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民国时期，在学制不断改进、卫生教育逐步规范的情形下，小学卫生教材的出版得到一定发展。 在编撰方面，小学卫生教材呈现出适用对象更加明确、教材种类丰富多样、素材搜集来源广泛、侧重卫生知识实践性等特点。 这些教材对维系负保种之责的新生命、
【摘要】民国时期，在学制不断改进、卫生教育逐步规范的情形下，小学卫生教材的出版得到一定发展。 在编撰方面，小学卫生教材呈现出适用对象更加明确、教材种类丰富多样、素材搜集来源广泛、侧重卫生知识实践性等特点。 这些教材对维系负“保种”之责的“新生命”、形塑担强国之任的“新儿童”、培养热爱卫生的“新公民”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为当下小学卫生教材的编撰出版、小学卫生防疫教育的开展提供一些镜鉴和启示。
【关键词】民国时期 小学 卫生教材
晚近以来，儿童身心健康及教育问题逐渐引起各方重视，“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1]等关注儿童身心发展的理念逐步得到社会认可和广泛呼吁。 在此背景下，小学卫生教育发展如日方升，具体到民国时期，主要表现为试图通过小学卫生教育来实现“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培养儿童卫生习惯”[2](220)等教育目标。 作为推进当时小学卫生教育的重要文本依托，小学卫生教材有着特定的价值和意义。
小学教学论文范例： 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信息科技教材编写思路
目前，学界已有多篇文章探讨民国时期中小学卫生教育问题，且有多项成果关注近代以来的生理卫生书籍。 却鲜见专文对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进行深入分析。 有鉴于此，本文拟在解读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文本内容的基础上，就其出版概况、编撰特色及作用等问题展开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的出版概况
由于教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诸家对其定义各有阐释。 笔者汲取众家之说，结合文章探讨重点，界定本文所谈小学卫生教材是指供学校师生开展小学卫生教学所使用的课本、教学参考书和教学辅导书。 据《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中小学教材》[3]和《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4]的统计及检索瀚文民国书库数据库的结果，民国时期出版的小学卫生教材共94种，其在出版时间、出版地区、出版机构及编写理念上具有鲜明特征。
从出版时间看，除出版时间不详和非国统区出版的小学卫生教材外，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的发行与民国政府在不同时段小学卫生课程的设置情况基本一致。 1923年以前，仅有《高等小学卫生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一书出版。 1923年，随着小学卫生课程正式单独开设，小学卫生教材的发行迎来首个高峰期，1923年至1929年间共有14种教材相继问世，如《新法卫生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新中华卫生课本》(新国民图书社，1926年版)等。 1929年，小学卫生课并入自然课与社会课中，不再单独开课，因而1930年至1931年小学卫生教材的出版呈回落状态，只有两种教材出版。
1932年，小学卫生课又独立设置。 自1932年至1936年课程标准再次变化之前，为小学卫生教材出版的井喷时期，70种书籍均在此时段刊行，如《复兴卫生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聪明的小医生》(中华书局，1934年版)等。 1937—1949年，由于卫生课程再次并入自然课和社会课中，小学卫生教材的发行陷入低迷，国统区仅出版《饮的卫生》(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其他四种卫生教材均出自非国统区。 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出版年代的具体分布情况见图1。
