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治理的文化范式：历程、内涵与功能

　　摘 要：边疆的国家属性，决定了边疆治理的国家文化意涵‍‌‍‍‌‍‌‍‍‍‌‍‍‌‍‍‍‌‍‍‌‍‍‍‌‍‍‍‍‌‍‌‍‌‍‌‍‍‌‍‍‍‍‍‍‍‍‍‌‍‍‌‍‍‌‍‌‍‌‍。 作为有着悠久文明的中国边疆地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虽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重大变革，但以文化为途径与内容的治理范式清晰可见，维护国家统一、彰显国家属性、推动边疆发展的治理内涵也一以贯之。 对内整合、对外辐射的治理功能，既以悠久文化传承与创新为底色，也在中国边疆实践中有效彰显。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既要在边疆地区加强多元文化融合促进各民族团结，更要以中华文化为根基以整体国民为载体培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关键词：边疆治理; 文化范式; 治理现代化; 新时代

　　一、问题的提出

　　在国家间交往日益密切的国际大背景下，作为国家边缘性部分的边疆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与之相应，近年国内学界关于边疆及其治理的研究不断推陈出新。 总体来看，成果主要集中在云南大学、中国社科院边疆研究院、中央民族大学、兰州大学等相关研究机构，政治学、民族学、历史学则是基本的展开维度。 其中，云南大学周平教授的《中国边疆政治学》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认定“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边疆政治学体系。 ”而中国社科院的马大正先生则在国内率先倡议建立中国的边疆学学科。 同时，随着政界学界对于作为国家治理的根基以及治理现代化基础性机制的文化认识不断加深，以及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呼唤，从文化维度思考认识中国边疆治理的范式、内涵与功能的研究渐次呈现。

　　经中国知网(CNKI)以 “边疆治理”主题、以“文化”为关键词检索，所得文献200余篇。 其中，从理论建构视角进行的研究要者有：方盛举从文化的治边、戍边等功能分析了陆地边疆的文化治理; 徐黎丽从边疆安全的角度对于边疆的文化建设与文化戍边功能进行了有益探索。 青觉提出的情感政治学实则揭示了文化型治理在边疆治理中的基础性机制。 刘永刚是从边疆治理中的文化建设的内容、途径、体系与机制上予以探究。 延边大学的许明哲等则从非传统安全的角度探讨了边疆文化构建议题。 梳理所见研究可知，一方面相关研究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另一方面仍存在较为突出的不足。 不足主要体现为：一是，关于“边疆文化治理”概念的认识尚未统一，并存在明显分歧; 二是，关于边疆的文化型治理的历程、内涵及功能缺乏较系统的研究。

　　首先，在“文化”为单元的研究，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以“文化”为对象，还是以“文化”为工具的认识论分歧。 一是治理的文化向度问题。 将治理理念延伸到文化领域，把文化作为治理的对象，聚焦于文化领域的治理，利用文化的特性及其功能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如吴理财认为“文化治理”是政府、社会、公共部门等主体的共同参与。 二是文化的治理向度问题。 以文化进行治理，将文化视为治理的工具，这种理念聚焦于治理本身。 如胡惠林认为，所谓的文化治理即是国家借助于文化的功能，从而完善国家治理的一种方式。

　　其次，关于中国边疆治理的范式及其演进，学界并未能形成统一的认识，其中有学者归纳的中国传统社会“内向型的边疆治理理念”决定的“羁縻性边疆制度”具有一定的普遍价值。 正如周平教授认为的：“作为对国家治理具有重要影响意识形态，边疆观往往成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边疆治理范式往往是以文化为底色的边疆观的呈现。 无论文化作为对象抑或工具，在边疆治理中的运用则是十分普遍的基本事实。 方盛举教授认为文化型治理是凝练文化价值体系、建构文化传播体系，长期持久的一个过程，也有学者认为文化型治理是通过文化以实现对边疆地区的各族群众思想和行为的引导、熏陶、规范、教化、约束、激励、凝聚、整合等过程。

