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陈继儒纂《建文史待》，是中晚明涌现的一系列建文史籍中的一部汇辑著作，今未见传存。考诸该著编纂始末及内容结构的相关描述，知与秀水名宦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实为同一种书，以屠氏政治建言之需，由陈氏搜讨编纂，而逊让署名。纂辑始于万历二十三年
摘要:陈继儒纂《建文史待》，是中晚明涌现的一系列建文史籍中的一部汇辑著作，今未见传存。考诸该著编纂始末及内容结构的相关描述，知与秀水名宦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实为同一种书，以屠氏政治建言之需，由陈氏搜讨编纂，而逊让署名。纂辑始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陈氏赴南湖包柽芳家坐馆际，万历二十六年在嘉兴刻成《建文朝野汇编》二十卷行世，并产生一定的影响。此书的纂辑，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万历间士林对于建文革除之敦复以及仗节诸臣昭雪、抚恤的关注及其忠义是非的倾向，亦呈现晚明书籍编纂出版某些新的特点。
关键词:陈继儒;《建文史待》;《建文朝野汇编》
有关“建文革除”的敦复以及“靖难”遗臣的昭雪、抚恤，在万历间日益成为士林公论的热点，陈继儒《建文史待》即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一部别史类著作。陈氏作为晚明极具社会影响力的名士，富于著述，所作往往得以即时刊传，甚至当时或稍后的私人刻书业还有冒托其名的商业出版物不时推出。他名下的众多真伪之作，至今几乎皆有留存，唯独一部重要史纂《建文史待》难觅踪影，这不能不让人颇生疑窦。
由此一问题出发，本文拟重新梳理陈氏该著的编纂与流传过程，在试图解答其存佚与否的同时，亦藉以观照这个时代书籍编刊的新动向及建文政治事件的社会化传播。一先来看明清重要公私藏书目于《建文史待》的相关著录。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五“别史类”，在著录 一系列建文史著中，列“陈继儒《建文史待》”于“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二十卷”之后，仅有作者项及书名项，倒是在屠著目下注曰:“万历甲申，叔方为监察御史，尝上疏请祠谥建文仗节诸臣，恤录其子孙，免诸姻党之波及谪戍者。得俞旨。归田后，复辑成是书。首为编年，次为列传，而以传疑、定论附之。
是为序。”再下依次为“朱鹭《建文书法儗》四卷(《拥絮迂谈》附)”、“陈仁锡《壬午书》二卷”、“钱士升《逊国逸书》(辑《致身录》《从亡随笔》《拊膝录》，皆伪书)”等(吴校杭钞本)。万斯同《明史》卷一三四《艺文二》，著录次第及注基本同《千顷堂书目》，唯无“钱士升《逊国逸书》”及“刘琳《拊膝录》”条，其理由可见于该志“史仲彬《致身录》一卷”条下注曰:“钱谦益辨其为伪作，别有程济《从亡随笔》一卷、刘琳《拊膝录》四卷，皆伪书。钱士升辑为《逊国逸书》，不录。”(清钞本)张廷玉《明史》卷九十七《艺文二》，著录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二十卷、朱鹭《建文书法儗》四卷、陈仁锡《壬午书》二卷等，而无陈继儒《建文史待》。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按其体例，将著录书与存目书提要分列，前述《建文朝野汇编》《建文史待》《逊国逸书》《建文书法儗》等均被列入卷五十四史部十“杂史类存目三”，建文史著与其他专题的杂史亦被混编一处。就建文史这一类著述而言，其排列次第显然有所变化，先后为《建文朝野汇编》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建文书法儗》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逊国君记钞》一卷、《臣事钞》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逊国逸书》七卷(内府藏本)、《建文史待》无卷数(内府藏本)、《逊国正气纪》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建文史待》目下叙曰:“明陈继儒撰。继儒字仲醇，松江华亭人。
事迹具《明史·隐逸传》。是书乃所辑建文事迹。前列引用书凡一百二十六种。首为逊国编年，次报国列传，次有官职而姓名无考者四人，次有姓名而官职无考者七人，次隐遁十五人，次宫阃十五人。末附以建文传疑，则逊国出亡之说也。”(武英殿本)嵇璜《续通志》卷一百五十八“艺文略”据《四库全书总目》杂史类存目载记，故先后次第全同。嵇璜《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六十三“经籍考”略有调整，钱士升《南宗书》六十卷、《逊国逸书》七卷著录为一条，而移至《建文书法儗》五卷前，无郑晓《逊国君记钞》一卷、《臣事钞》六卷。黄虞稷的著录实有其用意。
