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数字科技的迅猛发展催生了数智人类，即借助数字技术增强人类身体智能行为的后人类。赛博格身体即是这种后人类时代的集中代表，而赛博格身体被建构的同时也伴随赛博格空间和赛博格社会的产生。身体美学的主旨是承认身体的生物性和社会性，身体是适应自我存在和感
摘 要：数字科技的迅猛发展催生了数智人类，即借助数字技术增强人类身体智能行为的后人类。赛博格身体即是这种后人类时代的集中代表，而赛博格身体被建构的同时也伴随赛博格空间和赛博格社会的产生。身体美学的主旨是承认身体的生物性和社会性，身体是适应自我存在和感知社会化变迁、促进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有力推进剂。赛博格身体技术是一个工具，最多也只具有一种工具性意识。在发展赛博格身体的同时，必须明确“赛博格身体”逻辑生成的必然性和秩序性，进而才得以建构其身份。这是人类与智能机器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关系哲学，它跨越人类主义和种族主义，将基于技术的人与智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本质和对象。赛博格与人工智能都力求“身心合一”，二者之间的模糊分野也使我们明确，意识的存在是确认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
关键词：身体美学;赛博格;逻辑生成;身份建构
一、赛博格身体与赛博格社会
“赛博格”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的称谓或者说一种指示代词，最早见诸于 1960年在《航天学》杂志上刊载的一篇题为《赛博格与空间》的文章，弗雷德·克林斯(ManfredClnnes)和他的合著者内森·克兰(NathanKline)的观点是：在外太空探索中，要转变以往主要致力于将外太空环境改造为地球环境的做法，采取对人的身体功能加以改造的方式，使得人体得以适应外太空的要求。[1]作者对此进一步的解释是：为了协调身体自身的稳态控制，这种自我———调节必须在不受以往的影响下发挥作用。[2]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科学家将生化机能物质注入小白鼠身体里，进行通过外力掌握甚至操控其生理反应的科学实验。
美学艺术论文：戏曲美学范畴研究的扎实推进《戏曲美学范畴论》读后
“最具原初意义的赛博格，是指那些已配备医疗装置，像人工心脏或起搏器或义肢，或者为了存活而依赖于机械装置，像心脏和肺机器的有机体。”[3]随着现代医学事业和高科技的发展，再加之“生活美学”“生态美学”“时尚美学”“实践美学”等美学理念逐渐“闯入”大众日常生活中，使得赛博格的外延已经超出原有的内涵所蕴，赛博格被定义为一个人的身体性能经由机械拓展进而超越人体限制的新身体。[4]人们为了践行“美的理念”，通过假肢、人工助听器等技术手段达到“感性显现”，也依然紧扣住《赛博格与空间》中“适应”这一关键词。至此，关于“赛博格”的定义和内涵基本都已明晰，发展赛博格的初衷就是利用科技发明和技术手段，用以改善和增强人类生物体的机能，借此技术性手段可以达到进一步改造世界和征服自然的目的。
近年来的赛博格热现象使得一个女性学者进入人们的学术视野，她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唐娜·哈拉维(DonnaHaraway)。然而，哈拉维之所以提出赛博格概念，不仅为了发展原初意义上的赛博格身体，更具有深层次的文化动因。哈拉维把“赛博格”定义为：“一个控制有机体，一个机器与生物体的杂合体，一个社会现实的创造物，同时也是一个虚构的创造物。”[5]与克林斯和克兰两位科学家不同的是，哈拉维更看重这一合成物在社会现实的影响下和规训下如何自为生活下去的问题，以及在这一全新的被建构的赛博空间中人类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
