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官修图书编撰初探

所属分类：文史论文阅读次时间：2021-06-16 10:37

本文摘要：[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图书发展的高潮时期，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促进了当时的文化发展。论文从这一时期图书编撰兴盛的原因出发，按照四分法对魏晋南北朝官修图书编撰业进行分类探讨，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图书业的特点。 [关键词]魏晋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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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图书发展的高潮时期，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促进了当时的文化发展。论文从这一时期图书编撰兴盛的原因出发，按照四分法对魏晋南北朝官修图书编撰业进行分类探讨，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图书业的特点。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官修图书; 图书编撰

魏晋南北朝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编撰兴盛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图书编撰业的重要发展阶段，涌现了大批优秀的图书编撰家，回顾这一时期的图书史，可以算得上是大起大落。魏晋南北朝各代普遍重视文学发展，社会上层包括帝王在内，热衷于文学创作。与此同时文学批评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就，出现了诸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等优秀作品。然而三国混战、南北割裂、社会动荡不安，以及朝代的更替频繁，导致图书编撰事业失去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永嘉之乱”和“萧绎焚书”更是给了图书业一记重击。但即便是遭遇了这样的打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图书业仍然算是繁荣兴盛。理由主要有四点:

　　( 一) 思想的解放东汉末年汉灵帝广招有才艺之士、置鸿都门学，逐渐弱化儒学的地位，扭转了东汉以来“一说经至万言”的繁琐、浮华风气。社会风尚转向重视诗赋、小文的创作领域。此外魏晋士族为了稳固世家地位，沿续了前代以来儒学式微的状态，开始逐步发展玄学思想。而对于普通的小家族来说，由儒入玄成为了跻入士流、增进家族地位的重要手段。综合整个社会层面来看，儒学、玄学、佛学、道学思想在这一时期皆有其发展平台，因而文学种类样式繁多，各类著述图书皆有人著写。

　　( 二) 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火纷飞、灾难连连，百姓被迫背井离乡、四处迁徙，来自各地的百姓汇聚到一起，彼此之间不同的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也促进了图书编撰出版业的发展。虽然南北分裂、山河隔绝，但是南北不时遣使来往修书交好，因而南北间百姓互通友好，文化也交汇融合。政治上北魏孝文帝改革、各族人民接连起义、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错居杂处，使得少数民族人民受到汉文化影响的同时，汉文化也接纳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思想。简而言之，这一时期的文化是在以汉文化为核心的基础上，吸收了南北方地区思想以及外来文化思想，促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更具魅力。

　　( 三) 统治者的重视这一时期的统治者普遍重视文学发展。北魏孝文帝曹丕曾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2271 又云: “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2]88 ，刘宋时期“宋代文学之盛，实由在上者之提倡”[3]73 。到了梁朝，梁武帝萧绎崇尚文学，“吾今年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4]517 ，萧绎不光自己喜爱读书，还重视兴办学校，不过学校录取的学生仅限于贵族“胄子”。上层的重视激发了下层文人的创作热情，因而这一时期的图书数量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

　　( 四) 纸张的兴起纸张应用于图书业最早出现在汉末，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图书业发展。三国时期，由于汉末的纷争混乱，社会生产缓慢，纸张的制造数量低，只能满足一部分人的需要，因而使用率并不高，竹简和帛书仍然是图书编撰出版的重要方式。

　　直至两晋时期，纸张逐渐普及，东晋时期编撰出版的图书如《晋书》《华阳国志》《姓氏簿状》等证实了当时图书业已经出现了纸张为主、简帛为辅的局面。西晋左思有云: “豪富之家，竟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5]2377 ，表明了时人对纸张应用的态度。到了东晋桓玄下令: “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6]517 。南北朝时期就到了图书业的高潮阶段，社会稳定、经济攀升为出版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统治者重视图书编撰出版、民间文学风气浓厚，更是促进了这一时期图书业的磅礴发展。至此纸张的应用已经取得了广泛的认同与推广，纸张物美价廉、便于携带抄写，因而取代竹简和缣帛的地位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同时纸张的使用，使得书籍的复本大量增加，图书的编撰与抄撰的速度更快、图书规模更大、传播的也更广。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图书编撰类型

