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论文中国史学的特点与定位

　　本篇史学论文浅析中国史学的特点与定位。随着近代以来的中西碰撞，中国史学也开始近代体制的构建。在新的社会结构下，历史不再占有原来那样重要的地位。现如今，中国史学如何进行定位成为一个新的难题。《史学史研究》Journal of Historiography(季刊)1961年创刊，是历史学学术性刊物。报道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等方面的最新动态及研究成果。坚持正确办刊方向，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繁荣学术和推动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本刊发行到世界上16个国家和地区。并与国内外众多史学研究机构建立有学术交流关系。

　　摘 要：中国的历史观念起源很早并且在整个古代史时期占有重要地位。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总体概括，提出中国修史有“史事合一”、“春秋笔法”、“个人与集体并重”以及“考论结合”四大特点，认为中西史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共通性。同时，考虑到在近代学科体系构建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对新时期的中国史学如何继承与定位提出了“面向公众，承担社会责任”的结论。

　　关键词：典籍;事实;人类社会

　　中国的历史观念起源很早。在目前可知的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即可见到“史”字的记载。不过，中国早期历史经历过一段巫史不分的阶段，至汉代经学大盛，出现“经史之学”，甚至有人认为刘向刘歆父子是“六经皆史”说的早期代表人物[1]。至《隋书·经籍志》又整合了魏晋以来郑默、李充等人的看法，对图书进行“经史子集”四大部的分类，历史逐渐独立成为一个科目。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史从来就是指“当前的或过去的事件的记录”，丝毫不包括有历史事件本身的意思[2]。唐代史官刘知几写了一部《史通》，成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巨著。可以说，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具有的历史观念在刘知几处获得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概括。这种重史观念一直持续到清末的乾嘉学派又出现了一个高峰。由于中国发达的文字记录以及传统正朔观念的影响，史料典籍遗留的非常多。参见《汉书·艺文志》可知中国古代信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原则。最终，标志历史发展进程的事，以文献的形式被记录下来，呈现“史事合一”的特点。因此，中国传统的历史也分成两种路线，：一类是以对典籍本身进行研究和反思的文献学;另一方面是通过典籍的记载对历史事件的研究与反思的历史学。对典籍的反思，就如刘知几说的“《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3]另一种则是由史家对历 史事件进行反思，如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后面的“太史公曰”一类字样即是。一种通过史书本身的记载，利用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使人重视 “生前身后名”的历史评价，达到规范时人的目的。另一种是史家根据此一时的关注重点进行选择和评价历史事件，为时人提出建议。即使是“万马齐喑”的乾嘉时期，《廿二史札记》等著作也没有停止对历史事件的分析。

　　中国史家在处理历史事实和典籍记载的矛盾这一问题时，呈现了第二个特点——“春秋笔法”。在先秦时期，史家坚持自己写史的评价标准，违背标准者即秉笔直书，才有了“古之良史”之称的董狐。此一时期的史，由于受到君主干扰较小，讲求言简意赅，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至唐太宗索观本朝史书后，嗣君多习之，史官著史遇到了君权的影响，所谓的“春秋笔法”也不得不从地上转入地下。即由原来的秉笔直书变成曲笔。虽然后代的史家不乏许敬宗之流的阿谀奉承之辈，可从总体上看，多数还是可以坚持原则，使用一些用词规律在字里行间透出一件事情的大概。如史书记“某官某罢”，则此人不当去官，罢职是君主乱命;“罢某官某”则是此人不能胜任其职，罢职得当。再比如用“杀某某”形容某人之死，则是君主乱命， “某某伏诛”则是此人确实有罪当杀。这是寓褒贬于一字的“春秋笔法”，掌握其中规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触及过去的事实。

　　除此之外，中国史学还有个个人修史与集体编纂并重的特色。个人著史占二十四史的七部，将近三分之一的比例。这七部书的成书时间皆不晚于唐。其中有私人修史被官方肯定的(如《南史》、《北史》)，也有朝廷命个人编修的(如《宋书》、《北齐书》)。唐以后，由于史料增多等原因，正史皆为集体编纂，当然也有私人著史如《路史》、《绛史》等的存在，但是内容价值相对前朝个人著史较低。前期个人修史，因为作者有条件接触材料，积累的材料相对后代也少，故而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可以完成，此时如前文所述，史官受君权干扰较小，所著基本可信。后世修史，工作量大，干扰亦多，所著之史难免有损。幸而，众人编纂的缺陷同时也是优势：成于众人，资料依据不一，采编水平参差，或有冲突。是缺陷，因为各家说法不一，对读者来说事“湮没了事实的真相”;是优势，因为各家说法不一给了后代考订史实的空间，比之于《路史》一类私人记述有了更大的接近原貌的可能。