他之于陈继儒，虽属晚辈，毕竟还算得上是同时代人，故诸多信息当有所掌握。他将陈著列于屠著之下的用意，应该是要呈现两著之间的某种关系。据陈继儒子陈梦莲所撰《眉公府君年谱》万历二十四年谱交代:“五月，赴馆南湖，纂《建文史待》成。因屠侍御叔芳题请革除诸公，逊其署名，刻行于世。”[1]卷首即可揭晓这种关系———《建文史待》与《建文朝野汇编》当为同一种书。我们看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卷首二序，屠氏一篇，陈氏一篇，万历四十三年刻《陈眉公集》卷五俱予收入，且屠氏一序标明为代拟，亦可为证。①陈继儒自己在《洁潭翁传》中，亦尝记之:“陈子曰:吾往缉《建文会编》三十余卷，每叹忠义之后，子孙湮灭，无可考，心窃痛之。”②而在当时交游圈中，此亦并非秘密。徐在《徐氏笔精》中说得更为显豁:“按《朝野汇编》，乃陈眉公所纂，名《史待》，屠侍御借为己书，更名《汇编》。”[2]
卷七“叶给事”由此我们似可理解何以列于屠氏 《建文朝野汇编》之后的陈氏《建文史待》仅有作者项与书名项，而明清公私藏书目著录《建文朝野汇编》者要多于《建文史待》(如《澹生堂藏书目》《八千卷楼书目》《绛云楼书目》《传是楼书目》等，均仅著录前者)，盖是书乃以屠氏名义付梓行世。康熙十八年(1679)开馆修《明史》，万斯同主其事，黄虞稷亦入史馆，所分纂《明史·艺文志稿》，即在《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基础上完成。③故该本著录及次第自然大抵相同。此处删却“钱士升《逊国逸书》”及“刘琳《拊膝录》”等，是既已知其为伪作或据诸伪作辑录，注明不录，无非循其实而已。至于张廷玉进呈《明史》，《艺文志》部分乃是在王鸿绪删改黄氏《艺文志稿》本的基础上调整成稿，陈继儒《建文史待》被删却，当是如卢文弨所指出的:“史于书不甚著，及无卷数者，俱削之。”[3]
卷七四库馆臣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其自家体例，然不可否认，《建文史待》一旦被与《建文朝野汇编》分隔开来，恐遂让人无从体察《千顷堂书目》将屠著与陈著并列著录的用意。朱鹭《建文书法儗》列于《建文史待》之前，无论从“其书作于万历乙未诏复革除年号之时”④(《建文朝野汇编》始纂于万历乙未，详下)，还是作者生年，或尚有其理由;然《逊国逸书》“前有崇祯甲申自序”，钱士升年龄又小陈继儒十七岁，何以置于《建文史待》之前，颇令人不明所以。《建文史待》所著录“内府藏本”，应该不是刻本，故无卷数，其被列于钱士升《逊国逸书》之后，或可理解为被归入崇祯年代甚或鼎革之后⑤，然是因陈继儒崇祯年间尚在世或其著述如《陈眉公先生全集》编刊于崇祯间，抑或朝廷搜访民间遗书采进《建文史待》稿钞本或抄存之 事发生于崇祯甚或鼎革之后，亦已不得而知。欲印证《建文史待》与《建文朝野汇编》之关系，我们尚可从二书的内容构成来加以比对。
上引《千顷堂书目》“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二十卷”，下简注曰:“首为编年，次为列传，而以传疑、定论附之。”《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建文朝野汇编》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稍详，曰:“明屠叔方撰。叔方，秀水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其书分‘逊国编年’‘报国列传’‘建文传纪’‘建文定论’诸目，盖杂采野史传闻之说，裒合成编。大抵沿袭讹传，不为信史。至摭《典故辑遗》之谬说，谓宣宗为惠帝之子，尤无忌惮矣。”该著明万历二十六年序刊本今存，故可获得更多相关信息。其卷首屠、陈二序后，列《书目》一百三十二种，为所征引朝野撰著建文君臣遗事之史志、笔记、文集及档案资料等。卷一至卷六为《逊国编年》，“凡朝政日系月，月系岁，令次第可考”[4]卷首屠叔方序，细目分别作“建文即位始末”“己卯建文元年正月至七月”“己卯建文元年八月至十二月，革除称洪武三十二年”“庚辰建文二年，革除称洪武三十三年”“辛巳建文三年，革除称洪武三十四年”“壬午建文四年，革除称洪武三十五年”。
卷七至卷十八为《报国列传》，所谓“臣义绝者削不书，死与去者则书之，而《宫阃》亦附焉”(卷首屠序)，旨在表彰忠义，分别列翰林院七人、国子监一人、吏部一人、礼部三人、兵部三人、刑部四人、户部四人、都察院六人、大理寺五人、太常寺四人、六科四人、十三道九人、中书科五人、行人司一人、宗人府一人、钦天监一人、布政司二人、按察司六人、府十人、州一人、县九人、学官三人、进士二人、举人一人、生员十三人、王府八人、公一人、侯一人、驸马二人、都督七人、都指挥二十人、指挥十二人、卫所九人、内官一人、皂隶一人、有官职而姓名无考四人、有姓名而官职无考七人、隐遁十六人、宫阃十五人。
卷十九为《建文传疑》，所谓“闻见相沿而是非真讹复相半者”(卷首屠序)，包括“建文君或云自焚，或云出亡，或云出而复归，其所作诗，皆不知真伪，附会传疑;诸臣生死心迹有可疑者，亦附于后”[4]卷一九《建文传疑》。最后一卷为《建文定论》，所谓“列圣之诏旨与诸臣之章疏，业已凿凿见诸施行而事始大著白矣”(卷首屠序)，收录与建文君臣相关的诸帝诏令及大臣所上奏疏，包括屠叔方万历十二年之上疏、圣旨批复及礼、兵部覆议等。
