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爱欲与伦理的冲突

所属分类：文史论文阅读次时间：2016-03-24 17:18

本文摘要：本篇文章是由《民族文学》发表的一篇文学论文，自创刊至今，凝聚和带动了一大批优秀民族作家，推出了一系列颇具影响的精品力作，成为了中国民族文学的宝贵阵地。刊载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评论、翻译作品。是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园地、扶植培养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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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文章是由《民族文学》发表的一篇文学论文，自创刊至今，凝聚和带动了一大批优秀民族作家，推出了一系列颇具影响的精品力作，成为了中国民族文学的宝贵阵地。刊载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评论、翻译作品。是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园地、扶植培养少数民族文学新人的摇篮，是广大文学爱好者的良师益友，也是国内外读者、学者了解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趋势与发展轨迹的最佳窗口。获奖情况：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摘要：左翼作家吴组缃的《樊家铺》，揭示了农村经济调敝下的不正常的人伦关系，作者入木三分地准确描写了一个陷于爱欲与伦理矛盾冲突中的贫苦妇人，她心胸狭窄，个性褊急，为人苛薄，不知体谅家人，甚至亲生母亲。她是一个寡情薄义的痴情者，在她的情感世界里存在这样奇异的极端。文章包涵了阶级视角、伦理视角、人性视角，本文试从爱欲和伦理的冲突切入，分析女主人公线子嫂的弑母行为.。

　　关键词：爱欲;伦理;冲突

　　1935年，左翼作家吴组缃出版了《饭余集》，其中的一篇杰作便是《樊家铺》。这部小说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仅在于吴组缃以左翼视角“写农村衰落中不可避免的大变，终于迫使良善的农民做了盗，农妇为了50块钱杀死了自己的母亲。”甚至也不仅是一个简单的“道德课题——线子嫂对母亲的仇恨”这个文本包含有太多社会制度不公正、个人生活中的经济不幸、人性的阴暗面等复杂因素，本文试从爱欲与伦理的视角来分析线子嫂与丈夫及母亲关系的危机。

　　《樊家铺》中，线子嫂的丈夫为生活所迫，成为土匪，在尼庵作案时遭到官方捉捕。丈夫的犯罪要招致可怕的后果，衙门里又很黑暗，为让丈夫少受苦，线子嫂必须上下打点。可一对靠卖茶水维持生计的夫妇能掙多少钱?线子嫂的母亲在乡绅家做工，脑子活络，家中生计比线子嫂略强一些。线子嫂向母亲求助，希望母亲借贷自己一笔款项。母亲生性悭吝，且知道女儿女婿不善营生，故不施援手。在女儿的家庭完整与金钱的选择面前，老妇人断然地拒绝了女儿。

　　女儿为救丈夫，趁母亲在她家借宿过夜时，萌生了偷窃之心。女儿的偷窃行为(抢母亲的钱)，引起了母亲疯狂的反抗，女儿竟用锡烛台将母亲杀害。救命钱(对于母亲来讲可以说是丧命钱)拿手中了。

　　对于这样一个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所代底层百姓生活中的恶性事件，它自身的惨烈令人恐惧，尤其是母女之被金钱毒化的信任危机与女儿对母亲的残忍杀害令人发指。有论者以悲悯的情怀试图从同情穷苦人经济不幸的角度概括这个文本，作为对于社会制度不公平的指控，如“作者选取了伦理理道德的角度，从母女关系的变态方面，反射了中国农村惊人魂魄的经济压迫，“也有论者同情线子嫂的境遇，站在男性情感立场对线子嫂的杀母救夫动机行为表示肯定，如“线子策划偷窃50块钱，以及最后杀死母一节，如果说是迫于经济上的需要，倒不如说是她母亲的种种邪恶丑行逼得她非加以铲除不可，否则便无法保全自己道德上的清醒。”这些语词对于线子嫂的杀母行为极力在道德上为线子嫂开脱，甚至给线子嫂的杀母行为赋予正面道德评价，极力淡化杀戳行为本身自有的丑恶与恐怖。实际上，在任何社会制度下，杀人行为本身都是恐怖和违背人性的，何况是女儿杀害母亲?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试图循着文本情节发展探讨线子嫂杀母的深层动机，即爱欲与伦理的矛盾冲突。