　　边疆是国家的边缘性部分，边疆的国家属性决定了边疆治理的国家特性。 边疆在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的多重交叉，边、贫、杂、特等区域特征，既决定了边疆在国家治理中的特殊地位，也往往是国家治理的短板。 虽然学界关于中国边疆的文化型治理有一些研究，但显然，对于中国边疆的文化型治理的历程、内涵以及功能的系统揭示尚未完成。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与丰富治边实践的文明大国而言，归纳文化在边疆治理的运用过程以及文化型治理模式的演进历程，提炼其治理的内涵，揭示其治理的功能，既是继承挖掘传统治边优秀实践的基础，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二、中国边疆治理文化范式的形塑及历程

　　在中国漫长的王朝国家时期，“守中治边”的疆域治理体系因国家力量消长而呈现的疆域内敛与外拓造成的国家边疆变动态势，使得历史上中央政府对于边疆的治理始终处于调适并不断巩固之中。 与之相伴，中华大地上的各族类群体“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这种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直接归因于以儒家文化为轴心的中华文明对于边疆社会的有效辐射与吸附，以及农牧互补的各族依存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这种“超强社会聚合机制”的形成，显然是在中国这个特定区域上的生产方式承载的文化结果。 中国历史上及当下的边疆治理，虽因国家形态及政治价值而有着显著的区别，但“文化”从未缺席，且是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大国边疆治理的核心构件。 在边疆治理的理念与实践上，均带有鲜明的文化型治理特征。

　　(一)文化本位与边疆治理的文化范式

　　秦统一中国，建立起王朝国家以后，根据统治区域的范围，逐渐形成了早期传统的边疆概念。 边疆因远离核心区，拱卫中心是对该区域治理的基本功能定位。 同时，中原王朝对周边民族的影响力与感召力的变化，也使得周边其他民族与王朝国家的关系在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到王朝国家统治的区域范围。

　　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的2000年间，在中央集权下的各王朝对边疆区域的治理因边疆的动态变化也不断丰富发展，进而形成了内涵丰富的边疆治理思想与治边实践。 纵观秦制施行的两千余年王朝国家时期的边疆治理，虽然各阶段治理方略各有不同，但治理体系前后相继、边疆与中原的一体化程度逐渐深化。 “大一统”的国家理想指导下的国家疆域观下，“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是王朝国家时期中央政府治边思想的核心，也是制定各项边疆治策理论的基础。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淮南子·泰族训》)既有“道”的文化意涵，也有卫“道”的价值取向。 同时，“华夏之国有夷狄，夷狄之邦有华夏”，则体现了传统社会所谓的“夷夏之辨”的相对性与朴素的辩证法‍‌‍‍‌‍‌‍‍‍‌‍‍‌‍‍‍‌‍‍‌‍‍‍‌‍‍‍‍‌‍‌‍‌‍‌‍‍‌‍‍‍‍‍‍‍‍‍‌‍‍‌‍‍‌‍‌‍‌‍。 所谓的“夏”与“夷”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生产生活基础上形成的以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为核心的内在“文化”差别。

　　而“夷夏”在文化、经济、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上的不同，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文化优劣和情感认同上的差别，并最终形成“华夏为尊，夷狄为卑”的文化等级观念。 而“有教无类”则又显示“蛮夷”可被“教化”，并共同融为中华文明的认识逻辑。 王朝国家的中央政府治理边疆虽多依凭物质积累与军事力量，但这种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其具有的持续优势才是有效治理的根本力量，整合实现边疆“四夷”的文化认同，实现天下大一统则是边疆治理的基本逻辑。

　　王朝国家时代的边疆治理，在具体的治边实践中“以中原文化之礼仪观念教化四方”、“以中原文化之政令法律统一四方”，并形成以“因俗而治”为核心的灵活的治边策略。 纵观中国传统社会在“天下无疆”疆域观下形成的“守中治边”的地域区分、“夷夏大防”的文化价值观、“华夷之辩”的人群分类，体现着一整套系统文化价值观与文化治理逻辑。 王朝国家中央政府在边疆治理中，一方面试图在边疆社会结构调整、社会财富分配、社会利益表达等方面有所作为，却并未形成中央政府与边疆居民的有机熔合系统，而以“因俗而治”为基本特征;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更着力于向边疆地区输送中原文化与社会价值，以承载“正统”的“大一统”思想与“威加海内”的天下情怀。