(一)我们都是赛博格人们目前身处的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延续着赛博格身体。最常见的诸如眼镜、假牙、骨骼等植入性替换手术、生物机体层面的合成技术，还有手机、电脑等移动设备终端，以及未来的 5G技术都将浸入到人类生活中，从而构成一个更为庞大的无形赛博格。我们通过科技手段不仅丰富了生命的存在方式，延续了肉体生命的时间向度，并且“在机器构建的人造系统中，将自我内嵌为机械语境中一个关键部分。可以说人类已然从一个羸弱的动物有机体生成为更具能量动力———人机合体的赛博格”[6]。当互联网技术已经渗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时，难怪有人说：“我们都是赛博格。”哈拉维的赛博格思想，简单概括就是机器无机体与生物有机体的结合，如假牙、假肢、心脏起搏器等外在无机体“入侵”到人类有机体中。这些通过技术增强后的身体导致了我们原有认知层面的断裂，即生物碳基与机器硅基、物质实体与非物质实存(虚拟现实)等的界限已趋于模糊不可辨。
此时，虽然对人类身体界限的认知产生摇摆，但人们还是非常肯定地指称说：这是一个人，即并没有改变身体的物理属性且可以用当下的身体美学等思想对其进行研究讨论。“2015年 9月 9日，英国《每日邮报》报 道 称，意 大 利 神 经 外 科 专 家 SergioCanavero将与中国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手足显微外科教授任晓平携手完成世界上首例人类头颅移植手术。人类‘换头术’的想法是 Canavero2013年提出的，此次‘换头术’的话题再次引发科学界争议，与上一次不同的是，此次研究者将‘换头术’提上了议程，并且有志愿者的加入。有人说这项手术将会成为医学领域的新里程碑。”[7]
这则消息令医学领域的专家十分振奋，然而就在这时志愿者却提出退出申请。由于志愿者拥有中断或退出实验的权利，Canavero团队只好停止该实验。这例原本将是首例活体换头的手术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抛开现实手术的技术难度不谈，假设技术问题全部得以解决，那么这项手术是否会涉及社会伦理、道德准则?比如，被换了头的病人到底是谁?是属于身体的“主体”，还是属于大脑的“主体”?这个医学实验彻底让我们颠覆了以往的认知模式，“非原装”的大脑和身体构成的新有机体，到底是大脑指挥、控制着身体的行为，还是身体的感知影响着大脑的神经系统;当出现具有争议的问题如犯罪或伦理问题时，应该怎样定论……这些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
2015年 10月 23日的《文汇报》刊载了一篇题为《从“换头术”看异体移置的底线》的文章，作者在文中列举了换头术可能带来的几大社会认可难题：“1.‘换头术’会带来身份识别的困惑;2.‘换头术’将带来对身体支配权的困惑;3.‘换头术’会带来社会身份的混乱与潜在的犯罪可能。”[8]“我们都是赛博格”这一提法虽然在学界或者严格的道德框架下显得有些游移，但此观点在现实中却有多处映照。在哈拉维的《伴生物种宣言：狗、人和重要的他者》中，她甚至将“赛博格”的概念扩大到人与动物之间，使得我们无 法 分 清 人 与 动 物 这 两 类 物 种 组 成 的“Cyborg”之间到底谁是 cybernetic(控制的)，谁又是 organism(有机体)。哈拉维在这本书中阐明的事实是：家养的宠物如猫、狗等，都是人类的伴生物种，在人类的现代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是“附属”，而是伴生。哈拉维所表达的含义与期望的目标是对人—动物关系以及其他自然和文化关系进行反思，以便更好地理解我们对技术科学的研究。[4]
这种现象当下很常见，人类对宠物的依赖已经使我们无法分辨谁控制了谁，表面上看是我们的身体控制了动物的身体，但动物的情感喜好却也影响了我们的具身感知。对于狗、猫等这类家宠来说很好理解这种伴生关系，换个角度思考，人们日常乘坐飞机、火车、开车等其实都是一种伴生关系。就拿人们开车来说，是车辆载着人们行驶，还是人们控制着车辆前行?这个问题似乎很好理解，在人与车子这一“控制有机体”组合中都认为是人们控制(操控)车子，其实当人们坐进车子的那一刻，就已经和真实的自己之间隔着一张由铁皮形成的无形网，回想一下，不管平时多么谦恭礼贤的人，只要驾驶车辆，都可能会变成路怒狂便可以释怀。
(二)赛博格身体应是“诗意栖居”
而非“物化”的存在祝融号火星机器人延展了人类的肢体、眼睛等器官的生理功能，但它仍然只是一个探测工具。虽然可以考察火星的地面情况以及搜集各种数据，但对火星的社会化感知实然是缺失的。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讲，尤其在当下的“数智”时代，我们人类的身体已非单纯的生物聚合体，而是一种社会性的意义生成。“尽管人的身体是由一种不容置疑的自然基质组成的，但是其外观、状态和活动却都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组成，到处渗透着后天社会文化滋养的潜在，而 这 刚 好 彰 显 了 其 社 会 属 性 的 结果。”[9]
