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内容摘要：柳青小说的叙事形式几经变迁，努力在历史任务和审美品格中保持平衡，在叙述视点、情节安排、语言方式和人物设计等多方面实践了小说内容与形式的理想结合，展现了作家的主体创造性，为共同文体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从柳青创作的文体结构与时代语境
内容摘要：柳青小说的叙事形式几经变迁，努力在历史任务和审美品格中保持平衡，在叙述视点、情节安排、语言方式和人物设计等多方面实践了小说内容与形式的理想结合，展现了作家的主体创造性，为“共同文体”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从柳青创作的文体结构与时代语境的互动角度反思柳青小说文体结构的发展演变过程，是一种反观和复杂化我们关于小说形式固定性理解的尝试，不仅有助于厘清众说纷纭的文学价值问题，而且有助于明确作家的社会责任，为文学的时代性研究提供富有启发意义的历史借鉴。
关键词：柳青 意识形态 矛盾冲突 典型性 文学评论
柳青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与自己的创作题材深入互动，沉浸在厚重的乡土文化、生活细节和人物心理这些所谓的“生活真实”之中，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让其打通文学创作与生活实践，力图为历史发展提供最为具体的政治方案。柳青文学作品超越了作者的阶级预设，深厚而精细地展现了人情和人性。[1]从文体特征解读，有学者把柳青文学创作定位于总体性写作，认为柳青文学创作以一种全新的社会展望视野再造了新时期的社会想象，具有史诗性的超越视野。[2]柳青文学创 作的多角度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关于柳青文学创作的认识。
这些研究提示我们，仅仅指出小说与宏观历史的共谋还稍显不够，文体特征与宏观历史之间显示出密切的互动关系。本文从柳青创作的文体结构与时代语境的互动角度，追寻柳青作品文体结构的发展演变过程，探寻文体特征的深层社会历史原因。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作家主观建构的创作努力与时代语境处于何种关系?宏大历史化话语对于美学形象建构发生了什么作用?经过小说形式的中介，表现了什么样的历史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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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命题：政治元话语与日常生活
柳青在创作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比较独特的创作风貌，并在中后期不断巩固、定型已有的创作经验，形成独特的“平凡”视角创作风格。柳青的小说创作开始于抗日战争初期，1936年发表于《中学生文艺季刊》的《待车》是其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在大连时期，柳青把一些前期代表性短篇小说结集为《地雷》出版。
根据作品的风格和发表的刊物等综合因素判断，可以确定柳青未收入其短篇作品集的还有《烽火边的人民》《王老婆山上的英雄》《投降票》《空袭延安的二日》《二等兵》《家庭》等。柳青进入延安参加革命以后，除了短期的山西抗日根据地之行，一直处于战斗的后方，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在米脂县印斗区以乡文书身份参加实际工作。后方平淡琐碎的工作一度使柳青陷入了苦闷，狭窄的生活范围限制了创作素材的积累，远大的革命理想、宏伟的人生抱负与现实生活形成了强烈的落差。此后，柳青经过一番内心痛苦的斗争，调整了自己的创作方向，产生了在平凡生活中发掘创作素材的想法。
1939年2月1日，他在《中央日报•平民副刊》发表的《后方文人的苦闷及其出路》充分表露了其内心转变，他认为后方文人应该摒除“痛苦地沉默着”和“痛苦地挣扎着”这两种态度，即便没有上前线的机会，表现后方生活仍然可以成为有意义的工作。[1]如果说以上自我表白只是一种无奈的自我说服行为，那么至少在1943年柳青已经做出“结束那种打算长期住在文艺团体，出去跑一趟，搜集一些做客所得的印象，回来加以 ‘想象’，就准备写成作品的计划”[2]。
从1947年出版的《地雷》短篇集的选编倾向中可以看出柳青的自我评价重心，他对于表现后方日常生活的作品比较满意。这些作品与直接现实环境关联，无意于展现和想象自己不熟悉的内容。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柳青对于战斗场景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书写并不具有想象力，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都从贴近自己真实体验的角度出发展开文学想象，落实为具体叙事形式。
他将小说叙事建基于个体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认为公共集体生活和重大历史事件并没超出日常生活的阈限。这一切与柳青的个人化历史观念相关，也与他高密度的、对象化的日常生活构想有关。柳青虽然对于战争、社会制度变革、政治决策等重大历史事件保有浓厚兴趣，但是日常的家庭生活、劳动场景、战斗修整间隙成为他描写的重心，在碾米磨面、生火做饭、纺织捻线、战斗回忆等平凡的人物动作中，体现出个体的主体意识，透露出人物的性格喜好、精神气质和思想认识，展现出刻画丰富复杂的心理状态的特殊才能。
二、意义结构：矛盾冲突与叙事动力
