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 中国现代档案学的创建是现代学术发展与社会转型的结果。20 世纪初期，整理旧王朝出土和遗留的历史档案，以及改革现行公文程式、文书处理与档案管理等不同性质的档案问题集中到来，史学、图书馆学和行政学等先行现代学科自觉展开相应问题的档案研究。20 世纪 30
摘 要 中国现代档案学的创建是现代学术发展与社会转型的结果。20 世纪初期，整理旧王朝出土和遗留的历史档案，以及改革现行公文程式、文书处理与档案管理等不同性质的档案问题集中到来，史学、图书馆学和行政学等先行现代学科自觉展开相应问题的档案研究。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在现代学术交流机制的推动下，档案学学术共同体初步形成。1940 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为申请增设档案管理专科致教育部的呈文是中国现代档案学的独立宣言。中国档案学独立化过程表明，中国现代档案学在创建之初具有中国化内驱力和综合性学科属性。
关键词 中国现代档案学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独立学科 历史分析
0 引 言
“现代”一词在具体语境中存在两种含义：一是指历时性时间概念，尤其是指通行历史分期下的现代历史阶段;二是指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具有明显的性质认定或价值判断的色彩。本文所指的中国“现代档案学”，是从学术史发展的历时性线索出发，相较中国“传统档案学”而作的性质界定，其中“现代”的意涵自然属于第二个义项。中国传统档案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部分，除了具有传统学术的一般特征，如在思维方式上重直觉认定而轻逻辑推理之外，又具有自身的特点，表现在学术体制上，是它与传统社会政教体系的一体共生，总体上看具有十分鲜明的官学特质及其推衍性。随着清王朝的结束，传统档案学的官学主体和知识系统必然出现结构性裂痕。
从晚清到20世纪30年代，在西学的冲击下，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现代档案学作为中国现代学科之林中的一员，也产生于这一时期，与其他学科相比，现代档案学建立的时间并不算太晚。关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档案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学界已有相当多的讨论。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首推吴宝康先生的《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这部著做出版于1986年，是1949年后档案学研究的第一本颇具系统性的论著。它的基本结论是从性质上认定中国档案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40年代获得进一步发展，并认为档案学研究由当时的行政界与史学界、学术界两股主流构成，而以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为代表的档案教育界是行政界档案改革运动对档案专才需要的延伸。
实际上，这是将这一时期的档案学归纳为三个不同的研究主体，但又特别强调了三者的贡献力并不均衡，其研究成果也偏重于行政界的机关档案管理。[1]此观点奠定了学界关于这一时期档案学发展状况的基本认知框架和解释向度，尤其是后来的研究者大多分别从这三个研究主体出发展开讨论。[2]近年来，关于这一时期的学术史料已大大拓展，史料的积累已为从整体上关照学术发展的历史面貌，同时也为从来源和脉络中发现和阐释新的价值和意义提供了新的材料基础。本文既聚焦于学术发展过程中的节点性事件，又注重总体性把握，考察20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中国档案学构建的内在逻辑以及对学科属性的省思，并探寻其中蕴含的历史意义。正如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所言，真正的时间，是变化着的连续统一体;由古知今，由今知古，古今间是双向联系着的。[3]本文将在前辈时贤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时间视野，力求在中国现代社会与学术转型的历史脉络中，通观中国现代档案学的学科创建与发展，重构中国现代档案学学科史叙事与分析框架。
1 档案问题