从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人类存在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是使生活趋向幸福，这是责任也是义务。发展和推进赛博格身体必须要考虑逻辑规范和功能、价值等问题，否则仅仅是一个工具性物质，其与挖掘机、数字化工厂设备无异。如果盲目放任发展赛博格技术，将导致很多无法预料的结果。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不能单纯追求技术或工业的无限膨胀发展，而是以实现人们美好生活为目标。发展科技的同时，要避免陷入“技术决定论”而片面否定人类现有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积累，因为“身体本身就是一种严格受到社会制约的表达媒介，它的行为和反应均传达了来自社会的各种压力……”[10]。我们在发展诸如假肢、心脏起搏器等赛博格技术的同时，也要防止生物医学增强技术过度使用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医学化，如“把那些本来属于认知训练、道德教育和社会文化的问题都转变为通过医学技术干预的‘病症’，而这不仅增加了社会医疗成本，同时减少了社会习俗道德的规范作用”[11]。
前文所述的“换头术”即是最典型实证。最终这个医学实验未能展开，不仅是受试者本身对生命的珍视，更存在伦理道德和社会习俗等方面的问题，毕竟这个“换头医学人”的脑与身不属于同一个人，那么在很多事情的决定上或行为的展开中是否存在道德上和法律上的难点，如器官捐献等。这里又涉及一个问题或者说需要澄清一个概念与认知，那就是赛博格身体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的物化存在，更应是一种思想和认知层面的“诗意栖居”。即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人本身与外在附着物在共生共存的过程中应以人的美好生活需求为最根本出发点，一切外在于身体的存在与身体合成物都会成为赛博格，且不局限于非要借助于高科技的技术设备等。
就如当下，服饰审美与时尚造型已然是最流行的趋势和社会文化的体验方式，但对于服装和配饰的过度依赖，实则影响了我们对身体固有之美的热爱。古希腊早期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都是运动员裸体参加，当然为了避免一些风化问题而禁止女性参加赛事，甚至是女性观众都不允许。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人类身体是大自然最美的造物，展示身体就是强健体魄、热爱生命的表征和身心调和、奉行神性意志的外化。如今，人们过度地使用衣服与配饰，绞尽脑汁使自己看起来符合大众流行的审美观念。
比较明显的流行趋势就是如何让人看起来显得高且苗条，以满足人们对自身物态审美和自我尊重等方面的需求。就审美本身来说，这种现象并无不妥，更无过错。但医学调查显示，现代人们因为肥胖(包括与之伴随的“三高”、心血管病、脑梗塞、各种癌症等)导致的死亡率远远超过诸如暴力犯罪、意外(包括车祸、自身不慎殒命)，以及战争等各类非正常死亡人数。然而，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身体发出的警告，依靠服饰搭配显瘦，很有掩耳盗铃之意味。在这里，服饰对人体的装扮就是思想和认知层面的“赛博格”，这也是本文所要阐明的一个重要观点之一：赛博格时代向我们发出了邀请，我们却无法拒绝甚至乐于赴约，而面对现代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必须有与之协调的哲学思考。人类将机器的辅助增强功能部分转化为自身认识世界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人类智力增加、智能增强和意识完整的体现。于此观之，智人自有意识地使用工具始，就已然是赛博格了。