从出版地区看，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的出版呈现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晋绥边区、陕甘宁边区等地零星分布的特征。 就出版机构而言，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的发行以民营出版机构为主导，政府出版机构、西人在华出版机构亦有参与。 上述情况的出现基于以下原因：首先，作为中国近代出版业的中心，上海拥有优秀的编撰人才和先进的设备技术，相较其他地区在教材编撰与发行上具有优势，因此成为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的主要出版地，南京、晋绥边区等地的卫生教材出版则多与政治因素有关。 其次，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及世界书局等民营出版机构，由于其本身具备强大的出版实力，且拥有对教科书市场需求的敏锐捕捉力，故而在民国教材出版行业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
从编写理念上看，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大体围绕民国政府颁行的课程纲要展开，并根据不同时段课程标准的修订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1923年，《小学卫生纲要》出台，直接影响了1923年至1929年小学卫生教材的编写体系和主要内容，所有小学卫生教材的编撰均积极贯彻纲要要求的“增进个人健康，防免疾病传染的方法和公共卫生的要领，养成卫生的习惯”[2](217)这一卫生教育总目的。
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卫生课程新纲要》，该纲要在延续1923年《小学卫生纲要》部分教育目标的同时，更从培养儿童卫生知识、兴趣和信心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2](220)分析1932年新纲要出台后发行的小学卫生教材可知，除继承和保留前期教材的可取之处外，小学卫生教材开始注重添加教学大纲所要求的新知识，并依照大纲对教材内容进行调整和完善。 此外，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和伪政权统治区也有部分小学卫生教材出版，前者坚持“将时事教育与文化教育结合起来，卫生教育内容与抗战生活相结合”[5]的编撰原则，后者则试图弱化甚至完全消除教材中带有民族意识的内容。
二、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的编撰特点
1. 适用对象界定更加明确
与晚清时期相比，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适用对象更加明确。 小学生之特殊，在于不同年龄段生理、心理发育水平及认知水平差异较大，“故教材内容须能伸缩，以适应各种不同需要”。 [6]然而晚清适用于小学生的若干卫生教材并未明确区分小学不同阶段的适用对象。
除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蒙学生理教科书》(1903年版)、《蒙学卫生教科书》(1903年版)、《生理卫生教科书》(1907年版)及上海会文学社出版的《生理卫生教科书》(1906年版)明确标明其为初等小学堂学生用书，以及通过书名可知适用对象的文明书局出版的《高等小学卫生教科书》(1903年版)、《高等小学生生理卫生教科书》(1904年版)等西方卫生教科书译作之外，其他卫生教材在这一问题上不甚明确。
如徐念慈、陈超立的《生理卫生教科书》(乐群图书局，1907年版)、周梦贤译《卫生小学课本》(华美书局，1912年版)等教材，并未言明其具体适用的小学生群体。 此外，选译西方卫生教材无疑是获取卫生知识的重要途径，但因中西差异，所译之书是否适于书名所示年龄段的中国学生，有待商榷考量。
适用对象模糊的问题在民国时期得到改变。 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如课本、教学参考书、教学辅导书都有明确的适用对象。 民国政府统治区的小学卫生教材，不论是1921年胡宣明、杭海编写的《高等小学卫生教科书》一书，还是1923年“六三三学制”确定后出版的所有小学卫生教材，均有明确的适用标识。 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等地的小学卫生教材也同样有明确的适用范围。 适用对象的清晰界定对学习者掌握卫生知识、教授者安排课程均有积极影响，符合因材施教的教育观。
2. 教材种类丰富多样
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种类多样，除常规形式的课本、教学参考书和教辅书籍外，学生所用的副课本、教师和学生共用的故事读本及教师所用的挂图说明书等也得到广泛出版。 其中副课本可以帮助学生拓展卫生知识，增加对卫生课程的学习兴趣。 1935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28本副课本，供小学低年级和中年级学生使用。 这些副课本遵循书局出版小学教材的一贯要求，“字体大小概依儿童年龄图书，务求真力趋，简单而姿势优美，并多插图，生儿童美之感”。 [7]在内容安排上，低年级副课本编写围绕培养学生个人卫生习惯的宗旨展开，如《从睡觉到起来》《吃什么好》《清洁的衣服》等课本; 中年级副课本则旨在帮助学生加深对个人健康、疾病预防与救治等内容的了解，如《运动与休息》《看不见的猛虎》《细菌和寄生虫》等课本。
