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近年来，中国社会学本土化问题成为了社会学界讨论的焦点之一，其内涵被谢宇总结为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与范式本土化。以韦伯学说观之，本土化问题的根源是方法论问题。这三种本土化路径所呈现的问题分别与价值关联理想类型与理解等韦伯方法论概念密切
摘要：近年来，“中国社会学本土化”问题成为了社会学界讨论的焦点之一，其内涵被谢宇总结为“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与“范式本土化”。以韦伯学说观之，本土化问题的根源是方法论问题。这三种本土化路径所呈现的问题分别与“价值关联”“理想类型”与“理解”等韦伯方法论概念密切相关。真正有意义的本土化研究，是将本土问题关联到高层次的价值上，运用理想类型的比照来发现意义，在对意义的理解中将其与我国关于人生终极意义的总体观念勾连起来，揭示中国文化作为特殊人类文化类型的独特意义系统。
关键词：韦伯;方法论;社会学;本土化
一德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与方法论问题
19世纪后半叶，德国社会科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争论发生在“德国国民经济学历史学派”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以及后来继承了这一思想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之间。当时学科还未像今日这般细致地分化，韦伯的头衔是“国民经济学家”。
社会论文投稿刊物：《社会学研究》(双月刊)创刊于1986年，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一级学术刊物。该刊以学术研究及为世界社会学知识发展做出独到贡献为目的，以有效促进学术交流、开放学术天地、促成中国社会学学术进步为宗旨;强调以规范的经验研究为基础，提炼学术思想。
按照我们今日之语境，“德国历史学派”的产生可看作是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学术界对当时占主流地位的英国(恰巧也是在德国的“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范式本土化”努力的结果。英国古典经济学范式以抽象演绎为基础，按照对人性的基本假设来构造整个理论大厦，形成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准则。德国国民经济学历史学派中的“国民”指的是构成一个国家的民族，实际上应该翻译成“民族”或“国族”经济学。他们也并非是要研究某种“经济史”，而是对英国范式进行了批判，提出具体的经济行为与各民族特殊的、具体的历史发展状况紧密相连，应该用历史的、经验的方法去研究这一进程。即便要归纳出“一般规则”，也需要在对各个“特殊”进行了充分研究之后才能进行。
当时的学者已然发现，在双方争论的背后，涉及的是更为根本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1883年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发表了《关于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研究》，对于德国历史学派的研究范式进行了激烈质疑，当时德国历史学派的领军人物施穆勒也进行了反批评，论战持续了20多年，史称“方法论之争”。
韦伯的学术生涯正处在这场争论的漩涡中。他感到缺乏对于方法论问题的自觉与反思构成了当时德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一大阻碍。在大病初愈后的1902年，韦伯就开始着手写作他的方法论名篇《罗雪尔与克尼斯》(此二人均为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1904年他在与桑巴特创办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第1期发表了著名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知识中的“客观性”》一文，确定办刊宗旨，希望能籍此确立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并陆续在其中发表了多篇方法论文章，直到去世的前三年才停笔。
近年来我国学界关于“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颇有当年德国的影子。2018年谢宇教授发文提出“本土化”是伪问题，[1]引起了很大反响。谢宇推崇的实证主义方法显然与门格尔一脉相承，被认为强调普遍性;而反对者关于应该重视本土经验研究，要从本土经验“上升”到普遍性与世界性的说法看起来又与德国历史学派十分相似。[2]有趣的是，双方在论证时都在诉诸韦伯：谢宇用韦伯论证社会科学研究要规范化，而反对者则强调韦伯“诠释学”与“实证主义”的差异。[3]