集中到来及其在不同领域的自觉展开档案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最早进入现代学术视野，源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开始的以历史档案为主体的新史料发现，如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以及“八千麻袋事件”后为学界所关注并掀起整理热潮的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开创性地以现代学术眼光审视这些新发现历史档案的最重要学者是王国维。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奠基者，辛亥革命以后，他追随罗振玉迁居日本，在学术路向上从哲学、戏曲文学研究转入中国古典学。写于1912年、随即发表在日本京都文学会《艺文》杂志上的《简牍检署考》是他学术转向的标志性成果。
其问题意识来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西北发现的汉晋简牍，这批简牍的首次发现者为斯坦因等西方探险家，罗振玉和王国维初知此事是在1908年。王国维“用自己的论文《简牍检署考》证明，中国学者虽然没有能够在简牍发掘方面著先鞭，‘做出书来’，但在研究方面却是最为杰出的”[4]。从文献性质来看，这些简牍的主体是简牍文书。在这篇论文中，王国维主要讨论的是简牍制度。此外，他对甲骨卜辞、汉晋简牍以及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具体研究或推阐，使他成为近代中国历史档案研究涵摄面最广的学者，其中包含现代档案学视野之内的研究内容，如对简牍文书制度的广博考证。但严格地说，他所提倡的“新学问”涉及文字考释、史实考证等多个学科领域的问题，总体上是以历史档案为对象的综合性研究，主要属于中国古典研究范畴。
1922年，中国近代档案史上著名的“八千麻袋事件”发生后，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先导，学术界开始大规模整理明清档案。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为当时明清档案最大的典藏单位，所藏除了内阁档案，还有宫中、军机处、内务府、宗人府、刑部等各处不同来源的档案。历史档案整理不同于一般图书史料整理的专门性和特殊性为学界所重视，随着整理范围的扩大，不得不去摸索专门的整理方法，遵循档案本身独特的整理原则。将历史档案整理作为独立的问题，从傅振伦的研究中即可窥见一斑。傅振伦以博通见长，自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以后，曾任职于故宫博物院、国民政府国史馆筹备处，参加过居延汉简整理，担任过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兼职授课教师，对典籍、文物、档案等皆有研究。他曾非常明确地说：“近世考古学上，历史学上，有四大重要发现。一为殷商之刻辞甲骨，二为两汉魏晋南北朝之竹木简牍，三为唐至五代之方献图集，四为明清之档案史策。
……然四者，亦皆当时之案牍也!”[5]他的《公文档案管理法》一书篇幅不长，但涵盖面却极广泛。他在书中辟有专章讨论“旧档整理”问题，即按照时代分述殷朝档案、汉晋档案、唐宋档案、明清档案和民国旧档等之整理。与王国维不同，他以档案的特有视野打通不同载体和时代的历史档案，并非以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明清档案等各个新史料为中心开展综合研究，从而将历代不同载体和性质的历史档案整理作为一个独立问题看待。这一章内容的专门化设置，使得历史档案整理作为专门问题而概念化，这部著作因此而独树一帜，体现了它的学术创新价值。比历史档案整理稍晚出现的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后与现代政府运转相契合的文书程式改革问题。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传统的王朝体系，开启了现代性国家建构，而表现君臣关系的诏令奏议与旧王朝一起走入历史，继之以屡次文书程式改革。
文书程式简化是辛亥革命后文书程式改革的总体趋势，但由于历史惯性，传统繁复的程式与用语难以骤然革除，而与新的政治和行政相契合的程式要求，又是各级政府文职人员所必须掌握的。因此，紧跟文书程式改革，研习不断走向现代化公牍撰拟，对于公务人员而言是一件必须首先掌握的行政技能。但由于北洋时期，军阀割据、政权更迭，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这一研究趋势才逐渐产生实质性研究成果。1929年，河北省训政学院成立，这是一所由河北省政府创办的政府公务人员培训机构，但所收学员并非仅限于河北省一隅。它的宗旨是“培植训政人才”，研究地方政治，它是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专设的培养行政人才和研究政治与行政的学校之一。河北省训政学院在所设经济学、法学、行政学、社会学、中外近世史、统计学等诸课目中，还特别列有《公牍》课程。