　　( 一) 魏晋时期的官修机构

　　东汉时期设立官府专职藏书官员。“恒帝延熹二年初，置秘书监，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异同”[7]1106 ，由此秘书监一职沿袭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朝代和不同时期，秘书监的职官与职能也不尽相同。三国时魏设立秘书丞，地位仅次于秘书监。魏晋时正式设立秘书郎，主要从事图书的收藏与抄写等工作。但秘书监设立后其具体职能一直没有确定下来，直至魏武帝曹操时才正式确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黄初初乃置中书令，典尚书奏事，而秘书改令为监，掌艺文图籍之事”[8]220 。

　　晋武帝时期在中书省下设秘书局和著作局，到了惠帝时“著作旧属中书，而秘书既典文籍，今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5]735 。简而言之就是著作局不再归中书省管辖而转归到秘书省管辖。到了南北朝时期，因袭晋制，未有多大改变。“魏、晋继及，大抵略同，爰及宋、齐，亦无改作。梁武受终，多循齐旧。然而定诸卿之位，各配四时，置戎秩之官，百有余号。陈氏继梁，不失旧物”[9]720 。秘书监掌管官府藏书、校雠典籍，经南北朝的完善发展，形成最终的秘书省，所任职人员都是当代著名的文学家，对图书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贡献。

　　(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经书

　　经学自汉代大一统之后，其主流地位便确定了下来。东汉末年儒学衰微，礼分三礼、春秋分三传、五经变为了九经。经书虽然有了些变化，但时人对经书的注疏却一直没有懈怠下来。三国时有王弼注《易》，此后晋代南北朝时也有文士接注《易》: “魏尚书郎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韩康伯注《系辞》以下三卷，王弼又撰《易略例》一卷，梁有魏大司农卿董遇注《周易》十卷，魏散骑常侍荀煇注《周易》十卷，亡”[9]909 。西晋杜预著《春秋左氏传集解》《春秋释例》等: “既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5]1031 ，郭璞注有《尔雅注疏》等: “又抄京、费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韵》一篇。注释《尔雅》，别为《音义》《图谱》。

　　又注《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子虚》《上林赋》数十万言，皆传于世”[5]1910 ，范宁撰有《春秋榖梁传集解》是今存最早的《榖梁传》注解。“初，宁以春秋谷梁氏未有善释，遂沈思积年，为之集解。其义精审，为世所重。既而徐邈复为之注，世亦称之”[5]1989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书注解极为精妙，当时文士大家所撰的注解直至后世仍奉为经典。除了这些注解书还有一些经部书籍如张揖的《广雅》、顾野王的《重修玉篇》等也颇负盛名。

　　( 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史书

　　统治者们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以便更好地维护统治，因此令秘书监、著书郎等人参与修撰史书。受诏的官员掌握史阁的官藏文献，因而内容丰富详实。三国时期，魏武帝令史官撰写了第一部国史《魏书》，据载: “魏史，黄初、太和中始命尚书卫觊、缪袭草创纪传，累载不成。又命侍中韦诞、应璩、秘书监王沈、大将军从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长史孙该、司隶校尉傅玄等，复共撰定。其后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10]346 。可知《魏书》的成书历经多人辛苦修撰。卫觊、缪袭草创，韦诞、应璩、王沈、阮籍、孙该、傅玄等撰定，最后由王沈修撰成书，这也是三国时期最有名的官修史书。

　　此外吴国太史令受诏修撰的《吴书》: “孙亮即位，为太史令，撰《吴书》孙休践阼，为博士祭酒”[2]1461 ，《吴书》历经修撰者们几十年的努力，编修者多已逝世，其中韦曜因政治原因被杀，使得该书最终未成。两晋时期，官修的晋史有许多家，西晋比较出名的官修史书有: 佐著作郎王沈等人受诏编撰《晋书》: “转佐著作郎，撰《晋书》帝纪、十志，迁转博士，著作如故”[5]1432 ，秘书丞司马彪撰的《九州春秋》: “泰始中，为秘书郎，转丞。注《庄子》，作《九州春秋》”[5]2141 ，王沈撰《魏书》: “正元中，迁散骑常侍，典著作。与荀颛、阮籍共撰《魏书》”[5]1143 。东晋较出名的官修史书有: 著作郎王隐、郭璞等受诏修撰的《晋书》“太兴初，典章稍备，乃召隐及郭璞俱为著作郎，令撰晋史”[5]2143 。