　　当然，边疆社会对中原王朝的“‘臣服’‘内附’‘德化’‘怀化’‘怀柔’‘绥化’‘归化’等‘向化’之势”，在显现“中国中心观”的疆域治理格局的同时，也显示了在边疆治理中系统的文化本位观念和鲜明的文化治理范式。 同时，随着中央政府对于边疆影响力的渐次加强而呈现的边疆与国家一体化的社会进程，也以文化为基本的判定标准与基础视角。

　　(二)“有教无类”与边疆治理的文化特征

　　古代王朝国家多以不同文化的差异、区域经济的强弱等作为划分核心地区与边疆地区的分野。 “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的判断依据，就是文化。 在正视国家核心区文化与边疆区域文化差异的同时，中央政府多采用文化输入、教育感化的方式以消弭这种差异。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篇》)，在边疆治理上则体现了通过德治教化，发挥华夏文明的吸附力与辐射力，以获得边疆社会的认同与服从。 “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首先是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思想，也是文化先进的“华夏”对文化落后的“夷狄”进行“教化”的义务。 历代王朝通过对边疆地区实行安抚怀柔、羁縻而治、移风易俗、兴学崇儒、科举取士等举措，均体现了边疆治理的“有教无类”取向与文化治理特征。

　　同时，先秦时期就有的“五服”“九服”的疆域概念，其本质仍然是统治者居于“天下”的中心，其权威影响力由中心向四周逐步扩散，统治者的权威随着距离的远近而呈现出由强到弱的状态。 “五服”“九服”的疆域划分，推及边疆地区的治理则是将边疆地区纳入到中原社会的伦理范围之内。 利用宗法制“亲亲”“尊尊”的伦理原则及儒家礼法，构建起边疆社会对中原王朝的情感认同与文化隶属关系，实现“家国一体、家国同构”。

　　自隋创制科举，边疆地区也渐次实施，各王朝也根据边疆地区的特征，施行一定的优待。 历代开明君主在边疆治理过程中，一方面鼓励在边疆地区开办学馆设立书院，加快儒家文化向边疆地区的传播; 另一方面，鼓励边民子弟入学，根据人口户籍数多寡，确立推举名额。 科举制在关注边疆地区的人才建设与文化发展问题的同时，也注重了内地核心区域与边疆地区的交流融合。

　　这不仅客观上促进了边疆地区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也在边疆地区植入了丰厚的儒家文化并加速了文化的融合，使得边疆地区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稳固了王朝国家的边疆。 同时，因边疆地区科考与儒学的兴起，使得边疆地区“权威体系的核心与基础性构件，已不再是边地传统的部族及血亲文化，而是以儒学为基础内核、以伦理纲常为基本表征了”。 由此可见，无论是融合中原主体文化与边疆多元文化的“华夷同风”，还是着意培养边疆人才的国家教育与科举考试，两者都在努力达成“华夷一家”的“天下大一统”。

　　(三)疆域的巩固与边疆治理文化范式的革新

　　自春秋战国逐渐形成并指导中国传统国家疆域治理的“大一统”的天下观，既强调以“华夏”为中心辐射而成的地理空间想象，也体现着国家一统的政治构设，更彰显着“华夷一统”的文化价值空间的型塑。 中国历史之所以前后相继不曾中断，与整合主义取向的“大一统”疆域观密不可分。

　　传统国家由内而外的疆域构建模式以及边疆服从、服务于核心区的利益结构关系，国家力量在边疆社会较为薄弱的另一面则是边疆基于族类、地域、文化生发出的有别于国家疆域，但又与之相交织的地域性或以成员族类特征为基准的认同空间。 这也即中央王朝虽从未能实现“对其声称归自己所有全部领土实施正规化的行政管理”，边疆只是“由治向不治过渡的特定区域”。 但以文化途径或文化内容来实现对边疆的治理，则将“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的文化范式体现的淋漓尽致。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王朝国家面对西方列强民族国家的整体性落败，在彰显两种不同国家形态治理范式与能力差异的同时，也启动了中国国家形态的转型与社会结构的重塑。 从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中国国家疆域观也从传统的由内而外的“天下观”向现代的由外而内的“主权国家”观转变。 依照主权原则以传统边疆的外沿线为国家边界划定现代国家的疆域，成为中国国家转型的现实选择。