现代公牍学开创者徐望之正是这门课程的教员，他的《公牍通论》即是为此撰写的讲义。1929年出版的《河北省训政学院一览》介绍说：“公牍一科，人多视为一种僚幕瞰饭之具，甚至多年书吏均优为之，以故文人学子薄而不为。不知公牍真为经世之文，一字一句均与民生休戚相关，能在卷牍中多用一分精神，即能为人民多主张一分公道。”[6]此话与《公牍通论·绪言》中所论相当，无疑均出自徐望之之手。晚清至民国颇有为政经验的汪鸿孙，在为此书所作的序言中认为，将《公牍》列作教程，“可谓前无古人”[7]。在现代官僚政治和学术转型的背景之下，徐望之的《公牍通论》既继承中国公牍传统，又是在现代政治和价值观主导下的体系化著作，为以后同类公牍学著作所继承和引据，甚至还为当下中国古文书学研究提供了文书文本分析的基础方法。
因此，确如汪鸿孙所云，徐望之开创的现代公牍学远远超出“幕胥故技”[8]的范畴。公牍学主要以文书及其程式为主要研究内容，但在优秀的文书学著作中，往往能够超越文书看文书，将之搁置于政治与学术文化系统中加以观察。徐望之的《公牍通论》如此，与之并驾齐驱的许同莘的《公牍学史》尤为如此。文书与档案是现代官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行政理性化、科学化的重要工具。正如美国现代档案学家谢伦伯格所说：“公共文件的有效管理，对于政府有着极大的重要性，一个政府的效率，往往用它的文件管理效率加以衡量。”[9]在中国近代国体与政体变革的背景下，文书处理、档案管理与公牍学是同时呈现在现代政府面前的时代课题。
在一些公文程式类著作中，也会兼顾文书处理甚至档案管理的内容，但从总体上看三者各有其重点。与公牍学相比，文书处理与档案管理成为政府机构专门化规模研究，则要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自上而下组织开展的行政效率运动。公文程式简化改革，包括纸式、稿面、文面、修辞、标点和分段等问题，也被同时纳入行政效率问题中。何鲁成说：“何况近代各项事务，均力求速度增加，和讲求经济呢?旧式的档案管理方法，自不能适用于近代技术化、科学化、事务化政府组织之中了。”[10]行政效率问题是迈入现代社会的中国政府必然要面对的管理问题。
在当时行政界推动的行政效率改革中，具有工具意义的文书档案改革成为用力多且收效显著的子运动。[11]总结起来，档案问题进入现代学术视野，是从地下出土殷商以至汉晋档案的发现开始的。现代学术新思维早在晚清时期即已进入中国，“在王国维的瓜皮帽及长辫发之下，其实是异常新颖的史家”[12]。由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在清王朝摇摇欲坠的统治末期，新发现的古代档案经西方探险家进入现代学术视野，这也倒逼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予以回应。清王朝覆亡后遗留的大宗历史档案整理问题，以及现代政府所面对的文书与档案问题则相继而起。由于各国历史背景不同，现代学术所要解决的档案问题也存在着历史差异。比如，欧洲“档案学”的范围在广义上包括古文书学和文件管理[13]。这与中国的情况很类似。中国进入现代学术研究视野的档案问题，既渊源于悠久的历史，又来自迫切的现实，包括历史档案整理、文书撰拟、文书处理、机关档案管理等诸多内容。这些不同性质的档案问题在20世纪前二三十年集中地到来，并在不同领域中自觉展开，其核心是学术问题，但档案作为文化载体，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然附着深切的民族文化情感。
2 档案学作为附属学科的初始地位与档案学学术共同体的初步形成独立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存在的先决条件。1935年，沈兼士、滕固先后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提到“档案学”的概念[14]，而此时的中国档案学研究还未形成自身的学科轮廓和内涵，但它吹响了自觉以文书与档案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号角。已有研究表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国现代学科成形的关键时期[15]，一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建立起来。与档案学关系密切的先行学科，如中国传统史学于20世纪初向现代新史学转型[16]，图书馆学创建于20世纪20年代[17]，行政学创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18]。
中国现代档案学起初正是在史学、图书馆学、行政学各个学科之下自觉开展各自相应的研究。在史学界，档案学被视为历史学的辅助科学。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文书、清内阁大库档案等新史料被发现以后，文史学界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围绕这些历史档案的整理而率先开展了研究。在他们的著述中，如陈垣、沈兼士、朱希祖、徐中舒等研究成果中，这些历史档案，尤其是明清档案，首先是被当作历史研究的史料来处理，因此，在初期很自然地将以之为对象的研究归入历史学范畴等。1936年，中国博物馆协会与中华图书馆协会在青岛召开联合年会，来自故宫文献馆的方 生在会上宣读论文《清代档案分类问题》，明确将档案学定性为历史学的辅助科学。他说：“我们认为档案只是史料;在图书分类中，只占历史的补助科学之一的地位。”[19]这是最为显白的关于档案学学科属性的表达。在图书馆学界，档案学被视作图书馆学的分支学科。近代行政界为提高行政效率而改革文书档案管理，继之学界也加入档案学研究者的行列。1933年，内政部次长甘乃光以文书档案改革为先导和主要内容发起“行政效率”运动。
