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全面提升人力资本存量。文章针对占全国就业人员近两成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特征，提出从消除体制栅栏、教育培训前置、健全终身教育体系等对策措施，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增值。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增值
[摘 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全面提升人力资本存量。文章针对占全国就业人员近两成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特征，提出从消除体制栅栏、教育培训前置、健全终身教育体系等对策措施，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增值。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增值
人力资本增值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首要引擎。据统计，截至2017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640万人，其中农民工28652万人[1]，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50.5%，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2]。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的人力资本存量，对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义重大。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特征
人力资本，是指通过费用支出于人力资源，而形成和凝结于人力资源体中，并能带来价值增值的智力、知识、技能及体能的总和[3]。我国新时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相对较低，从而影响了他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
(一)文化程度不高
教育水平是反映个人能力大小的有效信号，舒尔茨通过调查得出结论：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的比重为70%。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5年，然而农民工专业化人力资本存量不及基础人力资本存量的1/3。统计数字显示，农民工中高中文化程度占17.1%，大专及以上占10.3%(见表1)[2]，这与社会需求的差距较大。例如，作为农民工主要就业流向的建筑业，从业人员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占比57.57%，且大多数是建筑相关专业毕业，初中及以下学历只占15.15%[4]。
(二)继续教育少
任何人的职业可持续发展，都是建立在不断地习得技能和累积知识之上的。据2017年统计，接受过农业或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2.9%，其中接受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0.6%;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学习培训、读书看报的比重分别为1.9%和3.6%[2]。依据《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职工教育培训年参与率要达到50%以上[5]。显然，农民工接受继续教育的情况与社会需求有一定距离。
(三)健康资本存量贬损风险高
1.劳动安全卫生保障不健全导致健康隐患多
(1)工作环境恶劣
以5415.2万农民工从事的建筑业为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从事着较脏、累、危险的工作。与其他行业相比，在建筑业的农民工具有“三高三低”的特征，即“高风险、高强度、高流动性;低技术、低收入、低保障”。有研究表明，非常繁重的體力工作容易导致更多的事故。很多农民工在噪音、粉尘或其他危险的环境中作业，但是根据住房与建设部的调查，有1/4的农民工没有得到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6]。
(2)权益保障薄弱
首先，休息休假权落实难。张弛有度是维持人力资源身心健康的必要前提，而长时间超负荷工作会严重损害健康。《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从业时间超过8小时的占64.4%。
其次，职业病维权不易。新生代农民工中60%以上从业于职业健康风险高的行业。农民工一旦罹患职业病，其维权难度大。因为，职业病维权的前提是有劳动关系且能证明职业病与工作环境的因果关系。然而，依据《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为35.1%。
再次，医疗养老保险参保难。《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比例仅为17.6%和16.7%，大多数农民工只参加了新农合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而2014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占总参保人数的比例为74.82%[7]，农民工参保的比例较低。
(3)生活质量不高
近年来，各地政府通过公租房、廉租房等形式解决进城农民工住房问题。然而，许多农民工仍住在工棚、集体宿舍和自租房，这些房子安全隐患高、卫生条件差。此外，工余时间短、收入水平低，致使农民工很难做到膳食均衡和饮食营养。
2.代际传递造成不健康的几率高
(1)精神创伤代际传递的风险
我国农民工属于典型的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亲人少团聚，业余时间一般是看电视、上网，精神感到较为孤独。更令人堪忧的是，远离亲情还会代际传递给留守儿童。近年来，农村留守儿童数总体虽呈减少趋势，但截至2017年，全国农村仍有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1550.56万人，其中，小学1064.48万人，占小学在校生数的10.55%;初中486.08万人，占初中在校生数的10.94%[8]。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相对容易出现社会性发展障碍，因为“一个人的人格成型于童年，后来的成长不过是展示其业已定型的人格结构和历程”[9]。据调查，某企业80%以上是新生代农民工，其中许多人曾是“留守儿童”[10]。
(2)贫困代际传递的风险
从2013年至2016年统计数据看，城乡在食品、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的消费都呈现“一降三升”(食品消费比例下降，其余三项占比上升)的趋势，尽管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占可支配收入比例较城市居民的多一成以上，但投资绝对金额不及城市居民的一半(见下页表2);再者，60%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未达到城市居民低收入者的水平(见下页表3)。
贫困不仅仅是资金短缺问题，与贫困相关的、旷日持久的、日复一日的艰难选择实际上消耗了个体的带宽，或者说心理资源[11]。对于大多数贫困人口来说，智力贫乏才是造成贫困的深层次原因。据统计，2012年农村居民除了高收入户的人均文化教育支出比城镇的低收入户略低，其余4个收入组的人均支出均低于城镇的困难户(见表4)。由文化教育支出与受教育程度的正向关系推理，农村有可能存在智力贫困代际传递的风险。智力贫困代际传递的模式是：低教育水平—低财富资本—低社会资本—下一代低教育水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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