就如美国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早期猿人利用兽骨为工具战胜对手一样，兽骨增强了自身的机能(这里表现为战斗力)。人们发展和改进赛博格就是为更好地借助现代化技术手段去改造自然和构建美好社会，并与其和谐共存，因为“赛博格就是这样一个信息进程中的文化产物。作为一种文化标志，它所表征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作为一幅文化图像，它所展现的是信息时代人类生存的新景观”[1]。在这表征的过程中，归纳或演绎出后人类时代的全新认知能力是我们的重要目的之一。正如德国著名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Holderlin)在贫病交加之际以一个诗人的直觉敏锐意识到，随着社会的过度发展人会日渐异化，因此他呼唤人们需要“寻找回家之路”[12]。人必须要“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13]。
赛博格的属性是什么，它有身份么?狭义来说，作为赛博格的身体可以有身份。无论是安装假肢、助听器等医学设施的人类，还是在智能家居、智慧城市中，甚者人与宠物(伴生物)之间的互生互为关系中，人类在其中仍然是行为的主体，没有改变法律上和物种定义上的人类身份。若从广义的角度来看，赛博格并没有催生了一种新的物种形态，而是改变了人类社会化的存在方式，就如网络一样已经和我们息息相关。“赛博格理念以虚拟化的方式给我们提供一个赛博空间，这个赛博空间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形象，是对一个世界的仿真，在物理学意义上它不是真实的，但是在其效应上，它给观众以真实而深刻的印象。”[14]赛博格只是增强或改观了人们认识世界和自我存在之基的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人所应当关注的也是现实的此岸世界。”[15]只不过这里指的世界与以往科技力量不发达的阶段不同而已。
二、“赛博格身体”的逻辑生成———身体的社会化属性视角
(一)技术化身体的文化动因身体美学的主旨是承认身体的生物性和社会性，身体是适应自我存在和感知社会化变迁、促进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有力推进剂。身体是万物尺度，亦是万物所能依循的普适性，同时我们也承认，美的对象之所以能陶冶感情，也因其具有普遍性和超脱性。故而，若换算成数学等价递归计算则是，“身体即是美的对象”。不仅如此，尼采再次将身体之美还原到最初的样态，即“人首先是身体和动物性存在，身体是产生整个人类文明的机器”[21]。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在题为《我们需要怎样的大学?》的演讲中提到：“人类文明的起源不是始于发明了火和石器，而是出土了一根骨折后愈合的腿骨化石。”[22]此番论说按照马克思所述，即“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3]。在远古时代，腿骨折就意味着死亡，愈合就意味着有同伴照顾喂养，“守望相助”就是人类文明的起源。这样我们就可以梳理清楚这一逻辑生成原理，人(身体)作为审美的本体兼客体，在合作共存过程中形成了“守望相助”的社会关系，愈合的腿骨无论是实际效用上还是美感上都优于骨折断裂的残肢，这也印证了审美活动是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
民族志研究学者泰勒也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24]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对于文化的定义虽与泰勒不同，但也将价值体现和人类共同感知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25]。我们要肯定那些于人类生活、文明演进、改善道德标准等有益的赛博格技术的存在，如隐形眼镜、假肢等，但也要对如“换头术、仿生人、智能机器人”等超越身体美学视域的赛博格技术滥用给予合理的批判和审视。