1934年12月，行政效率研究会正式成立，甘乃光任主任。在文书档案研究方面，甘乃光“指示应用现代图书馆管理方法，整理档案”[20]，因此一批图书馆学出身而任职行政部门的学者得到重用，在近代文书档案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在近代档案学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中的许多人毕业于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受过系统的图书馆学训练，如王文山、周连宽、蔡国铭、程长源等。以蔡国铭为例，他1934年发表在《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的论文《档案研究之对象与途径》，是近代最早探讨档案学研究范围和档案学研究方法的学术成果。他认为“档案研究”亟须做行政、训练、分类、编目、索引、典藏、建筑以及出纳、装具、销毁等研究工作。
他还说道：“档案管理方法，本是图书馆学之一支。现时图书馆一面搬入外洋科学的办法，一面温故而知新，把中国固有的东西掘出来也不少。档案界则在这一方面是‘后知后觉’，但很可以把他们研究的结果采取过来，因档案界之特殊情形而加以适宜之修正。”[21]以档案学为图书馆学的分支学科，借用图书馆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档案学，这反映出档案学开创之初的一条主要思路。20世纪初期从事档案学研究的学者，还有一部分是行政学出身，他们从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出发，以行政学研究的视角，研究文书档案工作管理技能和方法，也将研究成果写入行政学著作。
因此，在甘乃光、张金鉴、萧文哲等行政学者著作中，文书与档案问题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如甘乃光的《中国行政新论》，该书收录了他发表在《行政效率》杂志中的《文书档案连锁办法之试验》以及他为何鲁成《档案管理与整理》所作代序文章《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回顾与展望》。再如萧文哲的《行政效率研究》，该书立有专章讨论文书处理与档案管理。从中可见，他们将档案问题研究纳入了行政学研究范围。由于档案学的研究主体来自史学、图书馆学和行政学等不同学科，档案问题很容易被视作各自学科的内部问题，但当时并不排斥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抗战之前的1936年到1937年，中国现代档案学创建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在此大约两年时间内，由于学术刊物、著作与学会组织等的频繁交流，将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汇集在一起并建立起共同的学科观念，一个档案学学术共同体开始成长。1936年12月底，何鲁成的《档案管理与整理》修订完成，自序及甘乃光等序文作于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前夕。
作者曾任职于行政院各部会档案整理处等档案机构。这部著作主要围绕机关文书档案管理讨论问题，是当时文书档案改革运动产出的代表性成果，并被后人视作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档案学建立的标志性成果。[22]从它的参考文献来看，作者不仅大量参考《行政效率》杂志发表的文书档案调查与研究论文，还特别参考了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35年编辑出版的《文献特刊》，尤其是参考了沈兼士的《文献馆整理档案报告》，以及毛坤1935年发表于《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的《档案序说》一文，他说：“沈兼士先生不仅说明我国历代尊重档案，并略及近代档案管理之日趋没落。其原因为书籍之增加及士大夫不屑道及。
遂使档案管理在中国成为今日行政一亟待解决之严重问题。”[23]而他在书中关于档案在行政参考与编史修志的两个方面功用的表述，显然也受到了毛坤的影响。毛坤的《档案序说》特别拨正了梁启超专从史料角度界定档案价值的思维向度，指出了档案还存在作为各种实际工作之参考的价值。[24]特别要提到的是，甘乃光在为这本著作所写序言的最后说道：“末了，我还要希望大家注意到档案库的设立，这是一代文献所关。从前因为各机关档案的管理，很多的方法是太不合理，所以把整理各机关的档案做第一步，现在的情形，较前显见进步，自行政院以至于县政府，如兰溪、武昌等县，都有成绩，设立中央档案库将加速推进各方面的进步。”[25]