　　边疆划定也从之前文化主导的“由内而外”的疆域观渐次转变为由地域、政治主导的“由外而内”的疆域观，传统的边疆与内地的文化和道德涵义从国家政治逻辑上渐被削弱。 对于民族国家时代的边疆社会成员而言，一方面国家边界的划定使其政治身份成为参与国家生活的首要身份，另一方面国家也以政治强力推动内部成员一体化以结为国家民族。 但是，边疆治理的文化底色却从未缺席，更未退场。

　　现代主权国家观对于传统社会边疆治理范式的冲击，依然体现为深层次的文化范式。 其中，“民族”概念的传播与中华民族整合边疆社会，是这个转型过程中最鲜明的文化范式与主权治理结合的关键事件。 在中国近代以来，国家转型虽出现过所谓民族分裂现象乃至边疆危机，但边疆各族人民自觉凝聚为整体统一的中华民族则是基本的历史结果。 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深化并被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共同接受的过程，既是一个利益聚合过程，更是一个文化聚合过程。 从这个视角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与建设的过程，实则就是边疆社会民众直接参与并最终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体化过程。

　　所以，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与建设时期的边疆治理在沿袭文化范式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文化型治理与政治主权治理的结合，从而形成在中华民族主权国家政治体系下的边疆治理的新模式。 这既体现在边疆治理中的国家文化与地方文化、国家权力与边疆社会的调适与整合上，也表现为民族自治地方的区域(政治性的)与民族(文化性的)的两个结合上。 这个整合与结合的历程，实则是现代合法性系统在国家疆域内成功替代传统合法性系统并有效运行的过程。

　　三、中国边疆治理的文化范式的内涵

　　疆域的形成与边疆治理是国家政治属性的基本表达形式。 由于国家疆域治理的需要，将疆域之内、中心之外的边疆作为一个特殊区域，采取有别于中心区域的治理而形成的边疆治理体系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特点。 边疆的国家属性决定了边疆治理的国家特性与国家主义取向。 同时，无论传统王朝国家抑或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的边疆治理，其既是对之前疆域治理观与治理体系的承袭，也是现实国家疆域治理的客观选择。

　　显然，这个过程并非单纯的政治行为或行政决策，而是国家与边疆社会互动的系统过程。 其中，文化以其社会规范的基础性力量而直接作用并体现了该过程。 中国边疆治理虽在国家不同形态下不断革新发展，但边疆治理中的文化范式，所起到的维护国家统一、彰显国家属性、发展边疆社会的内涵却始终彰显，所变的仅是不断丰富创新的文化‍‌‍‍‌‍‌‍‍‍‌‍‍‌‍‍‍‌‍‍‌‍‍‍‌‍‍‍‍‌‍‌‍‌‍‌‍‍‌‍‍‍‍‍‍‍‍‍‌‍‍‌‍‍‌‍‌‍‌‍。

　　(一)维护国家统一

　　中国作为有着悠久传统的文明国家，在边疆治理的理念及实践中，以文化为底色的治理逻辑与实践有着清晰的形成、发展、演进路径。 维护中华国家的“大一统”是边疆文化型治理的构建逻辑与行动目标。 这个边疆治理中的文化范式，其首要内涵并非仅限于民族国家体系，而是在中国传统疆域形成并巩固的过程中就被赋予了。 当然，“天下”观下的中国传统疆域治理强调的是对内有界、对外无疆。 划定边疆的客观标尺是儒家文明，中原与边疆被赋予鲜明的道德文化意涵。 以“大一统”为政治理想与使命教化“蛮夷之地”，是中央王朝治理边疆的前提与背景。

　　同时，中国社会虽经传统到现代的变革与转型，但中国疆域的主体部分承继不辍的主要根源当在于以儒学为轴心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和“大一统”的政治体系。 正如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所说的，要理解传统时期中国的统一国家属性，“必须从制度上找原因，从已有社会上确立的思想和行为习惯着手”，而非简单的归之于“地理因素”。 而所谓的思想和行为的根源在于中华历史与中华文化的聚合性特征，以及这套文化体系所支撑的边疆治理范式。

