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史通义书教》看章学诚的史意

　　【摘    要】 《书教》篇指出史学的宗旨是“以史明道”，《春秋》与《尚书》本一家之学，《周官》法亡，《尚书》的撰述方式失去了基础，所以后世祖述《春秋》。从《尚书》到《春秋》再到《左传》《史记》《汉书》，都是史意在不同时势下的流变。史识、史才、史学须统合于史意，才能恢复史学“以史明道”的精神。章学诚的史家述作之道， 强调史意与别识心裁，而史意又是关键。心术为著书之本，须以六经为根柢来凝练史意，以史德温养史识。

　　【关 键 词】尚书;春秋;史意;因事命篇;别识心裁

　　《文史通义 ·书教》篇，反映了章学诚晚年的史学见解， 认为《尚书》是史撰的最高典范，《春秋》则是其流变。《书 教》篇通过阐发《尚书》精义，为其史学宗旨与书写范式 寻求经学依据。另，《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方志立 三书议》于《书教》篇旨意亦多有阐发，可合而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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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史意相承：《尚书》《春秋》

　　本一家之学 “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在这个前提下， 章学诚认为“《书》与《春秋》本一家之学”，后人以记言、 记事强分为二家，乃“不能究六艺之深耳”。 第一，就书写范式而言，《春秋》“比事属辞有成例” 与《尚书》“因事命篇无成法”一脉相承，都是史意在不 同时势下的体现。

　　《尚书》之所以能够因事命篇、不拘成 法，是以周代史官记注完备为前提的。章学诚认为“《周 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纤析”，上至邦国大事，下至地 方事务，皆为史官所记载保存。“盖官礼制密，而后记注 有成法;记注有成法，而后撰述可以无定名。以谓纤悉委 备，有司具有成书，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笔而著之，以 示帝王经世之大略;而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 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斯《尚书》之所以经世 也。”[1]因史官记载完备，作者便可依己意取裁，不必如 后世史书汇大小之事于一书，为存一代之史而在书法义例 框架下削足适履，反而冲淡明道经世的旨意。总之，因事 而发，有为而作，不拘成法，以史明道，是《尚书》能明 道经世的精义所在。自周衰礼坏，史官记注荒弛，亦不完备，甚至“诸侯 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2] ，《尚书》式的书写也就失去了基础。“《周官》之法亡，而《尚书》之教绝，其势不 得不然也。”孔子修《春秋》，不得不四处搜集史料，比事 以属辞;左丘明作传，也不得不取百司掌故与百国史书以 补事之始末。此皆时势之不得已。

　　所以章学诚说：“《书》 亡而入于《春秋》，皆天时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尚 书》变而为《春秋》，则因事命篇，不为常例者，得从比 事属辞为稍密矣。”“《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 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1]正因《周官》法亡， 存“史官书法”与“一代信史”便成存亡继绝之事。《春秋》 虽简，然年经事纬，言审事核;比事属辞，多存周史旧法， 又有变例。董仲舒说“《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春 秋》无通辞，从变而移”，即指出了《春秋》不为常例所 拘的一面;又说“《春秋》固有常义，又有应变”“《春秋》 有经礼，有变礼”，“经”“常”即指周官旧法而言，“变” 则出于孔子的别识心裁[3] 。

　　因此，《春秋》比事属辞的常 与变，很好地包容了周史记注的“有成法”与《尚书》因 事命篇的“无成法”，成为后世史撰的典范。又因“《尚书》 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书》之支裔折入《春秋》, 而《书》无嗣音”，是以后世“史之大原本乎《春秋》”[1] ， 而“史家渊源必自《春秋》比事属辞之义” [4] 。第二，就内在精神而言，《春秋》与《尚书》都在构 建王道政治，皆为“王心”制作。《尚书》是以选为作的“撰 述”，借此“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构建政治伦理与秩序。 孔子修《春秋》，也是以修为作，寓褒贬于笔削，构建王 道政治。章学诚认为“《书》与《春秋》本一家之学……《周 书》讫平王而《春秋》托始于平王，明乎其相继也”。又 说“《周官》之法废而《书》亡，《书》亡而后《春秋》作。

　　则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识《春秋》之体也”。[1]正因王纲 不立，孔子《春秋》才继《尚书》而作。班固说孔子作《春 秋》：“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5]此亦可见 孔子于重建王道政治之努力，于《尚书》“敬天明德”这 一核心理念的继承。授历明时乃天子立政之大事，但“幽 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是 以“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6] ，以 定历数。朝聘盟会在于明德，所谓“合诸侯以崇德也”，“会 以训上下之责，制财用之节;朝以正邦爵之义，帅长幼之 序;征伐以讨其不然”。[7]故记齐桓、晋文之事，意在藉 朝聘会盟以正礼乐。可见其内在精神之传承。 第三，就其教而言，《春秋》教与《书》教亦一脉相承， 皆在教人以史明道，鉴往知来。

