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创业中经营效益最大化的社会建构

　　摘要:与经济学中有关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不同，本文将进城创业者的经营行动置放于城镇市场经济中进行理解，认为经营效益最大化的追求来自于社会建构。基于经济场域-经济行动视角分析发现，经营者追求经营效益最大化的目标来自于经济场域的结构要求和行动者的个体诉求。在实践中，经营者理解的经营效益最大化原则和目标并非抽象的表达，而是基于对经济组织运作以及所处场域的认知形成的可操作化的具体行动方案。在市场制度规范、小农文化以及市场经济等结构因素的影响下，处于经济场域中的经营者以“小步快跑”的形式追求具有合法性、稳定性的经济利益，并以此形成了经营效益最大化的生意人文化与习性。

　　关键词:进城创业,经营效益,效益最大化,经济行动,社会建构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日常经济实践的观察，费孝通先生曾细致地向我们展示了街集交易场所中的个体行动逻辑:在我们乡土社会中，有专门作贸易活动的街集。各街集时常不在村子里，而在一片空场上，各地的人到这特定的地方，各以“无情”的身份出现。隔壁邻舍大家老远的走上十多里在街集上交换清楚之后，又老远地背回来。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在门前是邻舍，到了街集上才是“陌生”人。当场算清是陌生人间的行为，不能牵涉其他社会关系的。①

　　为什么不辞辛劳甚至增加交易费用而将商品背到集市进行销售，而不是直接在自己家门口将商品脱手给同一消费对象?在费孝通看来，费力的经济行动意欲遮蔽已有的熟人关系，促成交易的完成。从经营者的立场来说，乡土社会中的熟人关系混淆着交易中的经济关系，羁绊着交易过程中的讨价还价，而固定的街集交易场所则提供了陌生人世界的平台。

　　在“生意就是生意”的经济场域中，友谊与爱情这种令人心醉神迷的关系在原则上是被摒弃在外的②。在交易过程中，既然假设双方没有多少沾亲带故的关系，按照商品买卖的流程展开，商品经营者的经济行动能够指向最大化经营效益。对于经济场域中的行动者为何要追求最大化经营效益，以及追求什么样的最大化经济效益，不同的理论表达有着不同的观点。在经济分析中，基于经济人的假设，将利益最大化行为作为一基本假定和分析核心③，认定经济行动者的逻辑在于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与经济分析路径不同，其他学科并不认定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假定，而将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养成视为“干中学”的过程，如在有关“理性农民”大讨论中，秦晖认为，农民进入市场之后，他们的理性得到提升，心理渐趋成熟，盲目性逐渐弱化，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其行动目标所在④。秉持效用论的学者将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建构与经济行动的社会指向相联系，如强调为了家庭发展而在个体经济之中追求经济利益⑤。

　　高崇将创业和生存联系，通过对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成衣社区的调查发现，进城创业者将创业作为生存策略，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在外面赚多一些的钱以满足当前和将来家庭生活的需要。因此，生存原则是他们在生意中的主要竞争逻辑。为了实现多赚钱的目标，他们实践着特定的计算模式和经营方式，包括采用无条件压缩生活开支、使用无偿家庭劳动力、自我剥削和割喉式竞争等办法⑥。

　　在批判与解构过程中，有学者认为，经营效益与经济利益并不等同，有时即使做到了经济利益最大化，但是经营效益却并非最大化，如“转型交易”模式实践中⑦，一些经营者运用欺诈等手段获得最大化经济利益，最后整个经济行业陷入萧条困境。深入剖析经济行动过程，经济实践中的经营者也的确在以各种策略追求最大化经济利益。

　　与既有解释相结合，看似能够从形式层面赋予经营行动逻辑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但是，从经济实践出发，现实中的经营者并非具有先赋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偏好。以进城创业者为分析对象，他们原有的行动逻辑在于满足家庭生计需求⑧，从乡村社会走入城镇经济场域之中，他们也在通过不同的形式和手段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