从这句话可见，以甘乃光为代表的行政界对于档案问题的研究正从机关档案管理的前端推进到档案馆档案管理的后端，虽然研究重点在前端，但已建立起一种整体的眼光，即能够从文书撰拟、文书处理、机关档案管理到档案馆档案管理的全生命流程来看待研究的问题。而在1936年到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前夕，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总结自“八千麻袋事件”以来的明清档案整理得失经验，进入建立统一整理规范的阶段。1936年3月，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完成了《文献馆整理档案规则》，1937年2月完成了《文献馆所藏档案分类表》[26]，它们是凝结文献馆清代档案分类与编目的原则和方法的核心文件。其中，《文献馆整理档案规则》是将文献馆当时提出的“不失原来之真相”的整理原则落实在制度文本中。特别要提出的是，1936年，文献馆提出了“拟请国府令行各省所有市县各级政府档案应分别就地保管不得毁弃案”等三个议案，提交中国博物馆协会与中华图书馆协会联合年会立案讨论。[27]
因此，与甘乃光等政府部门学者相反，文献馆的档案问题意识从历史档案整理的后端延伸到机关档案管理的前端。特别提及的是，在这次年会上，袁同礼建议文献馆利用明清史料研究明清两朝行政效率，以贡献于社会。这个建议获得与会沈兼士等文献馆同人的赞许。另外，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代表毛坤在这次联合年会上参与讨论了《文献馆整理档案规则》，并就编目问题提出修正意见。[28]因此，行政界与从事明清档案整理的史学界的视线相合说明，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不同学科背景下的档案研究在价值观上逐渐形成共同认知。在期刊论文发表、图书出版、学会活动等现代学术交流机制的推动下，档案学的学术共同体初步形成，从而为档案学从附属走向独立化奠定基础，尽管他们中的许多学者并非专做档案问题的研究。
3 中国现代档案学的“独立宣言”与学科初步建制
上文已论及，在中国博物馆协会与中华图书馆协会的联合年会上，方 生的《清代档案分类问题》明确将档案学定性为历史学的辅助科学。这应该不是他的个人认知，而是代表了此前史学界参与历史档案整理的学者的普遍看法。但在两个协会共同发表的《对于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国博物馆协会联合年会之希望》一文中，专门谈到档案学的问题，在遣词用字上对档案学性质的认知已发生些微变化。该文说：“档案之学，不仅足以辅益历史学之研究，抑且传一时之真象，足为后来政教之依据。”[29]这句话应该是当时参与会议的学者(如沈兼士、毛坤等)经过集体讨论而得出的关于档案学性质的共同看法。它暗含着档案学并非为历史学学科所能包含的意蕴。
虽然因抗战档案学研究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尤其是北平成为沦陷区，使文献馆工作几陷停顿。但从20世纪30年代进入40年代，关于档案学的思考与写作仍在持续，档案学摆脱附属获得独立地位的趋势愈加凸显。如龙兆佛在《档案管理法》一书中曾说：“目前关于此问题(笔者注：指档案问题)之学理虽然尚是空乏，但我相信至多十年之后此一问题之学理必可发展成一种专门学问，档案学一名词必可成为与图书馆学相对等之名词。”[30]该书写于1937年至1939年。档案学摆脱图书馆学之附庸发展为独立学科，诚如龙兆佛所料，但在独立学科建设上的自觉却并未如他所预见的在“至多十年之后”。1940年9月，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向教育部呈文，申请增设档案管理专科。
这篇递交到教育部的呈文正本，笔者目前并未找到，但呈文底稿尚存于武汉大学档案馆中，所在案卷的案名为“本校增设档案管理专科班案”[31]。此案仅两份文件，即此呈文稿及教育部批示同意意见的指令文件。[32]呈文稿后的附件说明，其文曰：“附档案管理训练班新旧生名单各一份，档案管理科课程表纸，修正本校组织大纲草案一份(计页)。”据此可知送达教育部的正式呈文是有附件的，这在呈文稿面也有明确的附注，但从“纸”字前和括号内“页”字前空位待填来看，拟稿时，当有附件所依据的文本供缮写正式文本使用，拟稿时未再抄作底稿存档。而且，呈文稿以行草书写，勾改之处颇多，显然是直接将草稿作底稿存档了。
此呈文稿附件说明中的“档案管理训练班新旧生名单各一份”，指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于1940年春秋二季招收的“档案管理训练班”学生名单。为了满足机关对档案专才日益迫切的需要，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于1939年秋季开始设立档案专门训练班并招生。[33]而之所以要向教育部呈文，是因此种训练班并非正式学制，为期仅一年，不仅课业安排受限，且毕业生无法得到社会的正式认可。因此，在学科建制上，需要建立专科，即呈文中所申请的建立与图书馆学科并列的“档案管理科”。呈文主要从内在学理和外在应用两个方面展开陈请。其中，就学理而言，呈文中说：“根据本校五六年来试验之结果，档案管理之内容并不简单，而许多有关科目，如行政组织、公务管理，以及文书之制作与处理等，必须循序研究，始能组成一完备知识，故档案管理再不能以图书馆学之附庸视之，而实有独立成科之必要。”这话正与呈文所说的第一句相呼应，即“窃查本校自廿三年度起蒙钧部补助经费，设置档案管理特种教席，并添置教学暨实习用品，是项研究乃渐由实验而发展为独立学科”。
