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边疆地区开启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切换之旅，边疆地区的人民群众无可避免地面临社会转型之痛：体制转轨带来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分配正义的缺失等一系列问题进一步阻碍边疆地区的发展，而现代文明与边疆地区传统文明的对冲使得边疆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边疆地区开启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切换之旅，边疆地区的人民群众无可避免地面临社会转型之痛：体制转轨带来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分配正义的缺失等一系列问题进一步阻碍边疆地区的发展，而现代文明与边疆地区传统文明的对冲使得边疆社会陷入了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紧张; 加之我国边疆地区未能建构起制度化的社会压力释放机制，边疆社会紧张直接催生一系列社会失范现象，社会转型由此成为边疆社会问题产生的内生逻辑。 边疆社会问题的“边疆”属性凸显需要进一步探寻适合边疆的治理方式，根据边疆社会问题产生的内生逻辑，构建一整套适合中国边疆的功能性制度，缓解边疆社会结构的紧张，最终实现边疆治理的善治。
关键词：边疆社会; 风险社会; 社会问题; 社会失范; 边疆治理
中国边疆的社会问题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关注当代中国边疆治理一定程度上需要有一个现代化的视野，从中找到两者之间共同的联系。 现代化进程下的社会转型改变了中国许多边疆地区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提高并改善了边疆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
边疆文化论文投稿刊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创刊于1991年，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边疆研究领域的唯一一个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
同时，伴随社会转型一同到来的还有社会转型时期的“阵痛”，在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双模式共同影响下，边疆社会问题逐步凸显，具体表现为一种边疆社会分配正义缺失，社会结构趋于紧张，同时正在处于转型时期的边疆社会不得不面临着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对冲产生的边疆民族文化的焦虑，而现阶段边疆社会缺乏一整套防范化解边疆社会重大风险、缓解边疆社会紧张、实现边疆社会分配正义的一系列的配套体制与机制，边疆社会由此产生大量的失范越轨行为，边疆社会由此变成“风险社会”。
一、双模式变迁：边疆的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
边疆社会的转型伴随着国家体制转轨同时进行，在双模式变迁共同影响下，边疆地区开启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切换之旅，边疆的社会利益格局无可避免的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调整，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动，这给边疆地区人民群众思想上带来极大的震撼，同时也是边疆社会问题产生的重要社会背景。
(一)社会转型与边疆社会问题
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 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社会转型进程曲折而又艰辛，改革开放以后，转型进程开始加速，短短四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到现在中国依然处于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
边疆社会作为中国社会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加快了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逐步从原来的传统的社会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只不过相对于部分已经接近社会转型尾声的发达地区，边疆地区的社会转型依然还在进行时，许多边疆地区社会转型初期产生的阵痛无法避免，由此产生的边疆社会问题也将长期存在。
社会问题指的是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由于存在某些使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失调的障碍因素，影响社会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的共同生活，对社会正常秩序甚至社会运行安全构成一定威胁，需要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干预的社会现象。 边疆社会的转型进程中，传统的社会结构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濒临解体，社会环境也发生了重大改变，由于边疆社会的许多地区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最初阶段，新的社会结构还未来得及建构，传统的社会结构却濒临解体，失去了对其成员原有的调节和控制能力，社会问题由此孕育而生。