　　如若说是一种习得的理性逻辑，他们又未能按照经济利益最大化假设追求单位范围内的经济效率，实践之中呈现出非理性的形式逻辑。为了能够深化对进城创业者经营逻辑的认识，本研究从社会结构视角出发，旨在探究经营效益最大化认知的形塑过程⑨。

　　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我们将摒弃先验的理解与描述，与经济实践相联系，结合学理性思考，解读已有进城创业经验材料⑩，基于经济场域-经济行动之间关系的理解，将进城创业者的经营行动置放于所属场域之中来理解，重点探究他们追求经营效益最大化的影响因素以及追求什么样的经营效益最大化。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一方面明确经营效益最大化的社会建构过程，理解农民和市场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展现市场经济中进城创业者的动机和态度，揭示他们的经济行动逻辑和行动策略。

　　二、经济效益的客观要求与经营效益最大化

　　(一)经济场域的结构性要求

　　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自主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②。对于进城创业者而言，处于经济场域之中，经营行动受到市场经济体制、交易情境以及社会结构的约束。经济场域中的诸多约束则构成了经营者的行动规范，主要包括效益要求与角色规范两个方面。在效益要求方面，与计划经济体制不同，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按照市场机制进行生产要素配置，强调经济效益。

　　特别是对于规模相对较小且缺少国家干预的进城创业者来说，他们的经营行动需要满足市场条件，并且在运作过程中能够产生相应的经济效益，否则，入不敷出以及利益低下的经济组织很难存在与发展。经营者必须对照市场经济中供给-需求规律、支出-收益规律等调整自身的经济行动策略。在操作过程中，注重经济利益成为他们经济行动的首要原则。如在对新诚制衣厂的访谈中，经营者强调经济效益很重要，否则房租水电费支付会受到影响，外面的原料费交不起，再加上人工工资开不出，厂子就要垮掉。如果生产成本较高而收益相对较低，两者之间出现不对等的状况，即成本大于收益。这种入不敷出的局面明显说明经营行动的失败，经济组织则面临着转型或转手的困境。

　　避免经济组织困境的出现，在实践中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则是经营者追求的经济行动目标。在对玉米花糖流动摊贩的访谈中了解到，经营者为了能够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经常选择人流量较大的地方。由此可知，经营主体行动受到经济场域中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如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形塑了他们的经济行动，使得他们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则下采取多种策略获取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并以此应对市场经济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二)经营者的自我诉求

　　在研究城乡流动人口进城劳动这一现象时，许多研究者将其经济行动的逻辑定位于生活压力。邓大才以年代为标准，将进城打工的逻辑划分为三种类型，其中第一代是饥饿逻辑，即打工农民的行为及选择受吃饭、生存目标所左右;第二代是货币逻辑，主要是为钱而打工;第三代是前途，即离农和摆脱农民身份，行为目标是追求终身利益最大化췍췍췍。化约有关城乡流动人口行动的逻辑表达，大致可以归纳为生存与发展两个方面。对于进城创业者而言，其作为流动人口的子群体，他们的行动目标也定位在生存与发展两个方面。

　　三、实践操作中的经营效益最大化

　　在经济学理论中，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可以通过缩减经营支出及增加收益的方式予以实现，可与日常经济实践相联系，理论抽象中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很难予以实现。处于城镇市场经济中的经营者受到社会环境的约束，并且在与社会结构的互动下，他们在经济行动之中已经形成了基于经济利益最大化操作化的经营效益目标췍췍췍。

　　其一，市场经济中的制度规范强制性要求经营者必须遵守市场规定。对于经营者来说，他们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必须首先满足市场规定。当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与市场规定相冲突时，则只能修改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否则将会受到严格的惩罚。在经济实践中，对于“骗人来钱”的惩罚有正式制度的惩罚，也有非正式制度的惩罚，正式制度的惩罚是市场管理部门开出的罚单等，非正式制度的惩罚有时是身体的规训。