因此，在学理层面，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自1934年设置档案管理特种讲席以来，尤其是经过1939年至1940年档案专门训练班的试验，确已改变了档案学起初被置于图书馆学“附庸”地位的状况，而向“独立”学科的目标迈进，这是由档案学研究对象独特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就历史的和当时的社会背景而言，档案主要来源于行政组织及其管理活动，其基本表征就是文书的制作与处理，与图书馆中图书的产生过程绝不相同。可以说，呈文论述虽简，却为至言。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在档案专门训练班举办后的第二年，随即呈文教育部，在制度上申请设置两年制“档案管理科”，这不过是从外在学科建制上将之彻底落到实地，而将档案学作为独立学科自觉建构的谋划，实早于此便已开始了。现代学科包括一套可持续发展的有效组织机制。
它以现代学术研究为中心，与现代学科建制相表里。在学科机制下，它不仅组织学术研究主体，产出学术成果，而且有计划培养人才，此种人才既包括服务社会的专业人才，又包括学术研究的后备人才。从此意义而言，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关于“档案管理科”的学科建制呈文实可以看作现代档案学科的“独立宣言”。从稿面来看，呈文拟稿于1940年9月9日，缮写于1940年9月26日，而结合教育部的指令，呈文的形成时间正为1940年9月26日，只是呈文稿面上对文件核阅、判行、缮写、校对和用印等项目并未有填注内容。在拟稿一栏，填注的拟稿者为“应文”。笔者推测，“应文”当是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档案学科的核心教员之一汪应文，而这篇呈文的法定作者为校长沈祖荣。但要还原整个事件的历史场景，还必须提到毛坤。
尽管呈稿中没有出现他的名字，但自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设置档案管理课程以来，他是为档案专业教育决策和实施做出重大贡献的核心学者。[34]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档案管理专科的创建，是现代学科体制下档案学走向独立化的开始。对此，文华教师是有自觉认知的。梁建洲是档案管理专科1942年第2届毕业生，毕业后留科任教，1947年离校。[35]他曾撰文揭示这段历史及其意义，明确地说：“档案管理专科的创办，标志着我国已把档案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加以研究和教学，大大推动了我国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学教育工作的发展。”[36]
本文必须进一步申述的是，档案学作为现代独立学科建制的根底在于，从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初，中国档案学界已然形成了关于档案学方法论共同认知的趋向。一般而言，研究方法具有科际通用性，往往并非由一个学科专属，但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它成立的必要条件是形成具有自我身份属性的学科独有方法论。西方档案学在19世纪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形成了自己的学科方法论—对所谓“档案方法”(thearchival method)的省思。西方所谓“档案方法”，是建立在档案作为证据的价值认知基础之上的，在法国是“尊重全宗”(respect des fonds)，在德国是“来源原则”(provenienz prinzip)，在意大利是“历史方法”(metodo storico)，[37]而在中国则是“不失原来之真相”的原则。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经由两种路径达成对“档案方法”的趋同认知。其中一个直接的路径是将西方档案学引入中国，成为当时引入西学的一部分。蒋廷黻、滕固、傅振伦、毛坤等都曾介绍过西方的来源原则。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毛坤的贡献，他的论文《档案处理中之重要问题》关于“排列问题”的“类次法”集中体现了他对西方来源原则的理解和运用，尤其在机关内档案分类的运用。他曾特别批评了甘乃光将北京政府旧档散入当时机关档案整理的做法，可见他对西方来源原则有非常精准的把握。他说：“盖机关内部之组织为案件分类之要素，此各档案家之所共认者。即使分类编目之法可同，数量巨大之旧档是否可以如甘乃光氏所谓之将整理后之旧档分入新档中，亦属值吾人之讨论。将某种已成系统之旧档加以分散，金肯生氏已力持不可。”[38]另外，詹金逊的《档案管理手册》对他的深刻影响，还表现在他特别强调档案管理机构和人员对于档案证据价值的确认。