那么韦伯对方法论问题究竟有什么看法?对于我们理解“本土化”有何帮助?我们接受谢宇颇具敏锐性的本土化问题分类。依此分类，争论中值得关注的问题主要在于：(1)对于“议题本土化”，“本土化”与“国际化”“全球化”是否对立;(2)对于“应用本土化”，西方理论应该如何应用于中国现实;(3)对于“范式本土化”，“地方性知识”“本土化范式”的确切含义为何。
以韦伯方法论的视角观之，这三类本土化恰与韦伯的几个重要的方法论概念“价值关联”“理想类型”“理解”密切相关。本文试图借与谢宇文中观点的讨论(并旁及其他学者的观点)，将本土化讨论背后的方法论问题呈现出来。
二“议题本土化”与“价值关联”问题
谢宇认为我国并不需要提倡“议题本土化”，因为美国社会学研究美国重要的社会议题(如种族、经济不平等)，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国重要的社会问题(如计划生育、社会转型、人口流动等)，这不仅天经地义，而且现实中我国的社会学家也在这么做。既然如此，就无需再提倡了。
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挑选问题的眼光，有些看似细枝末节的议题(如家庭，个人生活)其实也很重要，现在很多人认为它不重要是因为“缺乏判断议题有效性的长远意识”，中国学术界缺的是这种长远眼光。[4]谢宇的观点乍看起来很有道理，但实际上他混淆了具体研究对象和研究的价值关联这两个不同的范畴。这使得他未能认清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真正关系。
谢宇的观点与韦伯在《克尼斯与“非理性问题”》一文中所批评的冯特的观点类似，即认为价值的大小是某些对象(议题)所“固有的”(因此学者的水平在于是否具有“慧眼”)。而韦伯认为一项研究的重要与否并不在于“议题”为何，而在研究此议题时所关联到的价值层次。这个价值层次并非是主观性的、无法比较的，而是存在客观的衡量标准，即“普适性”。一个价值越是接近人类历史社会文化价值，它就在越大的范围“普遍有效”，就越客观，它所关照到的对象就越“值得研究”、越重要;反之，越是接近个体的特殊价值，价值就越“主观”，其对象就越不重要。在这之间存在一个价值的“阶梯”(见图1)。[5]
以谢宇所说的家庭“议题”为例。此议题究竟是“重要”还是“细枝末节”取决于研究此议题时关联到的价值层次。不同的价值层次呈现出的内容不同，意义也不同。“我”对我的家庭进行研究，如果秉持的是个人价值，那么呈现出的可能是叔叔家欠我家人情这种私人恩怨，其仅对我个人具有意义，就不“重要”;如果我把价值上升到中国社会变迁这个层次，所呈现的内容就对深入理解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具有了意义，更具“普遍有效性”，就“重要”。众所周知，《金翼》描写的就是林耀华自己家族的故事。《金翼》能成为社会学名著，恰是证明了韦伯的观点，即具有意义的不是“议题”本身，而是研究者以什么层次的价值去研究这个议题。
同理，“性”议题，当研究者将其关联到自己的性困惑时，就是“细枝末节”;当关联到人类社会的“权力—话语”机制时就“重要”，福柯就是伟大的社会学家。“杨贵妃进宫时是不是处女”议题，当关联到“八卦”兴趣时就是“细枝末节”，当关联到“李唐政权的胡人文化风气”上就是陈寅恪的大师之作。
在“议题本土化”层面，研究的“本土化”常与“国际化”相对，似乎二者存在矛盾：研究本土的东西就不够“国际化”，研究“国际化”的东西就远离了“本土化”。以韦伯方法论观之，这样的矛盾并不存在。一个研究是否“国际化”与研究的地点没有任何关系，仅与它所达到的价值层次有关。我们研究一个中国特有的对象，如果能挖掘出它对人类发展的历史社会文化价值，此研究就是国际化的。相反，一个所谓的“国际议题”，比如“性别不平等”，如果研究时价值关联的层次低，那它就不是国际化的。
例如，江村是个中国独有的地方，费孝通研究江村，其意义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说法，《江村经济》一书开创了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的里程碑，因为它“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进入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研究文化变迁文化接触的现象，现代文化的传播”。[6]也就是说，这部著作对于整个人类学的进展以及理解中国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它关联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历史与文化价值，因此《江村经济》是国际化的研究，是世界社会学名著。同理，费孝通的另一本名著《乡土中国》，其意义是“我企图从农村社会的基础上来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基本观念，而构成一种乡土社会的类型。这就不限于一个具体的农村，而是指向农村的基本性质”。[7]因为其价值层次高，指向了“农村的基本性质”，具有普遍意义，因此也是经典的研究。