边疆社会问题在这里可以定义为：出现妨碍边疆社会的公共生活、阻碍边疆社会进步、影响到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的客观现象。 边疆社会问题因其客观存在的性质，阻碍边疆社会的进步的同时也影响到了国家发展的战略布局，需要国家与社会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一定措施才能加以解决，而中国边疆社会问题研究的主体主要是集中发生在陆地边疆，陆疆是国家最为直接的对外交流载体。 陆地边疆成为边疆社会问题形成、发展的主要政治公共空间，研究中国边疆社会问题的焦点也更多集中在陆地边疆上。
社会转型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它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阵痛成为了边疆社会问题产生的内生逻辑，而边疆社会因为边疆的特殊属性，其产生的社会问题相较于内地转型过程产生的社会问题也有所不同。 需要学者进一步的专门关注与研究，例如边境人口空虚化、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艾滋病传染、跨国非法人口贩卖、跨境毒品走私与贩卖、极端宗教思想渗透等问题。
当然，边疆社会作为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内地社会一同经历了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一部分边疆社会问题本质上和内地社会问题属于同一问题，例如人口的相对贫困、文化教育服务不充分，以及利益分配不充分、不均等带来的群众性事件等，这一部分内地转型过程中经常见到的社会问题也同样阻碍边疆社会的发展，也需要国家与社会给予同样的关注。
(二)体制转轨与边疆社会问题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迁，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为主转变成为市场经济为主，从原来那样一种缺乏活力与效率的体制转变成为更有活力、更有效率、更能适应市场需求的体制。 体制转轨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带来的巨大改变举世共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78.7亿元增长到了2017年的820754.3的万亿元，短短40年国内生产总值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33.5倍。
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显著提升。 但体制转轨背后隐藏的社会问题同样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极大影响，工人下岗潮的出现、城乡差距二元化结构固化、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则是体制转轨带来的“副作用”。 体制转轨带来社会财富与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深刻改变着边疆社会的阶级结构与阶层结构。 体制转轨给边疆社会带来经济发展的机遇，极大改变了边疆社会整体贫困面貌。
但同时也带来残酷的市场竞争，边疆地区的人们也被“拖”进市场竞争的激流中，而市场竞争的本质就是有赢家就会有输家，边疆地区在市场竞争中相对处于劣势地位，无论是在人才储备还是资源储备方面，边疆地区无法在市场竞争中形成自己独有的竞争优势，而部分边疆地区的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依然属于“前市场经济”的状态，在市场竞争的逻辑下有可能进一步拉大与内地之间的差距; 一部分边疆地区则根本无法直接参与到残酷的市场竞争当中，一定程度上只有依靠国家“输血式”政策与财政支持才能继续维持稳定和发展。
市场经济体制在国家层面依然需要改革与继续完善，在鼓励竞争、鼓励资源充分流动，完善与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与法律规则的同时，也要兼顾保护弱者的利益，配套出台相应的社会保障措施与再分配政策。 但这些改革措施在全国层面尚且处于起步阶段，对于边疆社会地区来说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在这之前边疆地区承受着市场经济残酷竞争带来的寒冬，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又进一步加深边疆地区的贫困水平，使其陷入贫困的“无限循环”的状态当中。
此外，边疆地区相较于较发达的内地则处于边缘地位，边疆地区为了内地部分发达地区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同时也很大程度上牺牲了自己发展的机会与利益。 许多边疆地区产业属于资源主导型，在社会分工的整个过程中处于产业链条的最末端，从事大量的利润较低、竞争较为激烈的“下游产业”，那些处于产业链前端、利润较高的上游产业则被部分发达的内地所垄断，国内市场出现了所谓的“中心—边缘”结构，即内地发达地区位于市场经济的“中心”优势地位，这决定其享受市场竞争带来的大部分利润与好处。
而处于“边缘”地位的边疆地区仅能获取少部分利益的同时甚至还要承担市场竞争带来的负面效应，例如有的边疆地区长期开采自然资源导致其陷入到了自然资源枯竭外加环境严重污染的双重难题当中，这一部分边疆地区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只能依靠国家政策的统筹协调，自身缺乏发展的动力。 体制转轨给边疆社会带来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这值得学者更深入的研究与反思。
二、分配正义的缺失与边疆社会结构性紧张
边疆社会在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双模式变迁的影响下，社会面貌发生极大改变，但边疆地区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效率还是物质财富的再分配程度，都无法与内地相提并论。 分配正义缺失加剧了社会分化的程度，而社会分化进一步造成社会结构性紧张，社会结构性紧张又逐步孕育了社会矛盾，并产生边疆社会问题。