　　提到考证，就不能不提中国史学的第四个特色，即考史论史相结合。中国史料典籍浩如烟海，其中不乏“将历史神话化”(原陕西师范大学常金仓教授语)或“将神话历史化”(辽宁师范大学毕会成老师语)的部分。如何从重重屏障之中择出“真实的历史”，成为中国史家的一个重大难题。在这一点上，给西方近代史学造成巨大影响的兰克史学提出解决办法的时间尚在乾嘉学派之后。按照梁任公先生的叙述，兰克所倡导的“科学史学”宗旨为“极忠实地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之，使其恰如本来。”中国长久以来被诟病的“乾嘉考据”，正是遵循上述原则进行史籍的梳理、考订。不仅如此，其学术源流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阎若璩等人。傅孟真曾在阐述中研院史语所的宗旨时说：“我们宗旨的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正因为我们觉得亭林、百诗在很早的时代已经使用最近代的手段……”[4]手段虽然是近代的，但乾嘉学派却将手段当做目的，反而是早期的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深谙“经世致用”之道，《读通鉴论》等堪称论史经典。综合起来看，中国古典史学虽然不如西方史学有着强大的理论系统，还是在内涵上有着许多共同的原则与信条，某种程度上，在兰克与李凯尔德争论历史应当做事实陈述还是价值判断之时，中国史家们已经兼容并蓄的解决了这一问题。

　　上诉诸特点，民国时诸多史家已多有提及。傅孟真“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论断即是承自“考论结合”的特点。而且中国史料纷繁复杂，若先建立一假定结论，再收集材料，必能找到许多事实来支撑观点。这就是朱本源先生反对卡尔·贝克的说法，认为“任何一个史家最后必须使他的解释模式符合于他的事实模式。”[2]严归田先生在《治史三书》中也阐述过要先广泛收集材料，之后再行整理概括之意。

　　关于历史是什么的问题，法国史学家古朗士在1862年说“它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5]。由于历史的创造主体是人，如果按照狭义的历史学定义，那么历史就是从事对“社会的人”的研究。布洛克干脆直接解释为“历史是人的科学，并且必须加上是在时间中的人的科学。”[6]作为一门人的科学，史家们需要做的就是面对“社会的人”，服务于社会。如何服务呢?当下最强调的一句话是“以史鉴今”，但是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在《新旧历史学》一书中强调“历史以其特殊性为第一特性”，那又如何能“鉴今”呢?关键在于是否能在历史中寻找方法与思路。“新史学”的支持者里有人主张将专门学科的历史交给专门学科的人士来研究，这被旧史学的支持者们斥为“有将历史学肢解的危险”。 可是这句话里包含着一个有力的信息，那就是一切社会内容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相关内容，所谓的历史，本身就是社会演进的过程集合体。作为社会演进过程的集合体的历史学，与社会紧密联系，应该将整体学科的回归点定位在现实社会。社会又是属于公众的，那么，历史学人在适当的时候，应该回到公众之中来，面对公众讲话。这是历史学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一个社会的人的科学，如果离开对社会的关注，就会变成空中楼阁，不关注当下，也就不能很好的发挥史学对社会的引导作用。

　　从刘知几到章学诚，提出了“史家四长”，其中的史识和史德是史家自身通过积累得到的。而这两项是可以时时刻刻应用在生活中的。如同作家写小说需要观察生活，一个合格的历史学人应该利用史识时刻观察社会，再用史德秉笔直书。毕竟史识还是识，是洞察力和敏感度。一个能写出很好的文章的史家发现不了社会问题，只能是不愿意发现。在当下，中国史学在继承传统史学“以正视听”的作用之外，如何吸收西方史学的有益理论，构建成新形势下承担社会责任的学科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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