由此可以看到，只有在价值关联的层次高的情况下，“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一个本土的研究对象，越是基于个体价值的研究越缺乏普遍意义，越无法“国际化”，反之才可能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国际学术交流”的前提是参与交流的双方的研究都具备普遍性的价值，这是对话得以实现的条件，而非双方在地理上来自不同的国家。一个仅关涉到本省价值的中国学者和一个仅关涉到某州价值的美国学者是不存在对话的基础和必要的。同理，韦伯、马克思、费孝通这些社会学名家之所以是“国际级学者”，是因为他们所关联到的价值具备普遍性，不仅对于本国本地有效，而且对世界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效。
在回应谢宇观点时，梁玉成提出了与价值关联层次相类似的“理论抽象的普遍性层次”问题。他认为理论有较低的抽象(变量层次特别接近观察)、中层的抽象(默顿式的中层理论)、高层次的抽象(帕森斯式的理论)，越是高层次的抽象越有普遍性，我国的理论抽象不需要一步到位，要求一步到位是忽视各个国家的特殊性，反社会学的“初心”和反社会学发展历史的。[8]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事实上，梁玉成既误解了“特殊性”(个别性、具体性、本土性)与“普遍性”(抽象性、国际性)的关系，也颠倒了理论认识的顺序。
默顿认为中层理论是从宏观理论的下降，而非对低层操作假设的提升。事实上，理论的发展顺序并不是先从众多经验观察中抽象提炼出“中层理论”，然后再对许多中层理论进一步抽象，得出宏观理论。宏观理论之宏观本质上不在于其抽象，而在于价值关联的层次高，即它是对“人类文化普遍有效之问题”(例如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人类行为的几种基本模式、人类发展的根本动力……)的思考和判断。中层理论和低层操作假设本质上是带着这种宏观理论的“视角”与“指引”去发现和研究经验命题，对宏观理论进行验证与反思。
这其实就是学界常说的“问题意识”：于一项具体的、微观的经验研究来说，面对中国社会无限丰富的现实，究竟从哪个视角出发，选取什么为研究对象，取决于学者背后的宏观理论关怀。只有这种宏观理论关怀才能决定一个研究者将什么作为“问题”，要去“抽象”何物。若缺乏，就会面临缺乏研究意义的窘境，即“没有问题意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做过许多具体研究，其问题意识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对社会组织及第三部门的经验研究之所以热门，引起研究兴趣的显然是“市民社会”理论……由此可见，宏观理论是经验研究的前提而非结果，本质上学界是不允许存在不带有理论关怀(至少也得带有由宏观理论所“降”下的中层理论关怀，不管研究者是否真正自觉到了)的经验研究的。
因此，像梁玉成所设想的，中国本土的经验研究可以抛开理论，从某种纯粹经验出发，一路提升到宏观理论的设想既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取的。事实上，本土化研究的意义不正是以本土经验为依托，与这些宏大理论进行对话，以对其进行补充、修正、甚至推翻吗?更进一步，究竟什么是“本土”的，不正是在理论对话中才得到凸显的吗?至此，我们就涉及到了方法论讨论的第二层次，即“应用本土化”。
三“应用本土化”与“理想类型”方法
谢宇提出的第二种本土化是应用本土化，即西方社会学的概念、理论、研究方法和策略在我国的应用问题。他批评了两类学者。他认为，第一类学者的问题在于“看到的只是独特性，他们描述和刻画的是中国和西方社会的组间差异，强调中国的文化和制度传统与西方参照系之间的鲜明对比，而对中国社会内部的差异性和变化重视不足”。[9]
谢宇的这个批评难以成立。因为是否重视中国社会内部的差异性和变化取决于研究的目的，如果研究对象是中西比较这个宏观问题，必然不需要重视中国社会内部，以及西方社会内部的差异性，只要突出组间差异就可以了。费孝通的《美国人的性格》，许烺光的《美国人与中国人》，都是在对美国人与中国人的性格进行比较，他们都忽略了中国人内部以及美国人内部的差异性。如果按照谢宇的批评，所有的比较研究都无从谈起。
在谢宇看来，第二类学者的问题是“套用西方的框架来研究中国，有时容易陷入对现象浅尝辄止的理解，甚至有可能得出让中国和西方学者都感到不可思议的误导性结论”。他认为：“一切将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社会或历史情境的研究都必须考虑与当下情境的结合。但这一主张与追求本土化无关，而是对一个学者最基本的要求。”[10]在此问题上谢宇持论公允，因为这是一名学者是否合格的问题，不是一个是否要本土化的问题。如果把这种情况也称作“本土化”只会平添人们思维的混乱。在文中，谢宇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套用西方框架理解中国”的现象，而这恰与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有关。