故事读本与挂图说明书等教材也颇具特色。 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新法卫生故事读本》一书，共六册。 内容契合儿童智力水平和知识接受能力，文字明了且形式活泼。 以第一册第一篇课文《李黑鬼》为例，文章主人公李三宝因不讲卫生，在某天集体手拉手游戏时被同学排斥，李三宝为此嚎啕大哭，用手擦眼泪时将手上污渍抹于脸部，成了“李黑鬼”。 后在他人提醒下，李三宝做好了个人卫生，同学们不再排斥他，又跟他在一起欢乐玩耍。 [8]该书通过生动有趣的表述引起儿童对卫生的重视，不仅是小学生的卫生科辅助读本，也是很好的“小学卫生科阅读消闲品”。 此外，许心芸编写的《生理卫生挂图说明书》(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一书图文并茂，为教师教学提供了重要参考。
3. 素材搜集来源广泛
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在编撰时，注重吸收多学科的相关知识，使教材内容充实完善。 教材常从保健学和生物学上收集素材，帮助儿童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防御病原侵袭，增强身体健康。 如1933年出版的《小学卫生课本：高级第四册》“贫血”一章中，借用帮助改善贫血症状的保健学常识，编写了具体的贫血预防方法; [9](24)又如1933年出版的《初小卫生教学法：第五册》第一单元《营养的食料》一课，运用生物学知识对米、面、油及蔬菜等的成分进行详细剖析，“使儿童明了食物中所含的营养质料”，[10]有利于儿童的健康饮食。
物理学和化学学科也是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的重点参考素材。 如1930年出版的《新中华卫生课本教授书：第四册》“室内换气法”一章中，指导教师使用广口玻璃瓶、蜡烛、弯头铁丝、硬纸片等工具进行化学实验，使学生通过实验意识到室内换气的必要性; [11]1931年出版的《新主义卫生课本：第四册》“消毒法”一章中，分别介绍了燃烧消毒、煮沸消毒、日光消毒和蒸汽消毒四种物理消毒法及利用石炭酸水、石灰乳等灭菌的化学消毒法; [12]1934年发行的《高小卫生教学法：第三册》中《如何处置粪便》一课指出，在处理粪便时，“日常更宜用过锰酸钾氯化石灰”[13]等化学药品来抑制细菌滋生。
为帮助儿童了解、预防各类疾病，初步获得医学常识及应用技能，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也注重从医学上搜集素材。 如1923年出版的《新法卫生教科书：第一册》“疥疮火伤烧伤”一章谈及治疗冻疮的方法时，提出陈旧的冻疮应“涂以药品如碘酒、樟脑酒等帮助血的流行”，[14]以达到治愈该病的目的; 1934年出版的《复兴卫生教科书：初小第七册》“应对骨折”一章中，介绍了将患者“轻轻放平，并握住伤骨的两端，免起剧烈的疼痛，然后用水囊或冷水敷在伤处，用夹板绷带系好”[15]的具体急救方法，使学生了解骨折突发时的急救技能。
此外，小学卫生教材也常利用医学知识编写传染病相关内容。 如杨彬如在编写《高小卫生教学法：第一册》“疟疾”“痢疾”两章时，提到可使用“金鸡纳霜(奎宁)”来治疗和预防疟疾与痢疾，同时附上两种药品的服用方法说明表，[16]供教师教学使用; 1934年出版的《复兴卫生教科书：初小第八册》一书则从医学角度对预防针的防御原理进行详细解说，并向学生阐释了注射预防针的重要性。 [17]
除从多学科汲取素材外，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也尤为注重介绍各种与卫生相关的社会设施。 如1934年出版的《卫生课本：第三册》通过对运动场、洗浴场和娱乐场等公共场所的介绍，使学生充分了解这些场所的具体用途、使用时的注意事项及其与个人、公众健康的关系; [18]1935年出版的《小学卫生课本教学法：高级第五册》中《市乡卫生机关》一课，对政府卫生机关的组织形式及主要工作等内容进行详细说明，使学生知晓卫生机关的分类及其重要性，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公共卫生事业的了解; [19]同为1935年出版的《小学卫生课本教学法：高级第八册》“健康检查”一章中，提供了南京市健康教育委员会制作的《学生健康检查纪录表》，用以帮助儿童了解健康检查与公共卫生的联系，解答健康检查与医师看病有何不同等问题。 [20]
4. 侧重卫生知识的实践性
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的编写除注重学生需要掌握的卫生知识外，对培养学生处理实际卫生问题的能力给予了更多指导，展现该时期小学卫生教材编撰侧重卫生知识实践性的重要特征。 这一特征的出现与1923年新学制下《小学卫生课程纲要》的颁布有极大关联，该纲要明确提出“卫生教育应该以实际的问题为出发点，行比知更为紧要”[2](223)的教学要点，为本时期小学卫生教材的编撰奠定了方向。 在这一教学要点的指引下，卫生教材开始重视指导学生进行卫生知识的实践活动，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展开。