　　对于生活于边疆的居民而言，无论是王朝国家时代还是现代民族国家时代，其归属于族类群体还是国家抑或国家民族，其想象为共同体“意象”的主要素材根植于历史记忆与文化符号。 中国传统社会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格局，使得在国家转型之际深刻存续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符号，既孕育了兼容并包的中华文化，也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自觉凝聚的客观背景。

　　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深化并被边疆社会广大民众共同接受的过程，既是一个利益聚合过程，更是一个文化聚合过程。 这个过程虽然核心为国家疆域的中心地区或核心地区，但真正的影响因素与制约因素则集中于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也即国家的边疆地区。 安德森提出的著名的“民族是通过文化想象出来的共同体”的观点，解释了民族的建构属性。

　　也正因为如此，在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下，中国国内市场经济的深化带来的边疆社会结构的调整与利益诉求的多元，再加之域外反华势力、境外宗教文化渗透等使得边疆地区面临着一定的传统安全问题与日益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所以，在边疆治理的过程中，坚持中华文化底色、丰富文化型治理内涵，加强各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并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彼此分不开的族际关系，既有历史上文化型治理的根基，也是在中华现代国家体系下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基本方式。

　　(二)彰显国家属性

　　按照区域来组织社会是国家发挥其社会管理功能的基本形式。 无论中国传统与现代，边疆的区划及其行政设置均体现着国家的政治意志。 “‘边疆’只能是国家的边疆，而非生活于边疆之人的‘边疆’”。 边疆的国家属性决定了对其的治理无论价值与行动均以国家为内涵。

　　虽然历史与现实的经验表明，居住于国家边疆的社会成员其政治认同往往外溢于国家疆域。 但以国家文化为底色的边疆治理体系所形构的地理、情感、价值仍是边疆社会认同形成与维持的最有力影响与规范。 对于王朝国家时代的中央王朝而言，“关于世界秩序的构想，是把安全和权力的实际现状与理论和观念上的中华中心论结合起来”。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演绎而成的“大一统”的“天下观”，王朝国家经略边疆以拱卫中央达到“夷不乱华” 的治理目的、具体治边策略的“羁縻之治” 以及措施上以“恩威相济”“因俗而治”“广布文教”“互市通商”等经典治策与朝贡体系使国家核心区与边缘区渐成政治统一体。

　　其治理内涵就在于“保持边疆人的中国规范”。 当然，传统王朝国家因中央政府力量的强弱而表现为边疆的变动，使得边疆社会的国家属性相对模糊，但历代王朝试图通过边疆的文化型治理以彰显国家属性的逻辑却是清晰的，边疆的国家属性也随着历代王朝对它的经略与国家疆域渐行稳固而不断增强。

　　文化是国家疆域治理的最有力武器，统一的文化会主导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进程，统一的文化也是统一政治、经济、社会等制度、政策生成的土壤与基础。 纵观中国边疆治理史，以特定区域为对象的治理体系的形成与演进，核心主导的治理目标就是文化的融合与一体化。 在中国近代以来围绕着新型民族国家的建设，期间虽出现过地方性的族类群体“民族化”而呈现的分裂现象与边疆危机，但以中华大地上的各族各群文化为素材的中华民族文化塑造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是主要趋势。

　　由于主权原则下的现代民族国家在彰显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国家属性时，国家政治体内部的统一性与一致性成为其有效参与国家间竞争的基本前提。 所以在边疆社会培植雄厚的国家文化，在边疆社会彰显鲜明的国家属性，在世界国家拥挤的民族国家时代显得更加重要且迫切。 与现代国家结合，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建设，显然是边疆治理中实现国家认同彰显国家属性的思想文化基础。 这是因为中华民族除却其历史文化属性外，更在于由其生成的社会公共文化、国家疆域空间与政治制度机制上所体现的国家属性。