韦伯认为借助“理想类型”概念来认识事物是人类思维的必然要求。与“理想类型”概念相对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类概念”，类概念的特点是概括共性，例如猫的概念体现了所有猫的共性。而“理想类型”概念的构成方式是“复合”，是从事物纷繁复杂的面向中“抽取”对作者而言具有意义的内容，组成一个最具纯粹性且逻辑一贯的整体，为人们的认识提供方便。[11]韦伯认为，他提出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非是他自己发明、自己使用的方法。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工作者都有意无意在应用的方法，只是他实现了方法论自觉，把这种方法清晰地表述了出来。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为例，它并非是在概括英国、法国、荷兰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共性，而是从这些国家中“抽取”了资本主义的典型要素，并将其“纯粹化”与“极限化”了。[12]事实上，几乎所有我们熟知的社会科学概念都是“理想类型”概念，例如，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涂尔干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与“共产主义”，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等等。
关键在于，“理性类型”的用法不是要将现实往理想类型上“套”，而恰恰相反，是要借由理想类型发现具体社会事实与理想类型的差异性，从而实现对这个社会事实的理解。理想类型是一个我们在头脑中已经理解的概念，用这个已经理解的概念去与有待研究的现象进行比照，才能发现现象中“超出”了既有理解的部分，从而发现该现象的独特意义。例如，“我”去买杯子，一个杯子的价格是20元钱，卖杯子的人恰好是我的朋友，他10元钱就卖给了我。我是如何理解朋友的行为的呢?我先建立了一个“市场交换”的理想类型，按照这个理想类型，他应该20元钱卖给我。但是他现在的行为与这个理想类型出现了偏离——10元钱就卖了，是什么导致了偏离呢?是他对我的友谊。因此正是借着“市场交换”这一理想类型，“友谊”这一要素才凸显了出来，我们才“理解”了朋友行为的意义。韦伯说，我们人类就是这样理解行为的意义的，如果没有理想类型作为参照，意义是难以浮现的。
因此西方的理论和框架并不是用来将我们的经验现实削足适履，而恰恰是用来凸显我国经验现实的独特意义。应星认为：“社会现象不是自在的，而是被呈现、被建构出来的。没有人独特的感知，没有敏锐的问题意识，社会实在纵然如神祇般矗立在山顶，人也可能视而不见。”[13]确实如此，那社会现象怎么被呈现、被建构，问题意识从哪来，其实恰恰是从与理想类型的比照中来。
正是借着西方团体格局的比照，我国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才呈现出来;正是借着西方宗教的“外在超越”性质的比照，中国宗教的“内在超越”性才呈现出来;正是借着西方的市场经济企业架构的比照，中国“单位制”的特色才能凸显出来。在“本土化”问题的讨论中，一些学者似乎认为存在着一种不需要与西方比照的、纯粹的“中国概念”“中国话语”，认为只有建构这些才体现了“本土化”。在韦伯看来这是不可能的，这就像离开了“黑”来建构什么叫“白”，离开了“高”来建构什么叫“矮”。“中国”概念、“中国”话语中包含哪些要素，不是需要在与其他国家的比照中凸显吗?如果没有这些比照，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呢?
费孝通晚年就指出，“文化自觉”是与“异文化”充分接触后，“反观自照”而形成的。[14]这与韦伯的认识如出一辙。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涉及“文化霸权”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将这个建构的过程反过来认识：以中国的“差序格局”为比照对象，让西方的团体格局凸显出来，以“内在超越”为比照对象让“外在超越”凸显出来……但无论怎么样，只有在跟理想类型的比照中，我们才能发现意义。对于这些有意义对象的解释就构成了我们一般所说的理论，例如韦伯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理论。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比照中，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自20世纪60至70年代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才凸显为“问题”，在这种“问题意识”的引领下，“儒家与东亚现代性问题”成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当然，用于比照的理想类型并不是只有“西方”，任何一种比照都只是能看到对我们特定研究目的有意义的那部分要素。如果我们承认当前中国人的行动至少受到三种力量的影响，一种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是西方的，第三种则是百余年来中西混合所形成的新传统，[15]那么对于理解现代中国的某些特定问题而言，与建构自中国历史中的乃至非西方社会的理想类型进行比照同样有价值。
四“范式本土化”与“理解社会学”