20世纪50年代的小说家，普遍发现了矛盾冲突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小说叙事的重要作用。[2]柳青本人也认识到了矛盾冲突对于型构小说的重要作用，“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条道路斗争的典型冲突，人们也可以创造出名额不限的典型性格，而不至于彼此雷同。离开了阶级斗争的典型冲突和两条道路的典型冲突，人们连一个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也创造不出来，充其量写出一堆细节真实的作品，也就是只能写出一些生动的文学形象”。[3]这些理论的产生主要受毛泽东文艺理论的启发、规范和引导。
毛泽东认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文艺就是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4]
柳青对于冲突论的接受，内在于当时创作任务和创作环境，但也是经过努力思索以后的主动选择。柳青围绕新的意识形态图像展开文学实践，以情节发展和矛盾冲突组织的方式建构叙事重心。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秩序构筑叙事冲突，有利于突破日常生活的无限绵延状态，建立一种有限范围的叙述性和描述性方式，并在深层意义上去阐释和呈现具体事实。
当然，寻找合适的小说叙事结构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柳青早期创作虽然在描写上偶有收获，但是在叙事结构上呈现出不连贯的弊病。[2]后期的创作中经过不断试验，进一步加强了意义秩序与叙事冲突的结合，实现新意义秩序的自然化。柳青的后期小说创作充分发挥新意义秩序的结构作用，突破小说的表面叙事情境，关联于整个社会政治理想。如果说《种谷记》的叙事冲突还有些散漫，那么《铜墙铁壁》的叙事冲突紧密围绕主要题旨，显然更为紧凑。在《铜墙铁壁》中，我们看到叙述视点、叙事冲突与重大事件紧密结合。
《创业史》中主题更为集中明确，在冲突结构中，对于社会主题、社会制度的深入开掘成为小说重心，史诗性辐射成为基本叙事模式。作家的控制力在《创业史》中成为明确显示的主导性因素，叙事主题和叙事格局获得更为紧密的结合。为此评论者通常直接引用作家柳青本人的说明“《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
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3]这是中国作家中少有的、简单明了的创作目的直接表露行为，但并不是一种政治环境下的自我表扬，离开主题的集中明了即意味着文学的深层叙事结构的散漫无节制，也必定会造成艺术化视角的模糊。三、形象谱系：作家主体性与“典型”美学范式柳青人物塑造的问题应该从典型性批评与创作之间的互动过程来说明。柳青吸收评论家的意见，在人物塑造方面精益求精，不断形成自己对于典型化理论的独特理解，并在写作中努力加以实践。“人物的社会意识的阶级特征、社会生活的职业特征和个性特征，互相渗透和互相交融，形成了某个人的性格，就是典型性格。
三种特征不是混合起来，而是活生生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活的人，就是典型。没有阶级特征不能成为典型，没有职业特征也不能成为典型，没有个性特征也不能成为典型。三种特征高度结合，就具有充分的典型性。三种特征有一种不充分，就是典型性不够。三种特征缺少一种，就不是典型了。”[1]“根据我的这些理解，我认为有理由把典型环境解释为典型的冲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所要求的典型性格，必须在典型的冲突中表现出来，而不可能在一些非典型的冲突中或静止的状态中表示出来。”[2]“艺术典型之所以为典型，不仅在于深广的社会内容，同时在于丰富的性格特征，在于宏深的思想意义和丰满的艺术形象的统一，否则它就无法根本区别于概念化的人物。”[3]在以上引文中我们看到，典型化作为柳青创作的奠基性原则并不简单，典型化在新的政治诉求和主体意识的推动下，已经远远不止是一种形象构造方法，涉及新旧划分、文化记忆、共同体价值和当前的政策任务。
四、结语
作为从革命根据地成长起来的新文学作家，柳青很早就进入革命的组织和秩序中，其创作不仅仅停留在对于革命现实的批判层面。1960年代，柳青的《创业史》刚一问世就被肯定，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事件，意味着柳青的文学创作态度和文学作品一并受到肯定。
这样以组织者、工作者和体验者的态度深度参与自己作品内容所涉及的事件场域，创作与生活界限的消融，被认为是矫正了整个新中国建立以来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现象的成功经验，在当时的文坛上被看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要收获。柳青介入式的写作姿态受到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启发，即以人民性、现实性作为自己创作的理论基础，以一个工作组织者参与到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在创作环境中深入体察细节，不断反思日常生活。研究柳青的文学创作，必须放在革命文学创作的流变中进行考察，研究他对革命文学书写的贡献，在新的语境中把握其对革命现代性的文化反思和文学重建构想。
柳青小说的总体性社会结构视野和政治元话语并没有形成对于文化结构、情感结构和心理分析的遮蔽，反而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刺激之下，刺破了传统的因袭视野，发现了新的陌生化内容，这样的陌生化内容来自于直接的感觉体验和理论提示的互动。我们并不能以一种标准化的定义来评定意识形态在小说创作中的功能，需要对叙事语法生成中的意识形态元话语作出恰当的评价。柳青作品的现实性因素并没有因为意识形态的渗入而减少，相反正因为对于具体生活情境熟悉和敏感，让他更为深入地加强对革命所搅动的农村社会的理解，更为强烈地关注革命的现实路径。
作者：刘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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