(1)教材课堂问题的设置注重培养学生将卫生理论知识付诸实践的能力。 学生通过解决教材所创设的问题，让课本知识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实践。 如1933年出版的《复兴卫生教科书：高小第二册》“骨折和脱臼的急救”一章中，设计活动要求学生“在课堂上演习骨折和脱臼急救法”，[21]使学生将应对骨折和脱臼的急救知识付诸实践; 1934年出版的《卫生课本：第一册》第九章“怎样止血”中，不仅设计课堂实践问题，要求学生观察止血药品和绷带的形态，还指导学生“实习四种止血方法”，[22]使学生在亲身实践中全面掌握止血法和急救术。
(2)教材课后作业的设计也以开展卫生实践活动形式为主，通过布置作业帮助儿童在实际生活中熟练运用课本知识，增强儿童的卫生知识认知。 如1933年出版的《小学卫生课本：高级第七册》“人体的感觉作用”一章中，布置了“用视度表实验视觉、用钟表实验听力、用几种食物实验嗅觉和味觉”[23]的课后作业，意在使学生通过实践加深对人体器官功能的了解; 在同为1933年出版的《小学卫生课本：高级第八册》“学校环境”一章里，设计了“调查批评本校环境卫生”[24]的课后实践，旨在让学生实地考察校园环境，践行保护校园环境卫生的职责。
三、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的编撰作用及现实价值
1. 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的编撰作用
由于民国时期小学卫生课程的设置并不稳定，故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从出版数量及出版时长上都远不及语文、物理等常设科目教材。 然而在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作为开展小学卫生教育的重要文本工具，小学卫生教材蕴含着特殊且重要的作用。
(1)有助于维系负“保种”之责的“新生命”。 “学童时期，最易发生身体上的缺点。 ”[25]当时患有扁桃腺炎、皮肤病、贫血症等疾病的儿童不在少数，因成长环境导致不良形体外貌或忽视自身疾病的也大有人在。 上述体格缺点，轻则影响儿童体态与身体素质，重则波及儿童生命，对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也极为不利。
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关注到这一问题，充分发挥其“保种”之用，在帮助儿童纠正和预防体格缺陷上做出较大努力。 如通过形象生动的图片引导儿童纠正不良体态，培养正确姿势; 通过生理知识的系统编撰帮助学童了解自身身体状况，及时发现疾病和预防疾病侵袭; 通过介绍营养学、保健学等常识帮助儿童学会保养强健之法，改善原有身体状况。 可以说，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在减轻学童死亡率、奠定儿童健康基础方面具有一定作用，对维系负“保种”之责的“新生命”产生了积极影响。
(2)有助于塑造担强国之任的“新儿童”。 面对民国时期特殊的政治局势及近代以来一系列身体改造运动，时人对儿童身体和卫生知识的探讨常与国家、社会联系起来，提出诸如“儿童卫生优良影响家庭社会之环境”，[26]“儿童身心是否健全同国家兴亡和民族复兴休戚与共”[25]等观点，在当时引起较大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观点同时也被多数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吸纳，内化融入教材中的各章节，使儿童在学习教材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感受卫生优劣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 如课本要求学生不买“小贩售卖的食物”，[27]与小贩所售食物不洁、容易传播疾病、威胁公众健康安全有关; 建议教师带领儿童实地考察工厂，[28]意在让儿童亲身体验工厂环境好坏对健康的影响等。 在儿童身心发展最为重要的小学阶段，小学卫生教材指导儿童从学理和实践上了解卫生优良与国家、社会间的关系，增加儿童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对塑造担强国之任的“新儿童”具有重要意义。
(3)有助于培养热爱卫生的“新公民”。 良好的卫生习惯是人类健康的基础，也是时人认可的重要美德，对社会和个人发展均有裨益。 民国时期呼吁公民注重培养良好卫生习惯的声音不绝于耳，然而卫生习惯的养成并非易事，成人难以改变固有卫生习惯、民众卫生知识缺乏、卫生知识无法转化成卫生实践活动等都有可能成为阻碍。 此情况下，从儿童入手进行卫生习惯的塑造不失为一种良策，这能从根本上培养民众的卫生意识，逐步改善公民卫生情况。 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在培养儿童卫生习惯上颇为用心，教材编撰取材丰富全面，营养、睡眠、清洁、排泄、姿势诸端均有涉及，并配以插图、歌曲、故事等内容，为儿童良好卫生习惯的全面养成提供了重要文本依据和实践引导，也为改变民众卫生习惯、培养热爱卫生的“新公民”起到奠基作用。