　　( 四)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子书

　　1. 官修类书

　　我国古代通过搜集官藏文献来编辑类书始于曹魏，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类书的发展时期，为后世类书编撰定了规矩做了榜样。三国时期最有名的类书要数由魏文帝曹丕组织编撰的《皇览》: “受诏撰《皇览》，使象领秘书监，象从延康元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2]664 。一同受诏修撰的还有缪袭、桓范、刘邵、韦诞等，《皇览》的诞生乃是后世《太平御览》《艺文类聚》《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著名类书的先驱。两晋时期陆机修撰《要览》又称《陆氏要览》，《旧唐书·经籍志》收录有三卷，后以佚。到了南北朝时期，类书发展到了高潮时期。

　　刘叶秋先生评价齐梁时的类书: “自魏文《皇览》之后，六朝之帝室皇枝，名卿硕彦，靡不延揽文学，抄撰众籍，而齐梁时尤盛。”[15]8 梁武帝承袭魏文帝的方法下诏修撰类书，天监元年刘杳奉敕修撰的梁朝第一部类书《寿光书苑》二百卷。篇幅更大的还有一部由徐勉领修，何思澄、顾协、刘杳、王子云、钟屿、徐僧叔等数百人合力修撰的《华林遍略》历经八年修撰而成，全书七百卷。唐代《艺文类聚》的修撰也是受到该书的影响，可惜到了宋代便已亡佚。

　　此外南朝还有一些名气较小至今已失传的官修类书，比如说《新唐书· 艺文志》记载的宋何承天并合《皇览》一百二十二卷，徐爰并合《皇览》八十四卷。南齐东观学士奉敕修撰《史林》三十卷，萧子良领众学士修撰《四部要略》一千卷。梁朝刘峻撰《类苑》一百二十卷，简文帝萧纲令陆罩等人修撰《法宝联璧》二百卷，陶弘景撰《学苑》一百卷，朱澹远撰《语对》十卷、《语丽》十卷。北朝时北齐后主高纬下令修撰的著名官修类书《修文殿御览》，该书以《华林遍略》为蓝本，共三百六十卷，由六十余人修撰而成。除此北朝还有北魏崔安撰写的《帝王集要》三十卷。官修类书的修撰往往需要大量的人才，这一时期的文人皆以参与修撰为荣，学者们修撰官修的热情带动了私撰的创作，因而极大地促进了文人创作的积极性，也为图书编撰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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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图书编撰特点

　　第一，官修图书数量、门类较之先秦时代大量增加，这主要归功于纸张的出现。竹简、缣帛和纸张都是图书编撰出版的载体，图书载体的丰富为图书编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第二，官修图书编撰受到高度重视，修撰者学术程度高，政府重视图书编撰，朝廷中专门设立管理图书编撰、收藏的机构，不仅收藏天下图书而且还直接参与图书编撰，比如说秘书监、文林阁、麟趾殿等官修机构的设立。这些机构招纳了当时极为优秀的文士，这也是魏晋图书编撰水准高的原因之一。

　　第三，版本目录学取得了较大发展。分类学奠基于这一时期，《七录》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大型官修类书《皇览》的出现更是促进了后世官修类书如《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的编撰出版。第四，这一时期官修史书编撰极为兴盛。纪传体史书和断代史史书均在这一时期产生，“二十五史”中最有名的前四史也是在这一时段产生，其体例与史学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经学、文学类书籍也愈加繁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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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晋)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1959.

　　[3]刘师培.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4]( 梁) 萧绎，著; 许逸民，校笺. 金楼子校笺[M]. 北京: 中华书局，2011.

　　[5]( 唐)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1974.

　　[6]( 唐) 徐坚，等. 初学记[M]. 北京: 中华书局，1962.

　　[7]( 宋) 李昉，等. 太平御览[M]. 北京: 中华书局，1966.

　　[8]( 唐) 杜佑. 通典[M]. 北京: 中华书局，2004.

　　[9]( 唐) 魏徵. 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1973.

　　[10]刘知幾. 史通通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作者：曹文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