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第72届戛纳电影节于2019年5月26日凌晨在法国戛纳落下帷幕。 本届电影节中，韩国导演奉俊昊凭借影片《寄生虫》拿下金棕榈大奖一事引发了电影界的一波热议。 这是继去年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后，亚洲电影再一次斩获戛纳电影节的最高奖项; 这更是韩
【摘 要】第72届戛纳电影节于2019年5月26日凌晨在法国戛纳落下帷幕。 本届电影节中，韩国导演奉俊昊凭借影片《寄生虫》拿下金棕榈大奖一事引发了电影界的一波热议。 这是继去年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后，亚洲电影再一次斩获戛纳电影节的最高奖项; 这更是韩国电影在历史上首次斩获戛纳金棕榈大奖，故具有典型的且跨时代的重要意义。 而从阐释的内容上看，往届呈现贫富差距议题的影片不占少数，可同样陈述此类议题的《寄生虫》却荣获大奖并名声大噪。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寄生虫》斩获首奖的原因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 故就此议题，本文将立足于本届戛纳电影节对影片主题的评判趋势以及近几年戛纳影片的评奖趋势来分析本次议题，最后进行总结与概括。
【关键词】奉俊昊; 《寄生虫》; 戛纳电影节
纵观亚洲的经典影片，无论是不得公正永不停息的中国妇女形象片——《秋菊打官司》; 还是幽默中隐藏戏谑情景的印度歌舞片——《三傻大闹宝莱坞》; 或是潜移默化下呈现巨大阶级差异的韩国现实题材片——《寄生虫》，此类影片在主题甚或是细节上皆或多或少地都呈现出了阶级与贫富所产生的社会问题。 随着世界贫富差距的扩大化，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表现得更为明显。 因此，相对较为发达的西方也将贫富差距这一议题纳入影片主题的阐释范围之中。 当西方影片占据着国际电影界丰厚优势的大环境下，全东方阵容的《寄生虫》竟能突破重围并最终斩获戛纳首奖，笔者认为此种现象相对典型、较为少见，值得深思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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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题评判趋势必然成就《寄生虫》
(一)“政治投射”冲击下的普适性问题
从本届戛纳电影节各类型的参选影片来看，众多影片选择的题材都与当今的时代热点紧密相连。 基于复杂多变的国际现实环境，政治与地区冲突问题的戏剧化呈现在其中尤为凸显。 接下来，本部分将围绕本届电影节中的两部获奖影片和一部参选影片展开分析。
首先以获得第72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影片——《年轻的阿迈德》为例，曾两次获得戛纳金棕榈大奖的达内兄弟这次将新作的镜头直接对准了具有极端宗教思想的少年。 毋庸置疑，他们电影的创作来源便是当今以耶路撒冷为代表的因宗教观念而不断产生暴力冲突的城市甚或是国家。 再看荣获本届戛纳电影节评委团奖的影片——《悲惨世界》，法国导演拉吉·利将巴黎移民聚集区中警察和年轻人的激烈冲突展现得淋漓尽致，其更是以法国巴黎为切入点，从而真实再现了欧洲难民的安置困难以及难民和本地居民的冲突问题。 最后是作为本届入围但遗憾落选的影片之一——《小小乔》，这位奥地利女导演杰茜卡·豪丝娜在影片中展现的种种情形与“英国脱欧”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上述三部代表性电影可以看出，本届戛纳电影节对以反映当今世界热点政治以及未解决的地区争端和尖锐冲突的影片有所推崇。 而《寄生虫》斩获最高奖项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在影片中表达和展示的一切便是当今世界政治冲突和地区矛盾的根源之一——现代社会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