身体美学倡导身体应是“伦理且有秩序的”生物聚合体，不能单纯以肉身的组成形态界定身体文化与身体美学。“赛博格身体”这一概念，是作为一个技术名词或定性研究对象来对待的，而不能将之视为一个特定的类属。赛博格身体充其量只是一个工具，并非具有人类身体的生物性。赛博格使身体完成技术化的推进，成为技术化的身体。此观点正契合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克里斯·席林(ChrisShilling)在《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一书中对技术与身体间相互作用而进行的重新界定：“‘技术的身体’主要是侧重于与其他社会建制中的身体的区别(如工作的身体、运动的身体、音乐的身体等);而‘技术化的身体’则强调技术内化于身体之中，身体与技术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一种状态。”[26]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赛博格是技术化的身体而非技术的身体。身体还是原来的属性，只不过拥有了技术化的加持。那么我们在讨论赛博格身体的文化动因问题时，应当从身体美学的角度，尤其是身体的社会属性出发，而不能单纯以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否认或重新建构一种所谓的道德规范和文化秩序。
(二)赛博格身体的工具性价值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主要探讨了“如何正确地‘辩论’———因而如何正确地‘思想’的问题”[27]，又在《政治学》中将此“方法”凝练并提升到工具理性的高度，即“在 各 种 动 物 中，独 有 人 类 具 备 言 语 的 机能”[28]。对此毋庸置疑，毕竟语言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文明进步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支撑，故此语言也被称为人类文明的活化石。其实，人类的身体行为也是一种语言，并且随着社会文明的进化会愈来愈表现出合理性和重要性。在此我们仅就赛博格而论，假设人类身体的各种器官包括生殖系统都可以用无机物代替的话，那么人类之间的性行为到底是为了繁衍还是情感交流的界限将非常模糊，不可避免产生社会失范现象。
三、赛博格身体的身份建构———身体意识的发生论视角
(一)赛博格身体与人工智能都力求建构“身心合一”进入 21世纪，科技发展在两个方向上已初见端倪：一是要在生物体内引入机械逻辑(契约、法治、个人独立);一是要在机械体内建立生物智慧(道德、家庭、人情)。这两个方向即对应赛博格与人工智能。对于赛博格的讨论必然绕不开人工智能，因为在大多数人的认知框架里基本将二者等同。确实，赛博格身体与人类身体在形式上是一致的，因为赛博格本就脱胎于人类身体，是人类身体的物理性延伸。同时赛博格身体拥有的机器属性使其具有正常人类所望尘莫及的技术力量，于是在一般人眼中很容易将赛博格与人工智能视为同一物。实则二者的主要差别在于大脑的意识发生机制，即是否具有主观感受性。赛博格身体的主体是大脑健康的人类，具有主观感受性，是从意识的质出发，经由意识的内容探寻无限接近意识的物理基础的一条技术研发之路。这里涉及到意识的质、意识的物理基础和意识的内容三个概念：
“意识的质是人的主观感受性，如饱餐后的满足感、欣赏美景时的愉悦、他乡遇故知时的庆幸等。意识的物理基础是科学问题;而意识的内容介于这两者之间，它涉及意识的内在过程与外部对象的关系。”[38]对此简单理解就是，我们要增强的是人类原有机体对外来“入侵”身体的机械器官的适应和控制能力，同时机械器官通过与人类大脑的磨合产生新的主体意识和主观感受质，最终期望达到“身(赛博格)心(大脑与神经系统)合一”的境界，这属于一个由本质到现象的演绎过程。人工智能的研究进路似乎正好相反，是要通过人工技术手段实现类人意识的终极探索，最终发展出强人工智能甚至是超人工智能。但我们知道，人工智能技术无论怎样发达，即使达到了能模拟人类基本意识的能力时，也不过是工具性意识，依然无法超越人类。
另外，对于人工智能和赛博格之间的区别，还有一个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即人工智能是力求将人类的智慧和情感附着于机器上，而赛博格则是使机器类人造物依附于人类身体而存在，这也类似于一种寄生关系。表面上看，赛博格身体是人类依靠机器实现了技术力量上的长足进步，但谁又能分得清这算不算是机器依靠人类智慧实现了质态的跨越呢!就如同当下热议的元宇宙一样，如果我们可以通过数字虚拟技术进入一个虚拟世界，经历原本真实世界所能经历和触碰的一切，那么我们的身体将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也即，我们人类利用身体在几百万年间所形成的“算法”将统统受到革命性的改变。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非常明确地指出，“元宇宙很有可能带给人类致命的毁灭”[39]。