另一个路径则是深植于中国明清档案整理实践，是中国档案问题自我思考的结果。当时文献馆所面对的档案分藏在不同地点或清旧衙署内，因此，按照行政系统整理档案是当时很自然的一种选择。[39]但在这种自然简便做法的背后，是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直接影响与当时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的综合作用。自秦汉以后，中国建立起庞大而精微的传统官僚制度。设官分职，各有所司。而以职官为纲，记述典制，是中国典制类著作的传统体例。明清时期会典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也是当时从事明清档案整理的学者不可须臾离之的必备典籍。这种会典体著作多为“皇帝的训诰敕旨、各官衙的政令法律以及具有律令性质的办事成例，是当时有关典制的原始档的汇编”[40]。因此，明清会典所呈现的面貌，是典制类文书档案，或者简单说是具有案例性质的档案文本，被归属在产生它们的各个衙署之下。
与之相类，当时明清档案整理学者所直接面对的档案实体分散于各处，与产生它们的衙署之间也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当时文献馆馆员刘官谔撰文所言：“清代官职，各有所司，故各部档案，即类聚于无形。依此分类，可为类聚事迹之助。”[41]清楚说明这种“类聚于无形”的自然分类是清代官制影响下的结果。1935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刊发《整理内阁大库清代汉文黄册之经过》说：“惟类别悉依会典为根据，且以机关为纲领。”[42]各衙署下档案的分类是依会典来分析确定的。从学理上看，西方19世纪以兰克为代表的德国历史主义史学思潮的兴起对来源原则的形成起到理论主导作用。
就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史学而言，中国乾嘉考证学的传统与外来的兰克史学汇流，是那个历史时代最显著的特色。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同时，也接受了西方实证论的观点。[43]兰克的形象在当时主要是一位客观的“考证派史家”[44]。在此科学史学观念主导下，近代史家尤其重视作为第一手史料的档案和史料考证。随着明清档案整理实践的深入，以陈垣为代表的考证学者从考证史料的形成时间、作者、受文者以及相关内容的必要性出发，提出“不失原来之真相”原则。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1936年完成的《文献馆整理档案规则》之中，如谓：“档案原有之包扎，及一切相关文字，多可为清理考证及研究之助，若任意拆散废弃，往往引起整理之困难，甚至减弱史料之价值。”[45]这说明了尊重档案原有整理基础对于史料考证的价值，而史料的批判考证正是兰克科学史学的根本。
可以说，外来的思想与本土问题引发的方法论思考在渊源上略有不同，但在按照机关分类和保存档案原有整理基础等方面的内在要求大致相同，且形成了中国自己的语言表述方式，即“不失原来之真相”原则。因此，如以西方档案学理论框架作为参照，到20世纪40年代初，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申请成立档案管理科的时候，档案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方法论基础已然形成。据1943年和1945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上报教育部的课程目录，其所开设档案学课程包括《档案经营法》《档案分类法》《档案编目法》《档案行政》《史料整理法》《检字索引》《序列法》《人事记录》《公务管理》《政府组织概要》《中国档案通论》《西洋档案学》《公文研究》等。[46]这个课程体系反映了档案学分支学科成长的态势和档案学科在创建时期的发展状况。
据1944年《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教员研究及著作专题一览表》，其中记录毛坤的《档案经营法》与《档案编目法》、汪应文的《档案分类法》、徐家麟的《西洋档案通论》都已“专印讲义”，但“尚未正式出版”[47]。毛坤不仅有前举讲义，尚有《档案行政学》《机关文书处理规程》讲义两种。[48]不过，遗憾的是，这些奠定档案学基本知识框架的讲义40年代都没有能够正式公开出版。其中，毛坤的《档案行政学》《档案经营法》的摘录出版或正式出版则已迟到2000年以后。而从已出版的面貌来看，存在着作为教学参考而编纂中西材料的显著痕迹。1947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档案学教师如毛坤、徐家麟、汪应文、梁建洲等先后离开文华。此后，档案管理专科即停止招生[49]。而作为当时明清档案研究另一重镇的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早在抗战期间工作就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简言之，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档案学虽获得了学科独立的地位，究其性质却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4 结 语