二就陈氏《建文史待》或屠氏《建文朝野汇编》的编纂过程而言，还是有不少材料可供还原的。据屠叔方万历戊戌(1598)序，述己不惮缀琐、出入史志、检证求理，“如是者三年，而此书始成”，知其编纂当始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上举陈梦莲《眉公府君年谱》万历二十四年丙申谱显示的关键信息:“五月，赴馆南湖，纂《建文史待》成。”[1]
卷首表明编纂活动在嘉兴，且万历二十四年(1596)五月已纂成。所赴之馆，《年谱》万历二十三年乙未谱有交代:“嘉禾包学宪瑞溪公延迪鸿逵、鹤龄二孙，同事者如御泠钱公、怀槎沈公、玄海项公、昭自钱公、沈白生昆仲，后先皆巍科上衮，极一时之盛。”知陈继儒是年始乃赴嘉兴名宦包柽芳家坐馆①，时年三十八岁，为包氏孙鸿逵、鹤龄兄弟授业，同时陪读的尚有钱士升、沈道原、项鼎铉、钱士晋及沈孚先、德先兄弟诸名公。①吴郡许重熙为钱士升所编《赐余堂年谱》万历乙未二十三年谱亦有述:“公年二十一，偕弟读书于郡南湖包氏园中，与陈仲醇继儒辈以文章道义相切劘……”其下注曰:“仲醇作《忠所公行状》，有‘往岁乙未，余读书檇李包氏园中，因得与抑之游，又善康侯。’”[5]
附录《年谱》万历二十四年冬日别后，包氏卒②，陈氏在嘉兴的坐馆便告结束。如此则时间上恰好吻合。陈继儒自二十九岁焚弃青衿后，一方面四处坐馆治生，如他此次赴嘉兴任西席，所结交包、钱、项、沈诸氏，皆当地名望不说，授业极富成效，如包鸿逵举万历三十七年顺天乡试解元、万历三十八年庚戌进士，钱士升举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状元，其他如沈道原中万历二十三年进士，项鼎铉中万历二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钱士晋中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沈孚先中万历二十六年进士，真可谓“极一时之盛”，自然声名大振;另一方面则与私人刻书业合纵连横，开启了操觚编书模式，万历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短短六七年间，陈氏先后纂辑而成《香牍案》《辟寒部》《太平清话》《虎荟》《逸民史》《元史隐逸补》《读书十六观》《见闻录》《读书镜》等作，当然，其中也包括《建文史待》。万历二十九年，刻《逸民史》于新都吴氏;万历三十一年，刻《品外录》于娄江。
一直到万历三十四年，绣水沈氏尚白斋刻成《宝颜堂秘笈·正集》(其中宋周密《烟云过眼录》署“华亭陈继儒仲醇父订”，明屠隆《娑罗馆逸稿》署“华亭陈继儒仲醇校”)，刻成《宝颜堂秘笈·眉公杂著》(收录《太平清话》等共十五种47卷)。而据陈梦莲《眉公府君年谱》万历二十三年乙未谱:“时付《秘笈》于梨枣。”知如《眉公杂著》等，于陈继儒此次赴嘉兴已酝酿付梓，而沈孚先兄弟、姚士粦等众多当地士人皆与其事。
三从目前能检得的相关材料来看，陈继儒《建文史待》并未获得些许传播，只除了清嘉庆间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著录黄佐《遗事节本》六卷(借月山房汇钞本)时，批评“是书则殊无可取”，“盖明自中叶以后好谈逊国时事”，列举包括《建文朝野汇编》《建文书法儗》《逊国逸史》及《建文史待》等在内一长串书目，谓“其书虽存，等诸自郐以下可也”[12]卷一九史部五。因只是提及《建文史待》，并非收书，或即从书目到书目，亦未可知。倒是《建文朝野汇编》，于万历二十六年梓行，毕竟得以在社会上流通，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以上费不小之篇幅，梳理了陈继儒《建文史待》及与之相关的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的编纂、流传情形，讨论的重点，看似常落在屠氏《建文朝野汇编》一侧，却并非有意要偏离主题。因为政治大局之需要，陈继儒在万历二十三、二十四年间为屠叔方编纂了这部具有相当规模的建文史著，而又逊让署名权，结果该书以屠氏《建文朝野汇编》之名于万历二十六年在嘉兴刊行，成为传世之定本被人阅读，陈氏自己则将这部书稿命名为《建文史待》而藏于家，并未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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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建文史待》有内府藏本，应为朝廷搜访民间遗书采进的稿钞本或抄存之物，是作为一个被保存的文本，当非刊本，故无卷数。据现存资料比勘可知，无论已刊之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与陈继儒《建文史待》原稿之间是否有调整，两者应可看作二而一的关系。既然该著以屠氏《建文朝野汇编》之名义流通，传播及影响的一鳞半爪之记录自然便皆在其名下。
作者：陈广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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