　　如卖玉米花糖的流动摊贩认为小生意想赚多也不容易，但通过骗则可以多赚一些。可是他又强调骗人会经常挨打，尤其骗到不好惹的人了，人家就会揍他。有一次，本来是十五块钱一斤的玉米花糖，他跟别人说是一斤一块五，称好后又说一两一块五，别人不要，他非要别人要，争执起来人家一打电话，来几个人就把他打了。

　　事实上，无论对于坐商还是行商来说，通过欺诈的形式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好比“杀鸡取卵”，可能在短时间内偶然获得较大经济利益，丧失的却是长期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如口碑等。因此，鉴于经济利益的比较，经营者一般会采取合法的经营形式，虽然单位时间内的经济利益有限，但能够保证经济利益的合法性，有利于规避不必要的风险。

　　其二，进城农民自身的小农文化影响着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实现。进城创业群体中的摊贩、个体工商户和企业主代表着经营过程的三个阶段。从低阶的摊贩向高阶的企业主转变，不仅意味着投资规模的增加，更代表经济利益的扩大化。在市场经济中，投资规模的增加意味着市场风险的增加，稍有不慎，不仅没有钱可赚，而且连投资的本钱都收不回。面对不确定性的存在，许多进城创业者在经营的过程中宁可抱守着现有的经济收益大小而不愿意向更高阶序迈进。在新诚制衣厂的经验中，经营者曾多次向我们讲述了2006年投资的一个印花厂例子。

　　四、经营效益最大化的习性塑造

　　在经济场域之中，进城创业者以“小步快跑”的形式追求经营效益的最大化。在经济行动逻辑方面，处于城镇市场经济中的他们不仅已经摆脱传统农民的家计逻辑，而且不断转向市场取向的经济行动逻辑，并形成经营效益最大化的习性。

　　五、结论与讨论

　　在社会科学中，有关经济行动逻辑的探讨已经成为诸多学科中的经典命题。基于不同的预设，不同的学科对于个体的经济行动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如在经济学的视野中，从亚当·斯密开始，基于“经济人”的假设，追求利益最大化便被视为个体经济行动的动机和目标。与经济学的视野不同，在经济行动意义的指引下，社会学者认为，具有“传统主义”的行动个体“并不追求得到的最多，只追求为得到够用的而付出的最少”④。

　　将理论争议置放于日常经济生活中时，有关农民经济行动逻辑的研究则形成了不同的阵营，如信奉利益最大化的舒尔茨、波普金等，主张劳动-消费均衡的恰亚诺夫、黄宗智，等等。没有达成共识的争议在本土社会中仍然得以延续，并且目前仍然未有定论，甚至愈演愈烈，形成了诸如商品化小农、社会化小农等表达形式。如何理解当前农民的经济行动逻辑，特别是进城创业者的经营逻辑，我们有必要借用“社会学想象力”的思维形式，对日益分化的农民群体进行分类讨论，并且需要将不同形式的经济行动与其所处的情境相联系。将进城创业经营者的经济行动置放于市场经济场域之中，从“生意人”的视角进行理解。

　　我们不同意社会学纯粹的非经济分析，但也不同意经济学中有关经济行动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设，而认为经营者追求经营效益最大化的行动目标来自于实践过程，是经济场域-经济行动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如若从经济行动主体立场而言，他们的经济行动表现也是经济场域结构的客观体现。在经济场域之中，经济行动者受制于市场模式和“生意人”身份等，塑造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目标。对于长期处于经济场域结构之中的经营者而言，他们的经济行动不仅呈现出经济计算的程式化，而且逐渐形成具有生意人特性的文化与习性。

　　经济方向论文投稿刊物：《创业家》(月刊)是由教育部主管、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创业家》杂志社主办、创业未来传媒机构编辑运营出版的一本关注中国商业创新力量的杂志。主要报道对象：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及创业家。成长使命：弘扬创业家精神、发现创新商业模式、关注阳光创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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