2. 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的现实价值和启示
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的出版颇具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时儿童、学校的学习、教学需求，所传播的大量卫生知识对间接提高公民素质、促进社会进步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的出版存在一些问题，如教材出版为迎合市场急于求成、部分教材缺乏科学性和常识性等。 上述经验和教训对当下小学卫生教材的出版有着现实价值和启示。
(1)重视教材出版价值主体的需求，不断创新与完善。 “没有出版价值主体，一切出版活动都没有价值可言。 ”[29](5)因此，满足小学卫生教材出版价值主体——小学生群体的需求，成为教材出版工作的重中之重。 民国时期，各出版机构以儿童之需为立足点，发行了多种具有创新性的小学卫生教材。 这些教材关注不同阶段小学生的身心特征，适用对象清晰明确。 面对多次变化的小学卫生课程纲要，教材也紧跟课纲要求，完善文本内容，满足学生学习需要。 这种以儿童群体需求为中心，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出版理念时至今日仍然适用。
不同时期儿童和社会对小学卫生教材出版的需要有所差别。 “在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要求下，对于教材中卫生课文的内容也不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30]当下教材发行应满足当代儿童与社会的双重需要。 在儿童卫生教材的编辑出版工作中，注重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广泛汲取有益于当代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卫生疾病预防救治知识，极力凸显时代特征。 出版机构还应积极响应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大卫生，大健康”理念，悉心洞察国家、社会及儿童健康的新动态、新需求，致力于出版内容系统科学、创新意识突出、人文关怀浓厚的小学卫生教材。
(2)注重教材出版的教育价值，加大出版人才建设。 以教材为核心的出版物，其品质优劣对教育教学质量的影响重大且深远。 因此，做好教材编辑出版工作对实现教材出版的教育价值有重要意义。 民国时期，发行小学卫生教材的各大出版机构十分注重人才建设，汇集了大批优秀的编撰人员，此中不乏著名教育学家及在小学教学领域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育工作者，为教材质量提供了有力保证。
如《健康课本》等教材的主编李清悚，曾师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陈鹤琴，并在我国“率先进行儿童教育和心理测验领域的科学研究”。 [31]又如商务印书馆编辑沈百英有着丰富的教育教学经历，曾担任过小学教员、小学校长、大学教授等职务，还专门亲赴日本考察当地小学教育情况。 除教育家和教育工作者外，拥有资深工作经验的出版机构骨干人员也常担任卫生教材的主编，如中华书局高念修等人。 多年的出版工作经验使其更了解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这对编写专门适用于儿童的卫生教材更为有利。 回归当下，在小学卫生教材的编辑出版工作中，出版机构应重视出版人才建设，大力引进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编撰人员，注重编辑团队的人才结构，确保儿童卫生教材的优良品质。
此外，为做好教材编辑出版工作，实现教材出版的教育价值，相关编撰人员的科学素养也不应忽视。 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出版的主力机构虽拥有强大的编撰团队，但为迎合当时突飞猛进的社会需求，教材出版一时间层出不穷，常存在一些瑕疵，主要表现在教材“多有不以科学为根据，仅凭常识之臆断，或沿获书时玄理，与事实相悖谬”等问题出现，这种情形“直接影响于儿童之思想行为，间接影响于民族前途，关系至巨”。 [32]
当下小学卫生教材的出版应以上述情形为历史镜鉴，在教材编撰出版时极力避免出现“有悖科学和常识性错误”的情况。 这要求除出版机构严格践行《中小学国家课程教材审定审查工作细则》提出的各项要点外，儿童卫生教材的编撰人员应不断提升自身科学素养，强化业务水平，加强相关卫生知识的学习，注重教材内容的正确性与科学性，以严谨负责、踏实肯干的态度编辑出版有益于儿童身心发展的高质量教材。
