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当下中国与世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彰显了人性的道德大美与伟大力量。人性中有道德的善与美,讲道德必须讲人性。道德生活实践召唤我们不能再对活生生的人性避而不见,而应当积极汲取人类的全部伦理智慧,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探求人性与道德关
摘要:当下中国与世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彰显了人性的道德大美与伟大力量。人性中有道德的善与美,讲道德必须讲人性。道德生活实践召唤我们不能再对活生生的人性避而不见,而应当积极汲取人类的全部伦理智慧,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探求人性与道德关系的真理。中国传统伦理肯定人有“好利”“好声色”“趋利避害”的自然本性,重视“理寓于欲中”,又强调“导欲于理”。西方伦理思想不论是感性主义还是理性主义,都认为人性有“自爱自保”“趋乐避苦”“利己心”的一面,又有“同情心”“仁爱心”的一面,人性是一切道德情感和行为准则的基础。现代心理科学理论揭示了由人本性所规定的饮食男女的心理欲求,是道德意识和道德原则产生的客观心理基础,人的从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心理需求,是人深刻的内在道德动机和道德动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道德是人们把握世界的一种“实践精神”。人性具有自然本性,又有社会属性,人性通过“需要”和“利益”这两个关键因素对道德具有根本性的决定、影响和驱动作用。道德则通过心理引导和利益调节的方式改善人性。人性决定和制约道德,道德又调节和完善人性。在当前个人与民族利己主义抬头,道德价值观念纷争,人际关系撕裂的背景下,我们应当重建合乎人性的道德理念,大力倡导“善良人性”这个可以成为全社会和全人类唯一达成“叠加共识”的伦理道德,重建良好的道德的秩序,构建中国和世界的生命共同体。
关键词:人性;道德;中国伦理思想;西方伦理思想;现代心理学;历史唯物论;善良人性
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使人们重新发现了人性的巨大道德力量。这一场全人类百年一遇的大灾难,促使我们从现实生活教训中进行伦理反思:究竟什么是人性、什么是道德?人性与道德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我们应当怎样倡导合乎人性的道德?本文拟从深切感受这场抗疫战斗中广大民众自觉迸发的善良人性的伟大道德力量入手,较为深入系统地从中外伦理思想史、现代心理科学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角度,全面审视 道德与人性的本真关系,拨开种种思想迷雾,认识善良人性的重要伦理道德价值,以便我们能够重建与现代人类生活相契合、以科学人性观为基础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真正促进我国的公民道德建设。
道德论文范例:道德完整性、专业化与社会合作
一、中国与世界:抗击疫情彰显人性的道德大美与伟力
今天,促使我们关注人性与道德关系理论思考的动因,源于近几年现实道德生活对培育善意人性的呐喊,特别是看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在抗击新冠肺炎战斗中彰显的人性之道德大美和伟大力量。在抗击疫情中我们看到,人性特有的关爱生命、拯救生命的道德精神,成为人们自觉投入抗疫的最强大的内驱力。在我国疫情刚刚爆发,人民面临生命健康遭受病毒磨难的最危急关头,全国4万多白衣天使,不顾个人安危,“生死相托,使命必达”,到武汉、湖北治疗病人,抢救病人。他们动天地、泣鬼神的英勇壮举,没有空洞的道德口号,只有一句:“我是医生,不能见死不救。”在抗击疫情中我们看到,人性中特有的同情心、正义感成为人们抗击疫情巨大的道德凝聚力和伦理审判者。人性中朴素无华的同理心和换位思考激励着千万个普通民众,包括社区工作者、快递员、志愿者、警察、公交驾驶员、清洁工人等,在善良人性的召唤下,勇敢冲锋在抗疫第一线。
一切合乎人性的人与事、言与行,会受到人们的真切同情、积极肯定和由衷赞美;一切不合人性的无耻谎言、官僚做派和利己行为,会受到人们的无情揭露、正义抨击与道德蔑视。有许多自媒体作者用自己的良知和本真人性,歌颂善良人性的真善美,揭露道德上的假恶丑。在抗击疫情中我们看到,由人性本能决定的关爱自我和他人生命,是我国亿万人休戚与共抗击疫情的最朴素、最深沉、最自觉的道德力量。“大音若希,大象无形”,人性是最广大民众恪守的道德底线和道德常识。每个公民懂得,面对疫情,少接触,戴口罩,勤洗手,自己健康,不给他人和社会添麻烦,闷在家里少出门,也是一种参加抗疫的道德善举。同时,从朴素的人性同情心出发,在自己健康安全的情况下,对全国各地遭受疫情灾难和痛苦的人们伸出援助之手。亿万人有力出力,捐钱捐物,在中华大地上打响了抗疫的真正人民战争。
这种自觉的、发自人心和人性深处的巨大道德激情,是我们克服任何天灾人祸,顽强生存,坚韧不拔,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宝贵的伦理道德资源。在抗击疫情中我们看到,人性具有的巨大道德力量也是全球抗击疫情的最有力的正能量。在全世界疫情暴发,人类陷入空前灾难之际,中国和许多国家的政府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世界各地的普通民众、医学专家、公司企业、非政府组织在抗疫急需的口罩、医疗设备、医疗专家等宝贵的资源上互相援助,互相支持。在全球抗疫中一切体现人性温暖的善良之举,获得全世界人民的赞美和肯定。面对人类共同的疫情灾难,全人类有着共同的人性和道德坚守。
面对这场百年一遇的人类生命浩劫,人们不分国籍、民族、宗教、党派、性别,在人性和人道精神的召唤下扬善惩恶,连接成基本的道德共同体,凝聚成共同的精神家园。面对抗击疫情的全球使命,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衡量是非善恶的道德标准:一切基于人性关爱生命、拯救生命、呵护生命的言行,都是善的;一切违背人性、漠视生命、伤害生命、践踏生命的言行,都是恶的。善良人性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真实、普遍、自觉而非虚幻、个别、强制的伦理道德基石和行为底线准则。