(一)分配正义的缺失
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代替原先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
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这个关于主要矛盾转变的历史性论断为党和国家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边疆社会在社会化转型与体制转轨的进程中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边疆地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边疆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这是一种因为分配正义的缺失而产生的矛盾。 边疆社会的分配正义缺失属于结构性的分配正义缺失，具体表现为纵向结构性分配正义缺失与横向结构性分配正义缺失; 除了两种结构下的分配正义缺失以外，以个体视角和群体视角观察所呈现的边疆地区群众之间的分配正义缺失也值得人们关注。
1.两种结构下的分配正义缺失
纵向结构性分配正义缺失指的是边疆地区与内地在经济社会区域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的历史差异，历史上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原地区与处于“华夏边缘”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经济差异，农耕文明所产生的巨大财富吸引着游牧文明。 中国历史上一旦位于中原腹地的农业文明在军事上处于弱势地位，并且因为地理气候原因导致游牧民族的畜牧减产等一系列客观因素，具有强大军事优势的游牧文明部族铁骑一定会乘势入侵，逐鹿中原。
步入近代，伴随着主权国家诞生，少数民族地区形成自己的边界，成为所谓的“边疆地区”，由于先天的地理条件与资源、人口分配不均等问题，边疆地区与内地之间的区域经济差异依然十分明显，边疆地区在人才储备、产业分布以及基础设施等一系列经济发展所需的必要条件都无法比拟内地。
横向结构性分配正义缺失指的是边疆地区不仅与内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边疆地区内部经济社会横向对比，差异也十分明显。 以边疆省份云南为例，有学者就曾经指出，云南内部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呈现出一种“中心—外圈”的经济发展格局：“经济发展水平在云南表现为以昆明市辖区为极点，以曲靖、大理、玉溪、丽江、保山等市辖区为次级核心的‘中心—外围’圈层式经济发展格局，且滇中、滇东、滇北经济发展水平普遍高于滇西南。 ”云南省的经济发展以这几座“中心”城市为主，而这几座“中心”城市当中又以省会昆明市为发展的“极点”，内部经济差异十分明显。 仅以云南一个边疆省份内部作为观察视角，就可以看到边疆地区横向对比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巨大，如果扩大到全国各个边疆省份之间进行横向对比，差异会更加巨大。
2.双重视角下的分配正义缺失
个体视角下的分配正义缺失关注的是边疆地区民众个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差异，“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任何利益分配格局细小的改变将触动每一个边疆地区人民群众的敏感神经，边疆社会中底层社会成员之间“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相对剥夺感”更是使他们高度关注利益的再分配。 个体之间的经济差异往往比群体之间的经济差异感受更直接，也更容易被人们所感知，由“相对剥夺感”所带来的激烈的情绪也很自然的在个体之间快速传播、渲染和扩散，成为边疆地区一系列涉及利益分配的经济案件与刑事案件发生的主要诱因之一。
群体视角关注的是边疆地区群众作为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差异，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也逐步扩大，并由此带来的边疆地区群体之间的阶层固化，社会流动也逐步放缓，而人民群众对于物质与文化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既有利益格局形成和阶级固化使得利益的再分配变得十分困难，边疆人民群众对于物质文化要求越来越高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利益结构也日趋复杂，边疆社会的各个阶层群体围绕公共资源之间展开不同程度的激烈竞争，由此产生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群体性事件前些年也经常发生，这给边疆地区政府的治理效能提出挑战，同时也需要国家通过顶层设计的方式出台一系列社会制度实现分配正义，缓解社会结构的紧张。
(二)分配正义与社会结构紧张
“结构紧张”表现为因社会的结构分化速度快于制度规范的整合速度而形成的结构要素之间的紧张与脱节，使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由于政策与制度安排的变化而产生不满，因而引发矛盾与冲突的状态。 社会分化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也有学者将社会分化视为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突出强调社会分化带来的“正面效应”。 但社会分化造成的社会紧张对于边疆社会的负面效应即社会问题的产生不能被忽视。