谢宇提出的第三种本土化是范式本土化。他认为“范式本土化观点的基础是中国与西方在社会文明起源和发展轨迹上的历史性差别”，即“西方文化以基督教、罗马帝国文化为背景，中国文化根植于华夏文明体系和儒释道思想，近代西方的认知模式是以感官经验、实验归纳分析方法为基础的……传统中国的认知模式则是建立在直觉体验、冥想演绎方式基础之上的”。[16]他担心，范式本土化会损害中国社会学的规范性。
事实上此处谢宇混淆了两种不同的“范式”：一个是社会科学的认识“范式”，一个是对主体行为意义的解释“范式”。[17]在讨论中，谢宇的“范式本土化”概念指的是前者，而翟学伟指的是后者(因此他认为谢宇“并未认清‘本土化’确切含义”)。这正是此二人都用韦伯来支持自己观点的根本原因。
韦伯认为社会科学之所以是科学，因为它试图通过逻辑来建构因果联系，这与自然科学是一样的。回到谢宇提到的“认知模式”上，假设中国的认知模式确为“直觉体验、冥想演绎”，但这不意味着社会学家也用“直觉体验、冥想演绎”的方法去研究。社会学家需要将这个直觉体验的原理以及直觉体验所导致的结果(因果联系)用证据和逻辑表述出来，即需要“用逻辑描述中国人怎么不遵从逻辑”，而非“不用逻辑来描述中国人不遵从逻辑”。套用韦伯的例子，社会科学家与变态者在“认知模式”上并不相同，但这不妨碍前者发展出一套“变态心理学”去解释后者的行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谢宇无需担心对以“直觉体验、冥想演绎”为特色的中国文化的研究无法遵守学术规范的问题。
韦伯认为，社会科学除了与自然科学一样追求“因果妥当性”的同时，还追求“意义妥当性”。对于一个物理上的因果关系(例如力是加速度的原因)，人们不需要在心理上“理解”为何力与加速度的关系是这样的，这就是“客观自然规律”。但对于一个社会科学的因果关系，人们需要主观上对其进行理解。例如我们发现了一条因果联系——新教徒的行为与加尔文的“预定论”学说有关，但“事情还没完”，社会科学还要去“理解”新教徒如此行为的主观动机是什么(为何“预定论”会使新教徒产生这种行为)。“只要是缺乏意义的妥当性，它就仍然是个不可理解的统计几率而已”，韦伯认为对意义的理解是社会科学相对自然科学“额外的成就”。[18]
至此我们就来到了“对主体行为意义的解释范式”。“理解”的对象是主体行为的主观动机。韦伯认为最容易被理解的是目标合理性行为，因为此种行为只要人具备理性就是可理解的。离目标合理性行为越远，我们越需要用“移情”来理解。而“移情”能否成功，取决于对支配对方行动的价值、情绪等是否有过体验。如果没有体验，那就只能通过知性尽可能地去诠释或达到拟情体验最近似的程度，以便对受这些驱使的行动过程多少能有所理解。[19]
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中国人的行为就需要进入到中国人的“主观”中，用中国人自己的意义系统去理解。正如我们理解“新教徒”，就要进入新教徒的意义系统内，这样才能认识到新教徒身上节俭、勤奋等资本主义精神并非因为某种世俗追求，而是为了“荣耀上帝”。格尔茨明确承认自己的“阐释人类学”是继承了韦伯的诠释学观点，此种人类学“倾向于关注个人和团体凭借其能动性对意义结构加以形塑、沟通、灌输、分享、转变和复制的‘象征与象征体系’”。[20]这种意义结构及其象征体系就构成了他的著名概念“地方性知识”。
借用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发现，构成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理解障碍的是：我们熟悉的意义体系和话语体系，主要来自于西方，严格来说是现代西方，它本质是一种现代西方的“地方性知识”，其意义体系中包含了叶启政所提及的“世俗现世观”“占有满足观”[21]等。更具迷惑性的是它作为一种强势话语体系经常打着“普遍”“普世”的旗号，与模仿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相结合，具备着至少表面上的“科学性”。在讨论中，郑莉认为“本土化需要建立在对西方理论和方法背后的哲学人类学的存有论预设进行反思”，[22]本质上其实就是对西方的地方性知识进行反思。
当然，我们承认自近代以来我国受到了西方的巨大影响，与古代相比，当代中国人“西化”的成分更多。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讲，这是西方的“地方性知识”拿到我国具备一定解释力的深层原因。[23]但问题是我国还有很多未被西化的、“传统的”行为领域。对此“本土化”的要求在于：
第一，不能用西方的意义体系以及渗透了这些意义体系的概念来理解这些行为。例如周飞舟在讨论本土化问题时指出的，用交换理论来分析“孝”或“报”的观念，而忽略了交换理论背后的个体主义和平等主义预设。[24]
第二，也不能仅满足于用本土概念和“初级的”意义体系来描述这些行为，例如简单地用“人情”和“面子”等概念来解释(当然，跟“套用西方”相比这已经“本土化”了一大步)。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应该将这些行为背后的意义体系与我国关于人生终极意义的总体观念勾连起来，揭示中国文化作为特殊的人类文化类型的独特意义系统。例如我国的“人情”“面子”等观念的根源可能是我国先秦时期就已出现的基于血缘、人伦共同体的一整套生存理想，这套理想又在历史中被儒释道所建立的各种意义体系、被我国强大的家产制国家结构所不断“形塑、沟通、灌输、分享、转变和复制”。[25]这是一种中国对于人之“可能生活”的独特理解和社会安排，只有对这一整套过程进行深入理解，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人的行为。在韦伯看来，这种“本土化”并非像杨国枢讲的那样必须由当地的研究者来实现，而是任何从事社会科学的学者进行“理解”的必然要求。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人，也必须在此意义上“理解”中国，至少是要“通过知性尽可能地去诠释或达到拟情体验最近似的程度”。