如果有个人、集团或国家,不管他们是打着怎样的道德旗号,无论是极端利己主义、狭隘民族主义还是流氓爱国主义、经济至上主义,其行径和言论都会受到世界各国广大民众的理性辨别和坚决反对。这一场人类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和无数生活实践告诉我们,讲起码的善良的人性,就是讲道德。人性中有道德的善与美。不讲人性就是大恶,讲人性就是大善。但是,许多年以来,由于受到极左观念和思想独断论的影响,我们的伦理学工作者和一些宣传媒体不敢理直气壮地讲人性,占主导地位的伦理学理论往往有意无意地割裂了人性和道德之间存在的必然的内在联系,甚至我们的许多伦理学著作都避开了人性这个为道德奠基的最重要范畴。今天,我们听从生活实践的巨大召唤,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研究人性与道德的本真关系,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重要现实意义。
二、我国人性与道德关系的传统伦理智慧
什么是人性?一般地说,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是人区别于“兽性”(其他自然界的动物)或“神性”(超自然的精神偶像)的各种特性或属性的总和和概括。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伦理学界长期以来对人性与道德的关系缺少严谨和科学的审视和研究。悉心考察和汲取中外伦理思想史重要伦理学家有关的宝贵智慧,有利于我们深入认识道德的人性基础与人性的道德价值。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先哲们对人性与道德问题的探讨是从肯定人在自然界的崇高地位开始的,认为作为“天地之性”的人“最为天下贵”,明确提出“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生生”即爱护自我的生命、他人的生命及宇宙万物的生命是人的最大道德。孔子较早研究人性问题。他认为,人“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就是说,人性本身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只是后来受到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人的行为习惯才产生差异。告子认为,人性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生之谓性”,并明确提出“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
告子明确把人的“食”即人的基本吃喝需要与“色”即两性情欲和繁衍后代的需要,看作天经地义的基本道理,这在道德认识上具有重大思想意义。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并且把性善论作为自己整个道德学说的基础。他说:“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就是说人性本善,就像水自然向下;人性没有天生不善的,犹如水没有天然不向下的。他以“四心”说来阐释人性的特点及其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孟子认为人性即人心,人性是道德的基础和本源。
他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仁义礼智这“四德”根植于人的内心,源于人的本性。他明确指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把人的“恻隐之心”即真诚的同情心理,如看到别人的小孩面临落井的危险时,不顾个人的名利自然地想去救助,看作仁义道德的开端。这一洞见具有深刻的伦理理论意义和普遍道德价值。与孟子的性善论不同,荀子提出性恶论。他认为人具有“心好利”“好利恶害”的生理倾向和自然本性。他指出:“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为也。”
(《荀子·性恶》)就是说,顺着人的好利、好声色的自然本性发展,必然产生争夺、淫乱等恶行。人的自然本性是恶的,善良只是人为教化的结果,“伪而生礼义”(《荀子·性恶》)。荀子明于性伪之分的观点对于后人如何深入理解人性与道德的关系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与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不同,墨子认为人性既不善也不恶,他认为:“人性如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墨子·所染》)就是说,人的本性或道德本来没有善恶的区别,而是后天“所染”,即环境、师长、朋友、教育等熏染的结果。①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于人性与道德问题的各种有益见解,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道德智慧。但在之后,由于受到封建专制主义和以董仲舒为代表倡导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对人性的扼杀,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性与道德的关系被粗暴隔离、扭曲和践踏。李贽是明末清初较早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杰出思想家。他明确提出:“人必有私”的人性论,指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心,则无心矣。”