　　(三)推动边疆发展

　　纵观中国历代至今的陆地边疆，总体自然条件相对恶劣，自然环境复杂，人与资源矛盾突出。 经济发展滞后、人口族属成分复杂、地域文化特色鲜明是基本特征。 在中国历史的官方版本记载中，边疆总体呈相对落后状态，尤以文化最为突出，中央政府对于边疆的经略虽方式多元，但“修文德以来之、被声教以服之”的文化底色从未退场。

　　历代中央王朝对于边疆的开发与建设中采取的朝贡与纳质、和亲与盟誓、教化与互市、推行羁縻制度和土司制度、设治拓道与屯垦移民等措施，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治理内涵。 当然，由于国家形态以及所处不同的内外环境，虽然王朝国家“中央在边疆推行了一系列的开发与建设策略之后，取得了相应的治边成效”，但在中国进入世界民族国家时代建立民族国家体系时，中国边疆社会的发展十分有限。

　　在民族国家体系下，中国边疆治理的文化内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在对边疆开发与建设上，从王朝国家时代的“守中治边”的疆域观转向国民一体的整体观。 我国边疆地区长期面临发展迟缓的社会问题与民生保障问题，使得边疆的社会发展状况直接关涉着边民合法权益的维护与实现，并直接表现为国家边疆安全问题、稳定问题与国家认同问题。 对于边疆的开发与建设也被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予以实施，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即建立并不断发展完善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国民教育完善教育体系、兴建大型工业项目、推动边疆民族产业与经贸发展、促进边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等等，均是基于边疆人的现代化以推动边疆的现代化。

　　其中有重大影响的“三线建设”“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边疆社会的改造与发展。 以上所有，思想、观念等文化领域的变革以及治理的文化范式，既有对历代治边范式的承继，更有巨大的发展与创新。 随着时代与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边疆的安全态势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存，同时非传统安全成为边疆安全的主要形式。 围绕着边疆社会的传统安全，需要在国家疆域治理中有效地、清晰划定国家疆域的地理范围与边界，并且在边民意识中强化国家观念与边界意识。 加快边疆社会整体性的发展与进步，是维持边疆社会居民国家政治认同优位态势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与方式。

　　四、中国边疆治理的文化范式的功能

　　“文化为体制之母”‍‌‍‍‌‍‌‍‍‍‌‍‍‌‍‍‍‌‍‍‌‍‍‍‌‍‍‍‍‌‍‌‍‌‍‌‍‍‌‍‍‍‍‍‍‍‍‍‌‍‍‌‍‍‌‍‌‍‌‍。 文化是国家疆域治理的基础性底色，并成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规范性力量。 在中国的王朝国家时代与现代民族国家阶段，虽对于边疆的治理因时代、观念与技术的不同而呈现出巨大变革，但中华文明的国家底色却在边疆治理中发挥着隐性但却强大的规定性作用。 因之，虽在具体的治理制度与策略上有着显著差异，但边疆治理因其文化范式而彰显了较为稳固的功能，对内整合凝聚、对外辐射传播的内外两个基本向度，也是我们认识并把握中国边疆治理文化范式功能的基本视角。

　　(一)对内整合以增强国家与人口的一体性

　　在人类社会形成并以国家为基础方式进行治理的过程，催生并发展了政治这一特有的社会现象。 其本质上是通过文化的力量将政治国家与社会人口有机的组装为一个共同体。 这个共同体以政治为外衣，以文化为内核。 文化的发达与否以及文化力量的强弱也直接左右着国家的兴衰起落。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国家阶段，以文化的方式与力量增强国家内部人口的一体化和整体性的努力也不断的体现在国家的边疆地区并呈增强的态势。 关于这一功能，在中国史书的写作思想上有着清晰的体现。

　　纵观中国的历史叙述，“唐宋以后的历史文本对‘大一统’国家的民族记载越来越详细”，记述族类群体的增多与详实表明国家对于边疆治理的深化、以及各族类群体与国家联系的紧密，“国家的发展与民族的发展达到了密不可分的地步。 ”可知，各族人民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共同书写中华历史既是客观史实，更是历代文化、知识、政治精英践行“大一统”理念、维护国家统一文化建设努力的直接成果。