自人类拥有私有财产开始，贫富差距便随着社会性质的演变而愈发明显。 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贫富差距的问题都是一个全球性长期存在但从未解决的问题。 特别在近些年，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短视频以及算法推送对人类社交的不断冲击，贫富差距从此前物质生活材料上的巨大差异，扩展到精神的自我充实和获取信息能力这两个主要层面，新时期的“数字鸿沟”和“信息茧房”现象更是造成了人类知识层面之间愈发明显的差异。
由此可见，贫富差距议题具有典型性及普世性。 而《寄生虫》的精妙之处在于，影片的角色从未正面谈论有关贫富差异的问题，但其各种象征性的细节却均指向了贫富阶级冲突下的社会矛盾、人性考验、阶级跨度以及对哲理反思的探寻。 因此，从主题评判的趋势上来说，具备普世性的影片更能折射出绝大多数政治问题的根源，故值得引发深思。
(二)普世性与真实性结合的生活戏剧近两年备受戛纳青睐
从2018年是枝裕和导演的《小偷家族》，到2019年奉俊昊导演的韩国影片《寄生虫》，近两年来的戛纳金棕榈似乎对亚洲影片多了几分欣赏。 从主题上看，《小偷家族》和《寄生虫》所反映的都是具有普世性的贫富差距问题; 从内容上看，二者皆展现了穷人向富人进击的戏谑化悲剧。 虽然两部影片有众多的相同之处，但其在感官对比、主体对比以及侧重点上依旧有着相异处。 为了更为直观明了地展现两部影片的不同之处，下面笔者将通过表格的形式来呈现。
结合两部电影的相同和相异之处可以看出，普适性与真实性相结合的生活戏剧在近两年中备受戛纳电影节的青睐，对人性的探讨依旧是戛纳电影节评判的核心与重要议题。
二、叙事手法：平铺直叙下的惊涛骇浪
普遍认为，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影片最能吸引观众并使其能更好地与角色产生“互动”。 从最新一届斩获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的影片中不难发现，这些影片皆表面平淡阐释故事但实际则尖锐揭露焦点问题，笔者称其为“平铺直叙下的惊涛骇浪”。 接下来，本部分将围绕今年斩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绿皮书》和戛纳最佳影片《寄生虫》展开分析。
首先以斩获第91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绿皮书》为例。 从故事整体上看，平淡阐述黑人与白人关系转换的戏剧故事并非创新之举; 从浅层主题上看，种族歧视问题在早期美国电影中亦是经常涉及与讨论的议题。 故笔者认为，《绿皮书》能够斩获最佳影片的部分原因不在浅层主题，而在于其平铺直叙的故事叙事节奏下所呈现和揭露出的深层社会尖锐焦点。
以影片中的一个画面为例：一次旅途中，二人乘坐的汽车在南方的一条乡间小路上抛锚，白人兼职司机托尼开始下车维修，而黑人钢琴家唐坐在车子里等待。 与此同时，下一个镜头中，种植园里的黑人农民们却满腹狐疑地盯着这两人。 接着，唐博士看了一眼窗外，他一言不发地起身，安静地走下车并站在车旁，而托尼依旧在忙着修车。
这没有任何台词和对白的一幕看似平铺直叙，却反映出了60年代中期的美国南北地区对于黑人群体的普遍刻板印象。 当一向受到“白人至上”主义影响的南方植物园农民看到一个白人在为黑人干活时，其所带来的不仅是疑惑，更多的是一种震颤，一个“人无高低贵贱之分”的思想启蒙。 不仅如此，这一幕也是对近段时间频发的“美国白人警察枪杀黑人”的系列案件从而爆发的大规模关乎种族歧视问题的暗中投射。 简单的故事情节碰撞出激烈的社会焦点，这样的影片较为少见也着实精彩。
再看本文一直讨论的影片——《寄生虫》，其斩获第72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的原因不仅包括前文所提及的主题的普世性，也在于其影片画面所包含的深刻意义。 以影片中的一个画面为例：穷人家的女儿在买完水蜜桃后踏着轻快的步伐爬坡前往富人社长家。 这一段没有台词，也没有激烈的动作，有的只有一段悠扬的古典巴洛克音乐。 这一幕看似平铺直叙，实则却通过低矮水果铺与高大楼宇间的巨大反差和主角爬坡动态趋势，分别反映出了贫富差距与阶级矛盾的两个核心主题。 不仅如此，主人公向上爬坡的趋势与影片“寄生虫向上攀岩寄生”的主题相吻合。