　　《礼记 · 经解》云，“疏通 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疏通 知远”，即教人要具备通史的眼光，考察古今之变，能明 其道而尽其变;于因革损益中，能鉴往知来。“属辞比事”， 章学诚作“比事属辞”。所谓“比事”，即排比事类，不仅 有纵向的联系，还有横向的对比。就前者而言，程端学云， “大凡《春秋》，一事为一事者常少，一事而前后相联者常 多。其事自微而至著，自轻而至重，始之不慎，至卒之不 可救者，往往皆是”。“《春秋》有大属辞比事，有小属辞 比事。其大者，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观之……其小者， 合数十年之事而比观之。”[8]就后者而言，董仲舒谈及《春 秋》“同事异辞”的现象，说“《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又“常于其嫌得者，见其不得也”， “视人所惑，为立说以大明之”。因“事”涉及具体的“人” 与“时”，不能一概而论。

　　是以“《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 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3]总之，“属辞比事” 是教人用联系的眼光看问题，考察人事变化，既要原始要 终、见微知著，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知其常而通其变。 如果说《尚书》是在古今变迁中体现道的传承，由变知常， 那《春秋》就是在一代之史中体现道的常与变，由常通变; 如果说《尚书》是在古今变迁中见其通，那《春秋》就是 在事件相续中见其通。张高评说，“《尚书》……亦内化为 《春秋》之教。……疏通知远、属辞比事，分说则各异其趣， 合而观之，则并无不同。”[9]

　　第四，就言、事关系而言，《春秋》与《尚书》亦一 脉相承。章学诚认为“《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 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 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又说“《春秋》 之事，则齐桓、晋文，而宰孔之命齐侯、王子虎之命晋侯， 皆训诰之文也;而左氏附传以翼经，夫子不与《文侯之命》 同著于篇，则《书》入《春秋》之明证也”。[1]

　　可见古人 撰史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故“文 章政事，未有不相表里者也;令史案牍，政事之凭藉也”。 后世拟《尚书》之作，如孔衍《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王通《续尚书》等，从史书中删选名臣章奏， “削其事而辑录其文”。这是把《尚书》当作记言之书来看， 但没了事件背景，这些文章只是言辞优美的空文，从长于 政事转向教人作文。所以“撰辑章奏之人，宜知训诰之记 言，必叙其事，以备所言之本末”。[1] 从后世体例来看，“《尚书》为史文之别具，如用左氏 之例而合于编年，即传也”，“其中辞命，即训诰之遗也; 所征典实，即贡范之类也”，所以“《书》学自左氏以后并 入《春秋》”。

　　后来司马迁效法《春秋》，变编年为纪传，把 典谟训诰这类政事文书散入纪传史中;班固又取法《禹贡》 作《地理志》，取法《洪范》作《五行志》。就这样，《尚书》 的政事文书、典章故实和《春秋》的编年记事被统一于纪 传史的书写中。章学诚还举例说，《汉书》“叙贾、董生平 行事，无意求详，前后寂寥数言，不过为政事诸疏、天人 三策备始末尔”。叙述生平，编年纪事，属《春秋》之学; 而选录奏疏，又记其事，属《尚书》之学。这是“以《春 秋》之学为《尚书》也”，并自注云“即《尚书》折入《春秋》 之证也”。[1]

　　二、重注史意：以《尚书》之法救后世纪传之弊

　　章学诚把史书分为记注与撰述两大类，记注备记往 事，撰述着眼将来，并用“方以智”“圆而神”分别概括 它们的特点。他以《史记》《汉书》为例，认为“迁书体 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 意”。[1] 《史记》重在通古今，究天人，故不拘一格;《汉书》 则包括一代事迹，纲举目张，皆有法度。有成法容易模仿， 故后世修史皆以《汉书》为典范，但问题也随之产生。其 一，后世没有完善的记注法度，也就没有完备的记录，所 以需要以一部汇集一代事迹的史书来弥补这种缺失。

　　这 样，在书写一代之史的名义下，从求全求备地整辑排比史 料，到后来的馆局纂修，史撰变成了史纂，导致成书容易， 史学的精神内涵却因此缺失，文胜于质。再加上材料搜集 困难，真伪难辨，以致“史学不亡而亡”。其二，自司马迁、 班固以后，纪传体成为正史，传承千年。后世史家袭用成 法，不重史意，缺乏别识心裁，“书为体例所拘，但欲方 圆求备”，把史书体例弄得像科举程式般死板，内容像记 流水账一样，以致“圆不可神，方不可智”。 章学诚反思后世史学，以思救济之道。他认为，后世 史书讲求书法义例是从《春秋》《左传》开始的。