　　在以民族为单元构建有别于传统王朝国家的现代国家背景下，凝聚整合国家与人口的一体性，在边疆地区显得尤为迫切且重要，这种努力不足的结果则是中国近代以来四起的边疆危机与国家屈辱。 而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族体意识的兴起与各族人民自觉凝聚为统一的中华民族的过程，“就是增强中华民族的同质性进而提高中华民族成员的相互认同及中华民族认同的过程——这是一个‘求同’的过程。

　　”而边疆治理的文化范式与历史逻辑也将这个过程直接体现为巩固边疆居民的中华民族认同与中华文化认同。 在当前，世界各“文明之间的关系已进入到了一个多文明的体系中各文明相互作用的时代。 ”就我国的边疆地区而言，因受长期历史因素影响，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域外、核心与边缘等三组关系是其特有地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影响要素。 显然，将增强文化认同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实践路径，既是中国传统社会边疆治理文化范式的延续，也是新时代整合政治的基本方式。

　　(二)对外辐射以提升国家的影响力

　　在王朝国家时代的边疆治理无论早期的“华夷之辨”“尊夏贱夷”，抑或明清时期的“华夷一家”“天下一统”，均是以区分文化高下与文化融合的方式体现着国家的影响力。 而在清及之后“边疆地区实现了从羁縻统治区域向直接统治区域的过渡，边缘化特质逐渐被‘一体化’趋势所取代”，显示了国家影响力已超越中央腹心区逐渐以边疆地区为基地向外投射。 由于依地域组织国家的原则，国家结构深受地域的制约。 在民族国家体系之下，处于国家边缘部分的边疆地区，居住成员与民族国家的粘合度不高、异质性较强，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整合极易受到泛民族主义、跨国流动主义和外部势力的影响与干涉。 所以，在边疆治理的实践中，对内表现为整合治理功能强化的要求，对外则需应对文化主权边疆模糊造成的御外能力下降的挑战。

　　国家崛起与民族复兴的双重历史任务更加凸显了边疆治理的文化范式在国家安全尤其是文化安全上的重要地位。 以显性的陆地边疆为载体，以文化为内涵与底色的治理体系所显示的则是一种软性边疆。 “软边疆”是在“非传统安全”观下国家利益外延或内缩“硬边疆”后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其实质是一种无形的边疆或虚拟边疆。 在“非传统安全”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主要形式的背景下，“软边疆”以国家“硬边疆”为基础，成为国家安全的另一重屏障。

　　当然，在国家利益向外拓展并向外超越“硬边疆”时，其前提是国家有稳固的“硬边疆”或至少不能使“软边疆”内缩于“硬边疆”，否则国家利益则无法有效维护。 所以，树立新的安全观，有效发挥边疆治理文化范式的辐射功能，就需要牢牢把握住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作用。 将优质的民族文化资源整合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最大程度地发挥中华文化在边疆地区治理过程中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强化主流政治文化地位，始终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文化安全的坚实屏障。

　　文化论文投稿刊物：《边疆经济与文化》(月刊)2004年创刊，是由黑龙江省边疆经济学会和《边疆经济与文化》黑龙江省高师师资培训中心共同主办的边疆经济与文化的综合性学术期刊。

　　“天下未乱边先乱，天下已治边未治”，是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治理的基本写照。 将国家的疆域区分为腹心区与边缘区的依据，除了显性的地域因素外，其后隐含着深刻的文化根源。 中国边疆治理的文化视角与文化范式的形成、发展与演进，也经历了传统王朝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不同的阶段。 面对国家发展的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传统边疆观念，就需要构建适应国家发展的新型边疆观念，形成能够促进有效边疆治理的边疆战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文化赋予了新的使命和要求，突出了文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引领性作用。

　　在总结并推进中国边疆治理的研究与实践中，要“坚持不懈开展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宣传教育，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 深刻挖掘中国边疆治理的文化范式历程、归纳其内涵、揭示其功能，显然是推动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认识基础与行动逻辑，也是确保边疆地区长期稳定发展，切实维护国家统一与彰显国家属性，构建中国特色的边疆治理理论体系的基础性工作。

　　作者：刘永刚 徐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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