边疆社会的社会问题表现在现代化进程中加剧的社会分化与缺失的制度整合之间的矛盾，社会分化造成边疆与内地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边疆社会各群体和各阶层之间围绕着如何进行利益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缺乏制度上的分配正义，正如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论述的一样：“公平正义的观念要运用纯粹程序的正义的概念来解决特殊境况中的偶然性问题。 ” “没有对这些背景制度的恰当安排，分配过程的结果便将会是不正义的。
”分配正义需要社会制度的建构，通过社会制度的建构重新进行社会整合，以此来减缓社会分化带来的社会紧张。 越是复杂的、多元的社会越是需要制度进行整合，这就需要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政府的协调与配合，使得顶层社会制度的设计尽可能接近分配结果符合正义的原则，因为社会制度倾向于的是一种长期的、稳定的社会规范，制度规定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方式，只有将制度设计符合正义的原则，使得制度的利益与公共的利益相互吻合，才能保障分配正义。 但边疆社会相应的制度设计依然处于起步阶段，一个长期的、兼顾中央与边疆地区并且保障分配正义的社会制度尚没有出现，边疆社会结构也日趋紧张，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转型过程逐步消解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社会制度，使得边疆社会原有的传统文化的社会整合功能失去作用，由此产生大量的边疆社会的失范行为。
三、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对冲下的民族文化焦虑
文明作为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独特方式，始终贯穿于历史进程当中，任何一个人类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区别，有的时候两种概念相互纠缠在一起使用。 文明既有独特性，即一个文明横向比较其它文明有着明显的差异，纵向比较各个历史时期之间也有着不同差异; 同时文明又有共同性，不同文明之间有着一些相通的文化，而文化具有一种社会整合作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张力。
现代化进程正不断展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般的变化，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群众作为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社会转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不仅明显的感受到现代化改善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之间激烈的碰撞，深刻地影响甚至改变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语言文字、生活方式，造成因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相互对冲下而产生的民族文化焦虑，具体表现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碰撞而使得边疆传统文化社会整合能力被削弱，边疆地区进入了“风险社会”的时代，而边疆地区民族意识的逐步增长以及原教旨主义宗教思想回潮也不断加深碰撞的程度，民族关系趋于紧张。
(一)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碰撞
现代化进程的浪潮深刻地影响每一个见证者与参与者，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发生激烈的碰撞。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广袤领土、幅员辽阔的国家，边疆与内地之间的现代化程度有很大的差异，正当内地部分发达地区开始考虑后现代化产生的社会问题之时，边疆地区却因为历史传统、地理条件、资源分布等一系列客观因素，导致它们必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与内地的现代化进程有很大的历史差距。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现代文明对于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而言蕴含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挑战，造成这些挑战的根源之一就是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之间发生的激烈碰撞。
在《风险社会》中，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反思现代化所带来的风险社会问题，他曾经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现代化带来的“解传统化” (detraditionalization)发生的同时不平等关系依然是稳定的? 这个问题同样也适用于正处于现代化进程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乌尔里希·贝克给出的回答是：“现代化带来的个体化社会潮流中，人们已经被解除了阶级义务，而不得不求助于他们自己对个人劳动市场生涯的规划。
”换言之，传统文明是以农业生产力为主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而现代文明诞生的历史背景是工业生产力大幅提高，一些工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地区甚至还出现后工业文明的影子。 现代文明让劳动者从田间地头的辛勤劳动中解放出来，也让他们从与之相对应农业文明一系列的社会规范与阶级义务当中解放出来，但劳动者很快就发现自己的辛劳程度并不一定相较于过去有所减少，甚至所承担的风险数量陡然倍增。