　　《史记》《汉 书》作为后世正史的典范之作，也是继承《春秋》《左传》 而来的，“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只因“演习既久， 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后世袭用 纪传成法而不知变通，而史识、史才、史学为史例牵拘， 愈袭逾舛”，当溯其原本，以思变通。他说“纪传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书》之初意”，“例自《春秋》《左氏》 始也，盍求《尚书》未入《春秋》之初意”。想通过师法《尚书》，来救后世史学之偏弊。因为“史为记事之书，事万 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 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1]

　　章学诚进而对“本末体”有了新的认识。他说：“本 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 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 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又说： “纪事本末本无深意，而因事命篇，不为成法，则引而申 之，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在他看来，这种史学体 裁本无深意，但其“因事命篇，不为成法”，若贯入史意， 引申扩充，则可上接《尚书》精义。

　　如能善用这种方式书 写，既有利于克服编年史记事分散和纪传史记事重复的缺 点，“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又能“网罗隐 括，无遗无滥”地把某一事的相关记载汇为一篇，充分 体现作者的别识心裁。他又从史学流变上说，“纪事本末， 其源出于《尚书》……马、班以下，代演《春秋》于纪传矣， 《通鉴》取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纪事本末》又取《通 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而因事命篇，不为常例，转得 《尚书》之遗法”。[1] 至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章学诚并不看重，甚至 认为此书“不足为史学，止可为史纂史钞”。他看中的是 纪事本末的书写。首先，本末体以事件为中心，因事命篇， 若运用得当，能充分体现作者的史意与别识心裁，也符合 史家述作之道。

　　其次，本末体重在叙述事件之来龙去脉， 原出于《春秋》家学之“比事”。本末体只是将治经的方 法，用于史学述作而已。再次，章学诚主张求道于一阴一阳之迹，以史明道，鉴往知来，而本末体颇合其用。正如 梁启超所说，“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 非以事为主不可”。[10]最后，章学诚补充说，“《尚书》固 有不可尽学者也，即纪事本末，不过纂录小书，亦不尽取 以为史法，而特以义有所近，不得以辞害意也”。[1]

　　三、存乎其人：史意与别识心裁

　　章学诚非常强调史家的史意与别识心裁，这与史家之 文有关。他说：“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为言 之无征。”认为史家之文的最大特点在于“述而不作”，这 就突出了史意与别识心裁在史学撰述中的主导地位。关于 史家“述作之道”，他说“古者史官，各有成法;辞文旨 远，存乎其人。孟子所谓其文则史，孔子以谓义则窃取。 明乎史官法度不可易，而义意为圣人所独裁。然则良史善 书，亦必有道矣”。又说“即簿牍之事，而润以尔雅之文， 而断之以义”。[1]

　　此处的“义”即指史家的别识心裁。因 为“断之以义，而书始成家”，而“义理存乎识”，“非识 无以断其义”。著述能否成家，关键还在于史家的学识修 养，所以说“辞文旨远，存乎其人”。由此可知，章学诚的史学最终还是要回到史家的学识 修养上。这一点，他在《书教》篇中也有提到：“诸史皆 掌记注，而未尝有撰述之官，则传世行远之业，不可拘于 职司，必待其人而后行;非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 之极致，不足以与此。”[1]正因其心目中的史学对史家学 养要求很高，所以他认为，“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 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 谓史学，则未之闻矣”。[1]

　　除孔子、司马迁、班固外，唐 宋以来，只有司马光、郑樵，但对此二人仍有批评，可见 其要求之严。而袁枢《通鉴纪事本末》被列入杂史，不被 重视，正是缺乏高才卓识所致，也从反面说明了问题。 别识心裁由史意生出，“意之所在，必有别裁”。而史 意又与史家修养相关。章学诚在《史德》篇中所论，主要 在气与情的调理上，气合于理，情合于性。因“史之义出 于天，而史之文不得不藉人力以成之”，故“所患夫心术 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欲为良史者， 当慎辨于天人之际”。

　　章学诚又说：“吾则以谓通六艺比兴 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盖言心术贵于养也。史 迁百三十篇，《报任安书》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谓‘绍名世，正《易传》，本《诗》、 《书》、礼、乐之际’，其本旨也。”[1]心术为著书之本，要 讲明史学，必先通经学、养史德。欲成一家之言，须以六 经为根本。这也说明了史家的别识心裁，要用史德来温养，而根柢在于六经;然后明于古今天人，“约六经之旨，而 随时撰述以究大道”。

　　|参考文献|

　　[1]章学诚.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M]. 仓修良，编注. 杭 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2]赵岐，孙奭. 孟子注疏[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苏舆. 春秋繁露义证[M]. 北京：中华书局，1992.

　　[4]章学诚. 丙辰札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5]班固. 汉书艺文志[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

　　[6]司马迁. 史记(修订本)[M]. 北京：中华书局， 2014.

　　[7]左丘明，杜预，孔颖达. 春秋左传正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程端学. 春秋本义[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0册).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作者：黄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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