(《藏书·德业儒臣后论》)李贽认为,只要是人,都有“私心”。他说:“趋利避害,人人同心,是谓天成,是谓众巧。”(《焚书·答邓明府书》)“私心”是人的生存本能,即使是圣人,也不能超凡。他指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焚书·答邓石阳书》)就是说,离开人的基本物质需求,谈不上任何伦理道德,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利益是合人性、合道德的。李贽还明确提出“以百姓之迩言为善”。这是因为“迩言”真实地反映了“民情之所欲”(《焚书·答邓明府书》),反映了人们共同的利益需求。他认为,在道德上应该以是否反映“民情之所欲”作为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而不应以“圣人”的只言片语为准绳。他认为道德是“新新不已”的,即使是儒家的经典,也万不可成为“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李氏文集·明灯道古录》)。李贽认为,道德唯有体察民情、反映民意、合乎人性才能“千古长新”,具有新的生命力。
三、西方关于人性与道德关系的伦理智慧
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人们普遍认为有一种人的本质,它决定了什么是人,以及是什么将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人性涉及一系列其本身就有的道德的和美学的特点。人性在道德生活中是尊敬的对象,人性的道德特性和美学特性由人的特性体现出来。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如果我们用“人性”这个词去指人的普遍主体,“人性并不由人解释,而是人要由人性解释”。
①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一方面是以普罗泰戈拉为代表,以高扬“人是万物的尺度”为标志的朴素直观的人性决定道德的真理性发现;另一方面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伦理学以人的幸福为最高价值目标的人性与道德理性学说创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追求快乐是一切生物的本性,快乐从在摇篮里就伴随着我们,人们总是以快乐和痛苦调节人们的行动”。②他认为,幸福是人们所追求的最高的善,要实现幸福,离不开德性。亚里士多德把人追求的善及人的幸福分为包括金钱、地位、荣誉等的“外在诸善”;以身体健康为标志的“身体的善”;和以高尚德性为标志的“德性的善”。他指出,“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③亚里士多德一方面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是人独有的功能;另一方面又肯定人的欲望、意向和情感都与道德德性密切相关,因为它们是伦理德性的来源。他并不否认人的非理性欲望在道德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四、现代心理科学对人性与道德关系的实证审视
道德意识的形成和道德行为的产生都根源于人的心理机制。我们要全面地认识人性与道德的本真关系,必须借助现代心理科学理论的观照。现代心理科学理论一方面吸取了以往人类对人性与道德关系的重要思想成果;一方面又借助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的心理学实证研究方式,为人们科学全面地认识两者的内在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依据。现代精神分析心理学理论的创始人弗洛伊德,首次提出了关于人性的自然生理和心理基础的深刻洞见。
个人的人格结构及其生成机制,道德主体行为的内在动机,人类道德行为的缘起和道德行为发展变化的动力等重要理论,为我们认识人性与道德的关系提供了一条崭新的科学认知的重要路径。⑤弗洛伊德认为,满足人的食与色的需求是人自然的、不可改变的固有本性。人的趋乐避苦的心理和行为倾向是由人的自然本性决定的。他指出:“整个的心理活动似乎都是在下决心去求取快乐而避免痛苦,而且自动地受到唯乐原则调节。”
⑥弗洛伊德特别对人性中的客观的性需求,做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学而深入的心理实证研究和道德文化思考,对由人性决定的道德缘起和发展做了重要的、富有启发的理论阐述。五、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人性与道德的辩证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对人性与道德关系问题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全社会和伦理学界开展了一场人性与道德关系问题的空前大辩论。由于受到残留的极“左”思潮和独断论的粗暴干涉和打压,当时的伦理学主流倾向仍然把人性归结为“资产阶级人性论”,扭曲了历史唯物主义对人性及其与道德的关系的真理性认识。
六、重建合乎人性的道德:用善良人性建构生命共同体
我们已经亲证了亿万人民群众在抗击疫情中迸发出来的基于人性的道德大美和伟大力量,又从中外伦理思想史考察、现代心理科学实证审视的角度就人性与道德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反思,并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角对两者的辩证关系做了新的分析,使我们对人性在道德的形成、发展和发挥职能过程中的重要性有了更为科学正确的认识。一旦我们去掉了片面思想的蒙蔽,实现了对虚幻道德的祛魅,就能够重新回到人的道德本身,回到有人性的道德。
人类的全部伦理智慧表明:人性既具有饮食男女的自然属性,又具有基于对他人和群体同情的社会属性;道德是在人类从事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实践中产生的,是为维护个人及群体的需要和利益服务的;人满足自身需要的个人利益不仅是人类道德的基础,而且是人类道德不断发展的内在心理机制和主观意志动力。
因而,人们关心自我与他人的基本需要和利益,以及追求满足这种需要和利益的动机、行为,本身是道德的。人的道德首先要为人的需要、利益和幸福服务。与此同时,人性区别于兽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的社会性,具有基于同情他人的道德理性。因而人为了自己生活得好,必须让和自己生存发展有关的人生活得好,帮助作为生命共同体的其他的人也能得到幸福。人所特有的道德理性承载着人类的价值追求和文明理想,引导人性随着社会生活发展不断完善升华。
作者:王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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