　　线子杀母是突发事件，但线子对母亲的的不满却不是一日两日了。细读文本，我们看一下母女之间产生裂隙到结仇的经过。“是去年小狗子——我女婿，交不得东家田租钱。”区公所派人讨田租不成要抓线子丈夫狗子官，线子到城里求当佣人的母亲。母亲生了三个儿，老大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当团丁，老二老三帮不上家里的忙，八个孙辈接不上力，一个女儿就是线子。从常情看来老母亲在城里帮佣，要养一大家人，负担很重，加上女儿一家不会营生，于是母亲这一次拒绝了女儿。线子和狗子官养蚕，没线买桑叶，向母亲要钱。母亲说“我不管。——不是我不管呀，我拿什么管?我一家十多个身分十条张嘴，不可不用了?就是我一个老棺材是该死的?”线子夫妻养蚕失败，向母亲借线遭拒。女儿这次指责母亲“有钱上人家的‘会’就没钱借给她买桑叶。”母亲辩解说自己上人家的‘会’赚到钱很难，付出四年了还没赚到钱。“春天在你庵里借了五块钱支付会，她看见了，要我转借给她买，我买了四年的一个老会，我不要了?我把付出了的都白丢了?她就和我结了仇，”线子在母亲连续拒绝她的要钱请求后，慢慢对母亲怨恨起来。从文本叙述的事情发展的具体过程来看，母女不和的起因纯粹是由经济交往即金钱引起的。文本一开始，凋敝死寂的樊家铺，贫困潦倒的线子见到因兵荒马乱从城里回家的母亲，态度懒懒，脸子冷硬，说话尤如石头砸在娘心里，对于走了十来里路回来的母亲连碗茶也不倒。为什么母女态度如此异样?由于女儿向母亲要钱，母亲不借造成的。那么为什么母亲不借线给女儿呢?按正常伦理关系看，母女是血缘至亲，母亲含辛茹苦养育女儿，女儿长大要孝敬母亲都是天经地仪。即使女儿出嫁了母女相互帮助都属自然。实际上当线子嫂伸手向母亲借钱时，母亲手里也根本不宽裕。社会制度的灾难，不公平社会对于贫苦人的压榨已很深重。从线子夫妻养蚕失败等事情也能看出来线子夫妇也确实有不会谋划营生的弱点。

　　问题就来了，母亲衰老贫穷，线子夫妇总是干不成事，于是生活更加贫穷，母亲真就有买棺材板的养老钱也不愿、也不敢给线子夫妇去打水漂了，老人为什么要那样傻呢?有论者认为母亲“是全篇故事里一个罪恶的化身……她视钱如命。”实际上循着文本，我们发现老母亲一家也很艰难，而线子嫂明知母亲要养一大家子负担很重，却一再在母亲十分困窘的情况下，不停伸手，索要不成，就怨恨母亲。从伦理角度来看，线子是一个不懂得体谅老人，心胸狭窄的苛薄女儿。老母亲的处境是两难的，她仅有的一点养老钱来的千辛万苦，女儿一家那样贫困同时女儿又狭隘无情，只顾自己的小家庭不为母亲一家着想。看到女儿冷硬的脸子听到女儿石头般的话语，老婆婆花眼里漾满了泪珠。

　　线子嫂丈夫狗子官，与歹徒合作，入宅抢劫，致死人命，两人被抓入狱，线子为救丈夫，急需钱打点衙门。母亲觉得女婿抢劫杀人太丢人，对人家讲就是真的平平安安出来这样的女婿我也不能认，所以母亲更不愿意花大价钱帮线子打点衙门救丈夫。

　　一月以后，母亲拿到50块会钱，回家时，路过女儿家在女儿家借宿。母亲怕女儿为女婿的事再借钱，就欺骗女儿说自己的入会钱全赔了本。城里闹土匪，母亲半是安慰女儿半是希望地说“要是土匪真进了城呢，线子，你莫愁：一进城总是先破监，我儿子狗子就有救了!”，母亲说出自己的庆幸后随即又陷入恐惧，因为她的大儿子就在自卫团当兵，土匪要是真的打败自卫团，他的大儿子将凶多吉少，母亲又一次在儿子与女婿的安危面前陷入两难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