同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因为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正处于一个逐步解体的过程当中，民族文化、家庭以及乡邻朋友等传统社会连接每个人关系的纽带也面临着被现代化浪潮割裂的危险。 现代文明带来的现代化将每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体，个体所承受风险的数量相比较于过去可以说是成倍增加，但其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却不如传统农业文明社会，而边疆地区的政府与社会力量无论是从经济水平、社会资源分配、还是治理效能等各个方面暂时没有办法为每一个承担风险的个体提供帮助，每一个边疆地区的居民都被“抛”进现代化的浪潮中，有的人彷徨不知所措，有的人选择继续独自承受现代化带来的风险，有的则选择反对现代化，重新回到传统文明的怀抱当中，这些都是现代化初期各个边疆地区无法避免的社会问题。
(二)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
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成果，是人类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进行共同的社会生活的经验。 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都有自己丰富的语言、文字、思想体系等，这些都可以作为文化的载体，数千年来维系着边疆各少数民族社会的生存与发展。 历史上中国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因为地理空间上的阻隔，交通极其不便利，传统王朝国家没有办法进一步将国家权力渗透到基层，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处在传统王朝国家“核心区域”之外的“边缘地区”，王朝国家根据边疆地区和中央远近亲疏的关系采取特殊的方式进行治理，这个因为治理而所做的区分就是所谓的夷狄之分，这部分特殊区域就是边疆。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因为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保持自己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之间也有一定程度的交融。 到了现代，民族国家权力进一步向下渗透，汉族与各边疆少数民族进一步交融，中国各民族之间文化的接触相比较于王朝国家时期更加频繁，这样频繁接触伴随着融合与碰撞。 每一次的接触使得文化之间互相理解、共同进步，形成共同的中华民族文化，走向最终的融合与发展，但在实现最终的融合与发展之前，不得不正视各民族之间文化碰撞所产生的问题，这些问题将进一步阻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从某种角度观察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融，可以看出各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动态交互的关系，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为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从中也可以观察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对于中国国家的认同程度。 部分少数民族在处理民族文化与国家认同关系之间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个别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增长过快，而中华民族的意识却不足，甚至出现了对本民族的认同超越了对国家的认同，原因之一在于过去边疆地区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治理的价值取向偏向于强调各少数民族身份的“民族性”。
而“国家性”却有所欠缺，加之各少数民族之间对于利益分配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民族之间难免发生围绕利益而产生的碰撞与摩擦，不过这一部分问题本质上属于人民之间的“内部矛盾”，需要警惕的是那些已经上升成为“敌我关系的矛盾”，受外部地缘环境的影响，一些地区出现了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宗教思想回潮，宗教极端势力的出现严重破坏边疆地区的安定与和谐，破坏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严重危害国家安全与领土的完整统一。
(三)原教旨主义宗教思想的回潮
宗教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现代化的浪潮席卷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一些宗教思想又重新回潮，让许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在独自面临现代化带来的失落感与风险的时候重新联系在一起，个体重新回到集体的怀抱当中。 正如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中所论述的那样：“20世纪后半夜席卷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进程。 认同和权力体系长期存在的根源瓦解了。 人们从农村移居到城市，脱离了他们的根基……他们需要新认同根源、新形式的稳定社会，以及一套新的道德规范来赋予他们意义感和目的感。