普遍认为，画面是电影视听语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为造型艺术的专属名词，画面内涵是设计者在有限的空间里或二维平面内对所表现自己思维的形象进行组织排列，从而形成整个空间区域或平面区域的特定结构。 [1]不可否认，画面内涵是影片视听语言中易被人忽视的部分，若影片能将其与主题表达很好地连接在一起，这必定能为主题的阐释增光添彩，也能为其获得国际认可奠定一个极佳的基础。
三、辨识度极高的个人风格
奉俊昊是韩国当代导演群体的代表性人物，其电影作品有着辨识度极高的个人风格。 从早期作品《绑架门口狗》，到引人深思的《杀人回忆》，再到引发全球热议的《寄生虫》，多元丰富的社会题材下潜藏着他对韩国社会现实冷静而又入木三分的思考，其中又不乏诙谐幽默的话语和温情的人文关怀。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交融使得奉俊昊的电影作品充满戏剧性，形成了其特有的黑色幽默风格。
在电影《寄生虫》中，奉俊昊黑色幽默的电影风格贯穿了电影始终，在惊险刺激的故事情节中又不乏让人忍俊不禁的充斥着现实主义的黑色幽默感。
有些慷慨家认为，世界上只有水和空气可以给穷人，但穷人实际上哪里能够得到和大家一样的水和空气。 电影中呈现了一个倒三角式的冰山，以地平线为界限，从高出地面的别墅到介于地面和地下之间的蜗居地，再至暗无天日的地下室，富人往上，穷人往下，上呈高贵，下显卑贱。 贫与富的控诉都被导演巧妙地藏在了彰显身份阶层的房屋、象征欲望的石头和隐喻贫富对立的气味中，并无声地控诉着底层穷人的苟延残喘和上层富人的纸醉金迷。
“贫穷笼罩的地方，谈不上贞操和罪行，也没有道德和智慧。 ”巴尔扎克《驴皮记》中的这句话便是电影中基泽家和保姆家逐步“寄生”社长家并最终因胡作非为而自食其果的最好诠释。 满足于物质生活的富人们自认为善良地向底层呈现了自己的一切，而在底层人眼中，这样的善良是讽刺的炫耀，是无声的嘲笑，是身份的侮辱。 狂热的欲望将诱发出危险的行为并最终干出荒谬的事情。
狭窄半地下室蜗居的无业游民以及黑暗地下室潜伏的无家可归者企图依靠寄生来取代居住者的地位，可笑的是，正是这样好似聪明的寄生毁灭了这个曾经他们梦寐以求的地方。 一番血雨腥风后，一切好似一场乌托邦的梦境，无业游民成了无家可归者，无家可归者在斗争和践踏中丢失性命，而别墅里依旧是那些鲜衣美食的富人。 最底层、底层、上流，导演用电影语言呈现出韩国社会中阶级的不可跨越，用黑色幽默讽刺着这个奇妙的轮回。
总体而言，对阶级与贫富直接的反抗可以大致看作一种悲剧式冲击，即边缘人物为改变群体刻板印象或自身阶级属性而向其概念范围内的理想状态进行进发的趋势。 这些冲击经奉俊昊之手形成了一种不断向前的动态趋势，笔者称起其为“奉式”前进类型片。
四、结语
近些年来，韩国电影不断在戛纳等国际电影节上大放异彩，这说明传统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电影节正在给予多元文化更多的关注，而在对电影的评判上，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正确正在成为评判电影艺术的重要标准。 此外，《寄生虫》引发的全球热议也充分说明，以韩国电影为代表的东亚电影所展现的社会问题具有普世性，可以唤起不同国别和肤色群体的共鸣。 事实上，贫富差距背后的阶级问题俨然成为当下电影艺术的一个重要议题，关于这一议题的探讨跨越了地域和语言，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如何用电影回应现实，或者说，面对这一社会问题，中国电影可以给出什么样的答案，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或许，我们可以从《寄生虫》的成功经验中得到启示。
参考文献：
[1]王志强,王志芬.分析影视构图因素[D].石家庄东方美术职业学院,2010.
作者：何彦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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