙，陈洁.法国国家档案馆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J].山西档案，2017(4):27-31.
转载请注明来自发表学术论文网：http://www.fbxslw.com/wslw/2298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