”现代化割裂了传统社会的纽带，使得一个又一个的人成为原子化的个体，他们在社会中独自挣扎、迷茫、漫无目地，独自承受现代化带来的社会风险。 宗教思想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重新回潮，重新赋予人们新的认同与意义，重新将分散的、原子化的个体紧密联系在一起。 但部分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极端思想也混杂其中，一部分宗教极端势力重新找到自己传播的土壤。
以新疆为例，在新疆克拉玛依的一个油田，一个油田老职工感叹道：“过去由于条件艰苦，汉族与少数民族混居，民族关系在工作生活中并未出现什么问题，互帮互助是邻里间的正常交往过程，且由于克拉玛依人口成分几乎全部为工人和援疆青年，过去不存在民族间的紧张关系。 现在物质条件极大改善，产业工人的三代、四代被极端思想鼓动，民族之间也慢慢拉开距离产生隔阂。 ”仅仅是因为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各民族群众之间产生了隔阂，原本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被打破，民族关系变得十分紧张，民族团结被严重破坏。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9年3月18日发表的《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白皮书中，对宗教极端主义的特征有非常清晰、准确的表述：“宗教极端主义打着伊斯兰教旗号，但完全违背宗教教义，并不是伊斯兰教……无视新疆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多姿多彩、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企图割裂中华文化与新疆各民族文化的联系。
这一切，都是对现代文明的否定，都是对人类进步的破坏，都是对公民人权的粗暴侵犯。 ”作为“三股势力”其中重要的一环，宗教极端势力严重危害边疆地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破坏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团结与社会稳定，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08年西藏拉萨的“三·一四”打砸抢烧事件以及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的“七五”打砸抢烧事件，这两场暴力打砸事件的背后都可以发现宗教极端思想在背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极端宗教思想断章取义、甚至是故意歪曲解读传统的宗教思想，将传统宗教思想中的原教旨主义发挥到极致，进而为自己背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服务。
这样的思想很容易蛊惑那些受到现代化浪潮冲击下迷茫而不知所措、处在社会边缘地带的年轻人。 他们很容易受到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成为现有政治体制的反对者与破坏者，部分人甚至成为暴恐分子。 他们不仅通过暴力恐怖的方式破坏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内地一些城市也成为他们暴力恐怖袭击的目标。 2013年北京天安门金水桥的“10·28暴力恐怖袭击案”和2014年昆明火车站“3·01事件”，两起恐怖袭击事件都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任何地点、任何人在宗教极端势力面前都成为了潜在目标，宗教极端势力产生的社会问题不仅破坏边疆地区安全，同时也危害国家安全，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思想回潮成为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相互碰撞最极端的形式。
四、功能性制度供给不足与边疆社会失范
边疆社会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形态发生急剧地变化。 现代社会带来的“解传统化”正逐步消解边疆社会的传统文化与社会规范，边疆社会传统文化原来所具有的社会整合功能正逐渐失去作用，社会分化不断加深，社会结构也趋于紧张，然而边疆社会相应的制度化压力释放机制尚未建构，社会失范现象也层出不穷。
(一)边疆社会的社会规范
社会失范是相对社会规范而言的，是以社会规范的对立面而存在，是对规范的背离或否定。 涂尔干将分工不能产生团结，各机构之间关系尚未得到规定的状态界定为一种社会失范状态。 社会失范行为普遍发生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的社会规范正在消解，新的社会规范尚未成形，人们普遍感觉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 转型时期的边疆社会不仅是一个社会越轨与心理失衡现象叠加的“失范社会”，同时也是一个风险叠加的“风险社会”。 有学者通过现代国家治理的视角对边疆的内涵进行界定，认为边疆不仅是一个边缘性的地方行政区域，同时认定边疆是一块具有较大管控风险的行政区域。
边疆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例如跨境武装毒品走私贩卖、人口贩卖、地下钱庄泛滥)、人口流动问题(例如移民非法入境、偷渡、跨境婚姻)、民族与宗教问题(例如宗教渗透、民族冲突)、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例如艾滋病传播、猪瘟疫情传播)等，这一部分社会问题大多数属于边疆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传统社会时期前所未见的社会问题。 原有的社会规范无法解决这一部分新的社会问题，并且原有的社会规范本身又处于逐渐消解的过程当中。