(3)彰显教材出版的文化价值，大力传播精品知识。 如果说“出版的文化价值是出版业促进文化发展的表征”，[29](27)那么教材出版的文化价值则为出版业推进教育文化发展的重要形式。 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自问世之初便主要服务于小学卫生教育，并对卫生教育工作的开展做出重要贡献。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绝大多数小学卫生教材善于吸收和借鉴西方医学知识，丰富其内容，这种情形间接促进了不同地区医学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以《卫生课本：第八册》“伤寒及其预防方法”一章为例，编者引用了美国医学史上著名的传染病案例——“伤寒玛丽”，[33]借此例向读者解释伤寒疾病的抽象病理。 又如《小学卫生课本：第二册》中《血清治疗的发明》一课，为使儿童更好地了解何为血清、血清有何效用等问题，引入德国人培林氏利用小白鼠实验发现血清的医学故事。 [34]这种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医学文化素材以丰富教材内容的形式，仍然适用于今日，并可在此形式上加以拓展。
当下小学卫生教材的出版工作中，若多加借鉴贴合课本主旨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卫生素材，不但有助于提升教材的文化传播效力，对出版内容更为多元、拓宽学生视野的精品教材同样有益。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儿童卫生教材的出版内容还可添加许多本土元素。 我国古代典籍中蕴藏着与卫生有关的丰富资料，涉及个人卫生、公共卫生、疫病常识等，极具借鉴价值，同样可编入教科书和教辅书等教材中。
例如，早在殷周时期，卜辞中就已出现记载扫地、洗手、洗脸、洗头等卫生活动的甲骨文。 [35]若将其以图片形式加以呈现，可凸显教材在传播卫生知识时的独具匠心，增加儿童的学习兴趣。 另如《魏书·李栗列传》记载李栗因不讲卫生“咳唾任情”而被北魏太祖皇帝数罪并罚的典故，[36]这种与卫生相关的史人史事在古籍中不胜枚举，亦可改编为通俗故事，引起儿童对个人卫生的重视。 简言之，从中国传统文献中继承和挖掘素材，能够实现卫生教材出版服务文化传承的特殊文化价值，也有益于出版质量深度俱佳、国际化与本土化兼具的儿童卫生教材，做有特点、有底蕴的出版。
结语
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的编撰和出版是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育发展的重要例证。 教材基本满足了民国时期小学卫生课程的教学需求，对当下小学卫生教材的编辑出版具有一定启示。 此外，教材设计的引导儿童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卫生的实践活动对小学卫生防疫教育的开展同样有益。
然而也应看到，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由于卫生课程单独开设时间短暂以及当时普遍存在小学教学忽视卫生科目的情形，导致教材编撰和出版缺乏原动力，其传播卫生知识的效果具有局限性。 此外，受政治因素影响，国统区教材的编撰与发行经历了一个由活跃到沉闷的过程，这种情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材编撰的后续创新。 故在肯定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的积极作用之外，需分情况和时段辩证看待民国时期小学卫生教材的特征与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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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教材研究所. 20世纪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自然·社会·常识·卫生卷[G].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3] 北京图书馆，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 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中小学教材[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154-159.
[4] 王有朋. 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383-393.
作者：李春晓，元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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