缘于实际的问题意识，中国现代档案学并非简单地移植西方，而是史学、图书馆学、行政学等多个学科共同参与解决中国档案问题，经过自觉化构建的结果。对中国现代档案学从问题开始的这一历史过程，如果不作全面的梳理，是难以窥见那些潜藏着的实际脉络的。概括而言，构建独立的中国化档案学，是中国现代档案学初建时期的历史特点。至于它的学科属性，以回溯性眼光来看，中国现代档案学获得独立学科地位，开始即是以综合性学科的面貌出现的。它虽然从史学、图书馆学以及行政学开始，但它的独立化建制表明，史学、图书馆学或行政学中任何一个单一的先行学科都难以包容住它的边界，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主体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对其学科内涵逐步达成了趋于一致的认知。西方档案学源于法学，在19世纪获得独立成熟的学科地位，在学科性质上属于人文学科，而在进入20世纪后又转向了社会科学。西方档案学的学科属性，经历了一个历时性多样转换的过程。
正如杜兰蒂等西方档案学家所主张的，当下西方档案学仍然需要迎接来自不同学科的挑战，保持与历史学和法学等传统学科的链接，继续向图书馆学、信息科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哲学、文化理论、文学等不同学科学习，以补充整合档案知识体。[52] [53]中国现代档案学在独立化建制之初的综合性学科属性，是由于档案问题集中到来而触发的历史机缘所造就的，并奠定了它的历史根源。因此，面对问题，在多学科合力融通中发展和形塑自我，这是本文回溯中国现代档案学创建之初的根本历史经验。与西方档案学的发展路径虽略有不同，但开放与融通，同样是中国档案学不断更新发展的活力源泉。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22] 吴宝康. 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M].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154-191，159.
[ 2 ] 相关文献：《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第一·二版)中“档案学”词条;吴宝康. 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323-324;周雪恒. 中国档案事业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478-480;冯惠玲，张辑哲. 档案学概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14-215;李财富. 中国档案学史论[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47.
[ 3 ] 法 马克·布洛赫. 历史学家的技艺[M].张和声，程郁，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11-27.
[ 4 ] 王国维. 简牍检署考校注[M]. 胡平生，马月华，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导言1-7.
[ 5 ] 傅振伦. 档案与历史[J].说文月刊，1942(8)：70.
[ 6 ] 河北省训政学院. 河北省训政学院一览[M]. 河北省训政学院，1929：90.
[ 7 ][ 8 ] 徐望之. 公牍通论[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1：汪鸿孙序.
[ 9 ] 美 T. R. 谢伦伯格. 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M]. 黄坤坊，等，译.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3：46.
选自期刊：《档案学研究》2022 年第 3 期
作者信息：梁继红(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2)
转载请注明来自发表学术论文网：http://www.fbxslw.com/wslw/3035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