边疆社会缺乏一个新的社会制度重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制度化的压力释放机制尚未形成，社会结构趋于紧张，边疆社会问题不断积攒，矛盾一触即发，直接掣肘国家重大战略方针的实施。 这一系列边疆社会的失范行为不仅需要重视边疆治理过程，即国家必须运用政权的力量，动员其他社会力量，运用国家和社会的资源，去解决边疆问题，采取族际主义与区域主义并重价值取向治理边疆。 同时也需要中央政府与边疆地区政府注重制度设计，一个社会的成分越复杂，各种集团越是纵横交错，其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持就越依赖于政治制度的功效。
(二)功能性制度供给不足与边疆社会
针对边疆社会转型出现的社会失范现象，结合边疆地区的特殊区域属性，制定一系列政策法规，通过制度化的手段，重新规范转型时期边疆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缓解边疆社会结构性紧张带来的边疆社会问题。 对于目前的边疆治理而言相应的功能性制度供给不足是制约边疆实现善治的因素，功能性制度供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经济性功能制度供给、政治性功能制度供给以及社会文化性功能制度供给。
其一，经济性功能制度供给不足表现为一种对于边疆地区除了既有的一系列中央扶持的经济政策以外，其本身也需要发展自己的产业，“输血”过程格外重要，但“造血”的过程的不足也影响边疆地区未来的发展。 边疆地区除了要维持稳定，经济的自我发展也十分关键，这种倾向于“输血”功能的经济政策在帮扶边疆地区贫困群众改善民生、促进平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历史性作用，但政策背后也使得一部分边疆民族地区产生了“等靠要”与“搭便车”的思想，经济扶持政策缺乏了最基本的制度激励。
另外的问题是国家在部分边疆民族贫困地区通过一些项目投入大量的财政资金加大民生工程的建设，但由于后期缺乏科学的管理与维护，导致这些修建好的民生工程长期闲置以至于部分开始出现损耗，造成国家财政投入资金大量的浪费。 可见边疆地区的经济政策缺乏科学管理、监督与决策机制的制度设计; 此外边疆地区在“风险社会”中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由于边疆地区政府经济能力有限，人们缺乏与之相对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抵御风险。
其二，政治性功能制度供给不足在于虽然现代国家权力力图渗透到每一个人，但也有出现权力真空的地方，例如一些边疆地区边境线上出现人口虚空化的问题，一些学者通过分析遥感卫星观测中国西南边境灯光数据指出了这一问题，他们认为西南边境虚空化问题一旦放置不管，未来扭转这一局面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
边境线一旦没有人，边疆治理从何谈起? 这样的情况和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同时也说明了现实当中国家的权力依然有空缺的地方，此外加之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和宗教思想渗透，国家权力一定程度上受到侵蚀，这一系列原因和边疆地区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相关联。 而边疆地区政府缺乏相应的管理资源与制度支持，当地公务员的行政能力以及素质自然无法与内地发达地区公务员相比，而且他们所在的地区地理条件恶劣、人口稀少，国家能够给予他们的物质待遇依然有限，边疆地区缺乏一定的政治资源。
其三，社会文化性功能制度供给不足，主体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的衰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下，传统民族文化原来所提供的社会整合作用逐渐式微，一部分生活在现代的边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群众发现现代化也不一定能够改善他们的贫困状况，相反带来新的问题，例如一部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毒品吸食、艾滋病传播等新的社会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少数民族地区的正常社会生活秩序，逐渐成为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 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文化性功能制度的缺失，无法很好的解决这一类的问题，边疆地区社会结构趋于紧张，社会失范行为由此产生。
作为边疆社会问题凸显的内生逻辑，社会转型以及体制转轨双模式变迁当中产生的社会问题是现代化进程的缩影，现代化既给边疆带来财富与发展，同时也让边疆进入“风险社会”的时代; 仍然处于现代化进程当中的边疆地区自然在经济发展方面有很多的上升空间，但无论是物质分配的数量还是均衡程度，暂时还无法满足边疆地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边疆的分配正义的缺失加剧了社会紧张。
而边疆地区的传统文明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带来的民族文化的焦虑一方面削弱了传统文明的社会整合功能，另一方面又加剧了边疆地区民族意识的增长以及原教旨主义宗教思想的回潮，社会矛盾进一步凸显，目前由于边疆社会缺乏一整套功能性制度建构缓解边疆社会的紧张，边疆社会产生越来越多的越轨失范行为，边疆社会问题进一步凸显。
从某种角度观察，边疆社会问题产生的内生逻辑与现代化进程下产生社会问题的逻辑高度吻合，但并不是所有现代化产生的社会问题都是边疆社会问题，边疆社会问题最重要是凸显其“边疆”的属性，这需要进一步探寻适合边疆的治理方式，同时通过现代化带来的社会转型的视角观察中国边疆的社会问题，根据边疆社会问题产生的内生逻辑，构建一整套适合中国边疆的功能性制度，缓解边疆社会结构的紧张，最终实现边疆治理与边疆社会的善治。
作者：张会龙 李宇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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