元宇宙可视为一种超理想状态的赛博格，正如“1992年的科幻小说《雪崩》中的描述———戴上耳机和目镜，找到连接终端，就能够以虚拟分身的方式进入由计算机模拟，与真实世界平行的虚拟空间”[40]。在虚拟空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不再需要物理性身体的参与，身体的物理性将受到极大的挑战，这不是一种技术的进步，也许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次倒退与回归。举例来说，我们面对一条小河，或者经过一道狭窄的门，不用经过严密的计算机程序算法，就能基本衡量出我们是否能过去，这是人类的本能，是人类通过身体的感知内化于心的一种程序性思维。
四、结 语
赛博格身体因为有“身体”二字而使得我们对其倾注了过多的溢美之词，毕竟身体是万物的尺度，其实在距今约 300万年前的石器时代(有意识的利用工具)人们就已经是赛博格的雏形了。人的主体地位没有改变这一事实就使得赛博格身份确证难题不攻自破，因为赛博格身体仅仅是一种手段，充其量不过是工具意识。今天无处不在的网络高科技、各类交通工具、智能终端设备、载人航天飞船、火星探测机器人等，本质并没有不同。我们担心的是在赛博格身体的生成过程中所显现出的种种逻辑悖理，前文所述的“恐怖谷效应”就是最现实的情境之一。
重要的是这种情况极易产生社会生产活动的不公平现象，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秩序，如全身拥有高科技机械的赛博格身体在力量、速度和耐力上都大大超越普通人类等情况下，应如何维护公平与秩序。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哲学家迈克尔 · 桑德尔 (MichaelSandel)对于这种打破固有生态平衡的技术滥用表达了自己的忧思：“以‘治愈缺陷的人’为目的的技术和以‘改良健康的人’为目的的技术是有本质区别的，治疗生病或受伤的孩子，并不是践踏他天生的能力，而是创造条件使得这些能力蓬勃发展，虽然医疗介入了自然状态，但这是为了健康着想，并不代表会无止境地企图控制和支配。”[51]
现有的隐形眼镜，人工耳蜗等赛博技术是为了使患者达到正常人的生理水平，并非为了超越人类有机体。哈拉维的赛博格理论原本是为了打破男性与女性在机体力量方面的不平衡从而达到一种新的社会平衡，但后期也意识到了社会问题，如“赛博格技术的发展可能会造就一个新的社会底层”[52]。如果赛博格技术能够延续人类身体机能和增长寿命，那么是否人人都有这种权利和经济能力，如不是，社会的公平性如何体现。这应是赛博格技术的一个底线，即不能无限制地使赛博格身体超越人类肉身，应有道德伦理、甚至法律上的规定和约束。之所以在现代高科技时代更应关注伦理道德问题，源于“伦理既是对内在生命的看护与整饬，也是对外在秩序的诉求和表达，是对生命感觉的梳理和现实生存的规范”[53]。
我们切莫无视“身体在世生存”这一理论原发点，而盲目应对外在环境和科技的诉求，继而无限制地发展“人工的人”。“1988年，IBM公司的雷蒙·巴尔金(RaymondBalkin)提出，如果机器人最终与人难以区分，那么我们必须制定伦理行为规范来调整真实的人与‘人工的人’之间的关系。”[54]赛博格时代相较于旧石器时代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革，但对技术与工具的利用和对自然与自我本身无尽的探索、诘问一直未改变。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人的诞生源于其本身就是一种逾限的生物，不停地与技术共生共存。而人类与机器之间的这种控制论与赛博格情欲之间的共生关系一直是哲学家和科学家重视的问题，简而化之这个问题就是谁控制谁，是人依靠机器技术变成 “完美的人”，还是机器改变人类使之成为一个“人类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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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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