五结语
在韦伯的学术生涯中，方法论问题或许是最令他愤怒与无奈的。他认为自己所提出的方法论原则具有逻辑上的明晰性，是每一个有理性的、从事社会科学的学者都必然能够接受的，而且是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已经在运用的(韦伯认为，其实大部分学者在实际研究中都运用了正确的方法，只是他们对所用方法的方法论解释是错误的)。然而，他的学说却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为此他愤而退出了“德国社会学会”与“社会政策学会”。
韦伯可能更未曾想到，百年之后学界仍在受方法论问题的困扰。就我国而言，基本的方法论问题上又叠加了文化自觉、文化自尊等问题，更增添了迷障。不过韦伯的学说仍旧有助于我们认清这个问题。
在韦伯方法论看来，“本土化”与“国际化”并不矛盾，真正的本土化是将本土问题关联到高层次的价值上，进行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研究。所有的本土当然都是“特殊的”，但有些特殊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特殊”，而有些仅仅是“具有个人意义的特殊”，好的社会科学追求前者。更进一步，我们将什么当作“本土”，或者说将本土的哪些成分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是在运用“理想类型”方法进行比照时凸显出来的，例如“差序格局”之所以是中国特色，是与“团体格局”比照的结果。至此社会科学的研究并未结束，接下来，我们还要将类似“差序格局”这种本土性概念与我国关于人生终极意义的总体观念勾连起来，揭示中国文化作为特殊人类文化类型的独特意义系统。
这一方面是“理解”与“解释”中国人行为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人类社会提供一个“可能生活”的选择。我们当今的时代是一个西方的意义系统及生活模式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其造成的“铁笼困境”我们有目共睹。在此意义上，本土化是世界各地区发现被强势西方知识所埋没的“知识”“话语”“价值”的过程。我国将本土化起初称为“中国化”，后来改为“本土化”暗含的也是这个道理。各个民族意义系统的发掘，均为破解“铁笼”提供了可能。在此意义上，我们期待周晓虹所言的“拉美版”“非洲版”“俄罗斯版”[26]社会学的出现。
注释：
[1]谢宇：《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
[2]这里面的“上升”包含两种。第一种是梁玉成所认为的“理论抽象层次”的上升，这种思维方式接近于“实证主义”，因此梁玉成在多方面对谢宇表示赞同(梁玉成：《走出“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的误区》，《新视野》2018年第4期)。第二种是“话语体系与中国经验”的上升，周晓虹、贺雪峰等学者的主张属于这种(周晓虹：《社会学本土化：狭义或广义，伪问题或真现实——兼与谢宇和翟学伟两位教授商榷》，《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1期;贺雪峰《本土化与主体性：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兼与谢宇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期。
[3]翟学伟：《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吗?——与谢宇商榷》，《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0期。
[4]谢宇：《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
[5]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的与社会政策的知识之“客观性”》，《韦伯方法论文集》，张旺山译，台北：联经出版社，2013年，第206-209页。
[6]马林诺夫斯基：《〈江村经济〉序》，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5页。
[7]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北京：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31页。
作者：张翼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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