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好发表的中文核心之知青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摘 要：本文简要分析了王安忆知青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将其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分为性解放者的“大女人”形象和成长中的少女两种类型，并进一步指出女性形象的独特描写在王安忆知青小说中形成了反思“文革”历史的女性视野。

　　关键词：知青小说 “文革”反思 女性形象　文学期刊

　　王安忆是一个善于从女性的情感、心理、经历的种种曲折变化中书写历史的作家，女知青是她的小说中经常出现并被反复刻画的人物形象，从而形成了一种观看“文革”政治历史运动的女性视角。王安忆知青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性解放话语中带有强烈性欲本能冲动的“大女人”形象，像《岗上的世纪》中的李小琴、《荒山之恋》中的金谷巷女孩、《米尼》中的上海女知青米尼，她们受到原始生命本能的激发，周身散发着成熟热烈的性诱惑力，在小说中作为性启蒙者出现，通过个人澎湃疯狂的性体验对抗“文革”政治语境中的性压抑，寻求身体与灵魂的双重解放;另一类是女孩或少女的形象，她们纯洁浪漫，敏感多思，终日沉浸在自己日常生活的情绪和心灵世界的小天地中，对周遭世俗、功利、虚伪、残忍的世界充满困惑和忧愤，她们认认真真地挣扎在生活边缘，尝试以理想化的爱和同情的力量改变自己的“小人生”和外部世界，比如《雨，沙沙沙》《命运》《广阔天地的一角》和《69届初中生》中的雯雯、《墙基》中的独醒、《绕公社一周》中的郑南南等等。

　　可以说，这些女性形象的设定，完全颠覆了“文革”时期女性文化的建构。小说《岗上的世纪》塑造了三个相互映衬的女性：女知青小杨、女知青李小琴和队长杨绪国的妻子。小杨和李小琴为了竞争招工名额，暗中角力。小杨请求老队长将她续进杨家班辈，这样她就成了杨姓族人，以此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她通过依附传统的乡村宗法权力来达到现实的功利目的。杨绪国的妻子是一个典型的“好媳妇”形象，在公公和丈夫面前谦卑顺从，小杨和她都是依据传统乡俗社会的道德准则生活的女性。而李小琴却恰恰相反，她是女性欲望和本能的化身，不仅散发着女性的妩媚，也充满了灵性和活力。小说中写道：

　　李小琴就大不相同了，她从头到尾都割六路，手上缠块白手绢，小镰刀磨得飞快，弯下腰索索地割到前头去了，不一会，粉红底小白花的衬衣就汗湿了贴在背心上，映出贴身的汗褂儿，几乎能看见汗褂上的针眼儿。她脑袋上扣了顶没带子的草帽，帽子卡住眉毛，一双黑眼睛溜溜的。①

　　以上这段描写将女性灵巧、轻盈、矫健的身姿融入劳动场景的描写之中，女性的劳动之美与身体之美合而为一，或者说李小琴正是在劳动中散发出女性特有的魅力。在此，女性劳动的身体和性欲的身体不再是阶级叙事中彼此对立的存在，反而获得了一种完美的结合。

　　同时，小说中的李小琴也表露出女性清醒的自我意识和强烈的反抗意识，是一个身体和内心得到双重解放的女性主体。小说中的性解放主题，涉及这样三个内在关联的层面：男性/女性，个人/权力，传统/现代。李小琴为了得到招工名额引诱队长杨绪国，两人发生了数次性关系，在最初的语境中他们的性关系是从属于功利目的，是一种基于具体的、现实的需求而进行的交易。有趣的是，小说以极度优美、自然的，甚至带有浪漫情调的笔触，详尽地描写精妙细微的身体感受及其相伴而生的心理变化，这就使“性事”获得了独立的表意空间，从而超越了现实维度，并形成了双重的人物关系：一方面是利益关系，一方面是性关系。在利益层面，杨绪国因其政治身份占尽了上风，他一面占有李小琴，一面搪塞敷衍，玩弄欺骗她;但在性的层面，李小琴却充当了启蒙者的角色，她使杨绪国第一次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身体快感，使他久被压抑的本能彻底释放。杨绪国虽然是名义上的生产队队长，但是他的权力却处处受到父亲的掣肘和管束。杨老队长才是整个村子实际上的控制者，杨绪国时时刻刻生活在最高权力的无形压力中，李小琴用女人的身体唤醒了杨绪国沉睡的自我和内心中潜在的反抗意识。在小说结尾处，杨绪国因强奸罪被“革”了党员和干部，成了普通的农民，李小琴也放弃了招工的奢望。在偷情的情节中，他们由被政治话语规定、被社会身份约束的人变成了“纯粹的”男人和女人，在一个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空间内，性脱去了社会视域中的功利性，转而成为生命之间的关爱和慰藉，他们的身体和灵魂获得了最终的解放。在此，男性/女性的矛盾对立，在个人反抗外部极权的斗争中得到了和解，而女性成为一个救赎者和启蒙者。

　　“文革”时期，女知青被强奸，或者为了现实利益与领导进行性交易的例子在各种回忆和报道中并不鲜见。在这样的叙事情景中，女性一般被描述为无辜的性暴力的受害者或政治制度的牺牲品。《岗上的世纪》表面上看来也是这样一个故事，但作者却反其道而行之，暗中置换了上述叙事中的权力关系，从而建构出一个女性反抗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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